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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毒花样再多再新，也会等来受罚的一天。致力于死刑辩护的律师孙中伟告诉记者，涉毒犯罪已经成为我国死刑判决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对此，我们不得不觉得惋惜，他们原本不需要依靠贩毒谋求财富，然而毒品犯罪的暴利模式却蒙蔽了他们的双眼，扭曲了他们的心性，使得他们为了满足欲望变得不择手段。
6月21日，死刑毒贩孟德本被押解着走出监舍，他抬起头最后看了一眼远方的天空，带着恐惧、绝望和无助被法警架上了囚车……他真的后悔了，却再也无可挽回。因为贩毒数量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孟德本、张远洋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毒贩富商千万资产也难满足无边贪欲
“……如果结果好，等你，如果结果不好，陪你。”读完妻子留给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件，刘作栋（化名）紧闭着眼，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失声痛哭起来。泪，滑过他的脸颊，却洗不清他所犯下的罪行。
在被捕的几个月里，刘作栋沉默寡言，更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发呆。从接触毒品到冒险贩毒，再到参与制毒，记忆的碎片如同电影蒙太奇般在他的脑海中闪动。
如果回到20年前，刘作栋还拥有着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彼时，刚刚从名校毕业的他看准形势，下海投身建筑工程行业，经过十多年的拼搏和奋斗，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积累了上千万的资产。然而，他内心对金钱的欲望却越发疯狂。偶然接触毒品后，刘作栋难以抵抗贩毒、制毒的巨大利益诱惑，最终突破了法律的红线。
2012年6月25日，随着法官宣布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他的死刑立即执行，一切过往的荣华富贵都化为了泡影。在听到核准的那一刻，刘作栋表情出人意料地平静。也许，他早就知道从自己决定参与制毒贩毒的那一刻起，终将走上这条不归路。第二天，在第20个国际禁毒日这天，刘作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8岁。
在已经公开的毒品死刑案件中，不乏富商参与贩毒和制毒的案例。他们原本完全不需要依靠贩毒谋求财富，然而毒品犯罪的暴利模式却蒙蔽了他们的双眼，扭曲了他们的心性，使得他们为了满足欲望变得不择手段。
与刘作栋一样，湖南郴州的“80后”死刑毒贩黄荣华在参与贩毒之前也已经坐拥数千万的资产，拥有富裕幸福的生活。黄荣华曾经是郴州当地小有名气的“成功人士”，凭借聪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他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跻身郴州富豪榜。如今，已经因贩毒而被执行死刑的他，却成为当地人教育孩子远离毒品的反面教案。
运毒母亲依靠毒品谋利编织畸形母爱
至今仍然在监狱服刑的木子（化名）曾因运输毒品而两次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律师孙中伟的全力辩护下，她的死刑立即执行最终没有被最高院核准，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下放多年的死刑复核权，正是这个历史性的契机，使得孙中伟能够成功通过辩护挽救她的生命。孙中伟告诉记者，木子的人生经历是很多“运毒人”命运的缩影。
“他们对毒品犯罪一无所知，因为生活所迫，常常为了极少的利润被毒贩利用从事毒品运输犯罪。”孙中伟认为，尽管“运毒人”运输的毒品数量在死刑量刑标准以上，却不应该属于刑法所规定的罪大恶极应该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
木子生活在我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家庭极度贫困，她每年在农闲时候都会带着孩子外出务工。与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一样，木子不识字、也不懂法律，能够从事的工作也并不多。被捕的那年5月，木子因为找不到工作，自己和孩子生活极度困难。面临饿肚子的生活窘境的木子，不得已冒险为毒贩运输毒品。
运输1公斤的高纯度毒品，木子所获得的利润仅仅为1500元。这1500元，对她而言是孩子未来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维系生活的全部。
第一次運毒，她就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当公安人员告知她，运输1公斤毒品将面临死刑判决的时候，木子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在她对生活的认知中，从来没有毒品的概念，更不会将运输毒品与死刑画上等号。
人们常说，父母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一切，包括生命。然而没有经过正确引导的亲情，却会在涉毒领域造成重大的社会危害。“曾经有一个新疆维吾尔族的母亲，为了给自己身患脑瘤的孩子筹集治疗费用而运毒；有一个在香港打工的父亲，因为赶上经济危机而失业，为了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孩子攒学费而运毒。”孙中伟告诉记者，很多“运毒人”都是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为了家庭和孩子铤而走险的。他认为，打击毒品犯罪，除了加强法制宣传以外，还应该健全社会福利救济机制，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制毒村庄无视国法走上“致命道路”
2013年12月29日，当大多数人都开始翘首企盼新一年到来的时候，广东省公安厅的干警却还在紧张地安排着当年最后的收网行动。
入夜，3000多名公安干警、武警战士悄悄包围了广东省陆丰市东南部的一个叫做博社村的小村庄。博社村所在的陆丰地区，是全国制毒贩毒的重灾区。广东陆丰1999年和2011年，两次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涉毒重点整治地区，陆丰制造的冰毒在全国查缉的冰毒份额中已经超过40%，已销往全国除西藏地区所有省份和海外。博社村，是陆丰制毒贩毒的第一大村，也是此次整治行动的目标。
行动从半夜开始，一直持续到了天亮。109个抓捕小组对盘踞在村内的多个制贩毒团伙展开集中收网。此次行动，捣毁制毒工厂77个，抓获了182名犯罪嫌疑人，缴获冰毒2900多公斤，并抓获了被称为“冰毒教父”的“陆丰涉毒系列案”一号毒枭、原博社村村支书蔡东家等多名毒枭。
据一位正在北京接受戒毒康复治疗的博社村知情人士透露，51岁的蔡东家十几年前曾经在深圳做生意，七八年前回村当上了村支书，还是汕尾市的人大代表。
蔡东家与身为制毒元老的堂弟蔡良火、毒枭蔡昭荣一同将博社村带上了制毒贩毒的道路，全村五分之一的家庭参与毒品制作与贩卖。蔡东家早期也曾参与制贩毒，后来凭借关系网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保护伞体系。
近日，佛山中级人民法院对蔡东家贩卖、制造毒品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蔡东家被判处死刑，同案的蔡广创、蔡昭桂二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如今距离那场扫毒行动已经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公开或半公开的制毒活动在博社村早已绝迹，这座被荼毒已久的海边村庄正迈向艰难的重建之路。
（《民主与法制时报》2016.6.25、上海观察 2016.6.23等）
6月21日，死刑毒贩孟德本被押解着走出监舍，他抬起头最后看了一眼远方的天空，带着恐惧、绝望和无助被法警架上了囚车……他真的后悔了，却再也无可挽回。因为贩毒数量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孟德本、张远洋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毒贩富商千万资产也难满足无边贪欲
“……如果结果好，等你，如果结果不好，陪你。”读完妻子留给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件，刘作栋（化名）紧闭着眼，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失声痛哭起来。泪，滑过他的脸颊，却洗不清他所犯下的罪行。
在被捕的几个月里，刘作栋沉默寡言，更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发呆。从接触毒品到冒险贩毒，再到参与制毒，记忆的碎片如同电影蒙太奇般在他的脑海中闪动。
如果回到20年前，刘作栋还拥有着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彼时，刚刚从名校毕业的他看准形势，下海投身建筑工程行业，经过十多年的拼搏和奋斗，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积累了上千万的资产。然而，他内心对金钱的欲望却越发疯狂。偶然接触毒品后，刘作栋难以抵抗贩毒、制毒的巨大利益诱惑，最终突破了法律的红线。
2012年6月25日，随着法官宣布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他的死刑立即执行，一切过往的荣华富贵都化为了泡影。在听到核准的那一刻，刘作栋表情出人意料地平静。也许，他早就知道从自己决定参与制毒贩毒的那一刻起，终将走上这条不归路。第二天，在第20个国际禁毒日这天，刘作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8岁。
在已经公开的毒品死刑案件中，不乏富商参与贩毒和制毒的案例。他们原本完全不需要依靠贩毒谋求财富，然而毒品犯罪的暴利模式却蒙蔽了他们的双眼，扭曲了他们的心性，使得他们为了满足欲望变得不择手段。
与刘作栋一样，湖南郴州的“80后”死刑毒贩黄荣华在参与贩毒之前也已经坐拥数千万的资产，拥有富裕幸福的生活。黄荣华曾经是郴州当地小有名气的“成功人士”，凭借聪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他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跻身郴州富豪榜。如今，已经因贩毒而被执行死刑的他，却成为当地人教育孩子远离毒品的反面教案。
运毒母亲依靠毒品谋利编织畸形母爱
至今仍然在监狱服刑的木子（化名）曾因运输毒品而两次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律师孙中伟的全力辩护下，她的死刑立即执行最终没有被最高院核准，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下放多年的死刑复核权，正是这个历史性的契机，使得孙中伟能够成功通过辩护挽救她的生命。孙中伟告诉记者，木子的人生经历是很多“运毒人”命运的缩影。
“他们对毒品犯罪一无所知，因为生活所迫，常常为了极少的利润被毒贩利用从事毒品运输犯罪。”孙中伟认为，尽管“运毒人”运输的毒品数量在死刑量刑标准以上，却不应该属于刑法所规定的罪大恶极应该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
木子生活在我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家庭极度贫困，她每年在农闲时候都会带着孩子外出务工。与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一样，木子不识字、也不懂法律，能够从事的工作也并不多。被捕的那年5月，木子因为找不到工作，自己和孩子生活极度困难。面临饿肚子的生活窘境的木子，不得已冒险为毒贩运输毒品。
运输1公斤的高纯度毒品，木子所获得的利润仅仅为1500元。这1500元，对她而言是孩子未来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维系生活的全部。
第一次運毒，她就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当公安人员告知她，运输1公斤毒品将面临死刑判决的时候，木子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在她对生活的认知中，从来没有毒品的概念，更不会将运输毒品与死刑画上等号。
人们常说，父母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一切，包括生命。然而没有经过正确引导的亲情，却会在涉毒领域造成重大的社会危害。“曾经有一个新疆维吾尔族的母亲，为了给自己身患脑瘤的孩子筹集治疗费用而运毒；有一个在香港打工的父亲，因为赶上经济危机而失业，为了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孩子攒学费而运毒。”孙中伟告诉记者，很多“运毒人”都是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为了家庭和孩子铤而走险的。他认为，打击毒品犯罪，除了加强法制宣传以外，还应该健全社会福利救济机制，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制毒村庄无视国法走上“致命道路”
2013年12月29日，当大多数人都开始翘首企盼新一年到来的时候，广东省公安厅的干警却还在紧张地安排着当年最后的收网行动。
入夜，3000多名公安干警、武警战士悄悄包围了广东省陆丰市东南部的一个叫做博社村的小村庄。博社村所在的陆丰地区，是全国制毒贩毒的重灾区。广东陆丰1999年和2011年，两次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涉毒重点整治地区，陆丰制造的冰毒在全国查缉的冰毒份额中已经超过40%，已销往全国除西藏地区所有省份和海外。博社村，是陆丰制毒贩毒的第一大村，也是此次整治行动的目标。
行动从半夜开始，一直持续到了天亮。109个抓捕小组对盘踞在村内的多个制贩毒团伙展开集中收网。此次行动，捣毁制毒工厂77个，抓获了182名犯罪嫌疑人，缴获冰毒2900多公斤，并抓获了被称为“冰毒教父”的“陆丰涉毒系列案”一号毒枭、原博社村村支书蔡东家等多名毒枭。
据一位正在北京接受戒毒康复治疗的博社村知情人士透露，51岁的蔡东家十几年前曾经在深圳做生意，七八年前回村当上了村支书，还是汕尾市的人大代表。
蔡东家与身为制毒元老的堂弟蔡良火、毒枭蔡昭荣一同将博社村带上了制毒贩毒的道路，全村五分之一的家庭参与毒品制作与贩卖。蔡东家早期也曾参与制贩毒，后来凭借关系网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保护伞体系。
近日，佛山中级人民法院对蔡东家贩卖、制造毒品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蔡东家被判处死刑，同案的蔡广创、蔡昭桂二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如今距离那场扫毒行动已经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公开或半公开的制毒活动在博社村早已绝迹，这座被荼毒已久的海边村庄正迈向艰难的重建之路。
（《民主与法制时报》2016.6.25、上海观察 2016.6.2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