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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内容包括如下三部分：（一）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申报书原件；（二）项目申报前由西华师范大学语言学学科专家组织的相关论证、答辩会纪略；（三）笔者针对这个项目向学界发出的公开征集指导意见信。
关键词：语言学思想史 百年 民国语言学史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开始申报时，笔者以主持人身份、吸收赖慧玲博士作为课题组成员申报了“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笔者思考了五六年之久。为了帮助申报者诊断论证书并尽可能提供一些学术上的帮助，西华师范大学语言学学科的专家组织了一个答辩委员会对申报书进行指导。答辩委员会由査中林教授、杨超教授、康健教授、杨小平教授、曾晓舸副教授、赖慧玲博士、廖德明博士、邓春琴博士等专家组成。下面，笔者附出课题申报书原件，对于答辩委员会提出的相关问题则在“申报书”中用下划线以数字序号①②③④⑤等标出。这个项目现已获得教育部批准立项，笔者将会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来做这项研究。在这里，笔者还向国内外语言学专家们发出一份公开征集指导意见信，诚心诚意地向各位专家学者征求指导意见。对于任何一条意见笔者都会重视，尊重原创观点并且绝不掠美。笔者相信，任何学术都是公共的而不是个人的，即便是“填补学术空白之作”也不可能完全归属于个人。
本文内容包括三部分：申报书原件、论证答辩会纪略、向学界发出的公开征集指导意见信。对它们如果有相应的补充说明，笔者则在每一部分的小标题下面略作注释，以期这三大部分内容有机、有序、系统。
一、申报书原件
以下为申报书原件，分段序号是本文写作时所加，并不是原申报书中的序号。为了版面清晰一些，本文把原申报书的部分段落加以合并，以免显得段落过多、版面不太容易处理，内容无所改动。另外，原申报书中的“前期成果”和“相关参看文献”在此省略，未加附出。申报书执笔者为薄守生，申报时在列举相关“前期成果”时列举了赖慧玲的部分研究成果。
（一）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本课题所研究的“语言学思想”具有时代性、群体性和社会性，与语言学家的个人语言学思想不尽相同。最近100年（1911～2011年）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前半期是由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型的重要时期，或者说是现代语言学产生、发展的时期，弄清楚这一时期的语言学研究状况对于语言学的发展有重要学术意义。后半期是语言学大发展时期，也需要进行总结。
本课题意在“彰显”中国语言学的“灵魂”。百年来，中国语言学有了很大发展，这不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的100年（鲁国尧《就独独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中的原话①）。以往，人们对这100年的中国语言学史所隐含的“语言学思想”重视不够，现在我们应该对它做出全面的挖掘。这种挖掘体现出了三个方面的价值：1.把“隐含”的语言学思想灵魂“彰显”出来，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研究意义。2.把“语言学思想”研究和“语言学史”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既要认真整理、研究语言学史料，又要探索其中的“语言学思想”内涵。3.“客观”是本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公正地看待历史上的“学派分歧”和“门户之见”，不苛求古人，不媚奉权贵②，不见异思迁，不先入为主，立足文献，注重逻辑。不刻意区分中国语言学、西方语言学，淡化“中国语言学与国际接轨”等类似说法，主张中西融合和互补。上述三个方面各有特点，综合了“思想挖掘”“文献综合”“理论提升”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注重语言学论著文献本身，而不是对既有的语言学学术史进行简单的“综合”。尤其是把“语言学思想”研究和“语言学史”研究结合起来这种思路，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二）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有关语言学史的研究中，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研究为数不少，而中国近现当代语言学史的研究却很不成熟。就近百年来的语言学史研究来说，主要有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邵敬敏和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两部专著涉及的较多。除此之外，其他的语言学史研究对近百年来的中国语言学史关涉不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史有一些，诸如《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等等。有关“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也不够扎实）。我们对近百年来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以往的语言学史研究主要有四种类型：1.“分支”史，学科分支主要分为语音、语法、词汇等等。2.“编年”史，可以直接编年，也可以按时代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等几段。3.“纪传”史，为语言学家写传记，在传记中论述语言学的相关问题。4.“流派”史，依照某种“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顺序，把语言学研究分为若干流派，用书写流派的方式书写语言学史。本课题的研究有点类似“流派”史，但也与一般的语言学流派史写作方法不尽相同。本课题的研究更加重视对“语言学思想”发展脉络的挖掘，而不是僵化地看待所谓的“流派”。
本课题对近百年来中国“语言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研究空白。其依据主要有如下四点：
1.语言学家鲁国尧教授自2005年开始就发出“就独独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的感叹。鲁国尧教授的这个感叹发出了六年了，到现在为止还是学术空白。（鲁国尧2005年写成《就独独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初稿，2006年秋在中国音韵学会年会上重申此题，2007年在庆祝唐作藩教授八十华诞学术讨论会上再次呼吁，2008年在《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中再次慷慨激昂：“我热切企盼第一本《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的诞生”。）
2.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古代语言学史研究有一些（濮之珍、王力、何九盈、赵振铎等），近现代语言学史（不是指“汉语史”）的研究却十分薄弱；较为扎实、经典的著作，只有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等极少数论著出现。本课题拟研究1911年10月10日至2011年10月10日这100周年的语言学史，特别是1911～1949和1949～1966这两段历史之间的继承与变革关系③值得研究。 3.几年前笔者曾在某本专著的“自序”中说“（本书中的）‘社会思潮、语言观与语言学史’一节也很重要，但本节内容还不够详细，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花几年的时间专门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使这个专题更加丰满一些”。笔者对本课题有着长时间的思考，已经有了几年的思想准备。这必有利于本课题的顺利完成。
4.语言学学科“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有一条是“8.汉语言文字学的学术史研究（包括专题学术史、专科学术史、断代学术史、学术通史、学术思想史等）”。“课题指南”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这说明有关“语言学思想”的研究是当前需要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常遗憾的是，2010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并未有一个类似内容的项目，这就非常需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来补充一下这个重要议题。
语言学思潮研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空白，中国近现代语言学史研究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本课题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贯彻“史论结合”的原则，希望能够取得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较为圆满的研究成果。
（三）本课题的研究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两个。目标一：进一步丰富中国现当代语言学史的内容，补足以往的语言学史研究中的某些断点、缺位和疏漏。以往的语言学史研究，以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研究为主，而现当代语言学史的研究非常粗略，本研究拟总结从辛亥革命至今的这段语言学发展状况。本研究不拟采用“分支学科史”（如“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等等）的方式来研究，不做这种类型的条块分割，而是对整个语言学做总体的通盘考虑。这是本研究的基础部分。目标二：对中国现当代语言学思想进行归纳总结，这是本研究的重点和主体内容。以往基本上没有过类似的研究，本研究具有实验性、探索性、开创性的重要特点。这种对“语言学思想”的探讨，是建立在对上述的“目标一”的基础之上的，在研究程序和进程上不完全与上述的“目标一”同步，在研究难度上也比上述的“目标一”要难得多。本研究属于语言学的相关研究，本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学术史也有重要的滋养和补充作用，同时对中国近、现、当代历史的某些研究起到很好的补益作用。
（四）本课题的研究内容
本课题力争在系统性上有所突破，不会一团乱麻地堆砌史料，重在突出“语言学思想”的研究。对中国的“语言学思想”进行总结，以前从未有过系统的论述，追根溯源地分析各种思潮将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除了整个“思潮”系统以外，起码还有如下一些内容④值得研究或者进行说明：
1.语言学研究的科学与泛科学倾向。“科学”口号曾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旗帜，语言学也深受这个口号的影响。在语言学领域，“科学”占主流，但也有“泛科学”成分，它们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走向。这种“走向”主要有如下一些表现：汉语及汉字拼音化的探索、词类的有无和划分标准的大讨论、语形语法学的长足发展而语义语法研究的进展迟缓、语言学研究中的伪科学因素的滋长⑤、语言研究的“去人文化”倾向等等。实验语音学、神经语言学、方言的“地理信息系统”处理、古籍数字化、计算语言学等等成为近年来的“朝阳语言学”，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领域纳入“科学”的范围。
2.作为艺术的语言⑥，语言学所占艺术的份额问题。艺术和科学是非常不同的两个部门，有时并不容易得到协调发展。自近现代以来，语言的艺术的成份已经被严重削弱。书法是体现语言文字艺术的少有的领域，但书法研究尚难纳入语言学的学科体系。语言的艺术问题，还表现在修辞学领域。作为语言学思想之一，需要对“语言艺术”⑦重新进行审视。
3.传统已经走了多远，语言学是现代人文？人文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所以我们这里提出了“现代人文”的说法。真正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目前保留下来的只有文字学（不包括现代文字学）、训诂学（或者说古代汉语词汇学）两个领域，音韵学自高本汉以来不再是单纯的传统语言文字学⑧了。语言学的现代人文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也值得探讨。
4.文化语言学大盘点。文化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有过一些曲折，文化语言学的流派、发展和“前几年对文化语言学‘发展’的反思”都值得总结。以往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非就是语言学思想研究，但二者又有一定的联系，本课题首先要把它们区别开来，同时还要对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
5.各种哲学流派对语言学的影响，社会思潮与语言学思想的互动。哲学流派和社会思潮有一定的关联，但社会思潮具有更强的时代性和大众性。索绪尔、弗雷格、乔姆斯基、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都是需要考察的对象。本研究也与通常意义上的“语言哲学”有别，本课题致力于哲学流派、社会思潮与语言学思想的相互影响。由于哲学的内容异常丰富，本课题对哲学问题的涉及首先要保证有所节制，其次要保证这些哲学思想和语言学思想在联系上的真实性，并要求适当控制这一部分内容以便整本著作结构协调。
（五）本课题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对100年来的语言学著述进行文献整理。难点是百年语言学史的总结，而这种“总结”在“行文的顺序”上的问题是难点中的难点。本研究的先后行文顺序不是可以随意安排的，因为它深层的“语言学思想”是驱使语言学发展的动力。所以，对语言学史料的整理、总结并不是简单的史料整理，我们不能忽视语言发展的规律、语言学发展的规律，而我们所说的“语言学思想”就是这些规律的重要体现。本研究的最终成果以“语言学思想”的形式呈现，但这个呈现形式之前的一些基础工作并非不重要，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基础工作。
（六）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从100年来的语言学史料入手，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分析。我们初步决定详细介绍语言学“核心专著”100本左右、“重要论文”1000篇⑨左右。这些文献阅读部分本身就需要付出极为辛苦的劳动。本课题既不是语言学“编年”，不是语言学家的“纪传”，也不是分文字、语法、语音等等内容的“分支学科史”，而是依潜在的语言学思想的发展脉络⑩来进行历史叙事的。
（七）计划进度 本课题的研究涉及一些复杂的工作，基础工作、攻坚阶段、理论提升都涉及许多异常复杂的问题。根据这些复杂情形，我们做出如下进度安排（在此省略）。本课题最终成果拟为专著《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计划字数约20万字。相关论文的发表、著作的鉴定或出版，争取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
（八）前期研究基础
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近年来主要研究成果如下，专著2部、代表性学术论文7篇（在此省略）。我们已阅读过的相关文献主要有如下20种（在此省略）。
二、课题论证、答辩会纪略
为了帮扶申报者，提高申报质量，西华师范大学语言学学科的专家组成答辩委员会，对课题论证进行了一定的指导和建议。笔者对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根据专家意见认真修改申报书，在日后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将会认真吸收这些专家提出的各种意见。
答辩会首先由笔者做课题陈述。除陈述申报书内容外，笔者还表示这是一个相当难做的题目，也是一个非常“不稳当”的题目，这项研究需要学界的支持、指导。答辩会上，各位专家纷纷提出各种相关意见和建议，笔者一一做了回答。这里，我们把这些意见和建议略记如下。
査中林：“不媚奉权贵②”表述不好，建议修改。
笔者：我的意思是“学术是纯学术”，不涉及更多的其他因素，但我一时没有想到更好的表述方式。申报书对此未做修改。
査中林：为什么说1949～1956，为什么不是1949～1966呢？（注：原稿为“1911～1949和1949～1956这两段历史之间的继承与变革关系”）。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我考虑的并未完全成熟。我们一般认为语言学可以不具有阶级性（斯大林既已声明过），但是语言学研究却受到过政治环境的影响。1957年以前中苏关系亲密，中国语言学受到苏联语言学的影响较大，表现之一是斯大林195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当年便在中国翻译并出版；即使这样，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学者们当时不能把结构主义贴上“美国专利”的标签罢了。然而，从1957年开始左倾思想逐渐泛滥，“反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科学研究领域，结构主义语言学也会逐步被“挖掘”成右派，那时的学术界开始不太正常了。语言学在1957年至1962年左右有较为缓慢的发展，但相对而言，自1956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语言学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停滞状态。基于这样的背景，1949～1966比1949～1956划段也许稍微好一些，不过这样一来1957年前后的不同又体现不出来了。同时，我认为把“文革”当作“语言学史的空白”并不高明，只是我们觉得文革期间的语言学史很难书写而已。在此，我吸收査老师的意见，把申报书修改成③句。我再次澄清，语言学具有较强的“自然科学”的倾向，语言学可以不具有阶级性。
査中林：“伪科学因素的滋长⑤”表述不好。
笔者：我的意思是把语言学作为科学无任何疑议，但是把一些东西“给它穿上科学的外衣来忽悠人”就不好了。对此，我一时间并未想出一个更好的表述方式，暂时不做修改吧。
査中林：“作为艺术的语言⑥”表述也不好。
笔者：我这里的意思是有些语言可以作为某种艺术形式。这样表述可能有歧义，但这样写稍微简练一些，不至于很拖沓，在此暂不修改了。
査中林：“需要对‘语言的艺术’重新进行审视”表述可能有问题。
笔者：是，可能有歧义，我把它改成“‘语言艺术’⑦”吧。
杨超：“音韵学自高本汉以来不再是单纯的传统语言文字学⑧”这表述我不赞成。我从来就不认为那些“用国际音标研究的音韵学”就真的是那么回事。
笔者：学派是本课题要研究的内容之一，用不用国际音标是非常重要的“语言学思想之标志物”，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容我再深入地去想一想。
康健：“鲁国尧《就独独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中的原话①”可以删除，引号里的引用就是原话，没有必要再次强调是“原话”。
笔者：我这里就是要强调是鲁国尧的原话，这种话只有鲁国尧敢说，起码我不敢去说；如果要说，我也得说那是鲁国尧说的啊。
康健：“音韵学自高本汉以来不再是单纯的传统语言文字学⑧”看句子主干“音韵学……是……文字学”似有矛盾，看能否改一下。
笔者：“传统语言文字学”基本上是个固定的名词术语，并非专指“文字学”。这里的“传统语言文字学”是与“现代语言学”相对而言的。我再想想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表述吧，这里暂时先不改了。
康健：在这里你能说明“依潜在的语言学思想的发展脉络⑩”是什么吗？
笔者：我暂时说不清楚，想法有，如果要“一言以蔽之”我却说不清楚。我想，世界上并不存在“一言以蔽之”的语言学史。不过，康老师的这个问题，确实触动了我这个课题的痛处，我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非常感谢康老师指点。
杨小平：“语言学‘核心专著’100本左右、‘重要论文’1000篇⑨”这可能不容易，工作量肯定不小啊，你有什么需要的书到时候我们随时交流。
笔者：谢谢杨老师！100本专著、1000篇论文其实数目并不大，关键是“核心”和“重要”的“代表性”要把握好，真正要读到的论著数量只能是这个数目的几倍、几十倍。在这里，我有个想法是最近十年内出版的书尽量少涉及，我并不是“厚古薄今”，而是最近十年来出版的论著实在是太多了，多得叫人难以适从了。
廖德明：“还有如下一些内容④”你这里说的这五点内容，基本上都属于“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不是语言学思想本身。
笔者：我这里提出的这五点内容属于语言学思想外围一些的问题，但这五点内容也不好说只是“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它们也涉及语言学自身的许多问题。廖老师主持过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语言学青年项目，研究认知语言学，确实是有经验了。廖老师长期以来擅长哲学研究，但是，我首先要说明的是：以往的诸多“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哲学思想史”等等书写范式都不适合于“中国语言学思想史”，那些“思想史”都可以写得很“空灵”，甚至还可以写的“浮泛”一些，那些“思想史”甚至都可以无所不包、几乎成了随意掇合的“观念集”了。“思想”并不是垃圾桶、什么都可以收录，诸如“先秦诸子的思想”等等都不宜拉拉扯扯地拿到“语言学思想史”中来，那种书写并不是我们立意中的“语言学思想史”。“语言学思想史”要尽量秉承“朴学”传统，内容绝对不能虚构，行文要确保顺畅而不呆滞，论证要踏踏实实不可浮光掠影，这个研究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啊！ 邓春琴博士认为鲁国尧教授提出的这个论题高瞻远瞩，值得研究，但也表示这是一项难度非常大的研究课题。
答辩会上各位专家提的意见、建议还有一些，关于宏观论证的那些建议在此不再列举。这里只是列举出了一些比较细致、具体的问题。
各位专家提出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都相当有益，可以说，本课题的获准立项是与各位专家的指教、批评与帮助是分不开的。各位专家极其专业的学识、高瞻远瞩的见解、就学术谈学术的精神让笔者感动，并对他们致以无比的崇敬！各位专家的学术情怀，也让笔者感觉到了一种无比的温暖，笔者在此再次向各位专家致谢！笔者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指导和建议，今后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还会继续认真吸收各位专家的意见。
三、向学界公开征集指导意见信
这个课题的申报、研究虽然有幸获得了众多专家的帮助、指导和建议，但这项研究本身实在是太难了。在此，笔者还是希望得到广大的专家学者的指导，特别是各位大语言学家们，希望你们不吝赐教。对于专家学者们的指导意见，笔者会在课题的最终成果中一一注明，绝不掠美。有关本课题研究的任何建议、指导意见，您都可以发送电子邮件anybuddha@yeah.net告知笔者，或者给笔者写信（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对本课题有帮助的任何邮件、书信，笔者都会用纸质书信或者电话一一核实，如果路途不远笔者都可以躬身受教。
笔者向学界发出这个“公开征集指导意见信”，并不代表笔者要把这个球踢给了“那无数不相识的人们”，笔者还是这项艰巨的任务的第一责任人。笔者不是踢球者，也不是守门员，更不是观众。笔者希望能够得到广大学者的帮助，由此，想起了以前对“跨学科”研究的一些感慨。笔者曾说过，“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应该是系统的、圆润的、前牵后连的、密不可分的，而不是几个条块的‘拼凑’，这是多人合作研究首先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薄守生，2009）。课题组内部的“合作研究”都有如此之难，所以，笔者深知“那无数不相识的人们”并不能替代自己，这项课题还是得由自己来完成。如果作为“集体成果”的话，比较可行的是那些大型的古籍整理类成果，你整理这一本他整理那一本，虽然它们都可以被纳入某“全集”某“全书”或者某“藏”之中，但它们还是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彼此之间不存在“水乳交融”的情况。这类古籍整理的“合作”，并不是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模式。笔者在这里向学界公开征集指导意见，既不是类似古籍整理的“合作”，又不是跨学科研究的“融合”。
申请下来一个课题并不是“跑马圈地”行为，更不能“虚张声势”地对别人说“我已经做完了的东西，你别再去重复了”。这样的“实实在在”的态度就是一种豁达情怀。对于这种“豁达情怀”，笔者曾在一本专著的“后记”中有所言说（薄守生，2012），对这种“豁达情怀”我是非常非常向往！笔者也曾对做学问有过反思，“任何学问都必须以平和、踏实的心态才能真正地做好……平和、踏实的心态更是幸福的唯一保证”（薄守生，2010），这就是“豁达情怀”的最基本的要求。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值得一提，那就是对“学术思想”的认识问题。学术研究离不开思想，保守的“文献派”们或许并不太重视思想本身；但是如果“只”要思想，那哪一个人会没有“思想”呢？随便“瞎想想”的话，谁不会呢？这或许正是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中的“考证、义理”之意（薄守生，2008），二者缺一不可。只是，鲁国尧的这个表述与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太过相近，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一种“低水平重复”，这确实是这个书名之大不幸。
鲁国尧曾呼吁：“我热切企盼第一本《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的诞生！”在此，笔者也同样呼吁：“我热切企盼第一本《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的诞生！”笔者的这个课题立项了，这并不代表笔者就是某个“唯一”或者“第一”，笔者也根本无意于去追求什么“第一”，甚至觉得做“第二”“第三”等等更是一种荣幸。当然，如果已经有“第一”了，笔者会认真参考之，但绝对不会剽窃之，如有引用必一一注明出处；如果这第一“很烂”，笔者还要豁达地、客观地批评之；或良或莠的“第一”，笔者都不会故意屏蔽之。作为“语言学思想史”这么一个重要的议题，让它一直都“空白”着是不行的，有那么三五本专著也不算是议题重复（当然，它们绝对不能“相互剽窃”）。笔者认为，整个21世纪的100年里出现三五本类似专著并不夸张。既然有那么三五本也不算夸张，再读读老前辈何九盈先生的那句“有时候，我也到小清河去，独立桥头，遥望西山苍茫，俯视逝者如斯，此心若洗，百障皆空……”（何九盈，2008），笔者也就更无意于那么三五本中的“第一”了。当然，如果同类著作太多了，有几十本了，并且这本那本之间都属于“半斤八两”“席上滚地上”，那肯定是低水平重复了。
总之，笔者相信《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是当前的学术空白，但这并不代表着笔者热衷于争抢着去“填补空白”，任何“真正的空白”都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一下子就完全“填补”了的，那要靠一个时代的一群人来填补才行，这正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之深意——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的“学术空白”早就被秦始皇所填补完了！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项目批准号：12YJAZH001。）
参考文献：
[1]薄守生，赖慧玲.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侧重于区域学的视
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薄守生.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后记）[M].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2.
[3]薄守生.《汉语言学初探》书后[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10，
（2）.
[4]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C].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8.
[5]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薄守生 四川南充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637009）
关键词：语言学思想史 百年 民国语言学史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开始申报时，笔者以主持人身份、吸收赖慧玲博士作为课题组成员申报了“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笔者思考了五六年之久。为了帮助申报者诊断论证书并尽可能提供一些学术上的帮助，西华师范大学语言学学科的专家组织了一个答辩委员会对申报书进行指导。答辩委员会由査中林教授、杨超教授、康健教授、杨小平教授、曾晓舸副教授、赖慧玲博士、廖德明博士、邓春琴博士等专家组成。下面，笔者附出课题申报书原件，对于答辩委员会提出的相关问题则在“申报书”中用下划线以数字序号①②③④⑤等标出。这个项目现已获得教育部批准立项，笔者将会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来做这项研究。在这里，笔者还向国内外语言学专家们发出一份公开征集指导意见信，诚心诚意地向各位专家学者征求指导意见。对于任何一条意见笔者都会重视，尊重原创观点并且绝不掠美。笔者相信，任何学术都是公共的而不是个人的，即便是“填补学术空白之作”也不可能完全归属于个人。
本文内容包括三部分：申报书原件、论证答辩会纪略、向学界发出的公开征集指导意见信。对它们如果有相应的补充说明，笔者则在每一部分的小标题下面略作注释，以期这三大部分内容有机、有序、系统。
一、申报书原件
以下为申报书原件，分段序号是本文写作时所加，并不是原申报书中的序号。为了版面清晰一些，本文把原申报书的部分段落加以合并，以免显得段落过多、版面不太容易处理，内容无所改动。另外，原申报书中的“前期成果”和“相关参看文献”在此省略，未加附出。申报书执笔者为薄守生，申报时在列举相关“前期成果”时列举了赖慧玲的部分研究成果。
（一）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本课题所研究的“语言学思想”具有时代性、群体性和社会性，与语言学家的个人语言学思想不尽相同。最近100年（1911～2011年）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前半期是由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型的重要时期，或者说是现代语言学产生、发展的时期，弄清楚这一时期的语言学研究状况对于语言学的发展有重要学术意义。后半期是语言学大发展时期，也需要进行总结。
本课题意在“彰显”中国语言学的“灵魂”。百年来，中国语言学有了很大发展，这不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的100年（鲁国尧《就独独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中的原话①）。以往，人们对这100年的中国语言学史所隐含的“语言学思想”重视不够，现在我们应该对它做出全面的挖掘。这种挖掘体现出了三个方面的价值：1.把“隐含”的语言学思想灵魂“彰显”出来，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研究意义。2.把“语言学思想”研究和“语言学史”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既要认真整理、研究语言学史料，又要探索其中的“语言学思想”内涵。3.“客观”是本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公正地看待历史上的“学派分歧”和“门户之见”，不苛求古人，不媚奉权贵②，不见异思迁，不先入为主，立足文献，注重逻辑。不刻意区分中国语言学、西方语言学，淡化“中国语言学与国际接轨”等类似说法，主张中西融合和互补。上述三个方面各有特点，综合了“思想挖掘”“文献综合”“理论提升”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注重语言学论著文献本身，而不是对既有的语言学学术史进行简单的“综合”。尤其是把“语言学思想”研究和“语言学史”研究结合起来这种思路，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二）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有关语言学史的研究中，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研究为数不少，而中国近现当代语言学史的研究却很不成熟。就近百年来的语言学史研究来说，主要有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邵敬敏和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两部专著涉及的较多。除此之外，其他的语言学史研究对近百年来的中国语言学史关涉不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史有一些，诸如《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等等。有关“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也不够扎实）。我们对近百年来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以往的语言学史研究主要有四种类型：1.“分支”史，学科分支主要分为语音、语法、词汇等等。2.“编年”史，可以直接编年，也可以按时代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等几段。3.“纪传”史，为语言学家写传记，在传记中论述语言学的相关问题。4.“流派”史，依照某种“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顺序，把语言学研究分为若干流派，用书写流派的方式书写语言学史。本课题的研究有点类似“流派”史，但也与一般的语言学流派史写作方法不尽相同。本课题的研究更加重视对“语言学思想”发展脉络的挖掘，而不是僵化地看待所谓的“流派”。
本课题对近百年来中国“语言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研究空白。其依据主要有如下四点：
1.语言学家鲁国尧教授自2005年开始就发出“就独独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的感叹。鲁国尧教授的这个感叹发出了六年了，到现在为止还是学术空白。（鲁国尧2005年写成《就独独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初稿，2006年秋在中国音韵学会年会上重申此题，2007年在庆祝唐作藩教授八十华诞学术讨论会上再次呼吁，2008年在《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中再次慷慨激昂：“我热切企盼第一本《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的诞生”。）
2.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古代语言学史研究有一些（濮之珍、王力、何九盈、赵振铎等），近现代语言学史（不是指“汉语史”）的研究却十分薄弱；较为扎实、经典的著作，只有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等极少数论著出现。本课题拟研究1911年10月10日至2011年10月10日这100周年的语言学史，特别是1911～1949和1949～1966这两段历史之间的继承与变革关系③值得研究。 3.几年前笔者曾在某本专著的“自序”中说“（本书中的）‘社会思潮、语言观与语言学史’一节也很重要，但本节内容还不够详细，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花几年的时间专门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使这个专题更加丰满一些”。笔者对本课题有着长时间的思考，已经有了几年的思想准备。这必有利于本课题的顺利完成。
4.语言学学科“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有一条是“8.汉语言文字学的学术史研究（包括专题学术史、专科学术史、断代学术史、学术通史、学术思想史等）”。“课题指南”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这说明有关“语言学思想”的研究是当前需要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常遗憾的是，2010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并未有一个类似内容的项目，这就非常需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来补充一下这个重要议题。
语言学思潮研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空白，中国近现代语言学史研究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本课题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贯彻“史论结合”的原则，希望能够取得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较为圆满的研究成果。
（三）本课题的研究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两个。目标一：进一步丰富中国现当代语言学史的内容，补足以往的语言学史研究中的某些断点、缺位和疏漏。以往的语言学史研究，以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研究为主，而现当代语言学史的研究非常粗略，本研究拟总结从辛亥革命至今的这段语言学发展状况。本研究不拟采用“分支学科史”（如“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等等）的方式来研究，不做这种类型的条块分割，而是对整个语言学做总体的通盘考虑。这是本研究的基础部分。目标二：对中国现当代语言学思想进行归纳总结，这是本研究的重点和主体内容。以往基本上没有过类似的研究，本研究具有实验性、探索性、开创性的重要特点。这种对“语言学思想”的探讨，是建立在对上述的“目标一”的基础之上的，在研究程序和进程上不完全与上述的“目标一”同步，在研究难度上也比上述的“目标一”要难得多。本研究属于语言学的相关研究，本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学术史也有重要的滋养和补充作用，同时对中国近、现、当代历史的某些研究起到很好的补益作用。
（四）本课题的研究内容
本课题力争在系统性上有所突破，不会一团乱麻地堆砌史料，重在突出“语言学思想”的研究。对中国的“语言学思想”进行总结，以前从未有过系统的论述，追根溯源地分析各种思潮将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除了整个“思潮”系统以外，起码还有如下一些内容④值得研究或者进行说明：
1.语言学研究的科学与泛科学倾向。“科学”口号曾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旗帜，语言学也深受这个口号的影响。在语言学领域，“科学”占主流，但也有“泛科学”成分，它们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走向。这种“走向”主要有如下一些表现：汉语及汉字拼音化的探索、词类的有无和划分标准的大讨论、语形语法学的长足发展而语义语法研究的进展迟缓、语言学研究中的伪科学因素的滋长⑤、语言研究的“去人文化”倾向等等。实验语音学、神经语言学、方言的“地理信息系统”处理、古籍数字化、计算语言学等等成为近年来的“朝阳语言学”，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领域纳入“科学”的范围。
2.作为艺术的语言⑥，语言学所占艺术的份额问题。艺术和科学是非常不同的两个部门，有时并不容易得到协调发展。自近现代以来，语言的艺术的成份已经被严重削弱。书法是体现语言文字艺术的少有的领域，但书法研究尚难纳入语言学的学科体系。语言的艺术问题，还表现在修辞学领域。作为语言学思想之一，需要对“语言艺术”⑦重新进行审视。
3.传统已经走了多远，语言学是现代人文？人文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所以我们这里提出了“现代人文”的说法。真正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目前保留下来的只有文字学（不包括现代文字学）、训诂学（或者说古代汉语词汇学）两个领域，音韵学自高本汉以来不再是单纯的传统语言文字学⑧了。语言学的现代人文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也值得探讨。
4.文化语言学大盘点。文化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有过一些曲折，文化语言学的流派、发展和“前几年对文化语言学‘发展’的反思”都值得总结。以往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非就是语言学思想研究，但二者又有一定的联系，本课题首先要把它们区别开来，同时还要对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
5.各种哲学流派对语言学的影响，社会思潮与语言学思想的互动。哲学流派和社会思潮有一定的关联，但社会思潮具有更强的时代性和大众性。索绪尔、弗雷格、乔姆斯基、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都是需要考察的对象。本研究也与通常意义上的“语言哲学”有别，本课题致力于哲学流派、社会思潮与语言学思想的相互影响。由于哲学的内容异常丰富，本课题对哲学问题的涉及首先要保证有所节制，其次要保证这些哲学思想和语言学思想在联系上的真实性，并要求适当控制这一部分内容以便整本著作结构协调。
（五）本课题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是对100年来的语言学著述进行文献整理。难点是百年语言学史的总结，而这种“总结”在“行文的顺序”上的问题是难点中的难点。本研究的先后行文顺序不是可以随意安排的，因为它深层的“语言学思想”是驱使语言学发展的动力。所以，对语言学史料的整理、总结并不是简单的史料整理，我们不能忽视语言发展的规律、语言学发展的规律，而我们所说的“语言学思想”就是这些规律的重要体现。本研究的最终成果以“语言学思想”的形式呈现，但这个呈现形式之前的一些基础工作并非不重要，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基础工作。
（六）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从100年来的语言学史料入手，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分析。我们初步决定详细介绍语言学“核心专著”100本左右、“重要论文”1000篇⑨左右。这些文献阅读部分本身就需要付出极为辛苦的劳动。本课题既不是语言学“编年”，不是语言学家的“纪传”，也不是分文字、语法、语音等等内容的“分支学科史”，而是依潜在的语言学思想的发展脉络⑩来进行历史叙事的。
（七）计划进度 本课题的研究涉及一些复杂的工作，基础工作、攻坚阶段、理论提升都涉及许多异常复杂的问题。根据这些复杂情形，我们做出如下进度安排（在此省略）。本课题最终成果拟为专著《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计划字数约20万字。相关论文的发表、著作的鉴定或出版，争取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
（八）前期研究基础
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近年来主要研究成果如下，专著2部、代表性学术论文7篇（在此省略）。我们已阅读过的相关文献主要有如下20种（在此省略）。
二、课题论证、答辩会纪略
为了帮扶申报者，提高申报质量，西华师范大学语言学学科的专家组成答辩委员会，对课题论证进行了一定的指导和建议。笔者对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根据专家意见认真修改申报书，在日后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将会认真吸收这些专家提出的各种意见。
答辩会首先由笔者做课题陈述。除陈述申报书内容外，笔者还表示这是一个相当难做的题目，也是一个非常“不稳当”的题目，这项研究需要学界的支持、指导。答辩会上，各位专家纷纷提出各种相关意见和建议，笔者一一做了回答。这里，我们把这些意见和建议略记如下。
査中林：“不媚奉权贵②”表述不好，建议修改。
笔者：我的意思是“学术是纯学术”，不涉及更多的其他因素，但我一时没有想到更好的表述方式。申报书对此未做修改。
査中林：为什么说1949～1956，为什么不是1949～1966呢？（注：原稿为“1911～1949和1949～1956这两段历史之间的继承与变革关系”）。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我考虑的并未完全成熟。我们一般认为语言学可以不具有阶级性（斯大林既已声明过），但是语言学研究却受到过政治环境的影响。1957年以前中苏关系亲密，中国语言学受到苏联语言学的影响较大，表现之一是斯大林195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当年便在中国翻译并出版；即使这样，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学者们当时不能把结构主义贴上“美国专利”的标签罢了。然而，从1957年开始左倾思想逐渐泛滥，“反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科学研究领域，结构主义语言学也会逐步被“挖掘”成右派，那时的学术界开始不太正常了。语言学在1957年至1962年左右有较为缓慢的发展，但相对而言，自1956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语言学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停滞状态。基于这样的背景，1949～1966比1949～1956划段也许稍微好一些，不过这样一来1957年前后的不同又体现不出来了。同时，我认为把“文革”当作“语言学史的空白”并不高明，只是我们觉得文革期间的语言学史很难书写而已。在此，我吸收査老师的意见，把申报书修改成③句。我再次澄清，语言学具有较强的“自然科学”的倾向，语言学可以不具有阶级性。
査中林：“伪科学因素的滋长⑤”表述不好。
笔者：我的意思是把语言学作为科学无任何疑议，但是把一些东西“给它穿上科学的外衣来忽悠人”就不好了。对此，我一时间并未想出一个更好的表述方式，暂时不做修改吧。
査中林：“作为艺术的语言⑥”表述也不好。
笔者：我这里的意思是有些语言可以作为某种艺术形式。这样表述可能有歧义，但这样写稍微简练一些，不至于很拖沓，在此暂不修改了。
査中林：“需要对‘语言的艺术’重新进行审视”表述可能有问题。
笔者：是，可能有歧义，我把它改成“‘语言艺术’⑦”吧。
杨超：“音韵学自高本汉以来不再是单纯的传统语言文字学⑧”这表述我不赞成。我从来就不认为那些“用国际音标研究的音韵学”就真的是那么回事。
笔者：学派是本课题要研究的内容之一，用不用国际音标是非常重要的“语言学思想之标志物”，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容我再深入地去想一想。
康健：“鲁国尧《就独独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中的原话①”可以删除，引号里的引用就是原话，没有必要再次强调是“原话”。
笔者：我这里就是要强调是鲁国尧的原话，这种话只有鲁国尧敢说，起码我不敢去说；如果要说，我也得说那是鲁国尧说的啊。
康健：“音韵学自高本汉以来不再是单纯的传统语言文字学⑧”看句子主干“音韵学……是……文字学”似有矛盾，看能否改一下。
笔者：“传统语言文字学”基本上是个固定的名词术语，并非专指“文字学”。这里的“传统语言文字学”是与“现代语言学”相对而言的。我再想想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表述吧，这里暂时先不改了。
康健：在这里你能说明“依潜在的语言学思想的发展脉络⑩”是什么吗？
笔者：我暂时说不清楚，想法有，如果要“一言以蔽之”我却说不清楚。我想，世界上并不存在“一言以蔽之”的语言学史。不过，康老师的这个问题，确实触动了我这个课题的痛处，我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非常感谢康老师指点。
杨小平：“语言学‘核心专著’100本左右、‘重要论文’1000篇⑨”这可能不容易，工作量肯定不小啊，你有什么需要的书到时候我们随时交流。
笔者：谢谢杨老师！100本专著、1000篇论文其实数目并不大，关键是“核心”和“重要”的“代表性”要把握好，真正要读到的论著数量只能是这个数目的几倍、几十倍。在这里，我有个想法是最近十年内出版的书尽量少涉及，我并不是“厚古薄今”，而是最近十年来出版的论著实在是太多了，多得叫人难以适从了。
廖德明：“还有如下一些内容④”你这里说的这五点内容，基本上都属于“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不是语言学思想本身。
笔者：我这里提出的这五点内容属于语言学思想外围一些的问题，但这五点内容也不好说只是“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它们也涉及语言学自身的许多问题。廖老师主持过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语言学青年项目，研究认知语言学，确实是有经验了。廖老师长期以来擅长哲学研究，但是，我首先要说明的是：以往的诸多“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哲学思想史”等等书写范式都不适合于“中国语言学思想史”，那些“思想史”都可以写得很“空灵”，甚至还可以写的“浮泛”一些，那些“思想史”甚至都可以无所不包、几乎成了随意掇合的“观念集”了。“思想”并不是垃圾桶、什么都可以收录，诸如“先秦诸子的思想”等等都不宜拉拉扯扯地拿到“语言学思想史”中来，那种书写并不是我们立意中的“语言学思想史”。“语言学思想史”要尽量秉承“朴学”传统，内容绝对不能虚构，行文要确保顺畅而不呆滞，论证要踏踏实实不可浮光掠影，这个研究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啊！ 邓春琴博士认为鲁国尧教授提出的这个论题高瞻远瞩，值得研究，但也表示这是一项难度非常大的研究课题。
答辩会上各位专家提的意见、建议还有一些，关于宏观论证的那些建议在此不再列举。这里只是列举出了一些比较细致、具体的问题。
各位专家提出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都相当有益，可以说，本课题的获准立项是与各位专家的指教、批评与帮助是分不开的。各位专家极其专业的学识、高瞻远瞩的见解、就学术谈学术的精神让笔者感动，并对他们致以无比的崇敬！各位专家的学术情怀，也让笔者感觉到了一种无比的温暖，笔者在此再次向各位专家致谢！笔者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指导和建议，今后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还会继续认真吸收各位专家的意见。
三、向学界公开征集指导意见信
这个课题的申报、研究虽然有幸获得了众多专家的帮助、指导和建议，但这项研究本身实在是太难了。在此，笔者还是希望得到广大的专家学者的指导，特别是各位大语言学家们，希望你们不吝赐教。对于专家学者们的指导意见，笔者会在课题的最终成果中一一注明，绝不掠美。有关本课题研究的任何建议、指导意见，您都可以发送电子邮件anybuddha@yeah.net告知笔者，或者给笔者写信（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对本课题有帮助的任何邮件、书信，笔者都会用纸质书信或者电话一一核实，如果路途不远笔者都可以躬身受教。
笔者向学界发出这个“公开征集指导意见信”，并不代表笔者要把这个球踢给了“那无数不相识的人们”，笔者还是这项艰巨的任务的第一责任人。笔者不是踢球者，也不是守门员，更不是观众。笔者希望能够得到广大学者的帮助，由此，想起了以前对“跨学科”研究的一些感慨。笔者曾说过，“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应该是系统的、圆润的、前牵后连的、密不可分的，而不是几个条块的‘拼凑’，这是多人合作研究首先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薄守生，2009）。课题组内部的“合作研究”都有如此之难，所以，笔者深知“那无数不相识的人们”并不能替代自己，这项课题还是得由自己来完成。如果作为“集体成果”的话，比较可行的是那些大型的古籍整理类成果，你整理这一本他整理那一本，虽然它们都可以被纳入某“全集”某“全书”或者某“藏”之中，但它们还是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彼此之间不存在“水乳交融”的情况。这类古籍整理的“合作”，并不是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模式。笔者在这里向学界公开征集指导意见，既不是类似古籍整理的“合作”，又不是跨学科研究的“融合”。
申请下来一个课题并不是“跑马圈地”行为，更不能“虚张声势”地对别人说“我已经做完了的东西，你别再去重复了”。这样的“实实在在”的态度就是一种豁达情怀。对于这种“豁达情怀”，笔者曾在一本专著的“后记”中有所言说（薄守生，2012），对这种“豁达情怀”我是非常非常向往！笔者也曾对做学问有过反思，“任何学问都必须以平和、踏实的心态才能真正地做好……平和、踏实的心态更是幸福的唯一保证”（薄守生，2010），这就是“豁达情怀”的最基本的要求。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值得一提，那就是对“学术思想”的认识问题。学术研究离不开思想，保守的“文献派”们或许并不太重视思想本身；但是如果“只”要思想，那哪一个人会没有“思想”呢？随便“瞎想想”的话，谁不会呢？这或许正是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中的“考证、义理”之意（薄守生，2008），二者缺一不可。只是，鲁国尧的这个表述与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太过相近，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一种“低水平重复”，这确实是这个书名之大不幸。
鲁国尧曾呼吁：“我热切企盼第一本《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的诞生！”在此，笔者也同样呼吁：“我热切企盼第一本《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的诞生！”笔者的这个课题立项了，这并不代表笔者就是某个“唯一”或者“第一”，笔者也根本无意于去追求什么“第一”，甚至觉得做“第二”“第三”等等更是一种荣幸。当然，如果已经有“第一”了，笔者会认真参考之，但绝对不会剽窃之，如有引用必一一注明出处；如果这第一“很烂”，笔者还要豁达地、客观地批评之；或良或莠的“第一”，笔者都不会故意屏蔽之。作为“语言学思想史”这么一个重要的议题，让它一直都“空白”着是不行的，有那么三五本专著也不算是议题重复（当然，它们绝对不能“相互剽窃”）。笔者认为，整个21世纪的100年里出现三五本类似专著并不夸张。既然有那么三五本也不算夸张，再读读老前辈何九盈先生的那句“有时候，我也到小清河去，独立桥头，遥望西山苍茫，俯视逝者如斯，此心若洗，百障皆空……”（何九盈，2008），笔者也就更无意于那么三五本中的“第一”了。当然，如果同类著作太多了，有几十本了，并且这本那本之间都属于“半斤八两”“席上滚地上”，那肯定是低水平重复了。
总之，笔者相信《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是当前的学术空白，但这并不代表着笔者热衷于争抢着去“填补空白”，任何“真正的空白”都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一下子就完全“填补”了的，那要靠一个时代的一群人来填补才行，这正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之深意——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的“学术空白”早就被秦始皇所填补完了！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项目批准号：12YJAZH001。）
参考文献：
[1]薄守生，赖慧玲.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侧重于区域学的视
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薄守生.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后记）[M].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2.
[3]薄守生.《汉语言学初探》书后[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10，
（2）.
[4]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C].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8.
[5]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薄守生 四川南充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637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