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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办公厅原顾问卓琳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卓琳是邓小平的夫人,1916年4月6日出生于云南省宣威县,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处新闻材料室组长,1950年3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人民小学校长,1952年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秘书。卓琳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这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4月出生于云南宣威,1936年毕业于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并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37年考上了陕北公学。先后在八路军129师师部秘书科、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或部门工作过。与邓小平结合,卓琳便站到了一代伟人的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丈夫,默默地奉献着自己。
性格爽朗的卓琳,与邓小平相知相伴58个春秋。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地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春天来时,卓琳夫妇最开心的就是坐在孩子们中间,享受春天的和煦和家庭的欢乐。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院内种满了花、草、树,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1977年搬到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着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玩,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那里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谈了两次,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方住;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
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从千金小姐到共产党人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女音乐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印象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女教员慷慨悲歌,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抗议洪流,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转船倒车,折腾数回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次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生,到迈入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接受战争的洗礼,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
特殊时期夫妻情更深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卓琳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地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卓琳给了邓小平许许多多的关心和抚慰,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当时因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尤为拮据。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有一次,卓琳找到与自己要好的女工学到一些酿酒的要领,请人买了些糯米。不多久,卓琳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
他们还开垦出了一块地,种些菜果。“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记念终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邓小平总是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收获劳动中带来的喜悦。
卓琳是邓家的“中心”
邓榕说:“爸爸老在忙工作,不大管我们,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我们来说,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结果自己三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从这一点,足见在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儿吃饭,卓琳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儿,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一个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老爷子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儿吃。卓琳没辙了,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样菜,到了饭桌也叫老爷子“给你点、给你点”而分了。最后,卓琳没办法了,就让一大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自己的五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邓小平也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喜欢一家人住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开心。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孩子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安享晚年,心系社会
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她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还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每每去看戏总是向老爷子请一下“假”,以免老爷子挂念。邓小平只要不太忙也会问问哪个剧场、看了什么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父母官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卓琳寝食不安。5月15日,92岁高龄的卓琳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并向家人筹措了部分资金,凑足10万元捐给中国红十字会。卓琳表示,为帮助灾民,她愿竭尽全力。
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卓琳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93岁。卓琳去世,北京米粮库胡同的街坊们都自发到大院门前驻足,哀悼这位伟人身后的“红色大姐”,卓琳全家1977年就搬到这里来了。如今老人走了,在另一个世界与一代伟人邓小平相聚……
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这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4月出生于云南宣威,1936年毕业于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并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37年考上了陕北公学。先后在八路军129师师部秘书科、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或部门工作过。与邓小平结合,卓琳便站到了一代伟人的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丈夫,默默地奉献着自己。
性格爽朗的卓琳,与邓小平相知相伴58个春秋。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地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春天来时,卓琳夫妇最开心的就是坐在孩子们中间,享受春天的和煦和家庭的欢乐。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院内种满了花、草、树,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1977年搬到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着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玩,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那里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谈了两次,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方住;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
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从千金小姐到共产党人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女音乐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印象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女教员慷慨悲歌,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抗议洪流,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转船倒车,折腾数回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次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生,到迈入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接受战争的洗礼,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
特殊时期夫妻情更深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卓琳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地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卓琳给了邓小平许许多多的关心和抚慰,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当时因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尤为拮据。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有一次,卓琳找到与自己要好的女工学到一些酿酒的要领,请人买了些糯米。不多久,卓琳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
他们还开垦出了一块地,种些菜果。“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记念终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邓小平总是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收获劳动中带来的喜悦。
卓琳是邓家的“中心”
邓榕说:“爸爸老在忙工作,不大管我们,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我们来说,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结果自己三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从这一点,足见在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儿吃饭,卓琳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儿,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一个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老爷子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儿吃。卓琳没辙了,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样菜,到了饭桌也叫老爷子“给你点、给你点”而分了。最后,卓琳没办法了,就让一大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自己的五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邓小平也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喜欢一家人住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开心。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孩子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安享晚年,心系社会
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她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还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每每去看戏总是向老爷子请一下“假”,以免老爷子挂念。邓小平只要不太忙也会问问哪个剧场、看了什么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父母官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卓琳寝食不安。5月15日,92岁高龄的卓琳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并向家人筹措了部分资金,凑足10万元捐给中国红十字会。卓琳表示,为帮助灾民,她愿竭尽全力。
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卓琳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93岁。卓琳去世,北京米粮库胡同的街坊们都自发到大院门前驻足,哀悼这位伟人身后的“红色大姐”,卓琳全家1977年就搬到这里来了。如今老人走了,在另一个世界与一代伟人邓小平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