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1月9日，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王忠诚院士，站在了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最高奖台上!
说到神经外科，很多人会觉得是个相当神秘的领域，这不仅因为神经系统本身就充满了玄妙和复杂，也因为病患者的治疗结果直接影响他以后的生命方式：是健康地活下去，还是需要依靠别人照料，抑或是死亡。幸运的是，王忠诚这位先后攻破了6项世界性的难题、取得了60余项科研成果、发表相关著述2100多万字的老医学专家，让世界上上万神经外科病人起死回生。是他，使中国的神经外科在世界医学之林挺起了脊梁!
“我没有办法。只能看着伤员痛苦呻吟甚至死去。觉得很内疚”
王忠诚差半年就高中毕业时，因为家里比较困难被迫辍学，后来校长给他写信，一再地请他返校念书才得以续学。“我本来是想学工的，因为我想，使国家强盛，必须工业发达：后来我一考虑这个上学太困难，经济很困难，要靠自己恐怕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被几个大学录取时，选择了北平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因为不要钱，不收学费。”在这样一个朴素而又无奈的愿望支配下，王忠诚走进了医学学府的门槛。在大学里，王忠诚半工半读地边挣钱边念书，通过自己赚来的钱维持生活。那个时候，他在外边从事家教，冬天还给居民送煤，来挣可怜的生活费。
在许多同学帮忙下，王忠诚才在读与不读中坚持读下来。毕业后成为天津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有了薪水，日子才稍好一点。
不多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刚刚学了两年外科的王忠诚踊跃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作为天津医疗队的小组长之一来到鸭绿江边，不分昼夜地抢救志愿军伤员。
“冲啊，冲啊……”很多战士因头部中弹而受了脑外伤，临终前，不少人在昏迷中还高喊着冲锋口号。这喊声，在王忠诚的脑海里至今清晰如昨。那时，很多战士都是脑外伤，但内科、外科、骨科都可以治的王忠诚，却做不了脑外科手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死去，束手无策。
若是在今天，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通过开颅手术治好的病，在那时整个医疗队的医生们也都没有办法。因为，他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没有专门的神经外科医生，全中国也没有一家医院有独立的神经外科。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
不久，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王忠诚随之调到北京。
当时条件很艰苦，因为没有现成的课本，也没有教材，大家只得到没有主的坟地去挖颅骨以解剖做实验。“挖的时候味道很难闻，挖出来那颅骨里面都是蛹，要把它洗干净、煮、再漂白，再把这骨头一个一个地穿起来做标本。教科书没有，只有从前在学校学的解剖书。在初学神经外科时王忠诚走了不少的弯路。
一次次挑战不治之症血管上做吻合手术，无异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中枢神经支配人的知觉、思维、语言、内脏功能和肢体活动，被称为人体的“司令部”。中枢神经细胞极为脆弱，缺血缺氧5分钟就告死亡，而且不能再生。在直径不到1mm的血管上做吻合手术，无异于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次手术前，王忠诚总是从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想到病人可能出什么情况、怎样预防或怎么挽救，尽量让手术达到理想的效果。
我国神经外科创业初期，由于不掌握当时国际先进的神经外科诊断技术“脑血管造影术”，对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是很难的。因而，治疗就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当时的神经外科界有“诊断难死人，手术累死人，疗效气死人”之说。那时，血气方刚的王忠诚认识到，诊断是治疗的基础，决心开创我国自己的脑血管造影技术。
他开始在解剖尸体上练习。由于社会观念的限制，在尸体上的研究试验，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时值盛夏，在没有通风设备的室内，窗户也要蒙起来，尸臭催吐、大汗淋漓，全不顾及。在尸体上寻找脑血管通路练习经皮穿刺，虽然没经X光验证是否刺人颈内动脉和椎动脉，但他终于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使初期的六七个小时确诊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后又经过7年的积累和对照手术分析，王忠诚所著、我国第一部囊括了2500份造影资料的《脑血管造影术》问世，标志着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和那个时代创造的很多奇迹一样，他是用身体的代价换来一次突破。就是因为当年在毫无防护条件下的造影实验研究，他的身体承受了大量射线侵害，至今血液中的白血球数一直在4000个/mm3(正常为7000－9000个/mm3)以下。由于免疫功能受损，他曾患肺炎、两度胸积水，却始终不悔。
几十年来，他研究并总结出脑血管造影术，第一次利用显微外科手术的新方法完全切除脑垂体腺瘤，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枕动脉及小脑后下动脉吻合术。在国内，他是将手术刀探进人体生命中枢的第一人。他创造了令国内外同行叹服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他豪情满怀地说：“现在，世界上能做的神经外科手术，我们国家都能做，而且手术技巧和质量都是世界一流水平。”
13小时创造医学奇迹整个手术堪称“艺术”，镇定自若、挥洒自如
一位社会学家曾经说过，健康、快乐、财富是人生三宝，王忠诚正是通过他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把这三宝直接或者间接地赠送给了千万个家庭。
无影灯下，王忠诚那双曾拯救过许多生命的手，小心翼翼地揭起一块颅骨。刹那间，一团粉白色颤悠悠搏动着的脑体显现在眼前。他端坐在手术台前的圆凳上，透过花镜和放大10倍的外科显微镜，给一位偏瘫患者进行小脑血管吻合术。这是1977年的一个病例。早在1976年，王忠诚从文献上看到美国和瑞士的医生已成功地做了这种高难度手术。他想，如果我们掌握了“吻合术”，就会给许多中国的脑血管病人带来福音。从此，他把这个项目列为攻关的目标，一遍又一遍地吻合着动物的脑血管……
王忠诚不仅医术精湛，医德也有口皆碑。他一次又一次在手术后虚脱病倒，一次又一次拒绝了病人所赠送的礼物；一次又一次到贫困山区为那里的人们诊疗。
2000年6月6日，王忠诚主持的一台罕见的高难度手术，完整地切除了一个直径达6.5厘米的血管母细胞瘤，创造世界神经外科领域上的又一个奇迹。病患者周易是个来自云南昆明的小伙子，他的祖父、父亲、伯伯、叔叔都是由于脑瘤在青壮年去世。周易也陷入厄运——一个大脑瘤长在生命中枢旁。他的母亲不愿意向命运低头，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给王 忠诚写信求救，甚至愿意捐出自己的活器官来换回孩子的生命。
周易的脑部CT片寄过来了，王忠诚发现，周易的肿瘤直径达到了6.5厘米，相当于一个孩子的拳头大小，而且长在后脑深处的颅底部分，紧挨着脑干和小脑之间，因为长时间挤压，脑干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一边是成功率很低的世界性难题，一边是危在旦夕的年轻生命，王忠诚当即和院领导研究决定：通知周易来京手术治疗。手术难度世界罕见——周易做过两次手术，脑组织正常结构被破坏；天坛医院此前曾完成过3例类似手术，但瘤体都比这次小。
已经债台高筑的母亲却觉得不能两手空空就去看病，于是拼命地省吃俭用，每次只吃米饭和土豆，希望能筹到去北京看病的钱。从1999年12月到2000年5月，王忠诚不断让科里的医生写信打电话催促周易的母亲，让她尽快带孩子北上。周易的母亲最终通过社会各方筹到两万块钱来到天坛医院。6月6日，王忠诚主持了13个小时的手术，从死神的手中夺回了周易的生命。手术成功了!等在手术室外边的母亲声泪俱下：“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一个延续了几代的厄运终止了，一个神经外科的医学奇迹诞生了。现在这位小伙子已经完全恢复健康。
人们经常说，“才不近仙者，不能为医。”但王忠诚却认为，自己不但不聪明，而且“比别人反应都慢”，他把成功的要素归结为自己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王忠诚说：“我做手术的死亡率很低，因为我首先考虑的是病人的安危。”
站在学科前沿满意而又不满足“拿起手术刀，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千万不要去割断与人民的感情”
前些年，王忠诚每周都要做4到8台高难度手术，患重病不能主刀时，王忠诚则到手术室助阵；现在除了研究教育工作，他仍然走在第一线，坚持每周出一次专家门诊。
近几年由于年事已高，王忠诚渐渐开始离开手术刀。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各方面条件都是最好、最合适的医生，才能上手术台，不能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但他著书的笔从未停过，他要将手术刀的神话记录下来，成为后人的财富。在他的带领下，以神经外科为重点的北京天坛医院目前已发展为世界三大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和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基地。
半个多世纪来，他不停地求新、进取、发展，走前人没走过的路，不断地取得新的突破，一次次向另一个“不治之症”进军，使自己所率领的中国国家队站在了世界前沿。这一辈子他带了很多的学生，他亲自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就有70多人。全国上万的神经外科医生中，有近1/3是在王忠诚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不仅教他们医术，更重要的教给他们行医原则。“作为一个医生，要真正地体贴病人、关心病人，不要把医生的身份高于病人。拿起手术刀，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千万不要去割断与人民的感情。”
王忠诚曾说，这么大的国家只靠一两个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把技术传播开来，百姓才能受益。全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都留下了他讲学和技术指导的身影。在他的带领下，北京天坛医院在全国建立了22个技术协作单位。他一直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科医生培养之路。2004年，在他的领导下，建成了北京神经外科学院。从课程设置到学习周期，从招生到培养，都是王忠诚精心设计的。
半个多世纪来，他创新进取，救危济难，著书立说，提掖后人，获奖无数，荣辱不惊。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他中国卫生界最高奖“白求恩奖章”，同时他也是世界神经外科最高奖获得者。1997年他将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币捐给北京市卫生局用于首都卫生系统培养人才。这次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众望所归。
如果说中国神经外科是座大厦，那么王忠诚是这座大厦的奠基人，也是这座大厦的守护者。说到日后的工作，王忠诚笑了笑：“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太复杂，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仍是微乎其微，学无止境。希望抓紧时间，再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为病人多解决点问题。”
说到神经外科，很多人会觉得是个相当神秘的领域，这不仅因为神经系统本身就充满了玄妙和复杂，也因为病患者的治疗结果直接影响他以后的生命方式：是健康地活下去，还是需要依靠别人照料，抑或是死亡。幸运的是，王忠诚这位先后攻破了6项世界性的难题、取得了60余项科研成果、发表相关著述2100多万字的老医学专家，让世界上上万神经外科病人起死回生。是他，使中国的神经外科在世界医学之林挺起了脊梁!
“我没有办法。只能看着伤员痛苦呻吟甚至死去。觉得很内疚”
王忠诚差半年就高中毕业时，因为家里比较困难被迫辍学，后来校长给他写信，一再地请他返校念书才得以续学。“我本来是想学工的，因为我想，使国家强盛，必须工业发达：后来我一考虑这个上学太困难，经济很困难，要靠自己恐怕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被几个大学录取时，选择了北平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因为不要钱，不收学费。”在这样一个朴素而又无奈的愿望支配下，王忠诚走进了医学学府的门槛。在大学里，王忠诚半工半读地边挣钱边念书，通过自己赚来的钱维持生活。那个时候，他在外边从事家教，冬天还给居民送煤，来挣可怜的生活费。
在许多同学帮忙下，王忠诚才在读与不读中坚持读下来。毕业后成为天津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有了薪水，日子才稍好一点。
不多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刚刚学了两年外科的王忠诚踊跃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作为天津医疗队的小组长之一来到鸭绿江边，不分昼夜地抢救志愿军伤员。
“冲啊，冲啊……”很多战士因头部中弹而受了脑外伤，临终前，不少人在昏迷中还高喊着冲锋口号。这喊声，在王忠诚的脑海里至今清晰如昨。那时，很多战士都是脑外伤，但内科、外科、骨科都可以治的王忠诚，却做不了脑外科手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死去，束手无策。
若是在今天，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通过开颅手术治好的病，在那时整个医疗队的医生们也都没有办法。因为，他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没有专门的神经外科医生，全中国也没有一家医院有独立的神经外科。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
不久，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王忠诚随之调到北京。
当时条件很艰苦，因为没有现成的课本，也没有教材，大家只得到没有主的坟地去挖颅骨以解剖做实验。“挖的时候味道很难闻，挖出来那颅骨里面都是蛹，要把它洗干净、煮、再漂白，再把这骨头一个一个地穿起来做标本。教科书没有，只有从前在学校学的解剖书。在初学神经外科时王忠诚走了不少的弯路。
一次次挑战不治之症血管上做吻合手术，无异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中枢神经支配人的知觉、思维、语言、内脏功能和肢体活动，被称为人体的“司令部”。中枢神经细胞极为脆弱，缺血缺氧5分钟就告死亡，而且不能再生。在直径不到1mm的血管上做吻合手术，无异于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次手术前，王忠诚总是从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想到病人可能出什么情况、怎样预防或怎么挽救，尽量让手术达到理想的效果。
我国神经外科创业初期，由于不掌握当时国际先进的神经外科诊断技术“脑血管造影术”，对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是很难的。因而，治疗就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当时的神经外科界有“诊断难死人，手术累死人，疗效气死人”之说。那时，血气方刚的王忠诚认识到，诊断是治疗的基础，决心开创我国自己的脑血管造影技术。
他开始在解剖尸体上练习。由于社会观念的限制，在尸体上的研究试验，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时值盛夏，在没有通风设备的室内，窗户也要蒙起来，尸臭催吐、大汗淋漓，全不顾及。在尸体上寻找脑血管通路练习经皮穿刺，虽然没经X光验证是否刺人颈内动脉和椎动脉，但他终于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使初期的六七个小时确诊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后又经过7年的积累和对照手术分析，王忠诚所著、我国第一部囊括了2500份造影资料的《脑血管造影术》问世，标志着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和那个时代创造的很多奇迹一样，他是用身体的代价换来一次突破。就是因为当年在毫无防护条件下的造影实验研究，他的身体承受了大量射线侵害，至今血液中的白血球数一直在4000个/mm3(正常为7000－9000个/mm3)以下。由于免疫功能受损，他曾患肺炎、两度胸积水，却始终不悔。
几十年来，他研究并总结出脑血管造影术，第一次利用显微外科手术的新方法完全切除脑垂体腺瘤，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枕动脉及小脑后下动脉吻合术。在国内，他是将手术刀探进人体生命中枢的第一人。他创造了令国内外同行叹服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他豪情满怀地说：“现在，世界上能做的神经外科手术，我们国家都能做，而且手术技巧和质量都是世界一流水平。”
13小时创造医学奇迹整个手术堪称“艺术”，镇定自若、挥洒自如
一位社会学家曾经说过，健康、快乐、财富是人生三宝，王忠诚正是通过他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把这三宝直接或者间接地赠送给了千万个家庭。
无影灯下，王忠诚那双曾拯救过许多生命的手，小心翼翼地揭起一块颅骨。刹那间，一团粉白色颤悠悠搏动着的脑体显现在眼前。他端坐在手术台前的圆凳上，透过花镜和放大10倍的外科显微镜，给一位偏瘫患者进行小脑血管吻合术。这是1977年的一个病例。早在1976年，王忠诚从文献上看到美国和瑞士的医生已成功地做了这种高难度手术。他想，如果我们掌握了“吻合术”，就会给许多中国的脑血管病人带来福音。从此，他把这个项目列为攻关的目标，一遍又一遍地吻合着动物的脑血管……
王忠诚不仅医术精湛，医德也有口皆碑。他一次又一次在手术后虚脱病倒，一次又一次拒绝了病人所赠送的礼物；一次又一次到贫困山区为那里的人们诊疗。
2000年6月6日，王忠诚主持的一台罕见的高难度手术，完整地切除了一个直径达6.5厘米的血管母细胞瘤，创造世界神经外科领域上的又一个奇迹。病患者周易是个来自云南昆明的小伙子，他的祖父、父亲、伯伯、叔叔都是由于脑瘤在青壮年去世。周易也陷入厄运——一个大脑瘤长在生命中枢旁。他的母亲不愿意向命运低头，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给王 忠诚写信求救，甚至愿意捐出自己的活器官来换回孩子的生命。
周易的脑部CT片寄过来了，王忠诚发现，周易的肿瘤直径达到了6.5厘米，相当于一个孩子的拳头大小，而且长在后脑深处的颅底部分，紧挨着脑干和小脑之间，因为长时间挤压，脑干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一边是成功率很低的世界性难题，一边是危在旦夕的年轻生命，王忠诚当即和院领导研究决定：通知周易来京手术治疗。手术难度世界罕见——周易做过两次手术，脑组织正常结构被破坏；天坛医院此前曾完成过3例类似手术，但瘤体都比这次小。
已经债台高筑的母亲却觉得不能两手空空就去看病，于是拼命地省吃俭用，每次只吃米饭和土豆，希望能筹到去北京看病的钱。从1999年12月到2000年5月，王忠诚不断让科里的医生写信打电话催促周易的母亲，让她尽快带孩子北上。周易的母亲最终通过社会各方筹到两万块钱来到天坛医院。6月6日，王忠诚主持了13个小时的手术，从死神的手中夺回了周易的生命。手术成功了!等在手术室外边的母亲声泪俱下：“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一个延续了几代的厄运终止了，一个神经外科的医学奇迹诞生了。现在这位小伙子已经完全恢复健康。
人们经常说，“才不近仙者，不能为医。”但王忠诚却认为，自己不但不聪明，而且“比别人反应都慢”，他把成功的要素归结为自己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王忠诚说：“我做手术的死亡率很低，因为我首先考虑的是病人的安危。”
站在学科前沿满意而又不满足“拿起手术刀，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千万不要去割断与人民的感情”
前些年，王忠诚每周都要做4到8台高难度手术，患重病不能主刀时，王忠诚则到手术室助阵；现在除了研究教育工作，他仍然走在第一线，坚持每周出一次专家门诊。
近几年由于年事已高，王忠诚渐渐开始离开手术刀。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各方面条件都是最好、最合适的医生，才能上手术台，不能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但他著书的笔从未停过，他要将手术刀的神话记录下来，成为后人的财富。在他的带领下，以神经外科为重点的北京天坛医院目前已发展为世界三大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和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基地。
半个多世纪来，他不停地求新、进取、发展，走前人没走过的路，不断地取得新的突破，一次次向另一个“不治之症”进军，使自己所率领的中国国家队站在了世界前沿。这一辈子他带了很多的学生，他亲自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就有70多人。全国上万的神经外科医生中，有近1/3是在王忠诚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不仅教他们医术，更重要的教给他们行医原则。“作为一个医生，要真正地体贴病人、关心病人，不要把医生的身份高于病人。拿起手术刀，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千万不要去割断与人民的感情。”
王忠诚曾说，这么大的国家只靠一两个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把技术传播开来，百姓才能受益。全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都留下了他讲学和技术指导的身影。在他的带领下，北京天坛医院在全国建立了22个技术协作单位。他一直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科医生培养之路。2004年，在他的领导下，建成了北京神经外科学院。从课程设置到学习周期，从招生到培养，都是王忠诚精心设计的。
半个多世纪来，他创新进取，救危济难，著书立说，提掖后人，获奖无数，荣辱不惊。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他中国卫生界最高奖“白求恩奖章”，同时他也是世界神经外科最高奖获得者。1997年他将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币捐给北京市卫生局用于首都卫生系统培养人才。这次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众望所归。
如果说中国神经外科是座大厦，那么王忠诚是这座大厦的奠基人，也是这座大厦的守护者。说到日后的工作，王忠诚笑了笑：“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太复杂，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仍是微乎其微，学无止境。希望抓紧时间，再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为病人多解决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