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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注腐败问题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国周边国家如俄罗斯、蒙古、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乌克兰等国的腐败程度均超过中国，但令人感到“奇异”的是，只有中国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这种鲜明的对比，体现的自然是中国制度模式的优势。但更令人倍感“奇异”的是，西方没有人质疑为何那些国家不能如同中国一样去反腐败，反而质疑中国：一党执政下的国家，没有外部有效监督，能真正有效地遏制腐败吗？
其实，上述对比本来就是对西方质疑的最好回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出席今年纪检监察系统老干部新春团拜会时，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鲜明的回答：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人家老说咱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不信这个邪。
中央高层领导敢如此表态，自然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底气。与此相反的倒是，西方的预言屡屡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西方就断言新政府难以存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就预判，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全力治理战争创伤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出兵；就是出兵，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断言，一个搞计划经济的国家是不可能成功转型为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学者更是普遍认为，一党体制下是无法建立市场经济的。1989年之后，西方更是武断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无法再持续下去，政府的寿命将以月计。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一直到今天，西方最流行的还是“中国崩溃论”。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2年6月，《经济学人》杂志专门出了个关于中国的副刊，题为《底气不足的中国龙》。它对中国的分析如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依赖着国内引擎的拉动，而这已经力不从心了。过去5年里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政府的巨额支出。因此，政府的债务飞速上升。再加上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国家巨大的养老金债务，一场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中。”它的结论是：“看来，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必将产生动荡了。”实际上，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不但没有被卷入危机，还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到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
尽管如此，西方依然如故。2015年3月2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题为《世界末日：为中国的崩溃做好准备》的分析文章，罗列了美国政府为应对“中国崩溃”所需采取的措施。之后不久，一向看好中国的美国学者沈大伟也加入了这个阵营。
在西方，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论断：共产党国家不可能解决权力的制度性交接。结果，中国再一次令它们失望了。
到目前为止，西方的每一次预言都被不信邪的中国共产党证伪了。至于最新的反腐败这个预言，虽然需要历史来验证，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次中共依然是赢家。
大量事实证明，腐败的产生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从历史上看，西方各国在工业化时期都出现过大规模的腐败。仅以美国为例，十九世纪下半叶经济起飞时期的美国也被称为“盗窃横行的时代”，政治体制被唯利是图的企业主和政客所把持。参选各方都需要进行贿赂、舞弊，甚至依赖街头恶棍威胁选民。政治人物胜选后，立即给予回报，甚至总统的名字也可以借给商人为公司起名，进而用于商业诈骗。
这种共同的历史现象并不难理解——转型期缺乏规则，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也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成本增加，再加上法律的完善，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从现实来看，许多西式民主国家也都是存在严重腐败的国家，甚至有些国家的腐败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这一点可从总部设在德国的“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全球“清廉印象指数排行榜”中得到验证。
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成为全球最廉洁的范例。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就是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华人社会的廉洁奇迹：全球排名第五，亚洲排名第一，远超英法德美日意等国家。
目前，香港也是亚洲最廉洁的地区。比较奇特的是，在综合条件相似、具有可比性的“亚洲四小龙”中，没有完全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洁程度却远远超过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韩国和台湾。这里特别要说一说台湾。在蒋经国时代，台湾是非常廉洁的。反而是民主化之后，台湾的腐败迅速恶化。从李登辉开始搞黑金，到陈水扁家族亲信塌方式腐败，现在的马英九虽然个人很廉洁，但其亲信官员的腐败却屡屡发生。那么，何以蒋经国强人政治时期可以做到廉洁，到了民主化时代反而恶化了呢？
中国出现腐败，只不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规律的再现而已。在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情况下，有新加坡和香港这样成功治理腐败的范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怎么能信西方的邪呢？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反腐败可以轻而易举，相反，由于文化和规模的原因，中国的腐败更为复杂，治理难度更高。
看一下“透明国际”的排名就会发现，在富裕国家（地区）中，国家（地区）规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麦、芬兰、新西兰、瑞典、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荷兰、冰岛、卢森堡、德国、香港、巴巴多斯。这些国家（地区）人口要么只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过千万的只有德国和加拿大。
这说明一个规律，就是规模越大，治理腐败的成本和难度越高。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而且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以，中国出现大量的腐败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透明国际”发布的排行榜中是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巴西，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反腐败的有效性和打击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则要归于人情社会。人情社会不仅加深了腐败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许多贪官在自述中都提到迫于人情而不得不受贿的心态。关于这一点，如果观察一下台湾这个号称唯一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地方，或许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根据西方的理论，贿选一般都发生在贫穷国家或地区，但台湾却是一个例外——即使台湾早已是发达经济体，但贿选仍然十分普遍和严重。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会这一文化因素。 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加大了中国的腐败程度和治理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最终能够有效治理腐败，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不仅未来中国的反腐败会挑战西方的论断，就是今天中国的反腐败也在挑战西方的理论。西方学者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30多年来，中国虽然腐败一度很严重，但经济增长速度却一直很高。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一本专著《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的特殊现象。魏德安的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那么，中共究竟凭借什么来有效地遏制腐败呢？
首要的自然是经济发展。如今，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300美元，距人均1万美元不过2700美元的差距。而1万美元是公认的成为发达国家的门槛。依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能很快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这是中国成功遏制腐败的物质基础。
其次，中共是一个继承中国政治优良传统的政党。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紧密联系的，则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再加上民本的政治传统，使中共有铲除腐败的自觉和道德压力。美国学者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得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像仍在为己着想。”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的本质。
当然，在网络、智能手机和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压力除了传统和道德，也和国内外可以有效监督中共息息相关。
再次，中共有自己独特的反腐败体制——纪委。虽然按西方的标准看，纪委的角色作用超越司法部门，但从另一个角度则是纪委加司法部门联手打击腐败。这完全取决于从什么立场来解读。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结果。只要最终中国有效地遏制腐败，这套独特的体制就会被全球所认可，并出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
最后自然是完善法治。在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首度成为中共全会的主题。2015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中共的理论创新，其中有两个全面都和反腐败直接有关：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共领导人谈到反腐败，都强调以治标赢得制度建立这一治本的时间，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转变。
如果预估一下中国的反腐前景，5到7年左右，中国的法治建设会更加完善。世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任期内，中国不仅经济上将重返世界巅峰，社会发展包括廉洁状况都将成为世界的标杆。 （转自《红旗文稿》）
其实，上述对比本来就是对西方质疑的最好回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出席今年纪检监察系统老干部新春团拜会时，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鲜明的回答：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人家老说咱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不信这个邪。
中央高层领导敢如此表态，自然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底气。与此相反的倒是，西方的预言屡屡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西方就断言新政府难以存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就预判，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全力治理战争创伤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出兵；就是出兵，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断言，一个搞计划经济的国家是不可能成功转型为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学者更是普遍认为，一党体制下是无法建立市场经济的。1989年之后，西方更是武断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无法再持续下去，政府的寿命将以月计。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一直到今天，西方最流行的还是“中国崩溃论”。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2年6月，《经济学人》杂志专门出了个关于中国的副刊，题为《底气不足的中国龙》。它对中国的分析如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依赖着国内引擎的拉动，而这已经力不从心了。过去5年里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政府的巨额支出。因此，政府的债务飞速上升。再加上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国家巨大的养老金债务，一场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中。”它的结论是：“看来，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必将产生动荡了。”实际上，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不但没有被卷入危机，还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到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
尽管如此，西方依然如故。2015年3月2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题为《世界末日：为中国的崩溃做好准备》的分析文章，罗列了美国政府为应对“中国崩溃”所需采取的措施。之后不久，一向看好中国的美国学者沈大伟也加入了这个阵营。
在西方，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论断：共产党国家不可能解决权力的制度性交接。结果，中国再一次令它们失望了。
到目前为止，西方的每一次预言都被不信邪的中国共产党证伪了。至于最新的反腐败这个预言，虽然需要历史来验证，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次中共依然是赢家。
大量事实证明，腐败的产生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从历史上看，西方各国在工业化时期都出现过大规模的腐败。仅以美国为例，十九世纪下半叶经济起飞时期的美国也被称为“盗窃横行的时代”，政治体制被唯利是图的企业主和政客所把持。参选各方都需要进行贿赂、舞弊，甚至依赖街头恶棍威胁选民。政治人物胜选后，立即给予回报，甚至总统的名字也可以借给商人为公司起名，进而用于商业诈骗。
这种共同的历史现象并不难理解——转型期缺乏规则，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也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成本增加，再加上法律的完善，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从现实来看，许多西式民主国家也都是存在严重腐败的国家，甚至有些国家的腐败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这一点可从总部设在德国的“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全球“清廉印象指数排行榜”中得到验证。
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成为全球最廉洁的范例。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就是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华人社会的廉洁奇迹：全球排名第五，亚洲排名第一，远超英法德美日意等国家。
目前，香港也是亚洲最廉洁的地区。比较奇特的是，在综合条件相似、具有可比性的“亚洲四小龙”中，没有完全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洁程度却远远超过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韩国和台湾。这里特别要说一说台湾。在蒋经国时代，台湾是非常廉洁的。反而是民主化之后，台湾的腐败迅速恶化。从李登辉开始搞黑金，到陈水扁家族亲信塌方式腐败，现在的马英九虽然个人很廉洁，但其亲信官员的腐败却屡屡发生。那么，何以蒋经国强人政治时期可以做到廉洁，到了民主化时代反而恶化了呢？
中国出现腐败，只不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规律的再现而已。在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情况下，有新加坡和香港这样成功治理腐败的范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怎么能信西方的邪呢？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反腐败可以轻而易举，相反，由于文化和规模的原因，中国的腐败更为复杂，治理难度更高。
看一下“透明国际”的排名就会发现，在富裕国家（地区）中，国家（地区）规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麦、芬兰、新西兰、瑞典、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荷兰、冰岛、卢森堡、德国、香港、巴巴多斯。这些国家（地区）人口要么只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过千万的只有德国和加拿大。
这说明一个规律，就是规模越大，治理腐败的成本和难度越高。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而且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以，中国出现大量的腐败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透明国际”发布的排行榜中是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巴西，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反腐败的有效性和打击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则要归于人情社会。人情社会不仅加深了腐败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许多贪官在自述中都提到迫于人情而不得不受贿的心态。关于这一点，如果观察一下台湾这个号称唯一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地方，或许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根据西方的理论，贿选一般都发生在贫穷国家或地区，但台湾却是一个例外——即使台湾早已是发达经济体，但贿选仍然十分普遍和严重。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会这一文化因素。 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加大了中国的腐败程度和治理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最终能够有效治理腐败，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不仅未来中国的反腐败会挑战西方的论断，就是今天中国的反腐败也在挑战西方的理论。西方学者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30多年来，中国虽然腐败一度很严重，但经济增长速度却一直很高。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一本专著《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的特殊现象。魏德安的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那么，中共究竟凭借什么来有效地遏制腐败呢？
首要的自然是经济发展。如今，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300美元，距人均1万美元不过2700美元的差距。而1万美元是公认的成为发达国家的门槛。依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能很快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这是中国成功遏制腐败的物质基础。
其次，中共是一个继承中国政治优良传统的政党。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紧密联系的，则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再加上民本的政治传统，使中共有铲除腐败的自觉和道德压力。美国学者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得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像仍在为己着想。”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的本质。
当然，在网络、智能手机和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压力除了传统和道德，也和国内外可以有效监督中共息息相关。
再次，中共有自己独特的反腐败体制——纪委。虽然按西方的标准看，纪委的角色作用超越司法部门，但从另一个角度则是纪委加司法部门联手打击腐败。这完全取决于从什么立场来解读。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结果。只要最终中国有效地遏制腐败，这套独特的体制就会被全球所认可，并出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
最后自然是完善法治。在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首度成为中共全会的主题。2015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中共的理论创新，其中有两个全面都和反腐败直接有关：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共领导人谈到反腐败，都强调以治标赢得制度建立这一治本的时间，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转变。
如果预估一下中国的反腐前景，5到7年左右，中国的法治建设会更加完善。世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任期内，中国不仅经济上将重返世界巅峰，社会发展包括廉洁状况都将成为世界的标杆。 （转自《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