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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师
1999年9月19日上午9点我与徐帆女士结为夫妻。婚后我称她为徐老师。
徐老师不仅戏演得好，抓管理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绝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可以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帖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追求真理。我对自己很清楚，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北京人的特点，必须得拿枪逼着，谁厉害听谁的，光平等协商什么事也办不成。早年间八国联军来了，为便于治安，逼着每家每户门口晚上天黑了必须挂灯笼，从那以后北京的胡同里就有了路灯。据说最初建立公共厕所也是如此，一声令下，不许当街撒野尿了，谁要敢违反就得挨枪托子。一开始还不服气，觉得当了亡国奴连尿尿的自主权都没了，强迫之下也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沙发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
徐老师改造我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不吃手指甲，不在汽车里吸烟，每天洗一次头。前两点不说了，它和我的思考有关，我会在退休后加以克服。不爱洗头是从小养成的毛病，一直以来我对洗头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原因有三条：第一是，洗完头领子湿了特别难受；第二是，肥皂特别容易煞眼睛；第三是，长时间弯着腰非常不舒服。所以现在只要是徐老师问我这两天洗头了吗，我多半不说实话。我甚至可以为了躲过在水池前洗头，宁可答应去洗一个澡。
徐老师不仅对我严格要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就像《朱子治家格言》中所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门锁户，必亲自检点。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家里的日常用品都有适量的储备，柴米油盐绝不可能发生用完了才想起来现去采购的事情。每逢下雨，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准会出现一把伞，用完后擦干净又会回到后备厢里。
不仅如此，徐老师还非常喜欢把握生活的情调。外出演戏归来，必跑到花卉市场讨价还价买回几捧鲜花，让它们分别盛开于书房客厅的各个角落，然后点燃香，令室内香气迷人。逢此情景，我都会如坠雾里云端。
徐老师还好唱昆曲，常常于率领小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拖着两条水袖跟着伴奏带反复吟唱。看着她在我的面前舞来舞去如泣如诉，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恶霸地主将一代名优掠为己有的不好联想。
母亲去世后，我在西山为父母大人购置了一块墓地。安葬的那天，一切都在徐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得井井有条。
我还记得一些细节，她先用一个纸杯斟满一杯酒沿着我父母两侧的墓碑边洒边说：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叔叔阿姨，我妈今天刚搬来，往后你们就是邻居了，希望你们和平相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也请你们一定原谅。我们这里先给你们敬酒了。洒完又斟满一杯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然后又取出另一个纸杯，将一些米粒填满杯子，点燃三炷香插进米粒中，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孙女祭拜，自己退到一边安静地等待。
她对我说：要用纸杯，纸杯可以还土，不会破坏环境。
一句话：娶了她我三生有幸。
女儿
春天的时候，我、震云、王朔、姜文约好请女儿们吃饭。孩子们都长大了，亭亭玉立地坐在我们对面。席间一派民主，我们都没有演父亲，一点正经没有。酒后我问女儿：跟我们吃饭你觉得有劲吗？女儿答：还行。又问：没觉得我们老不正经吗？女儿答：你们还挺真实的。我搂着女儿左右开弓亲：谢谢啊，这评价太高了！
一次喝酒中，女儿问：为什么会常常怀疑自己？老王朔语重心长地对她说：眼下的，自以为代表正确的，毫不怀疑代表正义的，哪一位不是漏洞百出？抢在别人怀疑你之前，先自我怀疑总好过自我催眠以为自己代表正确要少现很多眼啊。女儿终于卸下思想包袱，粲然露齿，爷儿俩碰杯，把酒言欢。
生女儿是福气，真的，不信你们可以到医院去看看，儿子要么不来，来了也是逛一圈就走，呆不住。陪着一夜一夜熬的都是女儿。很多年前我就很羡慕那些在夏夜的晚风中有女儿挽着胳膊出来纳凉散步的老家伙。那景象让我耿耿于怀许多年，终于老了，而且拥有一双女儿，我很知足，其他的不在话下。
在海边放孔明灯时，大人们许下一个心愿，用毛笔书写在纸灯上放飞。比如升官发财、把仙女据为己有之类。我问小女儿有什么愿望要我代笔，她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答：不吃饭！不睡觉！不拉臭！童言无忌，这梦想多简单，爱憎分明，代表了广大少年儿童的普遍心声。
我的女儿小名叫朵儿，不知不觉已经五岁，渐渐出落成妖精一级的美女。近来得闲儿，常坐在露台上陪小妖精下棋。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是，朵儿垂着眼帘，一手托腮，一手兰花指举棋不定，微风拂过吹乱了她看似淡定的表情，她皱着眉眯着眼等着风停下来的那一刻，我仿佛预见未来，那时她常回来看我，而我已老态龙钟。
1999年9月19日上午9点我与徐帆女士结为夫妻。婚后我称她为徐老师。
徐老师不仅戏演得好，抓管理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绝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可以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帖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追求真理。我对自己很清楚，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北京人的特点，必须得拿枪逼着，谁厉害听谁的，光平等协商什么事也办不成。早年间八国联军来了，为便于治安，逼着每家每户门口晚上天黑了必须挂灯笼，从那以后北京的胡同里就有了路灯。据说最初建立公共厕所也是如此，一声令下，不许当街撒野尿了，谁要敢违反就得挨枪托子。一开始还不服气，觉得当了亡国奴连尿尿的自主权都没了，强迫之下也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沙发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
徐老师改造我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不吃手指甲，不在汽车里吸烟，每天洗一次头。前两点不说了，它和我的思考有关，我会在退休后加以克服。不爱洗头是从小养成的毛病，一直以来我对洗头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原因有三条：第一是，洗完头领子湿了特别难受；第二是，肥皂特别容易煞眼睛；第三是，长时间弯着腰非常不舒服。所以现在只要是徐老师问我这两天洗头了吗，我多半不说实话。我甚至可以为了躲过在水池前洗头，宁可答应去洗一个澡。
徐老师不仅对我严格要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就像《朱子治家格言》中所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门锁户，必亲自检点。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家里的日常用品都有适量的储备，柴米油盐绝不可能发生用完了才想起来现去采购的事情。每逢下雨，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准会出现一把伞，用完后擦干净又会回到后备厢里。
不仅如此，徐老师还非常喜欢把握生活的情调。外出演戏归来，必跑到花卉市场讨价还价买回几捧鲜花，让它们分别盛开于书房客厅的各个角落，然后点燃香，令室内香气迷人。逢此情景，我都会如坠雾里云端。
徐老师还好唱昆曲，常常于率领小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拖着两条水袖跟着伴奏带反复吟唱。看着她在我的面前舞来舞去如泣如诉，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恶霸地主将一代名优掠为己有的不好联想。
母亲去世后，我在西山为父母大人购置了一块墓地。安葬的那天，一切都在徐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得井井有条。
我还记得一些细节，她先用一个纸杯斟满一杯酒沿着我父母两侧的墓碑边洒边说：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叔叔阿姨，我妈今天刚搬来，往后你们就是邻居了，希望你们和平相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也请你们一定原谅。我们这里先给你们敬酒了。洒完又斟满一杯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然后又取出另一个纸杯，将一些米粒填满杯子，点燃三炷香插进米粒中，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孙女祭拜，自己退到一边安静地等待。
她对我说：要用纸杯，纸杯可以还土，不会破坏环境。
一句话：娶了她我三生有幸。
女儿
春天的时候，我、震云、王朔、姜文约好请女儿们吃饭。孩子们都长大了，亭亭玉立地坐在我们对面。席间一派民主，我们都没有演父亲，一点正经没有。酒后我问女儿：跟我们吃饭你觉得有劲吗？女儿答：还行。又问：没觉得我们老不正经吗？女儿答：你们还挺真实的。我搂着女儿左右开弓亲：谢谢啊，这评价太高了！
一次喝酒中，女儿问：为什么会常常怀疑自己？老王朔语重心长地对她说：眼下的，自以为代表正确的，毫不怀疑代表正义的，哪一位不是漏洞百出？抢在别人怀疑你之前，先自我怀疑总好过自我催眠以为自己代表正确要少现很多眼啊。女儿终于卸下思想包袱，粲然露齿，爷儿俩碰杯，把酒言欢。
生女儿是福气，真的，不信你们可以到医院去看看，儿子要么不来，来了也是逛一圈就走，呆不住。陪着一夜一夜熬的都是女儿。很多年前我就很羡慕那些在夏夜的晚风中有女儿挽着胳膊出来纳凉散步的老家伙。那景象让我耿耿于怀许多年，终于老了，而且拥有一双女儿，我很知足，其他的不在话下。
在海边放孔明灯时，大人们许下一个心愿，用毛笔书写在纸灯上放飞。比如升官发财、把仙女据为己有之类。我问小女儿有什么愿望要我代笔，她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答：不吃饭！不睡觉！不拉臭！童言无忌，这梦想多简单，爱憎分明，代表了广大少年儿童的普遍心声。
我的女儿小名叫朵儿，不知不觉已经五岁，渐渐出落成妖精一级的美女。近来得闲儿，常坐在露台上陪小妖精下棋。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是，朵儿垂着眼帘，一手托腮，一手兰花指举棋不定，微风拂过吹乱了她看似淡定的表情，她皱着眉眯着眼等着风停下来的那一刻，我仿佛预见未来，那时她常回来看我，而我已老态龙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