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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归马克思、读懂马克思
说到马克思主义，国人往往直觉地想到俄国，因为中国人所知道的马克思，几乎都是通过俄国这个“传递手”，从马克思故乡——西欧接力而来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经过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就义无反顾地“走俄国人的路”了。至于从俄国人手中接来的火种，是否全是西欧马克思、恩格斯本来的圣火，传递手斯大林等人有没有改变火焰本来的波长、亮度和传递方向，在那风雨如晦的年月，早期的革命者中只有痛定思痛的陈独秀等极少数人有过某些反思。这种反思瞬即随风而逝，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
俄国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于斯、学于斯、长于斯的西欧，更不是传承了从古希腊、从文艺复兴、从十七世纪以降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其核心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能把一切都摆在理性天平上加以批判的欧洲。俄国地跨欧亚大陆，在地理上，尤其在文化上是“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从彼得大帝以来，它便努力从西欧移植近代文明，但不论这种移植达到多少高的水平，却始终难以摆脱东方与半东方的专制主义传统（包括价值观、政治文化、思维和行为方式等等），极力维护的是强大的不受议会和法律制约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俄国本身是产生不了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不仅如此，俄国虽有幸成为源出西欧的这一真理的传递手，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东方专制的文化理念，将马、恩学说依自己某一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要，对某些内容或予以修正，如实际上不承认“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或夸大其词，如将“专政”推向极致；或有意淡化，如对“自由人联合体”和思想、舆论自由等等；或公然不予转译。
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黄道奇《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和《读书笔记》二书，以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道奇《顾准论希腊城邦制度及其他》和新版的《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这四本内容丰富、具有真知卓见的书，是原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道奇同志以惊人毅力，穷多年时间完成的力作。湘版《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上溯希腊城邦民主，通过对希腊城邦和我国春秋时期的比较研究，探究何以此后世界历史会有民主和专制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他由此入手，重温文艺复兴，徜徉于十七世纪末以来数百年欧洲人文主义和社会主义诸多流派之间。“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转而研究马、恩二人的一生，着重研读以前被人注意较少或有意忽略的马、恩早期和晚年的著作，研究马、恩在他们自己的一生中，许多理论是如何形成、发展和变化的。
书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基本立足点和若干重要论点上，从过去直至今天，人们对马、恩学说的研究，确有一些误读或片面性。在此结论的基础上，作者对其中一些问题重新作了解读。据我们的理解，书作者在书中或与本文作者讨论时，提出并探讨了研究马、恩应当理解的若干基本论点。
（一）要真正回归马、恩“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自由人联合体”等等理论完整、准确的含义，必须先懂得，马、恩作为欧洲人，他们在哲学理念上，最大限度地集纳了、包容了欧洲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人道主义和自由。
书作者欣赏并支持陈乐民先生在《冷眼向洋——二十世纪的欧洲》中表述的意见，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二者，从根本上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的；可是在哲学理念上，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人文前景，看作“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此，“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由人的联合体”，表面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但在马克思的理念中却是统一的，前者是通向后者的手段。马克思追求的是没有阶级的、自由的幸福世界，所以共产主义是最广大的人道主义。书作者以为，懂得了这一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一通百通，达到治学的高层次境界了。
书作者并以为，要读懂马克思，如果“不摆脱中国文化传统的束缚……是读不懂的，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简言之就是以儒家学说为经纬，以法家学说为间架的专制政治学说……用不变的传统思想去解读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又如何能正确的理解呢？”如果切断历史，否定人道主义和自由，只能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异化。这种先例太多了。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片解放思想的气氛中，有人就以势压人地反对和批判周扬所作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报告，致使决心改正错误的周扬郁郁而终。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承认人道主义和异化，真是奇哉怪也！书作者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时认为：“理论上的争论是不能由哪一个人来裁决的，这种裁决是无效的，思想从来是多元化的。”
显然，除阶级的因素外，文化底蕴（底格）不同的政党、集团和个人，也必将对马、恩学说作出不同倾向、各有喜恶的解读。这里的“文化”是指与一个民族振兴和发展道路有关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在心理学上可说是习惯成自然的历史“存储反应”。几千年专制制度对今日炎黄子孙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决策者到普通老百姓概莫能外。我们在对马、恩学说的研究中，应当充分考虑到马、恩所集纳、包容的欧洲人文主义，即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先弄明白马、恩自己的思路，再涉及其他。道奇在一次与友人小聚中，幽默地自嘲说自己是德国人，就表示了这种自我期盼。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学者，追求的是全人类解放的长远目标，千万不能任由现实政治操弄，用政治功利、经济功利或文化功利的实用主义态度来对待，成为顾准所说的“史官文化”，即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以政治家的言论为最高指示，使马、恩学说从属于政治权威。如果这样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就完了。这是马克思自己所坚决反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时苏联威望很高，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在欧洲自毁声誉，自我孤立，对欧洲人民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就是这种实用主义的苦果。
书作者在多处地方强调了多元化的观点：社会本身就是多元化的，思想必须实现真正的多元化，有互相激荡的力量存在，社会才会进步。本文作者还认为，马、恩学说的研究本属于“道统”，但有人却偏偏要搞成“政统”，自命为一切绝对真理的“法官”。近六十年中国当代史已经作出结论，唯有思想上的多元主义，而不是舆论一律的一元主义，才有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元主义是科学发展和政治、经济、文化进步的敌人，一旦真理成了“钦定”的绝对真理，更是如此。
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从哲学概念和特定含义上，似乎还可以说得通，当然也应十分谨慎！但将着眼于人类彻底解放的马、恩理念，不加分析地加以机械利用，是必然要碰壁的；更何况“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语）。俄国首先“创造”了一条新“规律”，即提前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然后使生产力去适合它，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恶果，这一切当然怪不得马克思。
（三）如何正确解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在本书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某些人一听到“专政”，心中自然涌出的样板，就是“马列主义加秦始皇”，就是“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于最高当政者，而且不受任何民主监督的政权等等，甚至认为一部《共产党宣言》就是“阶级斗争”四个字。书作者认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1891年为此书所写的《导言》，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理论概括，就是“继承了欧洲进步文明的积极成果”的一个实例。过去人们多只在工人政权起始阶段对反动派专政方面去理解，而不是从它所实行的工人（人民）民主方面去理解。其实“巴黎公社”政权的架构虽并非十分规范，却明显继承了西方民主共和的政体。这一政体是在多元竞争性选举中产生的政体。参加公社的三大派各有各的公开的俱乐部（政党雏形），虽然彼此斗争很激烈，却没有一派对他派实行“专政”，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也非常清楚。人们也还没有注意到，他们把国民教育也分立出来了，是不是认为教育属于关系人类进步的更长远范畴，它不应仅仅服从于当政者一时的政治功利，因而教育相对于国家政权，应有很大的自由度？这里，也体现了马克思对人这一主题的关怀。
书作者指出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与之相适应的阶级斗争是必定存在的，只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应随时代不同，随同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具有新的视角。而且应当承认，在西方，“革命”在许多情况下已让位于“改良”了。
（四）“以人为本”虽然古已有之，但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无论与马克思学说还是与现代化都扯不上关系。对“以人为本”最准确的诠释来自马克思学说。书作者强调：“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人是现实的、实践的人”，“革命事业不是为了物，为了物也是为了人”。他认为马克思学说可以最终归结为人的自由和解放，体现为人的尊严。这与王若水以为马克思学说的精华可以理解为“实践的唯人主义”不谋而合。也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精义所在。许多研究者也都早已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人；而为了创造这种人，就必须先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条件”，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实现自我，为社会作出贡献。异化克服了，人将成为自然的朋友，成为社会和自己的主人。为了做到这一点，这里的关键词是——必须先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条件。
背离这些宗旨的任何做法，如书作者指出的俄国当年的“大清洗乃至屠杀以及树立对个人的崇拜……都扭曲了人的本质，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人类的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因为这样的社会条件促使了人性的异化。并指出“古希腊城邦政治是一种‘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政体……公民，即自由人，他们都有资格参加定期的‘公民大会’，讨论城邦一切重大事务，公民大会并握有最高的监督权，其首脑人物包括将军都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这种古老的、使人们具有一定自由度的直接民主，虽只适合小的城邦，但实现了“权为自由人所授”，是现代民主宪政政治制度的原始雏形。
本文作者认为，马、恩当时虽还未为他们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指出如何才能实现的具体条件和途径，人们仿佛“隔着纱窗看晓雾”（瞿秋白语），但大多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只是隐约觉得，这不是靠几代人就能实现的。
虽然路还远着，但又觉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为第一步，一切革命者应从创造新的社会条件入手，一步一步有序地扩大人的自由度，以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加快对自己所认定的未来理想社会条件的建设，促其实现。可是事与愿违，如顾准所言，许多革命领袖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却为了达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决不可能实现的激进的、空想的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柬埔寨为了搞“超级社会主义”甚而不惜搞种族灭绝，波尔布特还自认为：“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
在中国，这些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人们在交往中自由度大大增加了，与改革前已有天壤之别。但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现状仍是中国广大老百姓的早春天气。人们期待将党的十七大的要求付诸切实的行动，期待着在这方面有更快的进步。
可以回顾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果没有当时决策者相对的宽松政策，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必将遇到无法逾越的阻力。这倒真是一旦加大人的自由度，必将促进物质进步的实例。以反面的例子来说，如早给了情为民所系的两位医生（高耀洁、蒋彦永）以稍大的自由度，《人民日报》早点见报，新华社早发消息，艾滋病或不致流行到今天这种程度，非典可以更早防治，损失可以减少；还有以谎言对待松花江污染等等事例，无不说明某些官员所理解的自由度，也常被自己私利所异化了。因而一遇事件，第一本能的反应就是以“政治影响”为名加以隐瞒。这次由中央领导在第一线亲自指挥的抗震救灾工作，即以其迥异于往常的透明度，取得了迥异于往常的速度和力度。
二、理想主义、经验主义及其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此看欧洲和东方，从十九世纪中叶始，社会上有影响的思潮有两种，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界限分明，社会主义一方就是要取代资本主义。进入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分裂为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七十年后苏联解体，俄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包括其理论，都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而社会民主主义则与自由主义日益趋向于合流。对这一历史，曾有过许多不同的、对立的解释，热闹得很，但它确实是这一个多世纪人类所走过的路，人们高兴也好，失望也好，沉重也好，反正已成为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人类自己的选择，生命之树是常青的。
马、恩学说本身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从英国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变化，看到了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大趋势，后来又准确地指出了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看到了经济因素推动世界发展的不可遏止的威力。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这一趋势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带来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尖锐对立。马克思当时提出的办法是无产者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自己去掌握生产资料，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的不平等。马克思作为十九世纪举世公认的思想家，是深知自己思想中发展与平等二者的矛盾的，他们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就是这种矛盾的反映。这就是马、恩终其一生之所以在创造、延伸、自我修正，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的原因。他们是真正与时俱进的。
《共产党宣言》为未来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共产主义蓝图，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鼓舞了工人阶级争取权益的斗争，但这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宣言，当然不可避免的也有着某些先验和空想的成分。《宣言》并没有最终解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主题。他们石破天惊地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实行全面“计划经济”和单一的“按劳分配”，后来还包括取消商品、取消货币等等一整套激进主张，再辅以无产阶级专政，期盼由此一举解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走向全新的社会。人们在那样的日子，提出这种一步到位通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思想，有其历史的必然。这当然比慢条斯理地经过民主和实施宪政的遥远道路更能吸引处于苦难中的民族。进入二十世纪初，率先实行这种革命的是俄国；三十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为号召夺取了政权，革命成功不到三年，毛泽东就突然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转向俄国式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之路。对此，中国思想家顾准在“文革”中作出了自己的反思，他不赞同理想主义的“终极目的”，他说他此后将坚决“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他以为先验的理想主义一旦与激进主义非理性地相结合，民主必将被专政所取代，政权也必将异化为最高决策者个人的专政。俄、中两国恰恰是有着浓厚专制主义影响的落后东方大国。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西欧由于其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发展了马克思学说的另一流派——社会民主主义。
当俄国以及一批东欧国家先后将其模式推到极端，并变本加厉地去施为，有时甚而使得民生凋敝时，却不许也很少有人敢于去认真想一想，马、恩在十九世纪中叶提出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一经过历史检验的著名论断，与我们自己当时所作所为就没有显而易见的矛盾么？事实上俄国为了“消灭私有制”和实施“计划经济”，是用大清洗；中国则是用一系列政治运动，乃至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十年内乱，来消除怀疑和阻力的。即令这样，后果如何早已众所周知了。
幸而由于有马克思这一难以作其他解释的论断，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邓小平、胡耀邦才得以排除阻力，建立了自己从经济体制入手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文革”前及“文革”十年的愚昧状态，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不“托古改制”，有时就寸步难行。邓小平说改革要杀出一条血路；胡耀邦说，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可见改革启蒙之艰难。
一切人都是有局限性的存在，由有局限性的人所提出的任何理论学说，包括马、恩学说都无不存在着缺陷。马、恩学说本身的某些缺陷，是斯大林等人陷入歧途的理论渊源，而他们又不仅大幅度放大了前者的理论缺陷，并在实践中以“发展”为名走向了极端。
由于世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与上个世纪大不相同的变化，包括工业飞快发展、经济生活日益现代化、工人生活的改善、近代民主制体现的普遍的新价值观、福利国家缓和了社会矛盾等等，马、恩根据十九世纪当时形势和思路得出的部分论点便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总之，在从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以来，马、恩所期盼的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已步入低潮，事实上是难有可能了。欧洲的共产党早已无法讲清自己的立场和奋斗纲领，处境尴尬，纷纷转向。但仔细想来，这其实是对马、恩学说的研究已逐渐摆脱了政治功利，转而将他们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看待，不再让他们承担“宣传员”的角色，不再将他们的某句话作为政治家成功或失败的注脚。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我们应当坚信，从最宽泛处讲，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不平等的悖论和异化现象，人们总会想起马克思，他是人们不可绕过的。今日许多人对他由信仰和崇拜，转为探讨和研究，认识其局限性，发扬其适应当今时代的精华，将马、恩学说由政治家的“政统”转为人类思想长河的“道统”，以其丰富精神营养启蒙着一代一代的学者和读者，“润物细无声”，这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切的命题，一切只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至于马、恩所说的“消灭私有制”，究竟是“消灭”还是“扬弃”，他们的晚年究竟是如何看待“消灭私有制”的，是不是打算抛弃这一论点？这些也许重要，但也似乎不太重要了。对资本带来的消极面的批判，马克思是最深刻的一家，这些批判也是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寻求驾驭资本的制度，而是寻求消灭资本的制度。除极少数仍然倾向“文革”路线的朋友，大家早已心知肚明，即使在已进入信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资本在地球上至少在很长时间依然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的势力会越来越强大，如果没有民主政治体制来制约和规范资本的行为，来制衡公共权力，计划经济下遗留的权力体系和不健全的市场体系二者的不良结合，将使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一是这些问题可以慢慢研究；二是对任何问题，无论马、恩当年是怎么说的，当代人经过自己的实践和思考，认为该怎么办为好，自己办去就是了。显然，“事缓则圆”，“托古改制”有时还是有利于等待多数人觉悟的，但思想启蒙、舆论自由的潮流有如江海，祈望今后“改制”不再老是需要“托古”，人类总是一代强过一代的，不是么！！
三、远未结束的结束语
黄道奇不是学历史的，却选择了这样一个历史性很强的题目，就是为了阐明马、恩学说与欧洲人文主义文明的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在离休后的八年中，他俯仰今古，感怀新中国以来六十年的沧桑岁月，写出了“字字看来皆是血，八年辛苦不寻常”（他自己说，有些段落是含着泪水写的）的大部头书。当中最不寻常之处，就是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实现了拨乱反正，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同整个西方思想史相联系、相贯通。完全摒弃了以为马、恩学说可以和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时期人类文明成果相脱离相对立，新的世界观可以与人类在资本主义时期创造的文化完全相脱离相对立这种水火不相容的绝对二元化的观点。姑且不论马、恩学说是否真如我们过去所崇信的，就是如列宁所说的“三个来源”（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问题显然并没有就此终结，因为这“三个来源”本身都不是从天而降的“圣火”，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来自人间和人间悠久的历史文明。况且，三个来源说让人看不到马克思学说中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这个价值论的地位。
本文作者以为，拨乱反正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从理论上还应当包括：（1）长期以来有许多人曾把列宁主义以及稍后的斯大林主义视为马、恩学说的唯一的正统继承者，其实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仅就学术思想而言）都只是马、恩学说的一个流派，对这一流派应当根据实践，批判地加以审查；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主要是列宁、斯大林主义，或者说经过他们修正的马克思主义。（2）将后人加在马、恩头上的东西，和马、恩本人的思想区别开来。（3）发扬马、恩学说的精华，并加以发展，使之适合当今世界的需要；对其中有历史局限性的成分，经过实践的检验加以扬弃，勿需为贤者讳。
对马、恩学说的研究探讨，当然应该是无禁区也无止境的，许多人已在进行探索。例如人类社会究竟有没有至善的“终极目的”？如何理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今天，在信息社会，如何理解劳动价值学说？在现代的条件下，财富是工人、科学家、工程师、经营管理者共同创造的，它们都是生产力么，那么如何看待剥削的问题？还有，如何防止执政党和领袖的异化？马克思是如何看待“三权分立”的等等，太多了，都还需要人们“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也还只是治学的第一层境界。路正远着，有待于更多的勇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真理的入口处，如同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除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书作者在本书结尾，笔端带着感情写道：“我们晚年能读懂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实在不枉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这表达了作者对真理无止息的追寻，中国需要许多这样的研究者。因为如陈乐民先生所说，马克思学说“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的末叶，时时都在发展和创新当中，是充满活力的。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历程或命运却因现实政治的干扰而十分诡谲或不幸，它曾被政治家以它的名义推行自己的意图，于是它曾被利用、曲解、割裂和‘改造’；以致它不得不承担以它的名义造成种种恶果的责任。马克思的学说本来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是能够包含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把它封锁住了。连同他大量的包含着深刻思想内容的未刊稿（比已发表的几乎要多一倍），都被封锁住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恐怕没有谁像马克思及其学说那样遭受人为的摆布和嘲弄”。我们以为，是到了返璞归真，摆脱这些摆布和嘲弄的时候了。
我们三人中有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从事过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近三年来，对此文的观点、内容交谈过许多次，就已经得到大致相近认识的一些问题，怀着“近乡情更怯”的心情草就此文，求益于关心者。
说到马克思主义，国人往往直觉地想到俄国，因为中国人所知道的马克思，几乎都是通过俄国这个“传递手”，从马克思故乡——西欧接力而来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经过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就义无反顾地“走俄国人的路”了。至于从俄国人手中接来的火种，是否全是西欧马克思、恩格斯本来的圣火，传递手斯大林等人有没有改变火焰本来的波长、亮度和传递方向，在那风雨如晦的年月，早期的革命者中只有痛定思痛的陈独秀等极少数人有过某些反思。这种反思瞬即随风而逝，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
俄国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于斯、学于斯、长于斯的西欧，更不是传承了从古希腊、从文艺复兴、从十七世纪以降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其核心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能把一切都摆在理性天平上加以批判的欧洲。俄国地跨欧亚大陆，在地理上，尤其在文化上是“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从彼得大帝以来，它便努力从西欧移植近代文明，但不论这种移植达到多少高的水平，却始终难以摆脱东方与半东方的专制主义传统（包括价值观、政治文化、思维和行为方式等等），极力维护的是强大的不受议会和法律制约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俄国本身是产生不了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不仅如此，俄国虽有幸成为源出西欧的这一真理的传递手，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东方专制的文化理念，将马、恩学说依自己某一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要，对某些内容或予以修正，如实际上不承认“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或夸大其词，如将“专政”推向极致；或有意淡化，如对“自由人联合体”和思想、舆论自由等等；或公然不予转译。
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黄道奇《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和《读书笔记》二书，以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道奇《顾准论希腊城邦制度及其他》和新版的《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这四本内容丰富、具有真知卓见的书，是原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道奇同志以惊人毅力，穷多年时间完成的力作。湘版《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上溯希腊城邦民主，通过对希腊城邦和我国春秋时期的比较研究，探究何以此后世界历史会有民主和专制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他由此入手，重温文艺复兴，徜徉于十七世纪末以来数百年欧洲人文主义和社会主义诸多流派之间。“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转而研究马、恩二人的一生，着重研读以前被人注意较少或有意忽略的马、恩早期和晚年的著作，研究马、恩在他们自己的一生中，许多理论是如何形成、发展和变化的。
书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基本立足点和若干重要论点上，从过去直至今天，人们对马、恩学说的研究，确有一些误读或片面性。在此结论的基础上，作者对其中一些问题重新作了解读。据我们的理解，书作者在书中或与本文作者讨论时，提出并探讨了研究马、恩应当理解的若干基本论点。
（一）要真正回归马、恩“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自由人联合体”等等理论完整、准确的含义，必须先懂得，马、恩作为欧洲人，他们在哲学理念上，最大限度地集纳了、包容了欧洲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人道主义和自由。
书作者欣赏并支持陈乐民先生在《冷眼向洋——二十世纪的欧洲》中表述的意见，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二者，从根本上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的；可是在哲学理念上，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人文前景，看作“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此，“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由人的联合体”，表面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但在马克思的理念中却是统一的，前者是通向后者的手段。马克思追求的是没有阶级的、自由的幸福世界，所以共产主义是最广大的人道主义。书作者以为，懂得了这一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一通百通，达到治学的高层次境界了。
书作者并以为，要读懂马克思，如果“不摆脱中国文化传统的束缚……是读不懂的，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简言之就是以儒家学说为经纬，以法家学说为间架的专制政治学说……用不变的传统思想去解读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又如何能正确的理解呢？”如果切断历史，否定人道主义和自由，只能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异化。这种先例太多了。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片解放思想的气氛中，有人就以势压人地反对和批判周扬所作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报告，致使决心改正错误的周扬郁郁而终。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承认人道主义和异化，真是奇哉怪也！书作者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时认为：“理论上的争论是不能由哪一个人来裁决的，这种裁决是无效的，思想从来是多元化的。”
显然，除阶级的因素外，文化底蕴（底格）不同的政党、集团和个人，也必将对马、恩学说作出不同倾向、各有喜恶的解读。这里的“文化”是指与一个民族振兴和发展道路有关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在心理学上可说是习惯成自然的历史“存储反应”。几千年专制制度对今日炎黄子孙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决策者到普通老百姓概莫能外。我们在对马、恩学说的研究中，应当充分考虑到马、恩所集纳、包容的欧洲人文主义，即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先弄明白马、恩自己的思路，再涉及其他。道奇在一次与友人小聚中，幽默地自嘲说自己是德国人，就表示了这种自我期盼。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学者，追求的是全人类解放的长远目标，千万不能任由现实政治操弄，用政治功利、经济功利或文化功利的实用主义态度来对待，成为顾准所说的“史官文化”，即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以政治家的言论为最高指示，使马、恩学说从属于政治权威。如果这样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就完了。这是马克思自己所坚决反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时苏联威望很高，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在欧洲自毁声誉，自我孤立，对欧洲人民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就是这种实用主义的苦果。
书作者在多处地方强调了多元化的观点：社会本身就是多元化的，思想必须实现真正的多元化，有互相激荡的力量存在，社会才会进步。本文作者还认为，马、恩学说的研究本属于“道统”，但有人却偏偏要搞成“政统”，自命为一切绝对真理的“法官”。近六十年中国当代史已经作出结论，唯有思想上的多元主义，而不是舆论一律的一元主义，才有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元主义是科学发展和政治、经济、文化进步的敌人，一旦真理成了“钦定”的绝对真理，更是如此。
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从哲学概念和特定含义上，似乎还可以说得通，当然也应十分谨慎！但将着眼于人类彻底解放的马、恩理念，不加分析地加以机械利用，是必然要碰壁的；更何况“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语）。俄国首先“创造”了一条新“规律”，即提前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然后使生产力去适合它，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恶果，这一切当然怪不得马克思。
（三）如何正确解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在本书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某些人一听到“专政”，心中自然涌出的样板，就是“马列主义加秦始皇”，就是“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于最高当政者，而且不受任何民主监督的政权等等，甚至认为一部《共产党宣言》就是“阶级斗争”四个字。书作者认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1891年为此书所写的《导言》，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理论概括，就是“继承了欧洲进步文明的积极成果”的一个实例。过去人们多只在工人政权起始阶段对反动派专政方面去理解，而不是从它所实行的工人（人民）民主方面去理解。其实“巴黎公社”政权的架构虽并非十分规范，却明显继承了西方民主共和的政体。这一政体是在多元竞争性选举中产生的政体。参加公社的三大派各有各的公开的俱乐部（政党雏形），虽然彼此斗争很激烈，却没有一派对他派实行“专政”，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也非常清楚。人们也还没有注意到，他们把国民教育也分立出来了，是不是认为教育属于关系人类进步的更长远范畴，它不应仅仅服从于当政者一时的政治功利，因而教育相对于国家政权，应有很大的自由度？这里，也体现了马克思对人这一主题的关怀。
书作者指出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与之相适应的阶级斗争是必定存在的，只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应随时代不同，随同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具有新的视角。而且应当承认，在西方，“革命”在许多情况下已让位于“改良”了。
（四）“以人为本”虽然古已有之，但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无论与马克思学说还是与现代化都扯不上关系。对“以人为本”最准确的诠释来自马克思学说。书作者强调：“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人是现实的、实践的人”，“革命事业不是为了物，为了物也是为了人”。他认为马克思学说可以最终归结为人的自由和解放，体现为人的尊严。这与王若水以为马克思学说的精华可以理解为“实践的唯人主义”不谋而合。也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精义所在。许多研究者也都早已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人；而为了创造这种人，就必须先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条件”，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实现自我，为社会作出贡献。异化克服了，人将成为自然的朋友，成为社会和自己的主人。为了做到这一点，这里的关键词是——必须先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条件。
背离这些宗旨的任何做法，如书作者指出的俄国当年的“大清洗乃至屠杀以及树立对个人的崇拜……都扭曲了人的本质，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人类的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因为这样的社会条件促使了人性的异化。并指出“古希腊城邦政治是一种‘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政体……公民，即自由人，他们都有资格参加定期的‘公民大会’，讨论城邦一切重大事务，公民大会并握有最高的监督权，其首脑人物包括将军都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这种古老的、使人们具有一定自由度的直接民主，虽只适合小的城邦，但实现了“权为自由人所授”，是现代民主宪政政治制度的原始雏形。
本文作者认为，马、恩当时虽还未为他们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指出如何才能实现的具体条件和途径，人们仿佛“隔着纱窗看晓雾”（瞿秋白语），但大多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只是隐约觉得，这不是靠几代人就能实现的。
虽然路还远着，但又觉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为第一步，一切革命者应从创造新的社会条件入手，一步一步有序地扩大人的自由度，以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加快对自己所认定的未来理想社会条件的建设，促其实现。可是事与愿违，如顾准所言，许多革命领袖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却为了达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决不可能实现的激进的、空想的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柬埔寨为了搞“超级社会主义”甚而不惜搞种族灭绝，波尔布特还自认为：“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
在中国，这些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人们在交往中自由度大大增加了，与改革前已有天壤之别。但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现状仍是中国广大老百姓的早春天气。人们期待将党的十七大的要求付诸切实的行动，期待着在这方面有更快的进步。
可以回顾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果没有当时决策者相对的宽松政策，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必将遇到无法逾越的阻力。这倒真是一旦加大人的自由度，必将促进物质进步的实例。以反面的例子来说，如早给了情为民所系的两位医生（高耀洁、蒋彦永）以稍大的自由度，《人民日报》早点见报，新华社早发消息，艾滋病或不致流行到今天这种程度，非典可以更早防治，损失可以减少；还有以谎言对待松花江污染等等事例，无不说明某些官员所理解的自由度，也常被自己私利所异化了。因而一遇事件，第一本能的反应就是以“政治影响”为名加以隐瞒。这次由中央领导在第一线亲自指挥的抗震救灾工作，即以其迥异于往常的透明度，取得了迥异于往常的速度和力度。
二、理想主义、经验主义及其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此看欧洲和东方，从十九世纪中叶始，社会上有影响的思潮有两种，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界限分明，社会主义一方就是要取代资本主义。进入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分裂为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七十年后苏联解体，俄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包括其理论，都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而社会民主主义则与自由主义日益趋向于合流。对这一历史，曾有过许多不同的、对立的解释，热闹得很，但它确实是这一个多世纪人类所走过的路，人们高兴也好，失望也好，沉重也好，反正已成为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人类自己的选择，生命之树是常青的。
马、恩学说本身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从英国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变化，看到了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大趋势，后来又准确地指出了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看到了经济因素推动世界发展的不可遏止的威力。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这一趋势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带来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尖锐对立。马克思当时提出的办法是无产者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自己去掌握生产资料，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的不平等。马克思作为十九世纪举世公认的思想家，是深知自己思想中发展与平等二者的矛盾的，他们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就是这种矛盾的反映。这就是马、恩终其一生之所以在创造、延伸、自我修正，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的原因。他们是真正与时俱进的。
《共产党宣言》为未来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共产主义蓝图，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鼓舞了工人阶级争取权益的斗争，但这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宣言，当然不可避免的也有着某些先验和空想的成分。《宣言》并没有最终解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主题。他们石破天惊地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实行全面“计划经济”和单一的“按劳分配”，后来还包括取消商品、取消货币等等一整套激进主张，再辅以无产阶级专政，期盼由此一举解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走向全新的社会。人们在那样的日子，提出这种一步到位通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思想，有其历史的必然。这当然比慢条斯理地经过民主和实施宪政的遥远道路更能吸引处于苦难中的民族。进入二十世纪初，率先实行这种革命的是俄国；三十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为号召夺取了政权，革命成功不到三年，毛泽东就突然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转向俄国式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之路。对此，中国思想家顾准在“文革”中作出了自己的反思，他不赞同理想主义的“终极目的”，他说他此后将坚决“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他以为先验的理想主义一旦与激进主义非理性地相结合，民主必将被专政所取代，政权也必将异化为最高决策者个人的专政。俄、中两国恰恰是有着浓厚专制主义影响的落后东方大国。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西欧由于其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发展了马克思学说的另一流派——社会民主主义。
当俄国以及一批东欧国家先后将其模式推到极端，并变本加厉地去施为，有时甚而使得民生凋敝时，却不许也很少有人敢于去认真想一想，马、恩在十九世纪中叶提出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一经过历史检验的著名论断，与我们自己当时所作所为就没有显而易见的矛盾么？事实上俄国为了“消灭私有制”和实施“计划经济”，是用大清洗；中国则是用一系列政治运动，乃至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十年内乱，来消除怀疑和阻力的。即令这样，后果如何早已众所周知了。
幸而由于有马克思这一难以作其他解释的论断，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邓小平、胡耀邦才得以排除阻力，建立了自己从经济体制入手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文革”前及“文革”十年的愚昧状态，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不“托古改制”，有时就寸步难行。邓小平说改革要杀出一条血路；胡耀邦说，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可见改革启蒙之艰难。
一切人都是有局限性的存在，由有局限性的人所提出的任何理论学说，包括马、恩学说都无不存在着缺陷。马、恩学说本身的某些缺陷，是斯大林等人陷入歧途的理论渊源，而他们又不仅大幅度放大了前者的理论缺陷，并在实践中以“发展”为名走向了极端。
由于世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与上个世纪大不相同的变化，包括工业飞快发展、经济生活日益现代化、工人生活的改善、近代民主制体现的普遍的新价值观、福利国家缓和了社会矛盾等等，马、恩根据十九世纪当时形势和思路得出的部分论点便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总之，在从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以来，马、恩所期盼的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已步入低潮，事实上是难有可能了。欧洲的共产党早已无法讲清自己的立场和奋斗纲领，处境尴尬，纷纷转向。但仔细想来，这其实是对马、恩学说的研究已逐渐摆脱了政治功利，转而将他们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看待，不再让他们承担“宣传员”的角色，不再将他们的某句话作为政治家成功或失败的注脚。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我们应当坚信，从最宽泛处讲，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不平等的悖论和异化现象，人们总会想起马克思，他是人们不可绕过的。今日许多人对他由信仰和崇拜，转为探讨和研究，认识其局限性，发扬其适应当今时代的精华，将马、恩学说由政治家的“政统”转为人类思想长河的“道统”，以其丰富精神营养启蒙着一代一代的学者和读者，“润物细无声”，这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切的命题，一切只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至于马、恩所说的“消灭私有制”，究竟是“消灭”还是“扬弃”，他们的晚年究竟是如何看待“消灭私有制”的，是不是打算抛弃这一论点？这些也许重要，但也似乎不太重要了。对资本带来的消极面的批判，马克思是最深刻的一家，这些批判也是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寻求驾驭资本的制度，而是寻求消灭资本的制度。除极少数仍然倾向“文革”路线的朋友，大家早已心知肚明，即使在已进入信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资本在地球上至少在很长时间依然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的势力会越来越强大，如果没有民主政治体制来制约和规范资本的行为，来制衡公共权力，计划经济下遗留的权力体系和不健全的市场体系二者的不良结合，将使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一是这些问题可以慢慢研究；二是对任何问题，无论马、恩当年是怎么说的，当代人经过自己的实践和思考，认为该怎么办为好，自己办去就是了。显然，“事缓则圆”，“托古改制”有时还是有利于等待多数人觉悟的，但思想启蒙、舆论自由的潮流有如江海，祈望今后“改制”不再老是需要“托古”，人类总是一代强过一代的，不是么！！
三、远未结束的结束语
黄道奇不是学历史的，却选择了这样一个历史性很强的题目，就是为了阐明马、恩学说与欧洲人文主义文明的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在离休后的八年中，他俯仰今古，感怀新中国以来六十年的沧桑岁月，写出了“字字看来皆是血，八年辛苦不寻常”（他自己说，有些段落是含着泪水写的）的大部头书。当中最不寻常之处，就是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实现了拨乱反正，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同整个西方思想史相联系、相贯通。完全摒弃了以为马、恩学说可以和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时期人类文明成果相脱离相对立，新的世界观可以与人类在资本主义时期创造的文化完全相脱离相对立这种水火不相容的绝对二元化的观点。姑且不论马、恩学说是否真如我们过去所崇信的，就是如列宁所说的“三个来源”（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问题显然并没有就此终结，因为这“三个来源”本身都不是从天而降的“圣火”，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来自人间和人间悠久的历史文明。况且，三个来源说让人看不到马克思学说中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这个价值论的地位。
本文作者以为，拨乱反正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从理论上还应当包括：（1）长期以来有许多人曾把列宁主义以及稍后的斯大林主义视为马、恩学说的唯一的正统继承者，其实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仅就学术思想而言）都只是马、恩学说的一个流派，对这一流派应当根据实践，批判地加以审查；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主要是列宁、斯大林主义，或者说经过他们修正的马克思主义。（2）将后人加在马、恩头上的东西，和马、恩本人的思想区别开来。（3）发扬马、恩学说的精华，并加以发展，使之适合当今世界的需要；对其中有历史局限性的成分，经过实践的检验加以扬弃，勿需为贤者讳。
对马、恩学说的研究探讨，当然应该是无禁区也无止境的，许多人已在进行探索。例如人类社会究竟有没有至善的“终极目的”？如何理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今天，在信息社会，如何理解劳动价值学说？在现代的条件下，财富是工人、科学家、工程师、经营管理者共同创造的，它们都是生产力么，那么如何看待剥削的问题？还有，如何防止执政党和领袖的异化？马克思是如何看待“三权分立”的等等，太多了，都还需要人们“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也还只是治学的第一层境界。路正远着，有待于更多的勇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真理的入口处，如同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除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书作者在本书结尾，笔端带着感情写道：“我们晚年能读懂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实在不枉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这表达了作者对真理无止息的追寻，中国需要许多这样的研究者。因为如陈乐民先生所说，马克思学说“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的末叶，时时都在发展和创新当中，是充满活力的。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历程或命运却因现实政治的干扰而十分诡谲或不幸，它曾被政治家以它的名义推行自己的意图，于是它曾被利用、曲解、割裂和‘改造’；以致它不得不承担以它的名义造成种种恶果的责任。马克思的学说本来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是能够包含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把它封锁住了。连同他大量的包含着深刻思想内容的未刊稿（比已发表的几乎要多一倍），都被封锁住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恐怕没有谁像马克思及其学说那样遭受人为的摆布和嘲弄”。我们以为，是到了返璞归真，摆脱这些摆布和嘲弄的时候了。
我们三人中有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从事过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近三年来，对此文的观点、内容交谈过许多次，就已经得到大致相近认识的一些问题，怀着“近乡情更怯”的心情草就此文，求益于关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