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的自觉”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事件”,也是一个具有批评理论意义的概念构造，并非传记或文学史上的局部或阶段性问题，而是通过“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关系到鲁迅文学乃至整个新文学起源期的整体阐释。在1925-1926年间的鲁迅创作中，可见“杂文发生学”的散点和多点起源。这个起源在1924年的创作中处于酝酿和萌动状态，在1925年底《〈华盖集〉题辞》中达到临界点或爆发点，再经由1926年的“漂流”与“大时代”的正面碰撞。本文梳理1925年上半年在鲁迅的散文诗、杂感和翻译写作中“杂文之发生”的脉络和表现方式，认为在文体并行和混合状态里，杂文的胜出标志着鲁迅克服种种困境、挑战和危机，最终在针对近代文学制度的“非常态”或“例外状态”中作为文学世界的“主权者”出场，在写作的新强度和更高的普遍性层面，走向一种超越固有文类和表现手法的总体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