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管理就是决策(西蒙语)。可以说，决策是管理的核心问题。但如何作出决策，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讲透的。这里只谈谈决策者在进行科学决策时要特别注意的三个问题。
保持适度冲突，避免简单一致通过
一般来说，人们是害怕冲突的，总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冲突，因为冲突使人们彼此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大多数管理学家认为冲突是有害无益的。但实际上，在一些情况下，冲突不仅无害，而且有益；相反，回避冲突则有害，比如，在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如果有意无意地回避冲突，将会降低决策质量，甚至导致错误决策；而保持适度的冲突，则能为提高决策质量提供最基本的保证，避免决策错误。决策过程，好比人的肌肉运动，只有在紧张时才处于最佳状态，才有活力和力量。
冲突之所以对决策质量具有保证作用，是山决策的特点决定的。决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优选性，包括目标的优选和方案的优选。优选的过程，既是寻求一致意见的过程，也是而且首先是有意制造互相冲突的不同意见的过程。没有冲突，过早地出现意见一致，也就意味着没有比较、鉴别和选择的机会，因而不是真正的优选。只有让不同意见发生冲突，才能达到优选的目的。因为：(1)不同意见的冲突，可以互攻具短、各扬其长，让各个目标、各种方案的利弊充分显露，使决策者能够进行有理有据的比较和选择；(2)不同意见的冲突，可以互相启发，开阔思路，有利于提高判断力、丰富想象力和激发创造性，从而提出更多、更好的决策方案；(3)不同意见的冲突，可以互相找到说服对方的真凭实据，有利于提高人们对决策的认可度，为决策谋求真正的一致扫清障碍；(4)不同意见的冲突，可以避免“一锤子买卖”的风险，即使以后实践证明决策是错误的，也容易在原先的不同意见中找到补救方案，不至于临渴掘井。总之，冲突是优选的前提，有了冲突才有优选，才谈得上决策质量；没有冲突就没有优选，决策质量也就没有了保证。
决策者善于或不善于利用冲突来提高决策质量，古今中外不乏正反之例。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任期间的决策之所以屡屡成功，就在于他鼓励人们在议论政策时发生冲突，借以扩大他对公共问题的视野。我国建国以来出现的决策错误，几乎都是一开始就以一致通过的形式出现的，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成功的决策，则几乎都经过了“好事多磨”式的冲突。所以，作为决策者，要想提高决策质量和可靠性，首先自己必须具有挑起冲突的意识和勇气，善于在成员之间引起热烈而愉快的争论。
当然，冲突必须适度。所谓适度，可以以是否引入个人恩怨为标准，任何夹杂着个人恩怨的冲突，都是过度的冲突。过度的冲突具有破坏性，它不仅会使正常的关系歪曲、走样，而且会影响决策判断的客观性，导致决策错误。因此，决策者主持决策会议，在有意挑起意见冲突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随时抽掉冲突中的个人成分，防止由对问题的争论转为人身攻击，保持冲突的纯净性。
保持独立判断，避免成为外脑俘虏
所谓外脑，泛指谋土、幕僚、参谋、智囊、专家等。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需要借用外脑，是决策活动的特点决定的。决策活动是一种高智能的社会管理活动，决策者需要处理的信息多，所涉及的可变因素也多。特别是在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社会组织规模日益扩大，影响决策的因素日益复杂，随机性日益加大，而决策目标也日益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要作出科学的决策，只靠决策者本人的智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外脑的力量。
但是，借用外脑，并不是说决策者可以撒手不管，只由外脑来代替决策者作出最后决策。决策者在借用外脑时，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丧失自己的独立判断意识和能力，以致成为外脑的俘虏。要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就必须在借用外脑时，坚持适度怀疑的原则。理由有三：其一，外脑也是现实社会的人，也是良莠不齐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辅臣魏征，在《贞观政要》第七篇“论择官”中，把皇帝周围的臣子区分为“六正”和“六邪”。“六正”是指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六邪”包括了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和险臣。同样道理，外脑也有“六正型”外脑和“六邪型”外脑。中国封建社会，有不少皇帝就是由于丧失独立判断能力，而把江山断送在“六邪型”外脑人物手里的。其二，即使是“六正型”的外脑，能够秉公直言的外脑，其意见也未必都是正确的。因为作为现实的社会人，“六正型”的外脑同样具有人类的共同弱点，即理性的有限性，所以不必过分相信外脑的理性。其三，专家型的外脑虽然在某些专业知识和方法上胜过决策者，但任何专家都有其专业的局限，甚至带有某些专业偏见，而一项科学决策，往往还包括了许多其他的专业知识和因素，所以，对待专家的意见，也必须保持适度的怀疑，避免偏听偏信。任何专家都只能辅助而不能代替决策者作决策。最后的决策，实质上是依靠决策者本身的独立判断能力，综合外脑的各种意见而形成的。
古今中外，大凡优秀的决策者，都具有很高的独立判断能力，既能充分发挥外脑的积极性，使他们敢于进言，敢于直言，又能坚持适度的怀疑原则。中国古代“春秋霸主”之一的楚庄王，就是一位既重视发挥外脑的作用，又具有非凡判断力的决策思维的领导者。据《说苑·权谋》记载，当楚国攻打中原的陈国时，首先派使者去侦察敌国的情况。使者报告楚王：“陈不可伐也。”楚王问：“何故?”使者分析说：“其城郭高，沟壑深，蓄积多，其国宁也。”庄王则有自己的见解，他说：“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蓄积多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壑深，则民力罢矣。”于是，兴兵伐之，攻克了陈国。
当然，坚持适度的怀疑原则，是以对外脑的信任为前提的。缺乏信任的怀疑，是一种绝对的怀疑论。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怀疑论。一种是以皮浪为代表的绝对怀疑论，它主张对任何东西都不置可否、不下判断，完全否定了认识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相对怀疑论，它主张用“理性”来考察一切、批判一切，以便消除成见、获得真理。可见，绝对怀疑论，是为怀疑而怀疑；相对怀疑论，是为追求真理而怀疑。在这方面，宋代朱熹对读书人的教诲，对借用外脑的决策者来说，同样具有启发意义：“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在这里方是长进。”
以数量求质量，避免过早下结论
决策，有常规决策与非常规决策之分。常规决策是指那些经常重复出现的例行的决策，这类决策一般由基层管理人员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处理。而非常规决策则必须由高层管理者亲自主持决策会议来进行，因为这类决策是首次出现或偶然出现的决策。由于是首次出现或偶然出现，往往一开始没有确定的把握。要提高这类决策的把握性，比较可靠的途径就是以量求质， 即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不过早地作判断、下结论，让各种决策观念不断产生，通过增加观念的数量来达到提高决策质量的目的。
之所以要通过增加观念的数量来提高决策质量，是因为最初产生的观念往往不是正确的，而观念提出越多，就越有可能走上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正如智力激励法的首创者奥斯本所说：“我们越是增加观念的数量，我们就越可能获得有实用价值的观念。而且在寻求观念的初期，不易找到最理想的观念，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张汉如《青年创造力开发》，解放军出版社，1988)实践也证明，许多非常规决策的最佳方案，都是在观念增加到一定数量后才出现的。
决策者要在非常规决策中以量求质，就必须坚持推迟判断的原则。过早地做出判断和下结论，是创造力的克星，它会把许多新观念拒之门外，扼杀创新观念，这无异于在结出果实之前就先把花芽掐掉。相反，推迟判断具有两大好处：一是有利于形成新观念堆。观念具有“连锁反应”的性质，一个新观念能引发他人的联想，产生观念联想连锁反应，形成一连串的新观念堆，为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二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新思维能力。一个孤立的观念可能是毫无价值的，甚至容易让人走上极端，但许多观念的比较和碰撞，则能够给人提供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而且，接二连三地出现新观念，有利于迅速打破那种被困难压得思想麻木、不再考虑其他不同方案而束手无策的窘况，开阔人们的思路，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推迟判断的重要作用被美国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梅多和帕内斯的实验所证明。他们让一组受过智力训练的人和另一组人数相同的思想家分别解决同一个问题。前者在解决问题时，采取集体讨论方法，人人遵循推迟判断原则；后者各自独立解决问题，没有推迟判断。结果表明，前者比后者提出的有用观念高70％。在个人解决问题过程中，推迟判断者与不推迟判断者之间，前者提出的新观念数量比后者高90％。
可见，决策者要作出高质量的非常规决策，就必须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不要轻易下判断，以让观念繁殖、生长。但值得指出的是，推迟判断，并不是优柔寡断，更不是不下判断。优柔寡断是毫无判断力或判断力低下的表现，而推迟判断是始终保持独立判断能力，只是为了激发更多的观念而暂不下判断，等待最佳时机才下判断。所谓“多谋善断”，实质上包括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即“谋”与“断”。推迟判断正是为了“多谋”，而只有“多谋”才能有高质量的“断”。优柔寡断是“有谋无断”，草率决策是“不谋而断”，以量求质才是“多谋善断”。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真正属于非常规决策的并不多，但它消耗决策者的精力最多，而其中花费时间最多的是“谋”的过程，“断”的时间却很短。决策者要作出高质量的非常规决策，既要有果断的气魄，更要掌握多谋的科学方法。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
保持适度冲突，避免简单一致通过
一般来说，人们是害怕冲突的，总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冲突，因为冲突使人们彼此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大多数管理学家认为冲突是有害无益的。但实际上，在一些情况下，冲突不仅无害，而且有益；相反，回避冲突则有害，比如，在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如果有意无意地回避冲突，将会降低决策质量，甚至导致错误决策；而保持适度的冲突，则能为提高决策质量提供最基本的保证，避免决策错误。决策过程，好比人的肌肉运动，只有在紧张时才处于最佳状态，才有活力和力量。
冲突之所以对决策质量具有保证作用，是山决策的特点决定的。决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优选性，包括目标的优选和方案的优选。优选的过程，既是寻求一致意见的过程，也是而且首先是有意制造互相冲突的不同意见的过程。没有冲突，过早地出现意见一致，也就意味着没有比较、鉴别和选择的机会，因而不是真正的优选。只有让不同意见发生冲突，才能达到优选的目的。因为：(1)不同意见的冲突，可以互攻具短、各扬其长，让各个目标、各种方案的利弊充分显露，使决策者能够进行有理有据的比较和选择；(2)不同意见的冲突，可以互相启发，开阔思路，有利于提高判断力、丰富想象力和激发创造性，从而提出更多、更好的决策方案；(3)不同意见的冲突，可以互相找到说服对方的真凭实据，有利于提高人们对决策的认可度，为决策谋求真正的一致扫清障碍；(4)不同意见的冲突，可以避免“一锤子买卖”的风险，即使以后实践证明决策是错误的，也容易在原先的不同意见中找到补救方案，不至于临渴掘井。总之，冲突是优选的前提，有了冲突才有优选，才谈得上决策质量；没有冲突就没有优选，决策质量也就没有了保证。
决策者善于或不善于利用冲突来提高决策质量，古今中外不乏正反之例。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任期间的决策之所以屡屡成功，就在于他鼓励人们在议论政策时发生冲突，借以扩大他对公共问题的视野。我国建国以来出现的决策错误，几乎都是一开始就以一致通过的形式出现的，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成功的决策，则几乎都经过了“好事多磨”式的冲突。所以，作为决策者，要想提高决策质量和可靠性，首先自己必须具有挑起冲突的意识和勇气，善于在成员之间引起热烈而愉快的争论。
当然，冲突必须适度。所谓适度，可以以是否引入个人恩怨为标准，任何夹杂着个人恩怨的冲突，都是过度的冲突。过度的冲突具有破坏性，它不仅会使正常的关系歪曲、走样，而且会影响决策判断的客观性，导致决策错误。因此，决策者主持决策会议，在有意挑起意见冲突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随时抽掉冲突中的个人成分，防止由对问题的争论转为人身攻击，保持冲突的纯净性。
保持独立判断，避免成为外脑俘虏
所谓外脑，泛指谋土、幕僚、参谋、智囊、专家等。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需要借用外脑，是决策活动的特点决定的。决策活动是一种高智能的社会管理活动，决策者需要处理的信息多，所涉及的可变因素也多。特别是在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社会组织规模日益扩大，影响决策的因素日益复杂，随机性日益加大，而决策目标也日益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要作出科学的决策，只靠决策者本人的智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外脑的力量。
但是，借用外脑，并不是说决策者可以撒手不管，只由外脑来代替决策者作出最后决策。决策者在借用外脑时，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丧失自己的独立判断意识和能力，以致成为外脑的俘虏。要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就必须在借用外脑时，坚持适度怀疑的原则。理由有三：其一，外脑也是现实社会的人，也是良莠不齐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辅臣魏征，在《贞观政要》第七篇“论择官”中，把皇帝周围的臣子区分为“六正”和“六邪”。“六正”是指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六邪”包括了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和险臣。同样道理，外脑也有“六正型”外脑和“六邪型”外脑。中国封建社会，有不少皇帝就是由于丧失独立判断能力，而把江山断送在“六邪型”外脑人物手里的。其二，即使是“六正型”的外脑，能够秉公直言的外脑，其意见也未必都是正确的。因为作为现实的社会人，“六正型”的外脑同样具有人类的共同弱点，即理性的有限性，所以不必过分相信外脑的理性。其三，专家型的外脑虽然在某些专业知识和方法上胜过决策者，但任何专家都有其专业的局限，甚至带有某些专业偏见，而一项科学决策，往往还包括了许多其他的专业知识和因素，所以，对待专家的意见，也必须保持适度的怀疑，避免偏听偏信。任何专家都只能辅助而不能代替决策者作决策。最后的决策，实质上是依靠决策者本身的独立判断能力，综合外脑的各种意见而形成的。
古今中外，大凡优秀的决策者，都具有很高的独立判断能力，既能充分发挥外脑的积极性，使他们敢于进言，敢于直言，又能坚持适度的怀疑原则。中国古代“春秋霸主”之一的楚庄王，就是一位既重视发挥外脑的作用，又具有非凡判断力的决策思维的领导者。据《说苑·权谋》记载，当楚国攻打中原的陈国时，首先派使者去侦察敌国的情况。使者报告楚王：“陈不可伐也。”楚王问：“何故?”使者分析说：“其城郭高，沟壑深，蓄积多，其国宁也。”庄王则有自己的见解，他说：“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蓄积多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壑深，则民力罢矣。”于是，兴兵伐之，攻克了陈国。
当然，坚持适度的怀疑原则，是以对外脑的信任为前提的。缺乏信任的怀疑，是一种绝对的怀疑论。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怀疑论。一种是以皮浪为代表的绝对怀疑论，它主张对任何东西都不置可否、不下判断，完全否定了认识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相对怀疑论，它主张用“理性”来考察一切、批判一切，以便消除成见、获得真理。可见，绝对怀疑论，是为怀疑而怀疑；相对怀疑论，是为追求真理而怀疑。在这方面，宋代朱熹对读书人的教诲，对借用外脑的决策者来说，同样具有启发意义：“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在这里方是长进。”
以数量求质量，避免过早下结论
决策，有常规决策与非常规决策之分。常规决策是指那些经常重复出现的例行的决策，这类决策一般由基层管理人员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处理。而非常规决策则必须由高层管理者亲自主持决策会议来进行，因为这类决策是首次出现或偶然出现的决策。由于是首次出现或偶然出现，往往一开始没有确定的把握。要提高这类决策的把握性，比较可靠的途径就是以量求质， 即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不过早地作判断、下结论，让各种决策观念不断产生，通过增加观念的数量来达到提高决策质量的目的。
之所以要通过增加观念的数量来提高决策质量，是因为最初产生的观念往往不是正确的，而观念提出越多，就越有可能走上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正如智力激励法的首创者奥斯本所说：“我们越是增加观念的数量，我们就越可能获得有实用价值的观念。而且在寻求观念的初期，不易找到最理想的观念，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张汉如《青年创造力开发》，解放军出版社，1988)实践也证明，许多非常规决策的最佳方案，都是在观念增加到一定数量后才出现的。
决策者要在非常规决策中以量求质，就必须坚持推迟判断的原则。过早地做出判断和下结论，是创造力的克星，它会把许多新观念拒之门外，扼杀创新观念，这无异于在结出果实之前就先把花芽掐掉。相反，推迟判断具有两大好处：一是有利于形成新观念堆。观念具有“连锁反应”的性质，一个新观念能引发他人的联想，产生观念联想连锁反应，形成一连串的新观念堆，为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二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新思维能力。一个孤立的观念可能是毫无价值的，甚至容易让人走上极端，但许多观念的比较和碰撞，则能够给人提供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而且，接二连三地出现新观念，有利于迅速打破那种被困难压得思想麻木、不再考虑其他不同方案而束手无策的窘况，开阔人们的思路，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推迟判断的重要作用被美国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梅多和帕内斯的实验所证明。他们让一组受过智力训练的人和另一组人数相同的思想家分别解决同一个问题。前者在解决问题时，采取集体讨论方法，人人遵循推迟判断原则；后者各自独立解决问题，没有推迟判断。结果表明，前者比后者提出的有用观念高70％。在个人解决问题过程中，推迟判断者与不推迟判断者之间，前者提出的新观念数量比后者高90％。
可见，决策者要作出高质量的非常规决策，就必须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不要轻易下判断，以让观念繁殖、生长。但值得指出的是，推迟判断，并不是优柔寡断，更不是不下判断。优柔寡断是毫无判断力或判断力低下的表现，而推迟判断是始终保持独立判断能力，只是为了激发更多的观念而暂不下判断，等待最佳时机才下判断。所谓“多谋善断”，实质上包括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即“谋”与“断”。推迟判断正是为了“多谋”，而只有“多谋”才能有高质量的“断”。优柔寡断是“有谋无断”，草率决策是“不谋而断”，以量求质才是“多谋善断”。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真正属于非常规决策的并不多，但它消耗决策者的精力最多，而其中花费时间最多的是“谋”的过程，“断”的时间却很短。决策者要作出高质量的非常规决策，既要有果断的气魄，更要掌握多谋的科学方法。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