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国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国家，“一带一路”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外战略正在从战略模糊期走向战略清晰阶段。随着经济规模的提升，我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不断攀升。可以肯定，我国已经成为又一个具有“全球利益”且准备以强大实力实现其利益的国家。我国首个全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一带一路”是我国应对“十三五”时期国际环境的“顶层设计”战略，是中国走出以“韬光养晦”为基调的对外战略模糊期、走向战略清晰阶段的核心战略。面向“十三五”的文化发展战略必须以是否服务于、能否有利于实行“一带一路”战略为根本性宗旨。
　　其次，我国亟需制定“对外文化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相配套，克服我国全球发展战略中的“文化短板”。近年来，我国高度强调“文化走出去”，但在实施层面有与国内文化建设类似的通病：将文化交流活动等同于“外宣”。只关心硬件建设，忽略效应评价；只问是否走出国门，不问是否入脑入心。一句话，只关心外延性增长指标，不关心其内涵性的真实影响力。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在全球展开，全球经济发展战略与文化发展战略不配套、不平衡问题将日益突出，亟需尽快采取补救措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经济利益的新型大国，建立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成熟文化形象已经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全球经济利益得到更好的实现。
　　第三，以服务于“对外文化发展战略”为目标，以构建新型文化治理体系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辟一章论述“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指出要以“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方式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要“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