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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窑瓷器的烧制是宋元时期北方地区最重要的瓷器生产传统之一，其影响广泛而深远。自20世纪开始，钧窑的创烧年代、发展历史和生产工艺等问题一直是中外学界关注的题目。进入21世纪以来，在钧窑的主要生产区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考古发掘工作，为钧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使学界重新掀起了钧窑研究的热潮。
新世纪以来钧窑的重要考古成果
进入21世纪以后，钧窑窑址主要经历了三次较为重要的发掘：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的禹州神垕刘家门等窑址的发掘，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禹州市区古钧花园(原制药厂)建设工地进行的抢救性发掘，201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联合进行的禹州鸠山镇闵庄窑址的发掘。
2001年发掘禹州神刘家门、河北地、下白峪等钧窑遗址
在2001年之前对钧窑的研究中，一直较为缺少具有可靠纪年的宋代钧瓷材料，这成为了研究钧瓷年代问题的瓶颈。为了探索钧瓷的创烧时间和钧窑的工艺发展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禹州神重镇钧窑遗址进行了发掘，基于文献记载和前人调查研究结果，选取禹州神重镇西南部大刘山下的4个地点(刘家门东区窑址、刘家门西区窑址、河北地窑址、下白峪窑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650平方米，清理窑炉遗迹8座、石砌澄泥池3座、灶1座以及窑前工作场所5处，出土大批瓷器和窑具残片，总数约10万片。还对附近的5处窑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其中刘家门东区窑址清理了较为丰富连贯且叠压关系明晰地层堆积，出土了大量钧瓷和其他产品，为探讨当地钧釉瓷器的创烧年代和发展历程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资料。
这次发掘，清理的8座窑炉中，5座保存相对完好，且分属于不同时期，各具特点，在北方地区窑炉发展序列中具有较为独特的地位。为烧瓷窑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在下白峪窑址发现的窑炉XBY1采用了砖砌的建造方式，是少数正式发掘清理的唐代窑炉。河北地窑址清理的HY1，时代约在北宋晚期到金代，是一座土洞式长条形分室窑炉，形制特殊，既不同于北方常见的馒头窑，也不同于南方流行的龙窑，为北方地区的窑炉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下自峪窑址的发现可以看到，中、晚唐时期的生产具有连续性，器物的面貌没有显著性差异。总体而言，唐代的产品主要是黑瓷和青瓷，且相当数量的黑釉器物上饰有花斑，颜色包括灰蓝、灰白、灰黄等多种，在中晚唐时期的同类产品中质量较为突出，为此后钧瓷的发展奠定了工艺基础。但在下白峪窑址并未发现连续生产的宋元时期遗存。在附近的大白岸窑址发现唐代地层与宋代地层之间有厚达2米的自然地层，似无连续生产迹象，这或可证明，该地区的瓷业生产在晚唐以后曾有长时间的停顿。这为钧瓷时代研究中的“唐钧说”提出了质疑。
在此次发掘中，早期地层中出土了“元丰通宝”铜钱，为地层提供了纪年材料；在早期的地层中出土了制作精美的钧釉瓷和青釉瓷器。一些钧釉瓷上大面积施用红彩，出土器物与北宋末期纪年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钧瓷进行对比，具有相当的相似性-同时，早期地层中出土的钧瓷还使用了覆烧工艺、满釉支烧工艺、厚釉工艺等具有时代特色的工艺。
以上一系列发现，为钧瓷的始烧年代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和物证。发掘者据此判断当地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末期。刘家门窑址的发掘不仅确定了钧窑的始烧时间，而且根据地层中出土的器物，将窑场的烧制历史分为三期五段。分别代表了钧窑的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落期。第一期为钧窑初创时期。北宋末期为第一期前段，此时钧窑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创烧，生产出了制作精美，釉色淡雅、温润的钧窑瓷器和青釉瓷器。尽管是初创时期，但钧窑达到了其生产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金代前期为第一期后段，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北方地区官方建立的北宋官窑迁往了南宋都城临安，汝窑为宫廷烧造御用器物的天青色汝瓷烧造区也废弃了。只有钧窑还在继续着其生产。金代前期，尽管钧窑所在的颖昌府土地荒芜，人烟稀少，钧窑的产量和品种都有所萎缩，但北宋后期精品生产的惯性使得钧窑在金代前期仍然生产釉色典雅，制作精致的器物。第二期为钧窑生产的发展时期。金世宗继位后，大力发展生产，河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此时，钧窑产品逐渐丰富，质量依然精美，天青釉钧瓷的釉色明丽光亮，显得较强艳，开始加施形状规整的红彩。除钧釉瓷、青釉瓷外，白釉和黑釉瓷器的数量开始增加。在金代，钧釉瓷从供应上层的高档瓷器，逐渐演变成既美观、又易于制作的大众化产品。因此，这一时期成为钧窑中落以后的恢复、发展时期。金灭亡后的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是钧窑的繁荣时期。第三期包括了钧窑的繁荣期和衰落期。钧窑继北宋末期生产淡雅精美钧釉瓷的生产高峰后，再一次进入生产的高峰时期。此期的产品种类丰富，产量巨大，影响广远，在北方地区成为主流产品。钧瓷的影响在元代达到了最高点，目前发现生产钧釉瓷的窑场达数百个。第三期前段为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代表了这种繁荣景象。这期地层出土产品的数量和种类都是最丰富的，钧釉器釉色变化丰富，天青釉的器物有所减少，月白色开始较多地出现，还有紫蓝色、褐绿色等，釉色变幻多端，釉的流动性很强，一件器物上不同部位也会因釉层的厚薄和烧成因素的不同而呈现出多种色彩，过渡部分还常有白色或灰蓝色的针状结晶，即所谓的“兔丝纹”。除了钧釉瓷器外，自釉瓷器的生产也十分兴旺，白地黑花器大量出现，以内壁饰一粗两细的三道环纹和草叶、游鱼、诗文等纹样的碗最多，还有一些红绿彩器。黑瓷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可能是与钧釉瓷器的烧成曲线有关，这个窑址出土的黑釉瓷器常常有油滴状结晶。第三期后段的时代为元代后期，在禹州的广大地区制瓷业进入衰落时期，本段器物的产量依然较大，但釉色组合变化不大。器类变得单调，且主要是变化较小的碗盘类器物，另有少量大个的香炉、梅瓶和连座瓶等。钧釉的釉色以偏紫色的为多，有少量很美丽的深紫蓝色釉；正天青色的少见，且色泽较深暗；有相当数量的月白色釉，另有灰蓝、灰绿、灰赭等色的钧釉。同一件器物上的釉色也深浅各异，釉面光亮但不够细腻，多有大大小小的棕眼。紫红斑不如前段多见。元代后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稳定和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南方龙泉、景德镇的瓷器大量输入北方。也就是在此时，神重钧窑再次走向衰落，尽管一些器物在釉色上显得比前一段美观，但所有的器物都不再施满釉，包括一直精工制作的洗，足心也不再施釉。器类也变得更单调，产量也比前段有所减少。尽管文献上记载明代钧州还有较大规模的瓷器生产，但在神垕西南的窑区，已基本停止了生产。 2004年禹州钧台窑址再次发掘
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禹州“古钧花园”(原禹州制药厂)住宅楼工程施工范围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区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禹州钧台瓷窑遗址”距离较近，清理了窑炉4座，出土文物678件，出土瓷器种类包括钧瓷、豆青釉瓷、黑釉瓷、黄釉瓷、孔雀蓝釉瓷、白瓷和三彩器，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出土有以底部带数字的出戟尊为代表的钧瓷花器。陈设类钧瓷的年代问题长期以来是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而1970年代禹州钧台窑址的考古报告使人有无视地层依据、坚持传统认识之感。因此至今学界仍未对此问题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所以这批具备地层单位的考古材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经过众多学者对这批陈设类钧瓷及伴出器物进行的细致观察，将这批材料定为元代到明初。
2011年禹州鸠山闵庄钧窑遗址发掘
随着钧窑研究的推进，钧窑的延续时间、发展状况尤其是其发展后期的生产状况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201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禹州市鸠山乡闵庄钧窑遗址进行了主动考古发掘，希望能够进一步完善和建立对钧窑不同时期产品特点的认识及其发展序列，特别是了解明代初年钧窑的生产面貌，并探讨钧窑民窑生产和官窑生产的关系。本次发掘在565平方米范围内清理了6座窑炉、2处作坊、3个灶、2口井、2道墙，出土了大量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
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是：首先，发现并清理了从北宋后期到明代初年的地层。闵庄窑址的生产大体可以分为4个时期。北宋晚期，主要以生产碗盘类自瓷为主。宋末金初，应是该窑场生产高峰，出土了较多精美的钧釉和青釉器物，金元时期以白瓷生产为主；器形单调，制作较粗糙；我们在闵庄C区发现了叠压关系清晰的元末明初地层，证明闵庄窑址真正的繁荣时期是元末到明初阶段，产品以钧釉瓷器为主，釉色光洁明亮，还有少量自地黑花瓷器，部分制品质量很高。这一以考古地层为基础的发展序列的建立，完善了已有的钧瓷年代发展序列。闵庄窑址在钧釉瓷的早期生产和晚期生产之间，夹有一个大规模生产化妆白瓷的时期，这对于我们研究钧窑影响的地域扩张与收缩过程，具有启发意义。
本次发掘清理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其中三号窑炉为半地穴式馒头窑，结构十分特别，火塘相对来说较大，由于窑门被匣钵堵死，在右侧开进风口，为此前北方地区所未见，后部的烟囱较小，应该是适合钧釉瓷器烧造的较特殊的窑炉型式。在C区相同的地层中集中发现了成组分布的两大两小4座窑炉，其结构各不相同，显然是承担了不同生产阶段或烧制不同器物的功能。在窑炉附近未发现成形用的作坊，说明这个窑主是在生产中专司烧制的工序，体现出一种达到较高程度的分工的商品生产特点。在A区发现一墙之隔的两座窑洞式作坊，其中一作坊内还发现了不明死因的人骨架，与作坊正中的一堆石块堆积在一起，是十分稀有的研究资料。
本次发掘还发现了地层清楚的明代地层。明代地层出土的器物表明闵庄窑是一个典型的民窑，出土的基本是日用类器物，钧瓷较少，但器型多样，釉色润泽。还有一些通体施红釉的器物，与钧官窑花器的釉色相同，推测这里在元末明初时是重要的钧窑民窑生产地。也有迹象表明，明代初期位于禹州城内的钧台窑址为官府生产的花器，其胎釉原料可能就来自于闵庄附近地区。所以闵庄窑在一些重要的工艺技术上与钧官窑不相上下，表明当时钧州窑业生产的总体水平都是比较高的，这是钧窑进入贡御行列的基础，官窑和民窑在技术上并无差别，我们看到的差别是产品使用目的不同造成的。
从十年三次发掘的成果来看，钧瓷研究有了较大发展。近些年来，考古界不仅继续针对钧瓷创烧时代和钧瓷官器的时代问题展开新资料的搜寻，同时拓展了钧瓷生产相关问题的关注点，在对时代问题不断深入探讨的同时，还将钧瓷的整体发展历史和钧窑陶瓷生产中的各种生产关系情况纳入研究视野，从而促进了陶瓷考古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官钧”始自何时钧窑研究十年论争
在过去的十年中，钧瓷产品的时代问题，仍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特别是“官钧”瓷器的时代问题，格外受到关注。除此以外，钧瓷的生产历史、生产工艺以及生产制度等相关问题，也是学者们关心的重点。
新世纪之初，郭学雷采用考古学类型排比的方法，分别将钧瓷花器和日用类钧瓷，与其他窑口类型及相关纪年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官钧”瓷器无论从器型还是施釉工艺，都与南宋及金元时代的瓷器存在更多的相似性，而与定窑、汝窑北宋时期的器型相去甚远。大量与日用类钧瓷造型相同的其他窑口瓷器和资料年代也集中于南宋和金。因此他认为钧窑创始于金代。
学者刘涛提出，钧瓷的产生、发展与汝瓷关系密切，它最初可能仅是“民汝”的一个分支，在对汝瓷的仿烧中经历了“亦汝亦钧”的过程，其大量烧造并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迅速崛起当在金代中后期。此后，他另撰文论证了“汝钧”即早期钧瓷的观点，通过对“汝钧”器型、工艺特点的考察和与汝瓷、临汝青瓷的对比，提出“汝钧”主要烧造于金代，且烧造不限于汝州。刘涛的分析结合了金朝的时代背景，特别关注了“汝钧”这一瓷器类型，亦大量比较了钧瓷中常见器型与纪年钧瓷。他从器形和烧造技术分析了汝窑与越窑的关系以及汝窑当时所处的地位，指出钧窑最初可能仅仅是仿烧汝窑的一个窑址，而后在金代中后期逐渐形成自身特色。北宋末年可能尚不具备生产“官钧”器物(钧瓷花器)的技术条件。
秦大树通过对钧瓷研究史的整理，发现，“钧窑”之名出现于文献甚晚，而位列宋代五大名窑则更发生于相当晚近的年代。这一研究从侧面对钧窑相关产品的年代提出了疑议。2001年禹州神垕刘家门钧窑窑址考古发掘完成之后，秦大树、李静根据发掘所得到的地层情况和堆积单位中的包含物情况，将刘家门窑址的出土器物分为三期五段，分别对应于北宋晚期、金代前期、金代晚期、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元代后期，其中北宋晚期和元代前期为钧窑生产的两次高峰期。推断第一期前段的时代为北宋末期的徽、钦时期，并将钧窑的发展演变置于社会变动和国家制度变迁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宋金战争、金元战争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刘家门遗址的分期确实能够反映出时代背景对窑址兴衰的影响。秦大树基于考古学证据对钧窑发展阶段的论述，描绘了钧窑的发展脉络，并初步建立了钧窑生产的发展序列，使钧窑各个时期的生产面貌较为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2005年，中国禹州钩瓷学术研讨会召开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集中对钧窑的起源、烧造历史、制作工艺、艺术成就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众多学者在钧窑的时代问题上依然针锋相对。赵青云、冯小琦等仍然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故宫学者对禹州窑址的调查和1970年代钧台窑址的发掘资料为基础，认为2004年钧台窑出土遗物与故宫所藏存在粗细之别，当区分对待，坚持“官钧”北宋说。陆明华延续李民举、罗慧琪的研究，除了再次对“北宋说”的几项关键证据——存疑的“宣和元宝”钱范、从未见过实物的“奉化”款提出质疑以外，还从玫瑰红釉产品和红斑瓷烧造时代顺序、带数目字钧瓷器形比对等角度出发，对“北宋说”提出有力的反驳，同时陆明华根据文献和陶瓷科技分析的结果提出，明早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烧造年代。日本学者出川哲朗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并论证了钧窑系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对于钧窑系的形成，应当从其与耀州窑、汝窑及磁州窑的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钧窑系整体性研究应当成为今后的课题。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引入科技手段对钧瓷年代问题进行的探讨。持“唐钧说”的禹州当地学者苗锡锦会同刘凯民对“唐钧”标本进行了科技分析，对标本胎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均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但一则他们并未检测钧釉瓷器以资对比，二则局部釉性质的变化是否能够证明技艺的传承，仍然是有待探讨的问题。陈克伦对钧台窑和其他一些窑址出土的钧窑标本采用“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热释光年代技术”进行年代测定，所获得的数据均显示两件钧台窑址标本可到明代早期。对2004年发掘所获得的钧瓷花器标本检测所获结果比典型金代、元代钧窑标本年代晚100年左右。但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热释光测年在2000年以内测年的误差最多可达到100年，这点应特别加以介绍。笔者认为，科技手段可以作为一种旁证，而难以作为研究的主要论据，因为科技检测的精确度有限，且操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并不能排除杂质的干扰，而文章并未公布上海博物馆在进行热释光测定时所获得的误差范围，也并未详尽介绍钧釉瓷器的热释光灵敏度。瓷片灵敏度不同，古剂量测量的误差也不尽相同；此外，在本研究中，所采用的钧台窑标本量略少，难以涵盖出土器物的全貌。因此在古陶瓷断代研究中，对于科技测年的使用，仍需慎重。
2006年初，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以有偿捐赠方式接收了约160件从钧台窑址范围内的古钧花园建设地点流出的“官钧”瓷器标本，其中包含许多前所未见的器型，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同年，借助于这批材料，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组织撰写了《“官钧”瓷器研究》一文，该文对“官钧”瓷器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证。作者首先回顾了“官钧”瓷器的研究史和各方观点，然后将器物分为精致型与粗放型之后，详加分类排比，比对的对象除了具有纪年性质的标本以外，还添加上了绘画中的瓷器形象，还对历次出士官钧瓷器伴出的一些典型器物进行了时代分析，进而对“官钧”北宋说的重要证据逐一反驳，在此基础之上，论证了“官钧”明代早期说的合理性。在完成对“官钧”瓷器年代问题的论证之后，他们还对“官钧”的性质、定名、用途、数目字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用多重证据法证明“官钧”主要用做花器。这一研究将“官钧”时代所涉及的外围问题也进行了相当精当的解答。虽然明代早期说仍属推论，有待于更多证据的佐证，但“北宋说”在作者近乎总结性的反驳之下，几乎已经失去其立论的基础。
2008年，总结1970年代钧台窑发掘的考古报告《禹州钧台窑》出版，在报告中依然将明代以下地层定为宋代层，将发掘中所出土的陈设类用瓷与传世品对比后归人宋代，但其中缺少与同时期考古发现的器物(包括其他窑口有明确纪年的器物)的对比说明，与传世的年代不明的钧瓷进行比较其实是难以判明地层年代的。因此，该报告的发表并未能为“官钧”北宋说挽回颓势。但值得重视的是，钧台窑址因产品不同被发掘者分为若干区域，这一情况反映了禹州地区烧造瓷器品种的复杂性。而2011年闵庄窑址的发掘产品种类也较为复杂，这些情况是进一步探讨钧瓷不同时段、不同区域生产状况与变迁的重要现象。
2010年，黄清华以北京毛家湾和正阳门两处瓷片坑出土的“官钧”瓷器为主要材料，进一步分析了“官钧”为明代官窑产品的可能性。毛家湾伴随“官钧”瓷片出土的绝大多数产品为明代产品，而明确被发掘者断为“宋代”产品的仅有14片“官钧”瓷器，而并无其他名窑产品，从这一结果来看，“官钧”瓷器似乎和宋代其他名窑产品联系微弱，反而与明代遗物有很强的关联。而在正阳门瓷片坑出土的瓷片，黄清华根据出土位置判断为宫廷所遗弃的垃圾，出土的器物品种构成与毛家湾的瓷片坑相类，两例证据互佐，或可证明“官钧”与明代宫廷的关系非同一般。而如果“官钧”是明廷的珍藏品，则它似乎不太可能同其他宫廷生活用瓷一起被遗弃。由此来看，将“官钧”解释为明廷所用的花器，或许更为合适。
王光尧利用现有文献材料和已知的实物资料，根据明代官窑生产制度的特点，通过与被明确记载为官府窑厂的景德镇窑场和龙泉窑场的对比，对明代钧州官府窑场管理制度进行了研究。据他考证，禹州制药厂新发现的钧瓷碗盘，解决了清宫旧藏的以往被认为是景德镇仿烧产品的产地问题。明代官府窑厂的生产模式是内府颁样、窑场照样烧造的模式，钧台窑址宣德年间烧制的钧瓷碗盘和高足碗与景德镇窑厂使用的是相同的官样，这说明了钧台窑场与景德镇、龙泉窑厂相同的性质和生产方式。而神垕窑场从宣德到嘉靖年间为内府供应库和光禄寺烧造各式缸瓶坛，通过与其他同类窑场比较，可知神蜃窑场亦为照样烧造，管理制度上，神垕窑场可能与钧台窑场有所区别。景德镇御窑、龙泉窑、磁州窑在明代都烧造陈设瓷，由此亦能窥见钧台窑陈设瓷的年代与性质。此前钧窑虽被众多学者认为是供御窑场，但却缺乏对相应细节的研究，王光尧通过充分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分析了明代钧州窑场的生产制度等相关问题，并借此旁证了“官钧”的年代，视角独特，在众多钧瓷研究之中，颇具新意。
进入21世纪以后，对于钧瓷的研究仍聚焦于钧瓷花器，即“官钧”瓷器的年代问题。众多学者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不同研究视角的介入，使得在这一过程中，令钧瓷的性质、用途、发展过程、生产制度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也获得了探讨。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钧瓷花器的年代问题已经渐趋明朗，而不断深入的探究，又为我们继续探索钧瓷的种种奥秘提出了更多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正因如此，2011年对闵庄钧瓷窑址的发掘即意在适应不断发展的学术探索。钧窑产区内部官窑与民窑的关系、钧瓷与其他窑口的关系、钧瓷的生产工艺发展、钧瓷的贸易情况和流行区域等诸多仍然存在模糊区域的问题，仍有待于众多有志于陶瓷研究的学者继续努力探究。
(责任编辑：孙秀丽)
新世纪以来钧窑的重要考古成果
进入21世纪以后，钧窑窑址主要经历了三次较为重要的发掘：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的禹州神垕刘家门等窑址的发掘，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禹州市区古钧花园(原制药厂)建设工地进行的抢救性发掘，201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联合进行的禹州鸠山镇闵庄窑址的发掘。
2001年发掘禹州神刘家门、河北地、下白峪等钧窑遗址
在2001年之前对钧窑的研究中，一直较为缺少具有可靠纪年的宋代钧瓷材料，这成为了研究钧瓷年代问题的瓶颈。为了探索钧瓷的创烧时间和钧窑的工艺发展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禹州神重镇钧窑遗址进行了发掘，基于文献记载和前人调查研究结果，选取禹州神重镇西南部大刘山下的4个地点(刘家门东区窑址、刘家门西区窑址、河北地窑址、下白峪窑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650平方米，清理窑炉遗迹8座、石砌澄泥池3座、灶1座以及窑前工作场所5处，出土大批瓷器和窑具残片，总数约10万片。还对附近的5处窑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其中刘家门东区窑址清理了较为丰富连贯且叠压关系明晰地层堆积，出土了大量钧瓷和其他产品，为探讨当地钧釉瓷器的创烧年代和发展历程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资料。
这次发掘，清理的8座窑炉中，5座保存相对完好，且分属于不同时期，各具特点，在北方地区窑炉发展序列中具有较为独特的地位。为烧瓷窑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在下白峪窑址发现的窑炉XBY1采用了砖砌的建造方式，是少数正式发掘清理的唐代窑炉。河北地窑址清理的HY1，时代约在北宋晚期到金代，是一座土洞式长条形分室窑炉，形制特殊，既不同于北方常见的馒头窑，也不同于南方流行的龙窑，为北方地区的窑炉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下自峪窑址的发现可以看到，中、晚唐时期的生产具有连续性，器物的面貌没有显著性差异。总体而言，唐代的产品主要是黑瓷和青瓷，且相当数量的黑釉器物上饰有花斑，颜色包括灰蓝、灰白、灰黄等多种，在中晚唐时期的同类产品中质量较为突出，为此后钧瓷的发展奠定了工艺基础。但在下白峪窑址并未发现连续生产的宋元时期遗存。在附近的大白岸窑址发现唐代地层与宋代地层之间有厚达2米的自然地层，似无连续生产迹象，这或可证明，该地区的瓷业生产在晚唐以后曾有长时间的停顿。这为钧瓷时代研究中的“唐钧说”提出了质疑。
在此次发掘中，早期地层中出土了“元丰通宝”铜钱，为地层提供了纪年材料；在早期的地层中出土了制作精美的钧釉瓷和青釉瓷器。一些钧釉瓷上大面积施用红彩，出土器物与北宋末期纪年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钧瓷进行对比，具有相当的相似性-同时，早期地层中出土的钧瓷还使用了覆烧工艺、满釉支烧工艺、厚釉工艺等具有时代特色的工艺。
以上一系列发现，为钧瓷的始烧年代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和物证。发掘者据此判断当地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末期。刘家门窑址的发掘不仅确定了钧窑的始烧时间，而且根据地层中出土的器物，将窑场的烧制历史分为三期五段。分别代表了钧窑的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落期。第一期为钧窑初创时期。北宋末期为第一期前段，此时钧窑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创烧，生产出了制作精美，釉色淡雅、温润的钧窑瓷器和青釉瓷器。尽管是初创时期，但钧窑达到了其生产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金代前期为第一期后段，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北方地区官方建立的北宋官窑迁往了南宋都城临安，汝窑为宫廷烧造御用器物的天青色汝瓷烧造区也废弃了。只有钧窑还在继续着其生产。金代前期，尽管钧窑所在的颖昌府土地荒芜，人烟稀少，钧窑的产量和品种都有所萎缩，但北宋后期精品生产的惯性使得钧窑在金代前期仍然生产釉色典雅，制作精致的器物。第二期为钧窑生产的发展时期。金世宗继位后，大力发展生产，河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此时，钧窑产品逐渐丰富，质量依然精美，天青釉钧瓷的釉色明丽光亮，显得较强艳，开始加施形状规整的红彩。除钧釉瓷、青釉瓷外，白釉和黑釉瓷器的数量开始增加。在金代，钧釉瓷从供应上层的高档瓷器，逐渐演变成既美观、又易于制作的大众化产品。因此，这一时期成为钧窑中落以后的恢复、发展时期。金灭亡后的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是钧窑的繁荣时期。第三期包括了钧窑的繁荣期和衰落期。钧窑继北宋末期生产淡雅精美钧釉瓷的生产高峰后，再一次进入生产的高峰时期。此期的产品种类丰富，产量巨大，影响广远，在北方地区成为主流产品。钧瓷的影响在元代达到了最高点，目前发现生产钧釉瓷的窑场达数百个。第三期前段为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代表了这种繁荣景象。这期地层出土产品的数量和种类都是最丰富的，钧釉器釉色变化丰富，天青釉的器物有所减少，月白色开始较多地出现，还有紫蓝色、褐绿色等，釉色变幻多端，釉的流动性很强，一件器物上不同部位也会因釉层的厚薄和烧成因素的不同而呈现出多种色彩，过渡部分还常有白色或灰蓝色的针状结晶，即所谓的“兔丝纹”。除了钧釉瓷器外，自釉瓷器的生产也十分兴旺，白地黑花器大量出现，以内壁饰一粗两细的三道环纹和草叶、游鱼、诗文等纹样的碗最多，还有一些红绿彩器。黑瓷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可能是与钧釉瓷器的烧成曲线有关，这个窑址出土的黑釉瓷器常常有油滴状结晶。第三期后段的时代为元代后期，在禹州的广大地区制瓷业进入衰落时期，本段器物的产量依然较大，但釉色组合变化不大。器类变得单调，且主要是变化较小的碗盘类器物，另有少量大个的香炉、梅瓶和连座瓶等。钧釉的釉色以偏紫色的为多，有少量很美丽的深紫蓝色釉；正天青色的少见，且色泽较深暗；有相当数量的月白色釉，另有灰蓝、灰绿、灰赭等色的钧釉。同一件器物上的釉色也深浅各异，釉面光亮但不够细腻，多有大大小小的棕眼。紫红斑不如前段多见。元代后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稳定和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南方龙泉、景德镇的瓷器大量输入北方。也就是在此时，神重钧窑再次走向衰落，尽管一些器物在釉色上显得比前一段美观，但所有的器物都不再施满釉，包括一直精工制作的洗，足心也不再施釉。器类也变得更单调，产量也比前段有所减少。尽管文献上记载明代钧州还有较大规模的瓷器生产，但在神垕西南的窑区，已基本停止了生产。 2004年禹州钧台窑址再次发掘
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禹州“古钧花园”(原禹州制药厂)住宅楼工程施工范围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区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禹州钧台瓷窑遗址”距离较近，清理了窑炉4座，出土文物678件，出土瓷器种类包括钧瓷、豆青釉瓷、黑釉瓷、黄釉瓷、孔雀蓝釉瓷、白瓷和三彩器，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出土有以底部带数字的出戟尊为代表的钧瓷花器。陈设类钧瓷的年代问题长期以来是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而1970年代禹州钧台窑址的考古报告使人有无视地层依据、坚持传统认识之感。因此至今学界仍未对此问题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所以这批具备地层单位的考古材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经过众多学者对这批陈设类钧瓷及伴出器物进行的细致观察，将这批材料定为元代到明初。
2011年禹州鸠山闵庄钧窑遗址发掘
随着钧窑研究的推进，钧窑的延续时间、发展状况尤其是其发展后期的生产状况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201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禹州市鸠山乡闵庄钧窑遗址进行了主动考古发掘，希望能够进一步完善和建立对钧窑不同时期产品特点的认识及其发展序列，特别是了解明代初年钧窑的生产面貌，并探讨钧窑民窑生产和官窑生产的关系。本次发掘在565平方米范围内清理了6座窑炉、2处作坊、3个灶、2口井、2道墙，出土了大量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
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是：首先，发现并清理了从北宋后期到明代初年的地层。闵庄窑址的生产大体可以分为4个时期。北宋晚期，主要以生产碗盘类自瓷为主。宋末金初，应是该窑场生产高峰，出土了较多精美的钧釉和青釉器物，金元时期以白瓷生产为主；器形单调，制作较粗糙；我们在闵庄C区发现了叠压关系清晰的元末明初地层，证明闵庄窑址真正的繁荣时期是元末到明初阶段，产品以钧釉瓷器为主，釉色光洁明亮，还有少量自地黑花瓷器，部分制品质量很高。这一以考古地层为基础的发展序列的建立，完善了已有的钧瓷年代发展序列。闵庄窑址在钧釉瓷的早期生产和晚期生产之间，夹有一个大规模生产化妆白瓷的时期，这对于我们研究钧窑影响的地域扩张与收缩过程，具有启发意义。
本次发掘清理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其中三号窑炉为半地穴式馒头窑，结构十分特别，火塘相对来说较大，由于窑门被匣钵堵死，在右侧开进风口，为此前北方地区所未见，后部的烟囱较小，应该是适合钧釉瓷器烧造的较特殊的窑炉型式。在C区相同的地层中集中发现了成组分布的两大两小4座窑炉，其结构各不相同，显然是承担了不同生产阶段或烧制不同器物的功能。在窑炉附近未发现成形用的作坊，说明这个窑主是在生产中专司烧制的工序，体现出一种达到较高程度的分工的商品生产特点。在A区发现一墙之隔的两座窑洞式作坊，其中一作坊内还发现了不明死因的人骨架，与作坊正中的一堆石块堆积在一起，是十分稀有的研究资料。
本次发掘还发现了地层清楚的明代地层。明代地层出土的器物表明闵庄窑是一个典型的民窑，出土的基本是日用类器物，钧瓷较少，但器型多样，釉色润泽。还有一些通体施红釉的器物，与钧官窑花器的釉色相同，推测这里在元末明初时是重要的钧窑民窑生产地。也有迹象表明，明代初期位于禹州城内的钧台窑址为官府生产的花器，其胎釉原料可能就来自于闵庄附近地区。所以闵庄窑在一些重要的工艺技术上与钧官窑不相上下，表明当时钧州窑业生产的总体水平都是比较高的，这是钧窑进入贡御行列的基础，官窑和民窑在技术上并无差别，我们看到的差别是产品使用目的不同造成的。
从十年三次发掘的成果来看，钧瓷研究有了较大发展。近些年来，考古界不仅继续针对钧瓷创烧时代和钧瓷官器的时代问题展开新资料的搜寻，同时拓展了钧瓷生产相关问题的关注点，在对时代问题不断深入探讨的同时，还将钧瓷的整体发展历史和钧窑陶瓷生产中的各种生产关系情况纳入研究视野，从而促进了陶瓷考古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官钧”始自何时钧窑研究十年论争
在过去的十年中，钧瓷产品的时代问题，仍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特别是“官钧”瓷器的时代问题，格外受到关注。除此以外，钧瓷的生产历史、生产工艺以及生产制度等相关问题，也是学者们关心的重点。
新世纪之初，郭学雷采用考古学类型排比的方法，分别将钧瓷花器和日用类钧瓷，与其他窑口类型及相关纪年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官钧”瓷器无论从器型还是施釉工艺，都与南宋及金元时代的瓷器存在更多的相似性，而与定窑、汝窑北宋时期的器型相去甚远。大量与日用类钧瓷造型相同的其他窑口瓷器和资料年代也集中于南宋和金。因此他认为钧窑创始于金代。
学者刘涛提出，钧瓷的产生、发展与汝瓷关系密切，它最初可能仅是“民汝”的一个分支，在对汝瓷的仿烧中经历了“亦汝亦钧”的过程，其大量烧造并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迅速崛起当在金代中后期。此后，他另撰文论证了“汝钧”即早期钧瓷的观点，通过对“汝钧”器型、工艺特点的考察和与汝瓷、临汝青瓷的对比，提出“汝钧”主要烧造于金代，且烧造不限于汝州。刘涛的分析结合了金朝的时代背景，特别关注了“汝钧”这一瓷器类型，亦大量比较了钧瓷中常见器型与纪年钧瓷。他从器形和烧造技术分析了汝窑与越窑的关系以及汝窑当时所处的地位，指出钧窑最初可能仅仅是仿烧汝窑的一个窑址，而后在金代中后期逐渐形成自身特色。北宋末年可能尚不具备生产“官钧”器物(钧瓷花器)的技术条件。
秦大树通过对钧瓷研究史的整理，发现，“钧窑”之名出现于文献甚晚，而位列宋代五大名窑则更发生于相当晚近的年代。这一研究从侧面对钧窑相关产品的年代提出了疑议。2001年禹州神垕刘家门钧窑窑址考古发掘完成之后，秦大树、李静根据发掘所得到的地层情况和堆积单位中的包含物情况，将刘家门窑址的出土器物分为三期五段，分别对应于北宋晚期、金代前期、金代晚期、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元代后期，其中北宋晚期和元代前期为钧窑生产的两次高峰期。推断第一期前段的时代为北宋末期的徽、钦时期，并将钧窑的发展演变置于社会变动和国家制度变迁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宋金战争、金元战争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刘家门遗址的分期确实能够反映出时代背景对窑址兴衰的影响。秦大树基于考古学证据对钧窑发展阶段的论述，描绘了钧窑的发展脉络，并初步建立了钧窑生产的发展序列，使钧窑各个时期的生产面貌较为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2005年，中国禹州钩瓷学术研讨会召开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集中对钧窑的起源、烧造历史、制作工艺、艺术成就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众多学者在钧窑的时代问题上依然针锋相对。赵青云、冯小琦等仍然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故宫学者对禹州窑址的调查和1970年代钧台窑址的发掘资料为基础，认为2004年钧台窑出土遗物与故宫所藏存在粗细之别，当区分对待，坚持“官钧”北宋说。陆明华延续李民举、罗慧琪的研究，除了再次对“北宋说”的几项关键证据——存疑的“宣和元宝”钱范、从未见过实物的“奉化”款提出质疑以外，还从玫瑰红釉产品和红斑瓷烧造时代顺序、带数目字钧瓷器形比对等角度出发，对“北宋说”提出有力的反驳，同时陆明华根据文献和陶瓷科技分析的结果提出，明早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烧造年代。日本学者出川哲朗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并论证了钧窑系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对于钧窑系的形成，应当从其与耀州窑、汝窑及磁州窑的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钧窑系整体性研究应当成为今后的课题。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引入科技手段对钧瓷年代问题进行的探讨。持“唐钧说”的禹州当地学者苗锡锦会同刘凯民对“唐钧”标本进行了科技分析，对标本胎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均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但一则他们并未检测钧釉瓷器以资对比，二则局部釉性质的变化是否能够证明技艺的传承，仍然是有待探讨的问题。陈克伦对钧台窑和其他一些窑址出土的钧窑标本采用“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热释光年代技术”进行年代测定，所获得的数据均显示两件钧台窑址标本可到明代早期。对2004年发掘所获得的钧瓷花器标本检测所获结果比典型金代、元代钧窑标本年代晚100年左右。但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热释光测年在2000年以内测年的误差最多可达到100年，这点应特别加以介绍。笔者认为，科技手段可以作为一种旁证，而难以作为研究的主要论据，因为科技检测的精确度有限，且操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并不能排除杂质的干扰，而文章并未公布上海博物馆在进行热释光测定时所获得的误差范围，也并未详尽介绍钧釉瓷器的热释光灵敏度。瓷片灵敏度不同，古剂量测量的误差也不尽相同；此外，在本研究中，所采用的钧台窑标本量略少，难以涵盖出土器物的全貌。因此在古陶瓷断代研究中，对于科技测年的使用，仍需慎重。
2006年初，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以有偿捐赠方式接收了约160件从钧台窑址范围内的古钧花园建设地点流出的“官钧”瓷器标本，其中包含许多前所未见的器型，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同年，借助于这批材料，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组织撰写了《“官钧”瓷器研究》一文，该文对“官钧”瓷器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证。作者首先回顾了“官钧”瓷器的研究史和各方观点，然后将器物分为精致型与粗放型之后，详加分类排比，比对的对象除了具有纪年性质的标本以外，还添加上了绘画中的瓷器形象，还对历次出士官钧瓷器伴出的一些典型器物进行了时代分析，进而对“官钧”北宋说的重要证据逐一反驳，在此基础之上，论证了“官钧”明代早期说的合理性。在完成对“官钧”瓷器年代问题的论证之后，他们还对“官钧”的性质、定名、用途、数目字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用多重证据法证明“官钧”主要用做花器。这一研究将“官钧”时代所涉及的外围问题也进行了相当精当的解答。虽然明代早期说仍属推论，有待于更多证据的佐证，但“北宋说”在作者近乎总结性的反驳之下，几乎已经失去其立论的基础。
2008年，总结1970年代钧台窑发掘的考古报告《禹州钧台窑》出版，在报告中依然将明代以下地层定为宋代层，将发掘中所出土的陈设类用瓷与传世品对比后归人宋代，但其中缺少与同时期考古发现的器物(包括其他窑口有明确纪年的器物)的对比说明，与传世的年代不明的钧瓷进行比较其实是难以判明地层年代的。因此，该报告的发表并未能为“官钧”北宋说挽回颓势。但值得重视的是，钧台窑址因产品不同被发掘者分为若干区域，这一情况反映了禹州地区烧造瓷器品种的复杂性。而2011年闵庄窑址的发掘产品种类也较为复杂，这些情况是进一步探讨钧瓷不同时段、不同区域生产状况与变迁的重要现象。
2010年，黄清华以北京毛家湾和正阳门两处瓷片坑出土的“官钧”瓷器为主要材料，进一步分析了“官钧”为明代官窑产品的可能性。毛家湾伴随“官钧”瓷片出土的绝大多数产品为明代产品，而明确被发掘者断为“宋代”产品的仅有14片“官钧”瓷器，而并无其他名窑产品，从这一结果来看，“官钧”瓷器似乎和宋代其他名窑产品联系微弱，反而与明代遗物有很强的关联。而在正阳门瓷片坑出土的瓷片，黄清华根据出土位置判断为宫廷所遗弃的垃圾，出土的器物品种构成与毛家湾的瓷片坑相类，两例证据互佐，或可证明“官钧”与明代宫廷的关系非同一般。而如果“官钧”是明廷的珍藏品，则它似乎不太可能同其他宫廷生活用瓷一起被遗弃。由此来看，将“官钧”解释为明廷所用的花器，或许更为合适。
王光尧利用现有文献材料和已知的实物资料，根据明代官窑生产制度的特点，通过与被明确记载为官府窑厂的景德镇窑场和龙泉窑场的对比，对明代钧州官府窑场管理制度进行了研究。据他考证，禹州制药厂新发现的钧瓷碗盘，解决了清宫旧藏的以往被认为是景德镇仿烧产品的产地问题。明代官府窑厂的生产模式是内府颁样、窑场照样烧造的模式，钧台窑址宣德年间烧制的钧瓷碗盘和高足碗与景德镇窑厂使用的是相同的官样，这说明了钧台窑场与景德镇、龙泉窑厂相同的性质和生产方式。而神垕窑场从宣德到嘉靖年间为内府供应库和光禄寺烧造各式缸瓶坛，通过与其他同类窑场比较，可知神蜃窑场亦为照样烧造，管理制度上，神垕窑场可能与钧台窑场有所区别。景德镇御窑、龙泉窑、磁州窑在明代都烧造陈设瓷，由此亦能窥见钧台窑陈设瓷的年代与性质。此前钧窑虽被众多学者认为是供御窑场，但却缺乏对相应细节的研究，王光尧通过充分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分析了明代钧州窑场的生产制度等相关问题，并借此旁证了“官钧”的年代，视角独特，在众多钧瓷研究之中，颇具新意。
进入21世纪以后，对于钧瓷的研究仍聚焦于钧瓷花器，即“官钧”瓷器的年代问题。众多学者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不同研究视角的介入，使得在这一过程中，令钧瓷的性质、用途、发展过程、生产制度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也获得了探讨。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钧瓷花器的年代问题已经渐趋明朗，而不断深入的探究，又为我们继续探索钧瓷的种种奥秘提出了更多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正因如此，2011年对闵庄钧瓷窑址的发掘即意在适应不断发展的学术探索。钧窑产区内部官窑与民窑的关系、钧瓷与其他窑口的关系、钧瓷的生产工艺发展、钧瓷的贸易情况和流行区域等诸多仍然存在模糊区域的问题，仍有待于众多有志于陶瓷研究的学者继续努力探究。
(责任编辑：孙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