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笠翁無疑是一个奇才。《闲情偶寄》表明，他与清代初年的许多士人一样，厌倦仕途举业，热衷于享受精致的艺术化生活。他特别喜爱阳澄湖大闸蟹，再三劝别人：“不看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每年蟹汛季节还没到，他就早早准备一笔开支，只待秋风一响，便兴致勃勃，食指大动。假如手头拮据，借了钱也要去买蟹。
不少人赞扬李渔颇有经济头脑，是一个最早将文化产品投入市场化运作的人物。事实上，他有不少时候手头很拮据。近读李渔信札一帧（上海图书馆藏，《李渔全集》未载），显示了他在经济困难时的状态：
昆季联翩而起，又同仕庙堂，不分内外者，自昆山三太史而外指不数屈。澹园、修来两先生其匹休者也！野老入都，闻此等盛世，不可无一语记之。谨撰一联，以疥尊壁，未审有当否也？前以贸书鄙事奉托，想荷留神。行期日迫一日，幸早图之。附闻不一。名具别幅。冲。
这是李渔在清康熙十二年到十三年（1673-1674）间，第二次进京求告借贷“打秋风”时，写给颜澹园和颜修来兄弟的信札。其中“谨撰一联，以疥尊壁”所指的楹联为：“大陆、小陆结驷而行，并为天下无双士：元方、季方易一不可，始信人间有二难。”
这次进京，是一次不愉快的旅行。李渔刚刚遭受到一连串打击：一是他李氏家班的台柱子、爱妾王姬突然在北京病逝;二是礼部尚书龚鼎孳不幸病故，他在京城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的好友;三是“贸书”、“打秋风”屡遭婉拒，收入无多，致使生活困顿。他不得不垂下高贵的头颅，奉承权势，登门求告。
颜澹园和颜修来兄弟是山东曲阜人，康熙年间进士，都以诗闻名，人称“二颜”，都是有权有势的京官。李渔进京后，由龚鼎孳引荐拜见了他们，并且以推销芥子园书铺印行的书籍为由，求赐银两。颜氏兄弟当面不好推托，借口说代为“留神”。但李渔在京城住了多日，总是不见回音。冬去春来，无可奈何的李渔决定离开京城。临行前写了这封信札，连同楹联一副送到颜府，再次求告。信中所说“前以贸书鄙事奉托，想荷留神。行期日迫一日，幸早图之”，指的就是请求“二颜”能早日答复，并赠予银两。
信札中提到的“昆山三太史”，指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三兄弟。先是老三徐元文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高中状元，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接着长兄徐乾学于康熙九年（1670）探花及第，官至刑部尚书。三年后，老二徐秉义以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胞三鼎甲，史称“前明三百年所未有”。当时，李渔曾撰联相赠，联云：“二目注千秋，创见同胞三鼎甲;一门膺百禄，不知前代几阴功。”他给颜氏兄弟的联语，除了吹捧奉迎之词，也曲折委婉地道出了“求人难”的心境。联中他把颜氏兄弟比作“大陆、小陆”和“元方、季方”。大陆、小陆即陆机和陆云，兄弟俩为西晋著名文学家，以文才倾动一时，被誉为“华亭二陆，天下无双”。“元方、季方”为南北朝时宋人陈寔的两个儿子，有“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的说法，指他们的才学难分高下，易一不可。
早在这次进京十多年前，李渔曾编辑评点《尺牍初征》。卷十收有钱鹤滩《柬友》一则：“天下有二难：登天难，求人更难：有二苦：黄连苦，贫穷更苦。人间有二薄：春水薄，人情更薄。有二险：江湖险，人心更险。知其难，守其苦，耐其薄，测其险，可以处世矣。”在这则尺牍后，李渔写有评语：“当人录一通，悬之座右，勿仅作尺牍观。”不难想象李渔对于“求人之难，人情之薄”是早有感受的。
无疑，李渔在奉承颜氏兄弟的背后，蕴含了自己深层的感叹。
他在自己的诗中如此写道：“为我乏生计，累人输俸钱。捧心殊作怍，休咏伐檀篇。”“黄金诚有命，壮士复何求？为语机边妇，徒归未足羞。”“载满无非月，囊坚不是金。杖头还勾汝，一夕且同斟。”四处打秋风，他似乎无可奈何，也似乎心安理得。
李渔生平最大的“癖嗜”是写传奇、演传奇。他自称是“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在《闲情偶寄》中，他以很大的篇幅论述创作、导演、表演、教习、语言、音乐、服装等等，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自成格局的戏剧理论体系。据说他关于导演的论述，比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要早两百年。
除了《闲情偶寄》，李渔还有通俗小说《无声戏》、《肉蒲团》流传，编过《芥子园画传》，写过《山水人物四段卷》和史学专著《古今史略》、政法专著《资治新书》。中年时期，他流寓杭州、南京等地，创作了《怜香伴》、《风筝误》、《比目鱼》、《凰求凤》等大量剧本。后来他把《风筝误》等十个剧本合称《笠翁十种曲》出版发行，风行一时，被当时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清朝）第一”。
但他的诗却不免遭人非议，被指责为“诗非诗，乃文也，词曲也，说话也”。甚至有人认为：“诗余入诗，终带俳优气;曲剧入诗，则诗之罪人也。”即便如此，李渔仍不愿改变自己。天地间也不能缺少了这样一种味浅词粗、多流放诞的文体。从受众的角度看，他是在追求通俗易懂。用于戏曲创作，就可以获得成功。
李渔曾明确表示，戏曲创作的意图是“砚田糊口”，而不是像传统文人那样“发愤著书”、“微言讽世”。他的《风筝误·尾声》中有一首诗：“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这全面地表明了他与别人迥异的创作思想。李渔将自己和观赏者理解为买卖关系，钱则是中介物，观者藉钱而买，作者为钱而卖。对此，他直言不讳。人们花钱看戏，无非是为了寻求欢乐喜悦，得人钱财，自然要为观赏者消愁解闷了。所以，“唯我填词不卖愁”——他的戏剧作品几乎都是喜剧，很有舞台效果。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因为环境所迫。他一年四季不得不带领家班走出华屋厅堂，在演艺和商业的结合中寻找生机。尽管如此，仍往往手头拮据。《清代名人书札》中收录了李笠翁请人吃饭看剧的一封信札：“……一话离惊，兼令侍儿演新剧呈政。薄暮始至，竞为达旦之欢。窘极之秋，五簋亦不能备，蔬蕨之外无它肴也。非果腹而来，恐难免于忍饥之厄。先此奉订。”因为缺少饭菜，他居然让客人吃饱了再来，这样的请客也真是令人捧腹。由此可见，李笠翁的窘境确实到了很要面子，却没有夹里的地步。
这，其实不仅仅是他，更是诸多文人的现状。
不少人赞扬李渔颇有经济头脑，是一个最早将文化产品投入市场化运作的人物。事实上，他有不少时候手头很拮据。近读李渔信札一帧（上海图书馆藏，《李渔全集》未载），显示了他在经济困难时的状态：
昆季联翩而起，又同仕庙堂，不分内外者，自昆山三太史而外指不数屈。澹园、修来两先生其匹休者也！野老入都，闻此等盛世，不可无一语记之。谨撰一联，以疥尊壁，未审有当否也？前以贸书鄙事奉托，想荷留神。行期日迫一日，幸早图之。附闻不一。名具别幅。冲。
这是李渔在清康熙十二年到十三年（1673-1674）间，第二次进京求告借贷“打秋风”时，写给颜澹园和颜修来兄弟的信札。其中“谨撰一联，以疥尊壁”所指的楹联为：“大陆、小陆结驷而行，并为天下无双士：元方、季方易一不可，始信人间有二难。”
这次进京，是一次不愉快的旅行。李渔刚刚遭受到一连串打击：一是他李氏家班的台柱子、爱妾王姬突然在北京病逝;二是礼部尚书龚鼎孳不幸病故，他在京城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的好友;三是“贸书”、“打秋风”屡遭婉拒，收入无多，致使生活困顿。他不得不垂下高贵的头颅，奉承权势，登门求告。
颜澹园和颜修来兄弟是山东曲阜人，康熙年间进士，都以诗闻名，人称“二颜”，都是有权有势的京官。李渔进京后，由龚鼎孳引荐拜见了他们，并且以推销芥子园书铺印行的书籍为由，求赐银两。颜氏兄弟当面不好推托，借口说代为“留神”。但李渔在京城住了多日，总是不见回音。冬去春来，无可奈何的李渔决定离开京城。临行前写了这封信札，连同楹联一副送到颜府，再次求告。信中所说“前以贸书鄙事奉托，想荷留神。行期日迫一日，幸早图之”，指的就是请求“二颜”能早日答复，并赠予银两。
信札中提到的“昆山三太史”，指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三兄弟。先是老三徐元文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高中状元，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接着长兄徐乾学于康熙九年（1670）探花及第，官至刑部尚书。三年后，老二徐秉义以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胞三鼎甲，史称“前明三百年所未有”。当时，李渔曾撰联相赠，联云：“二目注千秋，创见同胞三鼎甲;一门膺百禄，不知前代几阴功。”他给颜氏兄弟的联语，除了吹捧奉迎之词，也曲折委婉地道出了“求人难”的心境。联中他把颜氏兄弟比作“大陆、小陆”和“元方、季方”。大陆、小陆即陆机和陆云，兄弟俩为西晋著名文学家，以文才倾动一时，被誉为“华亭二陆，天下无双”。“元方、季方”为南北朝时宋人陈寔的两个儿子，有“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的说法，指他们的才学难分高下，易一不可。
早在这次进京十多年前，李渔曾编辑评点《尺牍初征》。卷十收有钱鹤滩《柬友》一则：“天下有二难：登天难，求人更难：有二苦：黄连苦，贫穷更苦。人间有二薄：春水薄，人情更薄。有二险：江湖险，人心更险。知其难，守其苦，耐其薄，测其险，可以处世矣。”在这则尺牍后，李渔写有评语：“当人录一通，悬之座右，勿仅作尺牍观。”不难想象李渔对于“求人之难，人情之薄”是早有感受的。
无疑，李渔在奉承颜氏兄弟的背后，蕴含了自己深层的感叹。
他在自己的诗中如此写道：“为我乏生计，累人输俸钱。捧心殊作怍，休咏伐檀篇。”“黄金诚有命，壮士复何求？为语机边妇，徒归未足羞。”“载满无非月，囊坚不是金。杖头还勾汝，一夕且同斟。”四处打秋风，他似乎无可奈何，也似乎心安理得。
李渔生平最大的“癖嗜”是写传奇、演传奇。他自称是“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在《闲情偶寄》中，他以很大的篇幅论述创作、导演、表演、教习、语言、音乐、服装等等，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自成格局的戏剧理论体系。据说他关于导演的论述，比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要早两百年。
除了《闲情偶寄》，李渔还有通俗小说《无声戏》、《肉蒲团》流传，编过《芥子园画传》，写过《山水人物四段卷》和史学专著《古今史略》、政法专著《资治新书》。中年时期，他流寓杭州、南京等地，创作了《怜香伴》、《风筝误》、《比目鱼》、《凰求凤》等大量剧本。后来他把《风筝误》等十个剧本合称《笠翁十种曲》出版发行，风行一时，被当时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清朝）第一”。
但他的诗却不免遭人非议，被指责为“诗非诗，乃文也，词曲也，说话也”。甚至有人认为：“诗余入诗，终带俳优气;曲剧入诗，则诗之罪人也。”即便如此，李渔仍不愿改变自己。天地间也不能缺少了这样一种味浅词粗、多流放诞的文体。从受众的角度看，他是在追求通俗易懂。用于戏曲创作，就可以获得成功。
李渔曾明确表示，戏曲创作的意图是“砚田糊口”，而不是像传统文人那样“发愤著书”、“微言讽世”。他的《风筝误·尾声》中有一首诗：“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这全面地表明了他与别人迥异的创作思想。李渔将自己和观赏者理解为买卖关系，钱则是中介物，观者藉钱而买，作者为钱而卖。对此，他直言不讳。人们花钱看戏，无非是为了寻求欢乐喜悦，得人钱财，自然要为观赏者消愁解闷了。所以，“唯我填词不卖愁”——他的戏剧作品几乎都是喜剧，很有舞台效果。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因为环境所迫。他一年四季不得不带领家班走出华屋厅堂，在演艺和商业的结合中寻找生机。尽管如此，仍往往手头拮据。《清代名人书札》中收录了李笠翁请人吃饭看剧的一封信札：“……一话离惊，兼令侍儿演新剧呈政。薄暮始至，竞为达旦之欢。窘极之秋，五簋亦不能备，蔬蕨之外无它肴也。非果腹而来，恐难免于忍饥之厄。先此奉订。”因为缺少饭菜，他居然让客人吃饱了再来，这样的请客也真是令人捧腹。由此可见，李笠翁的窘境确实到了很要面子，却没有夹里的地步。
这，其实不仅仅是他，更是诸多文人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