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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和谐和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指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一、实行科学发展。当前具有全局意义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发展的质量
我认为，现阶段要做到六中全会提出的坚持科学发展，首先需要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主要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995年，在制定“九五”计划时，曾经提出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2005年，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进一步提出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这是基于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持续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从而成为经济运行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2004年，我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
2005年，我国GDP占世界GDP的5％。但一次性能源消耗量占全世界的14.7％(煤炭则占36.9％)，钢材消耗量占世界的27％，水泥消耗量占世界的50％。200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为1.22吨标准煤，相当于美国的3.2倍，日本的8.7倍。
另一方面，我国又是资源不富裕，人均耕地、淡水、石油、重要矿产品如铁矿石、氧化铝、铜等短缺的国家。多年的粗放扩张，特别是2003年以来大规模的粗放扩张，已使我国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制约，成为最突出的瓶颈。这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1990年，我国主要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为5％，现在已到50％以上，即50％以上要靠进口，风险很大。2005年，我国消费石油的42.9％、铁矿石的53％，氧化铝的近一半依靠进口。进口品的价格也不断上涨。1998年年底，石油10美元一桶。现在为60美元左右。进口铁矿石价格，2003年上涨30％，2004年上涨80％，2005年上涨71.5％，2006年又涨了19％。
针对上述严峻情况，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2006年3月人大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都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作为落实“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中央建议有两个指标，一为人均GDP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一为单位GDP能耗2010年比2005年降20％。“十一五”规划建议为何突出单位GDP能耗降低?因为过去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直是1以下，1981年—1990年为0.44，1991年—2000年为0.2，但2001年-2005年上升为1.02，其中2003年为1.53，2004年为1.59，2005年为0.97。能耗高成为制约经济增长最突出的问题。
200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22个主要指标，包括预期性指标14个，GDP和人均GDP均为预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8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以及水耗降低、耕地保有量等，均为约束性指标，即政府要确保实现的指标。这些约束性指标是最重要的指标，是落实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体现。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很不容易的，困难重重。突出地表现为，在2003～2005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超过1．“十五”期间环保指标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扭转这种趋势并要求从2006年起，单位GDP能耗每年降4.4个百分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每年降接近2.2个百分点后，2006年上半年，作为预期性指标的GDP增长率，大幅度超过预计数，原预计年增长8％，实际上半年增长10.9％，估计全年增长10％以上。但作为政府要确保降低的两个主要约束性指标，即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单位GDP能耗提高了0.8％，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增长了3.7％。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增长了4.2％，从而说明经济的粗放扩张不但没有扭转反而更厉害了。
长期以来，我们观察宏观经济好坏，主要看是否能做到“高增长、低通胀”。根据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这种认识恐怕已经不全面了。中国当前的情况是，经过多年的粗放扩张和数量型增长，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越来越严重，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因此，“十一五”规划纲要把GDP列为预期性指标，且定得比较低(五年年均7.5％)，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CPI)甚至没有列入22个主要指标中，而把能耗降低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等列为约束性指标，要求政府确保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只用“高增长，低通胀”来说明宏观经济形势大好是不符合“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如果按照这一认识指导经济工作，容易使经济活动偏离“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要求。这次六中全会《决定》在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的原则时，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并把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作为其中重要内容，我认为是很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的。
二、实行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协调发展。改变一些重要领域失衡状态
科学发展观要求“五个统筹”，也就是要做到“五个”互相协调。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前三个统筹和协调，即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特别重要。
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的协调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必须首先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繁荣农村经济。只有农业不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要靠欠发达地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及政策的支持、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发达地区的支援等，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先抑制同发达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然后再逐步缩小差距。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问题，也要靠发展。这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在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持续大幅度增加，已具备了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的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全国财政收入1978年才1132亿元，2003年达21715亿元，2004、2005年各增5千亿元，2005年为31627亿元，2006年可达3.8万亿元以上。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使国家财力更加雄厚。2005年，据有关部门测算，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实行“两免一 补”，财政每年要拿600亿～800亿元。这对于年财政收入增加几千亿元的国家来说，并非太难的事。现农村合作医疗发展很快，也同国家财力增强很有关系。一个农民每年财政补30元(农民自己另拿10元)，8亿农民国家一年拿240亿元。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国家补助的标准应大大提高，每人每年补100元，全国一年也才800亿元，只占年财政收入很小一部分，就可以大大缓解农民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也可以使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
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相当大的同一性或统一性。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和发展、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对缓解城乡、区域差距和经济社会不协调问题，都有巨大意义。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最为偏低，社会事业也相对最不发达。所以，一切惠及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政策和举措。都将有利于上述三个领域的协调发展。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各级政府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国家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增量主要用于农村，逐步加大政府土地出让金用于农村的比重。”贯彻落实《决定》的精神，必将有力地促进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深化政府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使经济社会运行转到科学发展轨道的重要条件
实行科学发展，无论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还是增强发展的协调性，都要求深化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既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能有力地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难转变，同政府拥有的资源过多和经常主导资源配置有很大关系。许多地方政府在追求GDP高增长政绩和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压力下，不顾一切地招商引资，铺新摊子，上新项目特别是工业项目，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致使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加重，生态恶化。这是一种典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与此相反，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则要求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经济增长。一般来说，一项重大技术发明并使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经历5～10年，这同政府五年一换届，每届都要有明显政绩导致的短期行为是相矛盾的。所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政府转变职能，逐步从资源配置主角转换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鼓励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节约资源能源等政策才能很好落实。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公共服务财政体系，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政府为全体公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应作为各级政府的首要职责。因为市场经济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是“失效”的，需要政府承担供应的责任，政府也可以通过购买向公众提供服务。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化问题突出。2005年在起草“十一五”规划建设时，联合国驻华机构向中国提供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提到，目前在健康领域，政府三分之二的支出服务于约40％的城市人口。各地政府每年人均卫生保健支出差异很大，从北京和上海的人均大约200元人民币到河南和湖南的不足20元人民币。贵州和西藏的产妇死亡率比上海高十几倍和几十倍。大约20％的农村人口仍然饮用不干净的(四级)水，最贫困地区超过50％，而在城市地区几乎是零。可见。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不只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而且反映在城乡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2004年，我国名义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2:1，若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之比例为5～6:1。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基本公共需求也在快速增长，居民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居民基本公共需求有如下几大方面：1．就业与再就业，包括就业培训；2．义务教育；3．公共医疗；4．最低社会保障：5．卫生、食品、生产等方面的公共安全：6．环境和生态保护；7．社会治安；8．法治环境；9．文化生活；10．诚信。过去政府一方面对公众的公共需求不够重视，服务得不够：另一方面服务也很不均等。今后，要按照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履行政府职责。为此，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财政支出逐步主要用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目前，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52.3％(2005年)，支出只占25.9％。但中央财政转移给地方政府的收入中，具有扶贫济困作用的比例过小。近些年来，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数量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数量的10倍左右，而经济增速越快的地区(如东部)，税收返还越多。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部税收返还数量中的比重达50％以上。即使实施了财力性转移支付以后，西部地区的人均财力也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8.3％。今后，中央政府需降低经济建设投入(2004年，中央财政经济建设支出仍占27.8％，比重太高)，降低行政经费支出增长过快势头。在欧盟，财政转移支付中的60％～70％用于公共服务。有的国家除了有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外，还有横向的转移支付，即人均税收高的州向人均税收低的州转移支付。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借鉴。总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工作做好了，必将大大促进社会的和谐，使公众普遍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一、实行科学发展。当前具有全局意义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发展的质量
我认为，现阶段要做到六中全会提出的坚持科学发展，首先需要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主要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995年，在制定“九五”计划时，曾经提出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2005年，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进一步提出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这是基于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持续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从而成为经济运行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2004年，我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
2005年，我国GDP占世界GDP的5％。但一次性能源消耗量占全世界的14.7％(煤炭则占36.9％)，钢材消耗量占世界的27％，水泥消耗量占世界的50％。200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为1.22吨标准煤，相当于美国的3.2倍，日本的8.7倍。
另一方面，我国又是资源不富裕，人均耕地、淡水、石油、重要矿产品如铁矿石、氧化铝、铜等短缺的国家。多年的粗放扩张，特别是2003年以来大规模的粗放扩张，已使我国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制约，成为最突出的瓶颈。这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1990年，我国主要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为5％，现在已到50％以上，即50％以上要靠进口，风险很大。2005年，我国消费石油的42.9％、铁矿石的53％，氧化铝的近一半依靠进口。进口品的价格也不断上涨。1998年年底，石油10美元一桶。现在为60美元左右。进口铁矿石价格，2003年上涨30％，2004年上涨80％，2005年上涨71.5％，2006年又涨了19％。
针对上述严峻情况，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2006年3月人大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都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作为落实“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中央建议有两个指标，一为人均GDP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一为单位GDP能耗2010年比2005年降20％。“十一五”规划建议为何突出单位GDP能耗降低?因为过去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直是1以下，1981年—1990年为0.44，1991年—2000年为0.2，但2001年-2005年上升为1.02，其中2003年为1.53，2004年为1.59，2005年为0.97。能耗高成为制约经济增长最突出的问题。
200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22个主要指标，包括预期性指标14个，GDP和人均GDP均为预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8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以及水耗降低、耕地保有量等，均为约束性指标，即政府要确保实现的指标。这些约束性指标是最重要的指标，是落实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体现。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很不容易的，困难重重。突出地表现为，在2003～2005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超过1．“十五”期间环保指标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扭转这种趋势并要求从2006年起，单位GDP能耗每年降4.4个百分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每年降接近2.2个百分点后，2006年上半年，作为预期性指标的GDP增长率，大幅度超过预计数，原预计年增长8％，实际上半年增长10.9％，估计全年增长10％以上。但作为政府要确保降低的两个主要约束性指标，即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单位GDP能耗提高了0.8％，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增长了3.7％。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增长了4.2％，从而说明经济的粗放扩张不但没有扭转反而更厉害了。
长期以来，我们观察宏观经济好坏，主要看是否能做到“高增长、低通胀”。根据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这种认识恐怕已经不全面了。中国当前的情况是，经过多年的粗放扩张和数量型增长，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越来越严重，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因此，“十一五”规划纲要把GDP列为预期性指标，且定得比较低(五年年均7.5％)，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CPI)甚至没有列入22个主要指标中，而把能耗降低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等列为约束性指标，要求政府确保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只用“高增长，低通胀”来说明宏观经济形势大好是不符合“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如果按照这一认识指导经济工作，容易使经济活动偏离“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要求。这次六中全会《决定》在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的原则时，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并把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作为其中重要内容，我认为是很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的。
二、实行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协调发展。改变一些重要领域失衡状态
科学发展观要求“五个统筹”，也就是要做到“五个”互相协调。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前三个统筹和协调，即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特别重要。
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的协调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必须首先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繁荣农村经济。只有农业不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要靠欠发达地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及政策的支持、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发达地区的支援等，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先抑制同发达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然后再逐步缩小差距。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问题，也要靠发展。这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在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持续大幅度增加，已具备了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的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全国财政收入1978年才1132亿元，2003年达21715亿元，2004、2005年各增5千亿元，2005年为31627亿元，2006年可达3.8万亿元以上。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使国家财力更加雄厚。2005年，据有关部门测算，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实行“两免一 补”，财政每年要拿600亿～800亿元。这对于年财政收入增加几千亿元的国家来说，并非太难的事。现农村合作医疗发展很快，也同国家财力增强很有关系。一个农民每年财政补30元(农民自己另拿10元)，8亿农民国家一年拿240亿元。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国家补助的标准应大大提高，每人每年补100元，全国一年也才800亿元，只占年财政收入很小一部分，就可以大大缓解农民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也可以使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
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相当大的同一性或统一性。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和发展、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对缓解城乡、区域差距和经济社会不协调问题，都有巨大意义。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最为偏低，社会事业也相对最不发达。所以，一切惠及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政策和举措。都将有利于上述三个领域的协调发展。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各级政府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国家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增量主要用于农村，逐步加大政府土地出让金用于农村的比重。”贯彻落实《决定》的精神，必将有力地促进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深化政府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使经济社会运行转到科学发展轨道的重要条件
实行科学发展，无论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还是增强发展的协调性，都要求深化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既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能有力地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难转变，同政府拥有的资源过多和经常主导资源配置有很大关系。许多地方政府在追求GDP高增长政绩和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压力下，不顾一切地招商引资，铺新摊子，上新项目特别是工业项目，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致使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加重，生态恶化。这是一种典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与此相反，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则要求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经济增长。一般来说，一项重大技术发明并使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经历5～10年，这同政府五年一换届，每届都要有明显政绩导致的短期行为是相矛盾的。所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政府转变职能，逐步从资源配置主角转换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鼓励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节约资源能源等政策才能很好落实。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公共服务财政体系，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政府为全体公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应作为各级政府的首要职责。因为市场经济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是“失效”的，需要政府承担供应的责任，政府也可以通过购买向公众提供服务。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化问题突出。2005年在起草“十一五”规划建设时，联合国驻华机构向中国提供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提到，目前在健康领域，政府三分之二的支出服务于约40％的城市人口。各地政府每年人均卫生保健支出差异很大，从北京和上海的人均大约200元人民币到河南和湖南的不足20元人民币。贵州和西藏的产妇死亡率比上海高十几倍和几十倍。大约20％的农村人口仍然饮用不干净的(四级)水，最贫困地区超过50％，而在城市地区几乎是零。可见。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不只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而且反映在城乡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2004年，我国名义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2:1，若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之比例为5～6:1。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基本公共需求也在快速增长，居民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居民基本公共需求有如下几大方面：1．就业与再就业，包括就业培训；2．义务教育；3．公共医疗；4．最低社会保障：5．卫生、食品、生产等方面的公共安全：6．环境和生态保护；7．社会治安；8．法治环境；9．文化生活；10．诚信。过去政府一方面对公众的公共需求不够重视，服务得不够：另一方面服务也很不均等。今后，要按照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履行政府职责。为此，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财政支出逐步主要用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目前，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52.3％(2005年)，支出只占25.9％。但中央财政转移给地方政府的收入中，具有扶贫济困作用的比例过小。近些年来，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数量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数量的10倍左右，而经济增速越快的地区(如东部)，税收返还越多。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部税收返还数量中的比重达50％以上。即使实施了财力性转移支付以后，西部地区的人均财力也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8.3％。今后，中央政府需降低经济建设投入(2004年，中央财政经济建设支出仍占27.8％，比重太高)，降低行政经费支出增长过快势头。在欧盟，财政转移支付中的60％～70％用于公共服务。有的国家除了有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外，还有横向的转移支付，即人均税收高的州向人均税收低的州转移支付。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借鉴。总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工作做好了，必将大大促进社会的和谐，使公众普遍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