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原林彪专机组成员 “9·13事件”中留在山海关机场的5位机组成员之一。
　　
　　众所周知，在“9·13事件”中，林彪是乘坐从北京调往山海关机场的专机，于13日凌晨零点32分强行起飞，1点55分飞越中蒙边境，2点30分左右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的。紧接着在当晚3点15分又从北京沙河机场起飞一架3685号国产直——5型直升飞机，这架飞机上的两个飞行员在与劫机犯的英勇斗争中将飞机迫降，保存了大量证据。3685号飞机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劫持的?飞行员在空中同林彪死党周宇驰进行斗争的情况如何?最后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将飞机迫降的?30年过去了，“9·13事件”中有关直升飞机的情况，却知者甚少。
　　
　　林彪一张写得歪歪斜斜的手令成了周宇驰等人手中的“王牌”
　　
　　当林彪等人在北戴河决定北逃的时候，没有忘记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此刻，周宇驰等人正在北京空军学院的小楼里。
　　小楼前停着一辆卡车，他们正紧张地跑进跑出，把准备13日一早带往广州的东西装上汽车，运到西郊机场。11点多钟，当他们得知阴谋败露的消息后，立即改变计划，一部分人转移到空军二高专(他们设在那里的一个黑据点)，最后在小楼里只剩下“小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3人。周宇驰认为南飞广州不行，肯定没有可利用的飞机了，唯一的办法只能坐直升飞机逃跑。周宇驰急促地对于新野说：“你立即到西郊机场把陈士印找来，我现在去不得，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在门口马路上等你。”
　　我与陈士印都是1964年7月份从同一个航校毕业被分配到同一个部队的飞行员。陈士印在里一2飞机上完成全面技术训练之后，根据需要调往新成立的直升飞机团(四团)改飞直升飞机。1967年5月学习云雀直升机驾驶技术，由于在完成专机任务中表现突出，在晋升中队长之后不久，就担任了飞行副大队长的职务，当时不足30岁。无论是技术上和管理能力上，都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有你的电话!”当晚1点半左右，西郊机场军人招待所的人员将熟睡中的陈士印叫醒。
　　“直——5飞机最多能飞多远?650公里行吗?”话筒里传来周宇驰的声音。
　　“带上副油箱加满油最多飞700公里。”陈士印回答。
　　“有重要任务，你先在那里等着，我派车接你。”
　　陈士印很快被于新野用车接到空军学院小楼。周宇驰先让陈看了林彪亲笔写的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九月八日
　　那是一张16开大小白纸，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那20个用红铅笔写的字，歪歪斜斜的，就是林彪所写。“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跟在毛主席后边到处题词，这样的笔迹人们并不陌生。林立果带着这个手令，于9月8日坐飞机回北京的时候，一进西郊机场候机室的门，就让胡萍看过。
　　周宇驰对陈士印说：
　　“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吴法宪搞政变，我们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现在形势很紧张，我们要赶快到林副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你送我们一下。”
　　“我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飞机了，怕没有把握啊。”陈回答。
　　周宇驰看陈有为难情绪，言语犹豫，就拉下脸来，晃着林彪的手令说：
　　“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你不能怕担风险。”
　　陈士印知道周宇驰是个有来头的人，何况还有林彪的手令，便说：
　　“我再找一个技术好的飞行员，这样更保险。”此刻，陈士印想如此重要的行动应该向自己的上司汇报，说：
　　“这事要不要给胡副参谋长说一声?”按规定对间断驾驶时间较长的飞机需要飞行时应经过上级领导批准。
　　“现在他被困住了，没有办法同他联系。我们马上走，到沙河机场后，不要对别人讲，抓紧时间找到飞行员就走。”此刻，陈突然想起来自己的航行资料都在西郊机场的飞机上，对周说：
　　“我没有带图囊，怎么办?”
　　“没关系，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9月13日凌晨1点40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3人将准备叛逃的东西装上汽车后，拉着陈士印冲出空军学院的大门，向沙河机场急驰面去。
　　1971年4月份，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对专机师分管直升飞机团的副师长下达任务说，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林彪)身边要培养一名直升飞机的飞行员，这个任务就交你安排。这位准备学习驾驶直升飞机的人就是周宇驰。虽然周宇驰在空军的身份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是凭他同林立果的关系，也是经常在林彪办公室走动的人员，这一点在专机师的飞行员中已有些传闻。在这种形势下，副师长责无旁贷地成了周宇驰的带飞教员，并指定副大队长陈士印担任训练飞行的指挥员。比较先进的云雀飞机被周宇驰选为训练驾驶的机型。
　　1971年9月11日(星期六)午后，专机师副政委、三叉戟256号机长潘景寅向我所在的256机组的其他人下达准备执行林彪的专机任务，我是机组第二副驾驶员。
　　同一天，陈士印从沙河机场奉命驾驶云雀飞机飞到北京西郊机场待命。9月13日凌晨零点5分，机长潘景寅接到一个电话后，只将睡在一个房间的3位机械师叫起床到机场准备飞机，没有惊动机组其他人员。22分林彪座车突然从夜幕中出现，停在停机坪256号飞机旁边，在一片紧张与慌乱中，不顾山海关机场调度人员的阻拦，于32分强行起飞了……
　　两个小时后，周宇驰驾驶的汽车开进沙河机场后，先把汽车上的东西及于新野、李伟信二人拉到停机坪飞机旁边，然后由周宇驰开车进入部队营房，陈士印下车首先去敲团长家的门，后半夜的人们都在熟睡之中，因为任务紧急，加上周宇驰在一旁催着快走，没有叫醒团长，陈士印抓紧时间上楼去找陈修文。
　　陈士印摸黑走进宿舍，把陈修文叫醒。
　　两位飞行员上车后，周让陈修文看了林彪的手令。然后说：“有紧急任务，要绝对保密。”
　　周宇驰拿着手中唯一的一张王牌——林彪的手令，用同样的方法欺骗了3685号的机械师，要机械师带上飞机的钥匙来到机场同陈修文一起检查了飞机，揭开了飞机停放过夜时的蒙布。2点40分，又用同样的方法让汽车连连长给3685号飞机加了油。凌晨3点，欺骗调度长通过场站调度室值班员给直升机放飞。越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卡。
　　当团值班参谋接到机场警卫员有飞机要准备起飞的电话时，时钟正指在凌晨3点上。值班参谋将情况很快报告团长，团长立即通过电话询问调度室与警卫连。警卫连长骑上自行车向机场跑去……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3点15分，3685号直升机起飞了。3点40分，团政委告诉团长，他在2点30分左右接到了禁航的命令，这就是师长时念堂通过师作战参谋向下传达的“禁航令”。这个命令是于林彪座机飞越中蒙边境线之后由周总理通过在空军坐镇的李德生将军向全国发出的。
　　飞行员一听“乌兰巴托”4个字大吃一惊此刻，正在专机师指挥所的师长时念堂立即快步登上位于楼上的调度室，用直通话机命令沙河机场向空中发射信号弹，命令飞机着陆。
　　正在西郊机场候机室指挥中心为三叉戟256号飞机强行起飞一事急得团团转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听到沙河机场又起飞一架飞机的时候，更加气急败坏，骂声连天，一边骂一边向电话间走去，他用电话命令空军作战室，让张家口机场的歼击机立刻起飞，对沙河起飞的直升飞机进行空中拦截。
　　3点40分，李德生告诉北京空军负责人：“总理指示，你们要把这架飞机拦截回来。”紧接着，在西郊机场指挥中心的杨德中也同样向北京空军传达了总理的指令。
　　3685号飞机是向北起飞的。起飞前于新野、周宇驰都想坐在前驾驶舱，但由于驾驶舱只有3个人的位置，于新野、李伟信坐在客舱，叛逃携带的东西也放在客舱。
　　


　　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员的位置上，机长陈士印在右边驾驶。当飞行员按正常要求打开电台同调度室联络时，周宇驰制止说：要保密，不要联络。
　　“航向320度!”周宇驰命令陈修文。陈修文只知道是紧急任务，并不具体明白飞向哪里。紧急任务中先起飞后通知航线的现象在专机师是时有发生的。陈士印一听，觉得不对，不是说去山海关吗?应该向东飞才对，怎么飞向西北?
　　“320度，不对吧!”陈士印首先提出质疑，110度才是沙河机场飞北戴河的航线中第一个转弯点的航向。
　　“对的!”周宇驰冷冷地、口气非常肯定地回答。陈士印虽然没有回头看到周的面部表情，听声音一定是非常严肃的。
　　陈修文看到周字驰与陈士印在所飞航向问题上发生争执，就有些急躁地说：
　　“我到底听你们俩谁的?”
　　周宇驰无法再继续隐瞒下去，这个向西北飞的航向已经引起飞行员的怀疑。
　　“去乌兰巴托。”虽然头顶上有发动机声音的干扰，陈士印与陈修文还是很真切地听到“乌兰巴托”这几个最关键的字。陈士印和陈修文一听“乌兰巴托”四个字，立刻使他们大吃一惊。当时，中苏关系仍然紧张，飞行员严把空中防线的教育使飞行员对类似空中叛逃的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性与敏感性，不但所有空勤人员的航行资料包里不准携带境外的任何资料，更没有境外的地图，平时飞行中如果在国境线附近遇到雷雨天气，宁可向国内方向绕飞50公里，也不能向境外方向偏出1公里。所以，在那个年代里，由于飞行员有着坚定不移的防范意识，很少听说有飞机被劫持到国外的。当陈士印和陈修文断定周宇驰是在劫机外逃时，立刻从思想上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边飞行，一边考虑着应付的措施。为了继续摸清周的底细，陈士印说：
　　“我没有航行资料。”
　　“我有。”周宇驰说着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200万分之一的地图，陈士印为了看清地图的情况，举起左手有意从周的手里夺过地图，放在两个飞行员之间，陈士印与陈修文都清楚地看到一条明显的红线出现在地图上，这条红线的一头是北京，另一端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中间经过乌兰巴托。直——5飞机最远只能飞出350公里，可是北京到伊尔库茨克就有1700多公里，可见劫机者也太胆大妄为了。周宇驰知道林立果从山海关起飞叛逃后，头脑极度膨胀到不能自拔的程度。煞费苦心学习的云雀飞机驾驶技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也没能派上用场，只好挟持飞行员外逃。
　　在陈修文操纵飞机按照320度的航向继续爬高的过程中，他和陈士印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都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应对的措施。根据周宇驰手中的地图，说明周已经提前做了叛逃的准备，同时也估计到在周的身上一定携带着武器，怎么办?硬拼吗!不行，周宇驰就在身后，而且飞机正在飞行之中，任何大动作都可能造成飞机失去平衡甚至坠落。飞机刚起飞不久，要抓紧时间与周宇驰周旋。
　　“3685！3685！淮海呼叫!请回答！”这是沙河机场在得知不准任何飞机起飞的命令后，在不停地呼叫。
　　当飞机起飞时，周宇驰以保密为借口，禁止飞行员与地面联系，等地面开始呼叫时，飞机已经远离机场，超短波电台已经听不到地面的信号了。
　　本来按周宇驰的要求飞2600米的高度，陈修文这时脑子比较清醒，他与陈士印紧密配合，已经操纵飞机直接爬高到3600米。爬到这个高度，主要是便于地面发现，配合飞机上的斗争，防止周宇驰从地表参照物上发现问题，为下一步调整方向创造条件。当时，驾驶舱里的3个人，谁也没有讲话，出现了短时间的对峙局面。
　　被专机师两架逃跑飞机弄得焦头烂额的吴法宪，气急败坏地命令张家口一带的歼击机紧急起飞，对3685号飞机进行空中拦截，并同时命令地面防空部队对直升飞机采取果断的行动。
　　多年后，在一篇题为《林彪出逃时一个不为人知的内幕》的文章中报道，13日凌晨3点30分，张家口地区某炮师作战值班参谋突然接到军区空军首长命令：“雷达开机，部队进入一等战备。”
　　4点55分，炮师某团报告：雷达发现目标，请示炮弹是否装填?
　　“装填!严密跟踪敌机!”副师长命令。
　　“副师长!不是演习吗?”团长提出疑问。
　　“什么演习!这是打仗!”副师长对着话筒大声训斥。
　　“你们作战空域无我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命令打掉它！”
　　“是!”
　　面对空域中的直升飞机，炮团所属几个营的阵地一片混乱。火炮不能连动，操作员无法协调配合。4点59分，雷达部队向指挥所报告：“目标”进入炮团火力范围，指挥所的标图版上出现了最佳射击时机，副师长果断下达命令：
　　“可以射击!”
　　但阵地上火炮出现故障，指挥仪无法正确指挥火炮跟踪“目标”，没有一门火炮发射出哪怕是一发炮弹。5点03分，“目标”飞离作战空域，脱离火力范围。
　　应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战斗，但这一次失败的战斗却客观上符合了周总理的命令。也才使我们掌握了林彪死党大量的反革命罪证。但这次失败的战斗使那两位直接指挥战斗的指挥员离开了指挥岗位。
　　3685号飞机时刻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下，张家口一带机场的歼击机已经起飞，两位飞行员也隐约看到了在飞机周围闪过小飞机的影子，地面已经采取行动了。此刻，他们并不感到自己是孤军奋战。两位飞行员在与周的争执中用手按下无线电发射按钮说出“油量不够，要下去加油!”的话来，这句话被张家口机场调度室清楚地听到了。
　　“飞行前方发现小飞机拦截!”飞行员有意将周宇驰的视线引开。
　　“飞机在哪里?”周把注意力放在外边，当周宇驰向外观察的时刻，陈修文将指示飞机飞行航向罗盘上的着陆标志向相反的方向旋转180度，从原来指向320度的位置一下子调到140度的方向。
　　罗盘上可以人工调整的标志是一个直径与罗盘一样的呈长条形状的设置，标志的一端成箭头形，空中长距离飞行时，习惯将箭头对准要飞的航向。飞机在转弯改变航向时，实际上是罗盘外壳在动，看上去却好像是带有刻度的仪表盘在动似的，所以，从罗盘外壳的正上方所读出的航向刻度，就是飞机当时的飞行航向。当飞机加入落地航线，准备降落的时候，定在跑道航向的标志，就可以明确地看出飞机的航向与跑道方向的关系位置。
　　这时，陈修文接过驾驶杆向回掉头转弯。陈士印趁机用右手握驾驶杆，左手放在身体下方，四指并拢成半握形，手心对正陈修文一面，活动手腕，做向后转弯状。当陈修文心领神会操纵飞机向左后方转弯的过程中，陈士印担心周宇驰会很快发现罗盘上做的手脚，故意将身子向左倾斜，有意干扰周观察罗盘的视线。因为直升飞机只有一套仪表，位于仪表板的中央。转弯中，飞行员为了不让周宇驰发现飞机转弯的动作，采用了侧滑(蹬舵)与倾斜(压操纵杆)相结合的操纵方法，这样，虽然转弯半径较大，但转弯坡度较小，不容易感觉出来。但是，周宇驰毕竟在云雀飞机上飞行了一段时间，具有一定的空中经验，当他根据飞机的姿态与地面灯光的相对运动的特点，判断出飞机在转弯的时候，恶狠狠地说：
　　“飞机怎么转弯了?”
　　“外面飞机拦截，需要作机动飞行。”飞行员同敌人展开周旋。
　　凌晨4点16分，飞机返航了。
　　4点50分，到达官厅水库上空。
　　当飞机以3300米的高度经过八达岭上空的时候，远方北京市的灯光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显得格外明亮。
　　
　　于新野的一枪改变了事情的结局
　　
　　初秋的黎明，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能见度特别好。北京市的灯光突然使周宇驰从叛逃的得意中猛醒过来，把头上的耳机摘下来摔在一边，大呼上当，并绝望地狂叫：“你们骗了我!……今天我不活了，你们也别想活，……你们要落地，我打死你们……”陈士印意识到，周宇驰已经把手枪拿了出来，究竟是什么型号的手枪，陈士印一直没有看到。
　　无论到沙河或西郊机场落地，3600米的高度离开山区显然是太高了，此时，飞机以每秒7到8米的下降率下降高度，这个下降率是平时很少使用的，飞行员要争取时间尽快落地。
　　气急败坏的周宇驰意识到已经失去叛逃的机会，也同时意识到飞机落地之后自己的命运如何，他认为反正都是一死，不如死得“轰轰烈烈”，面对人民的铁壁铜墙，准备撞个鱼死网破。就命令飞行员向位于北京西郊钓鱼台的国宾馆冲去。陈士印和陈修文说，那里属于空中禁区，根本无法接近，否则，会被地面高射武器击落。
　　在沙河机场，飞行员再次降低高度准备迫降，而且，企图将发动机的功率与旋翼脱开，但在周宇驰歇斯底里的疯狂阻止下，这些措施都没有实现。周宇驰最怕降落在机场，他比谁都清楚，装备齐全的机场，早设下了缉捕他们的天罗地网，落地之后的下场是明摆在那里的。
　　根据周宇驰想冲钓鱼台的疯狂念头，飞行员都明白如果在机场落地会迫使周走向极端，很可能造成他产生与飞机同归于尽、机毁人亡的想法。既然已经把飞机飞回来了，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就要想方设法保存飞机，保存罪证(事后得知飞机上有数亿美元的外汇)，要回去向部队，向祖国人民有个交代。于是，陈士印与陈修文在无声的交流中操纵飞机向怀柔县境内飞去。
　　怀柔县地区是属于山区与平原的交界地带，是直升飞机的飞行员们在训练飞行中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直升机为执行林彪《一号通令》紧急疏散的场所，什么地方可以落地，什么地方在落地中应注意什么问题，飞行员们了如指掌，这一带迫降从飞行技术上比较有把握。其次，飞行员考虑到这个地方属于革命老区，人民群众觉悟高，再者，为了在迫降后及时得到群众的支援，把迫降场地选在了靠近村庄的地方。
　　也许周宇驰看到地面是人烟稀少的山区和庄稼地，落地之后还有逃跑的余地，不会马上被抓住。再说，从3点15分起飞到此时，已经飞行了3个小时，周宇驰也知道飞机的剩余油量已经不可能飞出国境线，飞机野外降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没有再次阻止飞行员的落地动作。
　　陈士印操纵飞机向怀柔沙峪飞去，作为一个技术精湛的老飞行员，选中了河滩上的一片开阔地，免去平时降落过程中建立小航线及其他一切必要的技术判断，果断操纵飞机朝着迫降场地迅速下降高度。
　　150米、130米、100米……
　　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陈士印发现左座的陈修文右转身体，面向周宇驰就要动手，此刻，只听一声枪响，穷凶极恶的敌人扣动了扳机，在那样近的距离内，罪恶的子弹穿透陈修文的左胸，我们的英雄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上身向左歪斜在座位上，被子弹击穿的皮夹克上留下一个洞口，正面看去没有多少血迹，这一枪打在了致命之处。陈修文用自己的英雄行为实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在飞行员严把空中防线的阵地上，付出了只有34岁的宝贵生命。
　　陈修文最后离开宿舍的时候，没有忘记让自己的战友把被子叠好。这使我想起山海关3位机械师走后，有两床被子是胡乱叠着的，有一床被子没有叠，用手一摸，余温尚在。坠机现场留下的9具尸体中，3位战友与林彪距离最近，成菱形躺在被大火燃烧过的焦土上。遗憾的是，他们在三叉戟飞机上所遭遇的具体情况没有人能够做证了。后来，陈修文烈士被军委授于“忠诚战士”的光荣称号。林彪座机上死难的机组中的4位战友，1981年，根据邓小平的一句话，被定性为“正常死亡”，不是烈士，也不能算叛徒。
　　正在操作飞机降落的陈士印，突然听到身后响起枪声，并看到自己的战友中弹倒下，陈士印顾不得保持飞机的平衡，本能地抬起左手向身后挡了过去，企图制止周宇驰的疯狂行为，并同时大喊：“为什么要动枪?”本来离地不高的飞机，由于陈士印的左手已经离开油门与变矩操纵杆，右手也离开了驾驶杆，飞机短时间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飞机落地前本来驾驶杆上应该保持一种向前的力量，陈士印松手后飞机突然出现仰头的可怕趋势，陈士印立即意识到飞机就要进入飞行员们平时最为担心的“尾冲”之中。紧急之中陈土印按照解除“尾冲”的办法，试探性地向正前方推了两次驾驶杆都没有将飞机的状态稳住，于是，他改变前两次的办法，将油门变矩操纵杆索性松开，当他第三次重复前面的操纵动作，先向正前方推杆，然后上提变矩加油门的时候，发现飞机的状态有所改变，开始缓解了飞机的下降速度。即使采取了以上紧急措施，飞机还是在极不正常的落地姿态中，以尾部和右机轮先接地，勉强维持住直升飞机的平衡，没有发生最容易向右的侧翻致使旋翼打地的危险后果。否则，飞机一旦坠地着火，叛逃者携带的大量罪证材料将毁于一旦，这正是周恩来总理下达的命令中要求避免的结果。
　　坐在后客舱的于新野、李伟信两人听到前驾驶舱的一声枪响后，意识到叛逃行为一定遇到了阻力，立即拔枪准备进行支援，只是飞机的前后舱不通，无法到驾驶舱去。等飞机刚刚接地，还没有完全停稳的时候，两人迫不及待地冲出客舱。于新野就一手持枪，一手扶着平时飞行员登机时的把手，往上攀登，隔着驾驶舱的玻璃看到歪斜在座位上的陈修文时，立即意识到“不好！”随即举起手枪，将枪口紧贴窗口玻璃向陈士印瞄准射击。刚刚操纵飞机落地的陈士印，紧急中还没有忘记自己的职业责任，迅速关闭了飞机发动机及放火开关。几乎同时他听到一声枪响，立刻感到脸上有一种热糊糊的东西。陈士印顾不上许多，在他倒下的同时，就势打开了右边驾驶舱门。此刻，只听周宇驰大喊：
　　“为什么乱开枪?打着我了!”
　　“我不是打你，是打那个飞行员。”于新野说。原来，于新野的那一枪正打在周宇驰的左手腕上。子弹穿过周的手腕后，打进了陈士印的皮夹克中，将里面穿的夏季布工作服也打穿了，子弹贴着肉皮，将里外两件衣服击穿4个洞。周宇驰被击穿的手腕上的血，飞溅到陈士印的身上，也溅到了陈士印的脸上。周宇驰在气急败坏之中用右手紧紧握着受伤的左手腕，一边埋怨于新野一边从右边跳下飞机，并急于告诉于新野两人为什么又飞了回来。他们正在为自己的下场发愁，所以不再顾及眼前身上与脸部都是鲜血的陈士印。
　　沙峪附近的村民，发现一大早就有直升飞机到此降落，抱着好奇的心理前往观看。发现飞行员身带血迹跳下飞机之后，以为他受伤了，赶忙上前抢救。陈士印望着周围青纱帐，问周围的村民：
　　“你们谁是民兵?”
　　“我是!”一位民兵副营长站了出来。
　　“刚才跑进庄稼地的3个人是坏蛋，他们要逃跑，抓住他们!飞机上还有一个被他们打伤的飞行员，赶快抢救。现在你们谁带我到大队部有电话的地方，我要打电话。”陈士印一口气说完了当时必须尽快去做的几件重要事情。
　　农村干部赶快把陈修文送往公社卫生所抢救，但已经不行了。
　　周宇驰等3人没有跑多远。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活了下来。
　　民兵们基本上是把看上去伤得不轻的陈士印背到大队部的。陈一边擦去脸上的血迹，一边说明要打电话的事情。生产大队立即停止有线广播，把电话线让给陈士印，首先找到正在西郊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报告了两件事：
　　“周宇驰劫持飞机叛逃，陈修文被打死了。飞机迫降在沙峪公社，请立即派人处理。”
　　陈士印在大队部等了几个小时，接近中午的时候，武警部队用汽车把他接走了。
　　30年过去了，作为幸存者，我们也接受了长期的审查和人生的思索，同时也随着历史潮流的浮沉，我们又经历了命运的选择，如今，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我与自己的同学、战友陈士印作为“9．13事件”中还活着的飞行员，每谈起这件往事，真是感慨万千!
　　（摘自《中华儿女》2001年第9期）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