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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春晚，陈佩斯早已没了兴趣，内心深处，他曾流露过反感：
“小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传声筒，大家都在歌颂改革开放，一片颂歌，看上去大家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曾在1990年代和陈佩斯合作拍摄《临时爸爸》、《编外丈夫》的导演陈国星最近一次见他，是在中国电影的一个庆祝盛会上，陈佩斯以陈强儿子的身份随父出席。陈国星说：“佩斯啊，回来拍电影吧，别排话剧了。”陈佩斯摸着光头“嘿嘿”一笑，没说什么，陈国星看到他的眼中明显闪过“一丝酸楚”。
2011年，陈佩斯离开春晚舞台13年，远离电影圈已14年之久。沉寂十年，陈佩斯只专心做一件事情：做话剧。
2010年年初，在做客北京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光荣绽放》时，主持人田歌问：“排话剧苦不苦?”陈佩斯说：“就是一天天的熬，一天天的过的，跟普通人一样。”田歌说：“怎么会那么惨啊?”
被电影伤透心
陈佩斯从著名笑星转变为老板，是1993年。那年，他注册成立了大道影业公司，专门“围绕自己”打造喜剧生产链。
大道影业公司成立之初，恰好赶上关于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出台。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国产影片。像其他大制片厂一样，大道这样的民营小公司要自己开始跑发行。
陈佩斯制作的《临时爸爸》参与了中国电影统销统购的最后一次看片会；到第二部电影《编外丈夫》时，他拎着片筒到处磕头。他回忆说：“原来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变成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分销。一个爷爷就变成了30个爷爷。”
1994年岁末，国家广电总局决定每年进口十部海外影片。这一举措给国产电影带来了极大冲击。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影视公司终止了电影业务。1995年，陈佩斯筹备电影《太后吉祥》前，专门针对市场展开了一系列策划会。在《太后吉祥》的电影策划书上，他打了“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的旗号，比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早了三年。
投资400万元的《太后吉祥》最终收回了成本。在大道影业公司的电影成绩单上几乎没有亏损的电影。但陈佩斯还是“败走麦城”。当年，电影院线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明明电影反响很好，但影院的回馈是上座率不高。情急下，陈佩斯曾派出5队人马去河北监票，发现有的地方播映7场只报3场，有的地方100％到80％的上座率，只报40％。陈佩斯计算过，《太后吉祥》投资400万，正常情况下，票房能达到1300万，绝对不仅是30％的利润。
让陈佩斯彻底绝望的是1997年的贺岁档之争。年末，《好汉三条半》和《甲方乙方》同时上映。《好汉三条半》每日票房20万元左右，卖得不错。但在主流影院上演五天后被奇怪撤出，安排放入郊区院线，《甲方乙方》却从圣诞前一直演到春节前后，以4000万元的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电影，冯小刚成为中国电影的贺岁之王。
陈佩斯曾道出原因：“《甲方乙方》出品方、发行方都是他们自己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诉记者：“《甲方乙方》上映前，发行方想拉拢冯小刚，所以撤下《好汉三条半》为冯小刚堆票房。最终，冯小刚还是选择了华谊兄弟发行，以结果来看，这件事情发行方‘枉做了小人’。”
据说，陈佩斯曾和朋友说：“瞒报偷报票房我可以扛，但卖票卖得挺好的电影，也可以给生生撤下来。”离开春晚内幕
离开电影后，陈佩斯又选择跟春晚“决裂”。1999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称未经其许可，擅自出版发行含有两人在历届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并享有著作权及表演权的8个小品在内的VCl)光盘。
陈佩斯赢了，在拿到33万余元赔偿后，他再没有登上过央视春晚舞台。
时至今日，有关“陈佩斯和央视的恩怨内幕”仍旧引人入胜。在公开场合，陈佩斯一直否认遭到央视封杀，退出春晚的原因是“和这个舞台理念不合”。
矛盾的种子早在1988年就种下，在排小品《狗娃与春妮》时，陈佩斯曾要求导演单机拍摄，使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未予采纳。1991年，
《警察与小偷》被删去了50％的戏。
陈佩斯说：“一年一年的，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遭到拒绝，所以矛盾就变成针锋相对了。现在，我和春晚相距很远。”
1994年、1997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出演小品《大变活人》、《幽默体育》就已经出现式微。可这正是陈佩斯想要的。他解释说：“我知道观众会说，那个很低层次，好极了，我就要这个，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对春晚，陈佩斯早已没了兴趣，内心深处，他曾流露过反感：“小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传声筒，大家都在歌颂改革开放，一片颂歌，看上去大家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2004年，朱时茂接到了春晚节目组的电话，问他想不想参加春晚。正巧陈佩斯在一旁，他接过电话说：“我们现在的演出计划排满了，连续三个月，没有时间了!”在接受陈鲁豫采访，陈佩斯讲这个故事时，鲁豫问：“那排话剧怎么有时间?”“这事我喜欢。”
2011年，各大网站发放的“最期待哪位明星上春晚”的网络调查中，支持陈佩斯上春晚的人居高不下。十几年了，人们越是呼唤陈佩斯，陈佩斯越是不解：为什么离开越久，大家反而越来越喜爱我?
1998年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在春晚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作品。演出时，朱时茂的话筒掉了。陈佩斯不得不刻意凑近搭档，为让朱时茂能通过自己的话筒传出声音。下场后，陈佩斯哭了，像一个孩子，因为“演出效果比彩排差远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不到这些细小的失误，在人们心中：邮差陈佩斯梳着马辫，涂着红彤彤的脸蛋，兴高采烈地拉着王爷朱时茂下台时，即是他在这个舞台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自此，他告别春晚，也告别电影。在日后接受采访时，他最不爱多谈的也是这两个话题。
陈佩斯曾说过：“我不拍电影，不演小品，就是不再与人争锋。”
跑码头的话尉人
2001年的《托儿》是陈佩斯制作的第一部话剧。投资前，制作人告诉他，这个话剧可能赔30万。他咬着牙说：“我投，我做。”
陈佩斯没拉赞助，因为知道赚不了钱，怕骗了朋友。陈佩斯算过账：如果把自己演一场话剧两个小时的时间分切成四份来做小品的话，可能一场就是十万八万；全剧组三十多人赚的钱，不如他走穴二十分钟赚的钱。
他回忆说：“我做话剧时，已无所谓悲喜，电影不太好，我的喜剧实践活动又不能停，所以选择话剧。至于能不能赚钱，无所谓，这是真的。”
《托儿》第一轮演到三十多场就己收回了投资，全国巡演下来，票房累计4000多万元，成为当年最卖座的话剧之一。
从2001年初做话剧到2004年，
《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构成了陈佩斯的舞台三部曲。据2004年的数据统计，这三部话剧巡演过45个城市，拉动票房6000多万元，赢利近2000万元。
自1998年春晚后，朱时茂和陈佩斯鲜有合作。朱时茂开过投资公司，迷上了高尔夫球、客串电影主持，昔日的“王爷”依旧潇洒。陈佩斯也还是陈小二，穿着布鞋，马褂，光头，以每年推出一部话剧的速度，在舞台上打磨时光。
朱时茂说：“我佩服佩斯，他耐得住寂寞。”
话剧是体力劳动，2006年重拍《托几》时，一个月下来，陈佩斯瘦了6斤。为拍新戏《雷人晚餐》，他每天工作11-12个小时，形容自己已经“苟延残喘”。
从《阿斗》、《老宅》到2011年的新戏《雷人晚餐》，陈佩斯几乎都亲力亲为。他五十岁，胡子已花白。和他搭档过的年轻演员说：“陈老师有时记不住词，自己请罪，请我们吃饭。”
陈佩斯说：“舞台喜剧是这一分钟你不过去，观众就一分钟冷场，怎么办?我必须把场子搞热。为了降低成本，主角从头到尾就我一个人，我也花不起钱请大牌搭档。”
陈佩斯的朋友知道，只要陈佩斯接拍广告了就一定是要排话剧了。拍《阳台》前，有一个奶制品广告找上门、陈佩斯佯装摆谱说：“拍广告啊，不行，我没时间。”其实，心里在想：“阿弥陀佛，千万别跑了。”
接受《鲁豫有约》采访时，鲁豫问他：“你陈佩斯排话剧还缺钱啊?”他立刻扭过头，有些不高兴地说：“我当然缺钱了，我是一个民营公司，不拿纳税人一分钱。饭都是我一口口吃的。”
曾与陈佩斯有过合作的编剧史航说：“如果评选对中国话剧有‘苦劳’的人，陈佩斯一定排在第一。是他最初把一个个根本没有话剧文化的码头跑出来的。一些二三线城市的人，从来不看话剧。陈佩斯去了有两个优势，一是名气，二是他排的是喜剧，有群众基础。试想，如果观众最先接受到的是哑语，就可能毁掉一个城市的话剧氛围。陈佩斯用喜剧开拓了市场，为后来者蹬开了路子，打下了码头。排话剧，别人也不至于轻易剥削。一场场演下来，我人在这里，不会在同一时间复制N场。不至于再有瞒报收入的现象，别人想坑他也得在明处，他赚钱也是在明处。”(原载《中国周刊》，有删节)
“小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传声筒，大家都在歌颂改革开放，一片颂歌，看上去大家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曾在1990年代和陈佩斯合作拍摄《临时爸爸》、《编外丈夫》的导演陈国星最近一次见他，是在中国电影的一个庆祝盛会上，陈佩斯以陈强儿子的身份随父出席。陈国星说：“佩斯啊，回来拍电影吧，别排话剧了。”陈佩斯摸着光头“嘿嘿”一笑，没说什么，陈国星看到他的眼中明显闪过“一丝酸楚”。
2011年，陈佩斯离开春晚舞台13年，远离电影圈已14年之久。沉寂十年，陈佩斯只专心做一件事情：做话剧。
2010年年初，在做客北京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光荣绽放》时，主持人田歌问：“排话剧苦不苦?”陈佩斯说：“就是一天天的熬，一天天的过的，跟普通人一样。”田歌说：“怎么会那么惨啊?”
被电影伤透心
陈佩斯从著名笑星转变为老板，是1993年。那年，他注册成立了大道影业公司，专门“围绕自己”打造喜剧生产链。
大道影业公司成立之初，恰好赶上关于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出台。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国产影片。像其他大制片厂一样，大道这样的民营小公司要自己开始跑发行。
陈佩斯制作的《临时爸爸》参与了中国电影统销统购的最后一次看片会；到第二部电影《编外丈夫》时，他拎着片筒到处磕头。他回忆说：“原来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变成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分销。一个爷爷就变成了30个爷爷。”
1994年岁末，国家广电总局决定每年进口十部海外影片。这一举措给国产电影带来了极大冲击。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影视公司终止了电影业务。1995年，陈佩斯筹备电影《太后吉祥》前，专门针对市场展开了一系列策划会。在《太后吉祥》的电影策划书上，他打了“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的旗号，比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早了三年。
投资400万元的《太后吉祥》最终收回了成本。在大道影业公司的电影成绩单上几乎没有亏损的电影。但陈佩斯还是“败走麦城”。当年，电影院线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明明电影反响很好，但影院的回馈是上座率不高。情急下，陈佩斯曾派出5队人马去河北监票，发现有的地方播映7场只报3场，有的地方100％到80％的上座率，只报40％。陈佩斯计算过，《太后吉祥》投资400万，正常情况下，票房能达到1300万，绝对不仅是30％的利润。
让陈佩斯彻底绝望的是1997年的贺岁档之争。年末，《好汉三条半》和《甲方乙方》同时上映。《好汉三条半》每日票房20万元左右，卖得不错。但在主流影院上演五天后被奇怪撤出，安排放入郊区院线，《甲方乙方》却从圣诞前一直演到春节前后，以4000万元的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电影，冯小刚成为中国电影的贺岁之王。
陈佩斯曾道出原因：“《甲方乙方》出品方、发行方都是他们自己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诉记者：“《甲方乙方》上映前，发行方想拉拢冯小刚，所以撤下《好汉三条半》为冯小刚堆票房。最终，冯小刚还是选择了华谊兄弟发行，以结果来看，这件事情发行方‘枉做了小人’。”
据说，陈佩斯曾和朋友说：“瞒报偷报票房我可以扛，但卖票卖得挺好的电影，也可以给生生撤下来。”离开春晚内幕
离开电影后，陈佩斯又选择跟春晚“决裂”。1999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称未经其许可，擅自出版发行含有两人在历届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并享有著作权及表演权的8个小品在内的VCl)光盘。
陈佩斯赢了，在拿到33万余元赔偿后，他再没有登上过央视春晚舞台。
时至今日，有关“陈佩斯和央视的恩怨内幕”仍旧引人入胜。在公开场合，陈佩斯一直否认遭到央视封杀，退出春晚的原因是“和这个舞台理念不合”。
矛盾的种子早在1988年就种下，在排小品《狗娃与春妮》时，陈佩斯曾要求导演单机拍摄，使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未予采纳。1991年，
《警察与小偷》被删去了50％的戏。
陈佩斯说：“一年一年的，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遭到拒绝，所以矛盾就变成针锋相对了。现在，我和春晚相距很远。”
1994年、1997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出演小品《大变活人》、《幽默体育》就已经出现式微。可这正是陈佩斯想要的。他解释说：“我知道观众会说，那个很低层次，好极了，我就要这个，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对春晚，陈佩斯早已没了兴趣，内心深处，他曾流露过反感：“小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传声筒，大家都在歌颂改革开放，一片颂歌，看上去大家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2004年，朱时茂接到了春晚节目组的电话，问他想不想参加春晚。正巧陈佩斯在一旁，他接过电话说：“我们现在的演出计划排满了，连续三个月，没有时间了!”在接受陈鲁豫采访，陈佩斯讲这个故事时，鲁豫问：“那排话剧怎么有时间?”“这事我喜欢。”
2011年，各大网站发放的“最期待哪位明星上春晚”的网络调查中，支持陈佩斯上春晚的人居高不下。十几年了，人们越是呼唤陈佩斯，陈佩斯越是不解：为什么离开越久，大家反而越来越喜爱我?
1998年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在春晚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作品。演出时，朱时茂的话筒掉了。陈佩斯不得不刻意凑近搭档，为让朱时茂能通过自己的话筒传出声音。下场后，陈佩斯哭了，像一个孩子，因为“演出效果比彩排差远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不到这些细小的失误，在人们心中：邮差陈佩斯梳着马辫，涂着红彤彤的脸蛋，兴高采烈地拉着王爷朱时茂下台时，即是他在这个舞台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自此，他告别春晚，也告别电影。在日后接受采访时，他最不爱多谈的也是这两个话题。
陈佩斯曾说过：“我不拍电影，不演小品，就是不再与人争锋。”
跑码头的话尉人
2001年的《托儿》是陈佩斯制作的第一部话剧。投资前，制作人告诉他，这个话剧可能赔30万。他咬着牙说：“我投，我做。”
陈佩斯没拉赞助，因为知道赚不了钱，怕骗了朋友。陈佩斯算过账：如果把自己演一场话剧两个小时的时间分切成四份来做小品的话，可能一场就是十万八万；全剧组三十多人赚的钱，不如他走穴二十分钟赚的钱。
他回忆说：“我做话剧时，已无所谓悲喜，电影不太好，我的喜剧实践活动又不能停，所以选择话剧。至于能不能赚钱，无所谓，这是真的。”
《托儿》第一轮演到三十多场就己收回了投资，全国巡演下来，票房累计4000多万元，成为当年最卖座的话剧之一。
从2001年初做话剧到2004年，
《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构成了陈佩斯的舞台三部曲。据2004年的数据统计，这三部话剧巡演过45个城市，拉动票房6000多万元，赢利近2000万元。
自1998年春晚后，朱时茂和陈佩斯鲜有合作。朱时茂开过投资公司，迷上了高尔夫球、客串电影主持，昔日的“王爷”依旧潇洒。陈佩斯也还是陈小二，穿着布鞋，马褂，光头，以每年推出一部话剧的速度，在舞台上打磨时光。
朱时茂说：“我佩服佩斯，他耐得住寂寞。”
话剧是体力劳动，2006年重拍《托几》时，一个月下来，陈佩斯瘦了6斤。为拍新戏《雷人晚餐》，他每天工作11-12个小时，形容自己已经“苟延残喘”。
从《阿斗》、《老宅》到2011年的新戏《雷人晚餐》，陈佩斯几乎都亲力亲为。他五十岁，胡子已花白。和他搭档过的年轻演员说：“陈老师有时记不住词，自己请罪，请我们吃饭。”
陈佩斯说：“舞台喜剧是这一分钟你不过去，观众就一分钟冷场，怎么办?我必须把场子搞热。为了降低成本，主角从头到尾就我一个人，我也花不起钱请大牌搭档。”
陈佩斯的朋友知道，只要陈佩斯接拍广告了就一定是要排话剧了。拍《阳台》前，有一个奶制品广告找上门、陈佩斯佯装摆谱说：“拍广告啊，不行，我没时间。”其实，心里在想：“阿弥陀佛，千万别跑了。”
接受《鲁豫有约》采访时，鲁豫问他：“你陈佩斯排话剧还缺钱啊?”他立刻扭过头，有些不高兴地说：“我当然缺钱了，我是一个民营公司，不拿纳税人一分钱。饭都是我一口口吃的。”
曾与陈佩斯有过合作的编剧史航说：“如果评选对中国话剧有‘苦劳’的人，陈佩斯一定排在第一。是他最初把一个个根本没有话剧文化的码头跑出来的。一些二三线城市的人，从来不看话剧。陈佩斯去了有两个优势，一是名气，二是他排的是喜剧，有群众基础。试想，如果观众最先接受到的是哑语，就可能毁掉一个城市的话剧氛围。陈佩斯用喜剧开拓了市场，为后来者蹬开了路子，打下了码头。排话剧，别人也不至于轻易剥削。一场场演下来，我人在这里，不会在同一时间复制N场。不至于再有瞒报收入的现象，别人想坑他也得在明处，他赚钱也是在明处。”(原载《中国周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