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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得益于《都市》同仁鼎力支持，本栏目刊出五期后，反响热议颇多。山西文学呈现纪实写作新现象，确实需要深入讨论。
本期访谈张石山，分量尤重。当代山西文学向以小说显赫，为何不少小说家和诗人转向了纪实？张石山如此，周宗奇、韩石山、陈为人、毕星星、柴然等人也是这样。稍加梳理还能举出好多位来……分析一下，当代山西小说深得现实主义宏旨，极具写实特征，作家由小说转纪实没有鸿沟阻隔，却有传承渊源，几无难度。我体会还有一个内在原因：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想对生活表态发声，就要寻找并运用更具力量的文體和方法，以呈现真实性表达主体立场。巴金先有经典小说《家》《春》《秋》，后有非虚构《随想录》，后半生再没有拾起小说；赵树理看到农民困苦，索性上书直言。作家那颗心向着现实与真情，纪实写作更易于完成人生使命。张石山诸君文体转向之动因，盖在其中矣。
———赵瑜
在山西，张石山先生是新时期以来最早拿得全国大奖的作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曾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成名作《镢柄韩宝山》，以及再次获取全国奖的《甜苣儿》，当时在全国文学界都有很大影响，是80年代中国文坛“晋军崛起”的主力作家之一。张石山先生当过《山西文学》的编辑、副主编和主编，后来成了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退休至今已有十余年，至今依然创作旺盛、笔耕不辍。张先生著作颇丰，就小说创作而言，如李国涛先生评价的，他有不止一套笔墨。而他涉猎文学创作的门类，也广泛多样，小说、散文、随笔、诗词歌赋包括影视文学剧本，应该说是样样来得。
笔者注意到，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张先生在创作小说散文以及影视剧本的同时，兼而涉猎纪实文学写作。检视他已经出版和发表的纪实作品，主要有《洪荒的太息》《商海炼狱》《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六福客栈》和《妻族》等五部长篇。仅以纪实门类而言，张石山先生也应该说是著述颇丰。
他的纪实写作，放置在其全部创作中来评价，处于什么地位？与同行比照，他的纪实写作又有什么独特之处？这些，应该是笔者访谈张先生的动因。
以下，是我对张石山先生的访谈。
畅建康：在山西文学界，人们至今仍对80年代的“晋军崛起”颇为自豪，那是山西作家在全国最为风光的一段时间。所谓晋军崛起，主要指的就是小说创作，你是山西晋军崛起的主将之一，似乎随着晋军的消沉很少看到你的小说了，人们看到更多的是纪实作品的问世。李国涛先生在他的《张石山论》文章里写道：“得赵树理真传者，张石山一人而已。”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如何看待李国涛先生的这个评价？第二个，由小说创作转向纪实创作基于什么原因？
张石山：好，我先来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当初听到李老师的评价，确实有几分窃喜，但也有几分不安，觉得不敢当。后来，我慢慢变得愿意接受这个评价。赵树理熟悉农村热爱农民，始终关心农村的变革与发展，关心民瘼，坚持为农民写作，敢于为农民请命呐喊。这一点，是老先生最为了不起之处。我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时，赵树理先生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我没见过赵先生本人，更没机会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但是赵先生早已是我心中服膺的典范。“得赵树理真传”，我个人乐于在上述意义上来认知，并且甘于服膺追随。
至于赵先生的语言风格，以及得之于乡野民间的文化熏陶，我几乎天然地和赵先生是一样的。大地在那里，老百姓在那里，我们多半就应该是这样的吧。李国涛老师给我的评价，其本意说的也是这个。我还想说的是，赵先生在后期的创作中，有关注农村问题、为农民呐喊的文章，也有农民最是喜闻乐见、方便接受的戏剧，而不是小说。这些方面，我和赵先生也有些许相似之处。或者说，我们共同秉持坚守的是一以贯之的民间立场。
回到你的第二个问题。正像你说的，我是写小说成名的，确实挚爱小说创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生活发生的变化，我发现客观生活的多重意义和主观想要表达的某些情绪，小说这个文体已然无法胜任。比如诗歌，我在个人情感发生剧烈震荡的时间段，写了大量诗歌，那样的情绪，除了诗歌无以表达。后来我的诗歌结集出版，是为《永远的三月》。其中有的篇章，还被收入到了诗歌年度选本。
再说另一个例子。我的八万字的小说《攻城》，发表在《中国作家》上。这部小说以我父亲为原型，写的基本上就是他的传奇化的经历。它可以叫作小说，但说成是纪实，也大致不会错。
后来，这部小说包括写我父亲的其他作品，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以长篇小说的名堂出版。这部长篇总共有二十万字，四个章节。最后一个章节《老人与树》，已经全然属于纪实。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小说创作与纪实写作并存的一个尝试，是小说到纪实的无形过度和无缝对接。小说乎，纪实乎，我没有受这些外在名堂的束缚，打破了其间或有的界限，而以自如充分表达为第一要义。
畅建康：你的第一部纪实作品应该是《商海炼狱》，写于全民经商“下海”热那样一个年代，你的这部长篇可以说是一部“即时性现场写作”。你来说说这个？
张石山：众所周知，天津诗人伊蕾是我曾经的妻子。《商海炼狱》是记录我深度介入、全力支持帮助诗人伊蕾莫斯科创业的经历。
90年代初，许多文人纷纷下海，伊蕾就是其中之一。她辞去了《天津文学》编辑部的工作去俄罗斯经商。我深度介入到了伊蕾的俄罗斯商务活动中。经商“下海”，对我纯然是一种全新的生活经历。商海波诡云谲，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伊蕾莫斯科创业能否成功。
张改荣女士那时候是《火花》的执行主编。她听说了我正在“下海”经商，希望我能写写这个热门题材。于是就有了《商海炼狱》的写作，每期一万多字，在《火花》上连续刊载了十二期，同步记录了我的“下海”经历全过程。文字发表的当时，读者反响相当强烈，北大中文系许多教授每期都跟踪阅读，首都几家出版社都注意到了我的本次写作。后来，全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结集出版。《商海炼狱》应该说是我的第一部纪实作品，从读者和文学界的反响来看，是我的一次成功的写作实践。 我不曾在事先有什么写作纪实的预期，纪实写作却在不经意之间发生了。我的小说创作实践、叙述能力和文字功底，极大强化了这部作品的文学味和可读性。
拿赵瑜来说，他是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几十年不断有重磅作品问世，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能引发轰动。除了题材选择的原因，他的报告文学，既有“报告”的极度严谨，更有“文学”的充分托举。
中国文坛上昙花一现的报告文学作家很多，恐怕就是因为其作品缺少文学性，仅仅依赖题材取胜。古人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说得真是不错。
畅建康：真实性再加上文学性，自然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赵瑜的成功确实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你的第二部纪实作品是《洪荒的太息》，听说是中青社策划了“走马黄河”写作，一度还有“行走文学”的提法。请你谈谈这部书的成书过程。
张石山：如实讲，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奉命写作”。当年中青社从全国征召了八位作家参与“走马黄河”写作，其中包括后来担任了中国作协副主席的李敬泽。我原本对黄河流域的民俗、民歌有所接触，非常感兴趣。有幸被中青社选中，叫作一拍即合。
中青社对这次创作活动不限题材不预设主题，这给了我本人巨大的发挥空间。民俗与民歌，是我一向关注的重点。本次的行走考察，使我对之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和深刻的认知。
黄河流域的民俗，是黄河文明的民间馆藏，是一座活化石库。一些现代人已经陌生的古老的奇特的民俗，也许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不经意的习惯细节。许多民歌，通俗率真的语言会使所谓的文明人脸红，文明人将为此而惭愧。而千锤百炼的民歌旋律，会使我们血脉偾张，它们原本就在我们的基因中回荡。相对于官方文化或者主流文化，民歌民谣几乎从来都是一种被漠视的存在。但这种存在是更为真实的，更为自信的，更为强大的，也是更为本质的。如果黄河曾经目睹了华夏民族艰难的历史，将一切掩藏在她记忆的深处，那么人民的歌谣正是这种目睹历史的深层记忆。由于民歌民谣的存在，黄河获得了人文价值上的历史存在。饱经沧桑的黄河，步入壮岁；壮岁黄河，吼唱洪荒。我的走马黄河著作的题目便跃然而出：是为《洪荒的太息》。
走马黄河，最大的体会或者说最深的感悟便是，许多条支流汇集成了黄河这条大河，而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汇总到了一起，便形成了华夏文明。我自己真真切切地感悟到了华夏文明的博大与久远
书出来后，我自己是满意的，中青社从责编到社长特别是读者给予的评价都很高。
畅建康：我知道是十多年前，你写了一本《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在山西文坛甚至中国文坛都引发了相当关注。你写到了山西文坛三十年间的人和事，绝大多数人还是同一个大院工作的领导和同事。客观公正地写出山西文坛三十年的真实情况，我认为非常不容易，這样的纪实写作也极其敏感，难度很大。你是如何把握这样一个写作度的？
张石山：我在三十岁走进文坛，三十而立。动心写这部书，我五十有九，虚称六十。六十耳顺，一个甲子。从文恰好整整三十年。毫无疑问，我行将步入或者说已经步入老年。众多往事皆成回忆，而回忆是老年人的专利。我的人生，已经基本被界定属于文学。我相信，不得不相信，我与文学有缘。进入文坛，从文三十年，构成了我的人生主体。
穿越文坛，在文坛行走三十年，亲见的人物不少、亲历的事件也颇丰繁。很早以前，我就产生过这样的念头：我要把行走文坛三十年的见闻书写出来。我们山西文坛的耆宿元老，我们的老师西戎和马烽，身处文坛半个世纪乃至六十春秋，他们的经历该是多么丰富多么宝贵！然而，西老最后突然中风失语；马老像平素一样去住院，却再也没有像往日一样痊愈归来。发生在眼前的这样活生生的例子，简直惊心动魄！也许，老师们并不愿意将他们的回忆形诸文字，但是，假如他们曾经有过那样的念头呢？天不假年，死神施出了霹雳手段。
我决定依据回忆，直面历史，写出这部《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的长篇文字。与前两部纪实作品相比，这是一次全然自主的写作。它当然可以归入纪实类写作，但我又从来不写日记之类。我的写作，完全基于记忆，是某种凭据记忆的追述。
在动笔之初，首先是端正写作态度。
我在自己了解与认知的范围之内秉笔直书。我绝不会“因人废文”，不会因了关系友好而刻意粉饰，也不会因了交往冷淡而横加刀斧。这样的文章，可一而不可再，我将如履薄冰、格外在意。
单凭官版文字，我们哪里能够看到真正的文坛历史？我像一个民间史官，要对历史负责，要记录下我所亲历的具体而微的真实历史。
说到“敏感”，我当然也考虑过了。追述历史，笔者的文学生命曾经参与了那特定历史的编织，而历史不容戏弄。粉饰回护，曲意偏解，不是我的初衷。与其那样，宁可不写。而在同时，但凡命笔，一定出于公理，秉持正大，不涉及个人隐私，杜绝任何个人私怨。
书出来后，并没有出现太多的不愉快。事实证明，《穿越》赢得了读者首肯。有不少专家学者，书写我们山西文坛有关文章，多次引用过我的《穿越》。为此，我非常欣慰。
畅建康：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六福客栈》，写的是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一位外国修女，你是如何发现并对这样一个题材感兴趣的？
张石山：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那一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李广洁社长，找我前去谈到了他的一个出版计划。抗战年代，有一位名叫艾伟德的英国修女，在我省晋城传道期间，救助过一百多名孤儿。而这样一件富含人道主义精神的善举，国人对之竟然一无所知。李社长有意请我来写这个，希望赶在山西书博会之前出版。我之前多少知道点艾伟德的事情，也知道50年代有一部美国电影叫《六福客栈》，由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主演，在西方非常轰动。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即爽快答应了下来，可以说这又是一次受命之作。后来，我和更早了解艾伟德事迹的谭曙方先生合作，共同完成了这本著作。
畅建康：中国作家写外国人，而且是写一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修女，你是如何把握这一人物形象的？ 张石山：艾伟德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七十年来，关于艾伟德的著作，无论是传记还是小说，在西方出版了数十种之多。而在我们中国，在艾韦德的故事主要发生地，却没有一本堪以匹配的出版物。就我的有限涉猎所见，西方关于艾伟德的宣传报道、传记书写包括电影故事编撰，多有高推艾伟德的超然境界、将其神化之嫌。在西方人的叙述中，艾伟德几乎就是一个天生的圣人。积贫积弱的中国、落后愚昧的中国人，需要艾伟德来传播福音、救助众生，而虔信上帝的艾伟德，由于信仰坚定，几乎无所不能。其中的“西方叙述立场”非常明显。事实上，恰恰是在艾伟德还远远没有成为“艾伟德传奇”的时候，她就已经来到了阳城。她在阳城待了十年，这十年，她接触到了当地无数的中国人，中国文化已深深渗入了她的骨髓里。正是通过这些中国人，艾伟德终于探知了华夏文明的底蕴。籍籍无名的艾伟德是在阳城获得了她的成长，方才最终成了“伟大的”艾伟德。一个英国人，终身未婚，聲称将自己嫁给了中国，并且加入了中国国籍，到死都自认是一个中国人，这样的事实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
可以说，抗战，是全人类文明对法西斯主义的坚韧抵抗，艾伟德，是东西方文明共同滋养塑造的一个传奇。
畅建康：这是一位作家不同寻常的发现和认知，是对中国文化的肯定，我觉得在当前很有现实意义。最后，请你谈谈近些年写的一部长篇纪实《妻族》，我在《山西文学》读到过部分章节。
张石山：我夫人的母亲因为是地主的养女，造就了她一生的坎坷与不幸，三次嫁人。她的遭遇是时代给予的。夫人说，我妈这一辈子太苦了，她都苦到不想再去回忆、不能再说的地步了。每次和老人谈起她的过去，老人都是这样一句话：“过去的事，咱不提它了吧！”
无论天灾人祸还是数不清的政治运动，其造成的冲击伤害都落在每一个家庭头上，而为之承担最重的、受伤最痛的，是家庭里的女人。许多家族家庭的历史，同时也是妇女的苦难史。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们整个时代历史的最真实的细部，成为反映历史的一面镜子。
在老太太的葬礼期间我做出决断：我将尽我所能，将贾家的故事和老太太的经历书写出来。一方面，我觉得有责任在。一方面，我自信具备这种能力。
往下，我夫人发动他们全家，给我提供材料。零星散乱的诸多叙述，最终由我梳理整合成了一本脉络清晰、极具可读性的家族史。
它无疑是一部“口述史”，当然也完全可以归入纪实文学范畴。它所富含的历史信息，非是小说可比。
畅建康：你最近在写什么？能透露一下吗？
张石山：我在同时开始两个系列的写作。
一个，是看了点古人写的文章后，发表若干我的不同看法。我尊重古典，但也不会盲从古人。
再一个，是写我的故乡山村的若干人和事。故乡生涯，是我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我以它为背景写过许多小说，总结归纳过不少乡间民俗，包括写出去年出版的三部青少年读本。正在写的，也不妨说是纪实文字。它应该像小说一般好看，但它所负载的历史信息含量，应该比小说大许多。
畅建康：好的，期待读到你的新作。
责任编辑阎畅
得益于《都市》同仁鼎力支持，本栏目刊出五期后，反响热议颇多。山西文学呈现纪实写作新现象，确实需要深入讨论。
本期访谈张石山，分量尤重。当代山西文学向以小说显赫，为何不少小说家和诗人转向了纪实？张石山如此，周宗奇、韩石山、陈为人、毕星星、柴然等人也是这样。稍加梳理还能举出好多位来……分析一下，当代山西小说深得现实主义宏旨，极具写实特征，作家由小说转纪实没有鸿沟阻隔，却有传承渊源，几无难度。我体会还有一个内在原因：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想对生活表态发声，就要寻找并运用更具力量的文體和方法，以呈现真实性表达主体立场。巴金先有经典小说《家》《春》《秋》，后有非虚构《随想录》，后半生再没有拾起小说；赵树理看到农民困苦，索性上书直言。作家那颗心向着现实与真情，纪实写作更易于完成人生使命。张石山诸君文体转向之动因，盖在其中矣。
———赵瑜
在山西，张石山先生是新时期以来最早拿得全国大奖的作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曾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成名作《镢柄韩宝山》，以及再次获取全国奖的《甜苣儿》，当时在全国文学界都有很大影响，是80年代中国文坛“晋军崛起”的主力作家之一。张石山先生当过《山西文学》的编辑、副主编和主编，后来成了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退休至今已有十余年，至今依然创作旺盛、笔耕不辍。张先生著作颇丰，就小说创作而言，如李国涛先生评价的，他有不止一套笔墨。而他涉猎文学创作的门类，也广泛多样，小说、散文、随笔、诗词歌赋包括影视文学剧本，应该说是样样来得。
笔者注意到，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张先生在创作小说散文以及影视剧本的同时，兼而涉猎纪实文学写作。检视他已经出版和发表的纪实作品，主要有《洪荒的太息》《商海炼狱》《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六福客栈》和《妻族》等五部长篇。仅以纪实门类而言，张石山先生也应该说是著述颇丰。
他的纪实写作，放置在其全部创作中来评价，处于什么地位？与同行比照，他的纪实写作又有什么独特之处？这些，应该是笔者访谈张先生的动因。
以下，是我对张石山先生的访谈。
畅建康：在山西文学界，人们至今仍对80年代的“晋军崛起”颇为自豪，那是山西作家在全国最为风光的一段时间。所谓晋军崛起，主要指的就是小说创作，你是山西晋军崛起的主将之一，似乎随着晋军的消沉很少看到你的小说了，人们看到更多的是纪实作品的问世。李国涛先生在他的《张石山论》文章里写道：“得赵树理真传者，张石山一人而已。”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如何看待李国涛先生的这个评价？第二个，由小说创作转向纪实创作基于什么原因？
张石山：好，我先来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当初听到李老师的评价，确实有几分窃喜，但也有几分不安，觉得不敢当。后来，我慢慢变得愿意接受这个评价。赵树理熟悉农村热爱农民，始终关心农村的变革与发展，关心民瘼，坚持为农民写作，敢于为农民请命呐喊。这一点，是老先生最为了不起之处。我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时，赵树理先生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我没见过赵先生本人，更没机会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但是赵先生早已是我心中服膺的典范。“得赵树理真传”，我个人乐于在上述意义上来认知，并且甘于服膺追随。
至于赵先生的语言风格，以及得之于乡野民间的文化熏陶，我几乎天然地和赵先生是一样的。大地在那里，老百姓在那里，我们多半就应该是这样的吧。李国涛老师给我的评价，其本意说的也是这个。我还想说的是，赵先生在后期的创作中，有关注农村问题、为农民呐喊的文章，也有农民最是喜闻乐见、方便接受的戏剧，而不是小说。这些方面，我和赵先生也有些许相似之处。或者说，我们共同秉持坚守的是一以贯之的民间立场。
回到你的第二个问题。正像你说的，我是写小说成名的，确实挚爱小说创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生活发生的变化，我发现客观生活的多重意义和主观想要表达的某些情绪，小说这个文体已然无法胜任。比如诗歌，我在个人情感发生剧烈震荡的时间段，写了大量诗歌，那样的情绪，除了诗歌无以表达。后来我的诗歌结集出版，是为《永远的三月》。其中有的篇章，还被收入到了诗歌年度选本。
再说另一个例子。我的八万字的小说《攻城》，发表在《中国作家》上。这部小说以我父亲为原型，写的基本上就是他的传奇化的经历。它可以叫作小说，但说成是纪实，也大致不会错。
后来，这部小说包括写我父亲的其他作品，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以长篇小说的名堂出版。这部长篇总共有二十万字，四个章节。最后一个章节《老人与树》，已经全然属于纪实。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小说创作与纪实写作并存的一个尝试，是小说到纪实的无形过度和无缝对接。小说乎，纪实乎，我没有受这些外在名堂的束缚，打破了其间或有的界限，而以自如充分表达为第一要义。
畅建康：你的第一部纪实作品应该是《商海炼狱》，写于全民经商“下海”热那样一个年代，你的这部长篇可以说是一部“即时性现场写作”。你来说说这个？
张石山：众所周知，天津诗人伊蕾是我曾经的妻子。《商海炼狱》是记录我深度介入、全力支持帮助诗人伊蕾莫斯科创业的经历。
90年代初，许多文人纷纷下海，伊蕾就是其中之一。她辞去了《天津文学》编辑部的工作去俄罗斯经商。我深度介入到了伊蕾的俄罗斯商务活动中。经商“下海”，对我纯然是一种全新的生活经历。商海波诡云谲，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伊蕾莫斯科创业能否成功。
张改荣女士那时候是《火花》的执行主编。她听说了我正在“下海”经商，希望我能写写这个热门题材。于是就有了《商海炼狱》的写作，每期一万多字，在《火花》上连续刊载了十二期，同步记录了我的“下海”经历全过程。文字发表的当时，读者反响相当强烈，北大中文系许多教授每期都跟踪阅读，首都几家出版社都注意到了我的本次写作。后来，全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结集出版。《商海炼狱》应该说是我的第一部纪实作品，从读者和文学界的反响来看，是我的一次成功的写作实践。 我不曾在事先有什么写作纪实的预期，纪实写作却在不经意之间发生了。我的小说创作实践、叙述能力和文字功底，极大强化了这部作品的文学味和可读性。
拿赵瑜来说，他是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几十年不断有重磅作品问世，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能引发轰动。除了题材选择的原因，他的报告文学，既有“报告”的极度严谨，更有“文学”的充分托举。
中国文坛上昙花一现的报告文学作家很多，恐怕就是因为其作品缺少文学性，仅仅依赖题材取胜。古人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说得真是不错。
畅建康：真实性再加上文学性，自然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赵瑜的成功确实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你的第二部纪实作品是《洪荒的太息》，听说是中青社策划了“走马黄河”写作，一度还有“行走文学”的提法。请你谈谈这部书的成书过程。
张石山：如实讲，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奉命写作”。当年中青社从全国征召了八位作家参与“走马黄河”写作，其中包括后来担任了中国作协副主席的李敬泽。我原本对黄河流域的民俗、民歌有所接触，非常感兴趣。有幸被中青社选中，叫作一拍即合。
中青社对这次创作活动不限题材不预设主题，这给了我本人巨大的发挥空间。民俗与民歌，是我一向关注的重点。本次的行走考察，使我对之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和深刻的认知。
黄河流域的民俗，是黄河文明的民间馆藏，是一座活化石库。一些现代人已经陌生的古老的奇特的民俗，也许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不经意的习惯细节。许多民歌，通俗率真的语言会使所谓的文明人脸红，文明人将为此而惭愧。而千锤百炼的民歌旋律，会使我们血脉偾张，它们原本就在我们的基因中回荡。相对于官方文化或者主流文化，民歌民谣几乎从来都是一种被漠视的存在。但这种存在是更为真实的，更为自信的，更为强大的，也是更为本质的。如果黄河曾经目睹了华夏民族艰难的历史，将一切掩藏在她记忆的深处，那么人民的歌谣正是这种目睹历史的深层记忆。由于民歌民谣的存在，黄河获得了人文价值上的历史存在。饱经沧桑的黄河，步入壮岁；壮岁黄河，吼唱洪荒。我的走马黄河著作的题目便跃然而出：是为《洪荒的太息》。
走马黄河，最大的体会或者说最深的感悟便是，许多条支流汇集成了黄河这条大河，而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汇总到了一起，便形成了华夏文明。我自己真真切切地感悟到了华夏文明的博大与久远
书出来后，我自己是满意的，中青社从责编到社长特别是读者给予的评价都很高。
畅建康：我知道是十多年前，你写了一本《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在山西文坛甚至中国文坛都引发了相当关注。你写到了山西文坛三十年间的人和事，绝大多数人还是同一个大院工作的领导和同事。客观公正地写出山西文坛三十年的真实情况，我认为非常不容易，這样的纪实写作也极其敏感，难度很大。你是如何把握这样一个写作度的？
张石山：我在三十岁走进文坛，三十而立。动心写这部书，我五十有九，虚称六十。六十耳顺，一个甲子。从文恰好整整三十年。毫无疑问，我行将步入或者说已经步入老年。众多往事皆成回忆，而回忆是老年人的专利。我的人生，已经基本被界定属于文学。我相信，不得不相信，我与文学有缘。进入文坛，从文三十年，构成了我的人生主体。
穿越文坛，在文坛行走三十年，亲见的人物不少、亲历的事件也颇丰繁。很早以前，我就产生过这样的念头：我要把行走文坛三十年的见闻书写出来。我们山西文坛的耆宿元老，我们的老师西戎和马烽，身处文坛半个世纪乃至六十春秋，他们的经历该是多么丰富多么宝贵！然而，西老最后突然中风失语；马老像平素一样去住院，却再也没有像往日一样痊愈归来。发生在眼前的这样活生生的例子，简直惊心动魄！也许，老师们并不愿意将他们的回忆形诸文字，但是，假如他们曾经有过那样的念头呢？天不假年，死神施出了霹雳手段。
我决定依据回忆，直面历史，写出这部《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的长篇文字。与前两部纪实作品相比，这是一次全然自主的写作。它当然可以归入纪实类写作，但我又从来不写日记之类。我的写作，完全基于记忆，是某种凭据记忆的追述。
在动笔之初，首先是端正写作态度。
我在自己了解与认知的范围之内秉笔直书。我绝不会“因人废文”，不会因了关系友好而刻意粉饰，也不会因了交往冷淡而横加刀斧。这样的文章，可一而不可再，我将如履薄冰、格外在意。
单凭官版文字，我们哪里能够看到真正的文坛历史？我像一个民间史官，要对历史负责，要记录下我所亲历的具体而微的真实历史。
说到“敏感”，我当然也考虑过了。追述历史，笔者的文学生命曾经参与了那特定历史的编织，而历史不容戏弄。粉饰回护，曲意偏解，不是我的初衷。与其那样，宁可不写。而在同时，但凡命笔，一定出于公理，秉持正大，不涉及个人隐私，杜绝任何个人私怨。
书出来后，并没有出现太多的不愉快。事实证明，《穿越》赢得了读者首肯。有不少专家学者，书写我们山西文坛有关文章，多次引用过我的《穿越》。为此，我非常欣慰。
畅建康：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六福客栈》，写的是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一位外国修女，你是如何发现并对这样一个题材感兴趣的？
张石山：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那一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李广洁社长，找我前去谈到了他的一个出版计划。抗战年代，有一位名叫艾伟德的英国修女，在我省晋城传道期间，救助过一百多名孤儿。而这样一件富含人道主义精神的善举，国人对之竟然一无所知。李社长有意请我来写这个，希望赶在山西书博会之前出版。我之前多少知道点艾伟德的事情，也知道50年代有一部美国电影叫《六福客栈》，由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主演，在西方非常轰动。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即爽快答应了下来，可以说这又是一次受命之作。后来，我和更早了解艾伟德事迹的谭曙方先生合作，共同完成了这本著作。
畅建康：中国作家写外国人，而且是写一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修女，你是如何把握这一人物形象的？ 张石山：艾伟德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七十年来，关于艾伟德的著作，无论是传记还是小说，在西方出版了数十种之多。而在我们中国，在艾韦德的故事主要发生地，却没有一本堪以匹配的出版物。就我的有限涉猎所见，西方关于艾伟德的宣传报道、传记书写包括电影故事编撰，多有高推艾伟德的超然境界、将其神化之嫌。在西方人的叙述中，艾伟德几乎就是一个天生的圣人。积贫积弱的中国、落后愚昧的中国人，需要艾伟德来传播福音、救助众生，而虔信上帝的艾伟德，由于信仰坚定，几乎无所不能。其中的“西方叙述立场”非常明显。事实上，恰恰是在艾伟德还远远没有成为“艾伟德传奇”的时候，她就已经来到了阳城。她在阳城待了十年，这十年，她接触到了当地无数的中国人，中国文化已深深渗入了她的骨髓里。正是通过这些中国人，艾伟德终于探知了华夏文明的底蕴。籍籍无名的艾伟德是在阳城获得了她的成长，方才最终成了“伟大的”艾伟德。一个英国人，终身未婚，聲称将自己嫁给了中国，并且加入了中国国籍，到死都自认是一个中国人，这样的事实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
可以说，抗战，是全人类文明对法西斯主义的坚韧抵抗，艾伟德，是东西方文明共同滋养塑造的一个传奇。
畅建康：这是一位作家不同寻常的发现和认知，是对中国文化的肯定，我觉得在当前很有现实意义。最后，请你谈谈近些年写的一部长篇纪实《妻族》，我在《山西文学》读到过部分章节。
张石山：我夫人的母亲因为是地主的养女，造就了她一生的坎坷与不幸，三次嫁人。她的遭遇是时代给予的。夫人说，我妈这一辈子太苦了，她都苦到不想再去回忆、不能再说的地步了。每次和老人谈起她的过去，老人都是这样一句话：“过去的事，咱不提它了吧！”
无论天灾人祸还是数不清的政治运动，其造成的冲击伤害都落在每一个家庭头上，而为之承担最重的、受伤最痛的，是家庭里的女人。许多家族家庭的历史，同时也是妇女的苦难史。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们整个时代历史的最真实的细部，成为反映历史的一面镜子。
在老太太的葬礼期间我做出决断：我将尽我所能，将贾家的故事和老太太的经历书写出来。一方面，我觉得有责任在。一方面，我自信具备这种能力。
往下，我夫人发动他们全家，给我提供材料。零星散乱的诸多叙述，最终由我梳理整合成了一本脉络清晰、极具可读性的家族史。
它无疑是一部“口述史”，当然也完全可以归入纪实文学范畴。它所富含的历史信息，非是小说可比。
畅建康：你最近在写什么？能透露一下吗？
张石山：我在同时开始两个系列的写作。
一个，是看了点古人写的文章后，发表若干我的不同看法。我尊重古典，但也不会盲从古人。
再一个，是写我的故乡山村的若干人和事。故乡生涯，是我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我以它为背景写过许多小说，总结归纳过不少乡间民俗，包括写出去年出版的三部青少年读本。正在写的，也不妨说是纪实文字。它应该像小说一般好看，但它所负载的历史信息含量，应该比小说大许多。
畅建康：好的，期待读到你的新作。
责任编辑阎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