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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真正成为联合体，靠的是联合体成员之间紧密的利益联结，而联合体发展好坏，龙头企业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三大经营主体的联合，必然是1 1 1>3的效应放大。
十月金秋，大地起舞。
望江县种粮大户徐结楼坐在田间，脸上荡漾着从未有过的喜悦，他跟记者算起了今年的收成：“流转的2600亩田，与去年比，化肥省了6万元，农药省了2万元，新采用的稻鸭共生技术，鸭子多卖了16万元，稻子卖价比去年要高5分钱一斤，收入又会增加不少。”
当记者问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收入时，徐结楼憨厚地笑答：“县里今年成立了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我是其中一员。”
小生产满足不了大市场
2014年发生的两件事，对鲍光跃来说估计永远不会忘记。身为望江县金穗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寻求市场。
11月，浙江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慕名而来寻找婴儿米粉原料基地。“对方考核种植与加工两方面。合作社里只有一家乡镇米厂，不符合要求。”鲍光跃描述着这次错过。12月，益海嘉里同样看中了金穗，希望作为籼稻原料产地。“对方要求我们单一种植水稻2万亩，提供1万吨粮食，优质优价。”鲍光跃回忆说，“金穗合作社一共只有2万6千亩水稻，全部种植一个品种风险很大，只能忍痛拒绝。”
两次触动，让鲍光跃深刻体会到，规模经营不足，产品加工不深，即使水稻的质量再好，仍然卖不出高价。另一方面企业也在苦恼，望江五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群告诉《决策》：“稻子品质参差不一，增大后期加工成本，价格也上不去。”
“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说，是小生产不能适应大市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平衡。”望江县农委农业产业化指导科科长汪先全告诉《决策》。痛处让家庭农场主、农业合作社与农业企业走到一起，决定抱团取暖，联合起来。
与皖南地区不同，皖北一马平川，农业机械化水平、集约化水平，远高于皖南。小生产无法满足大市场的困境，出现得更早。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业兼业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问题，宿州市诞生了“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模式。而这背后，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事件。
2011年12月7日，宿州市被评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并承担“农村经营组织体系创新”的试验课题。随后宿州市现代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时任宿州市畜牧水产局局长秦岳峰与宿州市农机局副调研员徐志连被推选为副主任。这一干就是4年。
“当时课题任务中有一项‘培育三大主体’，即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调研的时候，发现三方在单独运营的时候，都面临着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宿州市现代农业办副主任徐志连告诉《决策》。
一是农业企业需要标准化生产的稳定基地，既能规模经营，又能质量可控。无论企业是从事蔬菜种植、种子繁殖或者家畜养殖，都有需求。
二是家庭农场在流转土地增加后，面临社会化服务跟不上、资金周转、技术要求提升等难题。“特别是特色种植，比如蔬菜、养殖、水果，以前一家一户可以推个板车去卖。可规模种植后，没有稳定渠道，市场风险就太大了。”徐志连解释道。
三是农业合作社缺少稳定的服务对象，效益难以得到保证。农业作业季节性强，农机服务常会出现时忙时闲，并且在农机移动的过程中，增加成本。
“当时地方上已经出现家庭农场，与龙头企业、合作社联合，只是没有‘联合体’这个名称。我们归纳、提升，总结：企业负责市场，家庭农场负责生产，合作社负责服务。”徐志连告诉《决策》，2012年此模式确名为“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以农业企业为龙头、家庭农场为基础、农民合作社为纽带”的一体化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由农业企业牵头，下联若干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
2012年9月，宿州市选择了16个产业化联合体开展试点。截至2015年8月的数据显示，宿州市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已发展到156个，加入联合体的农业企业158家，农民合作社562个，家庭农场共1023个。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既然是三大经营主体共同构成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三者的关系如何？是什么将三方紧密连接起来？联合体靠什么维系稳固？
“利益共享、风险分担，是联合体吸引三方加盟的根本所在。”宿州市埇桥区农业办公室主任助理蒋海涛告诉《决策》。当记者深入走访宿州市埇桥区淮河种业种子联合体时，更深刻地理解了这八个字。
在淮河粮食产业化联合体内，种业公司、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先需要签订合同。“一是三方签订同意加入联合体，二是农场主与合作社签订土地托管协议，三是企业与农场签订良种繁殖协议。”淮河种业公司总经理李勇告诉《决策》。
按照合同，明确分工。淮河种业承担农产品经营销售、统一制定生产规划和生产标准等任务，以优惠的价格向家庭农场提供农业生产资料，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回收农产品；合作社按照要求为家庭农场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的服务，以服务收费；家庭农场按照农业企业要求进行标准化生产，提供安全可靠的农产品。
“以2014年的粮食生产为例，农机合作社以优惠的价格为家庭农场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每亩节省作业成本60元。淮河种业以优惠价向家庭农场提供种子、农药等，农场每亩降低生产成本83元。”李勇继续解释说：“通过良种良法配套技术使用，家庭农场的粮食产量高于周边农户的10%，每亩增收230元；小麦以高于市场价的15%收购，每亩增收165元。全部增收加在一起，联合体家庭农场可实现每亩增效538元。”
何勇家庭农场是淮河粮食产业化联合体的一员，种了几十年的庄稼，何勇忍不住跟《决策》感慨到：“粮食种植风险大，辛辛苦苦多半是收支平衡，眼看的大丰收，突然降温就会出现减产。加入联合体之后，才有了干劲。因为降本增效之后，有了盈利。我自己流转土地的规模，也从300多亩扩到了800多亩。” 何勇口中的“种植风险”，也是联合体在设立之初就考虑的因素。如何将损失降到最小，只有通过风险分担。
“农业风险来自自然灾害与市场风险。对特色种植而言，则要面对这双重风险。”蒋海涛分析说：“自然风险，包括气候变化、风露雨害，很快就会出现减产。市场风险体现在价格波动上，粮食买卖依靠的是国家保护价。在保护价退出后，比如去年皖南的棉花，价格大跌，很多农民已经不愿意再种。”
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抵抗风险的能力。
首先是农资置办上，通过龙头企业的统一选购，不仅价格降低，而且规避了购买假冒伪劣产品的风险。
其次在技术方面，合作社组织专业化的技能服务，比如病虫害防治，对于几百亩上千亩的规模经营十分重要。
最后是收购价格上，有规模有规划的统一种植，产出得到保证，并拥有高于市场价的收购价，后期市场风险降到最低。
“这种三大经营主体相互融合、分工合作的方式，形成了联合体里最关键的利益联结机制。”徐志连概括说，“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创新所在，也是主要特征之一。”
宿州市在近五年的积极探索中，初步形成了三项联结机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化格局。
首先，基础是交易联结。联合体各方通过签订生产服务合同，确立农产品、生产资料和作业服务的买卖关系，形成了三方共赢的交易联结。每个联合体都要以此为基础。
其次，内容上依靠生产要素联结。联合体各方通过资产、资金、技术、品牌等生产要素相互融合。如淮河粮食联合体龙头企业担保为部分家庭农场解决贷款，为家庭农场、合作社提供生产资料垫资，形成了资金联结。良林家禽产业化联合体的龙头企业投资建设鸡舍，家庭农场主配置室内养殖设施，形成资产融合。
在萧县葡萄产业联合体中，家庭农场、合作社的产品经龙头企业检验合格后，统一使用企业的“伊甸园”绿色食品葡萄品牌，形成了品牌联结；多数联合体的龙头企业负责提供核心技术，并通过合作社将种养技术落实到家庭农场，形成了技术联结。
最后是互助联结，指联合体成员通过发挥各自优势，比如天益青种业为家庭农场提供粮食晾晒场及仓储服务，解决了家庭农场规模化生产粮食无法晾晒储藏的难题。
利益联结与企业带动
2015年8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联合体培育工作全面启动，发展目标是，“力争到2016年底，全省各类联合体达到1000个。”
在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大幕拉开之际，多地奔赴宿州市学习取经。
“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一项新生事物，在创立之初需要政府的鼓励扶持，推动主体间的合作。”宿州市现代农业办副主任秦岳峰以多年经验告诉《决策》：“是否真正成为联合体，靠的是紧密利益联结，而联合体发展好坏，龙头企业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三大经营主体的联合，必然是1 1 1>3的效应放大。联合体模式适应当前农业的现实需求，有利于提高农业集约化、设施化、适度规模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时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
这样的经验之谈，对于2015年8月29日才成立不久的望江县护农粮食联合体来说，十分宝贵。事实上，护农粮食联合体也正是这样探索的。
望江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坐拥长江冲积平原的天然禀赋，怀揣15万亩全国绿色食品生产原料基地，得天独厚的优势，让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最优质的大米。在土地流转逐渐成熟后，适度规模的水稻种植走入正轨。
早在2012年，望江县就在新型农业主体培育上花足功夫。望江县农业委员会在全县遴选100名，包括种植业、养殖业的企业家、家庭农场主和合作社负责人，组建农业大专班，集中培训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
“我们称之为‘黄埔班’，将核心人才齐聚一起，请专家来谈政策，教技术，讲趋势。为了激发内在潜力，让一批人脱颖而出。”望江县农委主任王振华告诉《决策》。这样一批人才储备，为联合体的建成打下了坚固基础。
“在去年，县农委就布置计划，组建班子，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对有基础有愿望的对象，在思想上，宣传、鼓励和促进；在政策和项目上，予以支持帮助。”王振华说。2015年，望江县连续出台9个文件，从土地流转到现代农业，从职业农民培训到家庭农场、合作社发展的意见等，均有覆盖。
至于龙头企业的核心地位，在新兴联合体中还难以见长。那么，应如何理解“核心地位”四个字？
在架构设计中，一家联合体至少需要一家龙头企业，联合体的数量与龙头企业的数量基本保持一致。从这个角度看，在地方龙头企业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联合体无法完成量的增长。
在功能分工中，龙头企业的市场大小，决定了联合体的规模；龙头企业的产业链条长短，决定联合体的产业化高低。
以灵璧县良林家禽产业联合体为例。灵璧县林汇家禽育种有限责任公司，研发出有机富硒鸡蛋，扩大市场竞争力，成功实现自我发展与带动农民致富。家庭农场已从17户发展到112户，养殖规模在户均1万只以上；专业合作社现有原始股社员332名，后续增加社员318名；联合体年产值达10亿元、年利税1亿元，成员年均纯收入6万多元，是2012年联合体成立之初的10倍以上。
“联合体模式是适合当下农村实际发展需求的，但如果企业没有热情，人缘差，或经济不守信，挣钱不让利，必将是发展不好的。”秦岳峰总结说，“联合体下一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探索新的联合模式。”
十月金秋，大地起舞。
望江县种粮大户徐结楼坐在田间，脸上荡漾着从未有过的喜悦，他跟记者算起了今年的收成：“流转的2600亩田，与去年比，化肥省了6万元，农药省了2万元，新采用的稻鸭共生技术，鸭子多卖了16万元，稻子卖价比去年要高5分钱一斤，收入又会增加不少。”
当记者问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收入时，徐结楼憨厚地笑答：“县里今年成立了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我是其中一员。”
小生产满足不了大市场
2014年发生的两件事，对鲍光跃来说估计永远不会忘记。身为望江县金穗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寻求市场。
11月，浙江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慕名而来寻找婴儿米粉原料基地。“对方考核种植与加工两方面。合作社里只有一家乡镇米厂，不符合要求。”鲍光跃描述着这次错过。12月，益海嘉里同样看中了金穗，希望作为籼稻原料产地。“对方要求我们单一种植水稻2万亩，提供1万吨粮食，优质优价。”鲍光跃回忆说，“金穗合作社一共只有2万6千亩水稻，全部种植一个品种风险很大，只能忍痛拒绝。”
两次触动，让鲍光跃深刻体会到，规模经营不足，产品加工不深，即使水稻的质量再好，仍然卖不出高价。另一方面企业也在苦恼，望江五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群告诉《决策》：“稻子品质参差不一，增大后期加工成本，价格也上不去。”
“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说，是小生产不能适应大市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平衡。”望江县农委农业产业化指导科科长汪先全告诉《决策》。痛处让家庭农场主、农业合作社与农业企业走到一起，决定抱团取暖，联合起来。
与皖南地区不同，皖北一马平川，农业机械化水平、集约化水平，远高于皖南。小生产无法满足大市场的困境，出现得更早。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业兼业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问题，宿州市诞生了“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模式。而这背后，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事件。
2011年12月7日，宿州市被评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并承担“农村经营组织体系创新”的试验课题。随后宿州市现代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时任宿州市畜牧水产局局长秦岳峰与宿州市农机局副调研员徐志连被推选为副主任。这一干就是4年。
“当时课题任务中有一项‘培育三大主体’，即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调研的时候，发现三方在单独运营的时候，都面临着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宿州市现代农业办副主任徐志连告诉《决策》。
一是农业企业需要标准化生产的稳定基地，既能规模经营，又能质量可控。无论企业是从事蔬菜种植、种子繁殖或者家畜养殖，都有需求。
二是家庭农场在流转土地增加后，面临社会化服务跟不上、资金周转、技术要求提升等难题。“特别是特色种植，比如蔬菜、养殖、水果，以前一家一户可以推个板车去卖。可规模种植后，没有稳定渠道，市场风险就太大了。”徐志连解释道。
三是农业合作社缺少稳定的服务对象，效益难以得到保证。农业作业季节性强，农机服务常会出现时忙时闲，并且在农机移动的过程中，增加成本。
“当时地方上已经出现家庭农场，与龙头企业、合作社联合，只是没有‘联合体’这个名称。我们归纳、提升，总结：企业负责市场，家庭农场负责生产，合作社负责服务。”徐志连告诉《决策》，2012年此模式确名为“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以农业企业为龙头、家庭农场为基础、农民合作社为纽带”的一体化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由农业企业牵头，下联若干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
2012年9月，宿州市选择了16个产业化联合体开展试点。截至2015年8月的数据显示，宿州市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已发展到156个，加入联合体的农业企业158家，农民合作社562个，家庭农场共1023个。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既然是三大经营主体共同构成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三者的关系如何？是什么将三方紧密连接起来？联合体靠什么维系稳固？
“利益共享、风险分担，是联合体吸引三方加盟的根本所在。”宿州市埇桥区农业办公室主任助理蒋海涛告诉《决策》。当记者深入走访宿州市埇桥区淮河种业种子联合体时，更深刻地理解了这八个字。
在淮河粮食产业化联合体内，种业公司、合作社与家庭农场先需要签订合同。“一是三方签订同意加入联合体，二是农场主与合作社签订土地托管协议，三是企业与农场签订良种繁殖协议。”淮河种业公司总经理李勇告诉《决策》。
按照合同，明确分工。淮河种业承担农产品经营销售、统一制定生产规划和生产标准等任务，以优惠的价格向家庭农场提供农业生产资料，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回收农产品；合作社按照要求为家庭农场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的服务，以服务收费；家庭农场按照农业企业要求进行标准化生产，提供安全可靠的农产品。
“以2014年的粮食生产为例，农机合作社以优惠的价格为家庭农场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每亩节省作业成本60元。淮河种业以优惠价向家庭农场提供种子、农药等，农场每亩降低生产成本83元。”李勇继续解释说：“通过良种良法配套技术使用，家庭农场的粮食产量高于周边农户的10%，每亩增收230元；小麦以高于市场价的15%收购，每亩增收165元。全部增收加在一起，联合体家庭农场可实现每亩增效538元。”
何勇家庭农场是淮河粮食产业化联合体的一员，种了几十年的庄稼，何勇忍不住跟《决策》感慨到：“粮食种植风险大，辛辛苦苦多半是收支平衡，眼看的大丰收，突然降温就会出现减产。加入联合体之后，才有了干劲。因为降本增效之后，有了盈利。我自己流转土地的规模，也从300多亩扩到了800多亩。” 何勇口中的“种植风险”，也是联合体在设立之初就考虑的因素。如何将损失降到最小，只有通过风险分担。
“农业风险来自自然灾害与市场风险。对特色种植而言，则要面对这双重风险。”蒋海涛分析说：“自然风险，包括气候变化、风露雨害，很快就会出现减产。市场风险体现在价格波动上，粮食买卖依靠的是国家保护价。在保护价退出后，比如去年皖南的棉花，价格大跌，很多农民已经不愿意再种。”
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抵抗风险的能力。
首先是农资置办上，通过龙头企业的统一选购，不仅价格降低，而且规避了购买假冒伪劣产品的风险。
其次在技术方面，合作社组织专业化的技能服务，比如病虫害防治，对于几百亩上千亩的规模经营十分重要。
最后是收购价格上，有规模有规划的统一种植，产出得到保证，并拥有高于市场价的收购价，后期市场风险降到最低。
“这种三大经营主体相互融合、分工合作的方式，形成了联合体里最关键的利益联结机制。”徐志连概括说，“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创新所在，也是主要特征之一。”
宿州市在近五年的积极探索中，初步形成了三项联结机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化格局。
首先，基础是交易联结。联合体各方通过签订生产服务合同，确立农产品、生产资料和作业服务的买卖关系，形成了三方共赢的交易联结。每个联合体都要以此为基础。
其次，内容上依靠生产要素联结。联合体各方通过资产、资金、技术、品牌等生产要素相互融合。如淮河粮食联合体龙头企业担保为部分家庭农场解决贷款，为家庭农场、合作社提供生产资料垫资，形成了资金联结。良林家禽产业化联合体的龙头企业投资建设鸡舍，家庭农场主配置室内养殖设施，形成资产融合。
在萧县葡萄产业联合体中，家庭农场、合作社的产品经龙头企业检验合格后，统一使用企业的“伊甸园”绿色食品葡萄品牌，形成了品牌联结；多数联合体的龙头企业负责提供核心技术，并通过合作社将种养技术落实到家庭农场，形成了技术联结。
最后是互助联结，指联合体成员通过发挥各自优势，比如天益青种业为家庭农场提供粮食晾晒场及仓储服务，解决了家庭农场规模化生产粮食无法晾晒储藏的难题。
利益联结与企业带动
2015年8月28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联合体培育工作全面启动，发展目标是，“力争到2016年底，全省各类联合体达到1000个。”
在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大幕拉开之际，多地奔赴宿州市学习取经。
“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一项新生事物，在创立之初需要政府的鼓励扶持，推动主体间的合作。”宿州市现代农业办副主任秦岳峰以多年经验告诉《决策》：“是否真正成为联合体，靠的是紧密利益联结，而联合体发展好坏，龙头企业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三大经营主体的联合，必然是1 1 1>3的效应放大。联合体模式适应当前农业的现实需求，有利于提高农业集约化、设施化、适度规模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时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
这样的经验之谈，对于2015年8月29日才成立不久的望江县护农粮食联合体来说，十分宝贵。事实上，护农粮食联合体也正是这样探索的。
望江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坐拥长江冲积平原的天然禀赋，怀揣15万亩全国绿色食品生产原料基地，得天独厚的优势，让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最优质的大米。在土地流转逐渐成熟后，适度规模的水稻种植走入正轨。
早在2012年，望江县就在新型农业主体培育上花足功夫。望江县农业委员会在全县遴选100名，包括种植业、养殖业的企业家、家庭农场主和合作社负责人，组建农业大专班，集中培训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
“我们称之为‘黄埔班’，将核心人才齐聚一起，请专家来谈政策，教技术，讲趋势。为了激发内在潜力，让一批人脱颖而出。”望江县农委主任王振华告诉《决策》。这样一批人才储备，为联合体的建成打下了坚固基础。
“在去年，县农委就布置计划，组建班子，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对有基础有愿望的对象，在思想上，宣传、鼓励和促进；在政策和项目上，予以支持帮助。”王振华说。2015年，望江县连续出台9个文件，从土地流转到现代农业，从职业农民培训到家庭农场、合作社发展的意见等，均有覆盖。
至于龙头企业的核心地位，在新兴联合体中还难以见长。那么，应如何理解“核心地位”四个字？
在架构设计中，一家联合体至少需要一家龙头企业，联合体的数量与龙头企业的数量基本保持一致。从这个角度看，在地方龙头企业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联合体无法完成量的增长。
在功能分工中，龙头企业的市场大小，决定了联合体的规模；龙头企业的产业链条长短，决定联合体的产业化高低。
以灵璧县良林家禽产业联合体为例。灵璧县林汇家禽育种有限责任公司，研发出有机富硒鸡蛋，扩大市场竞争力，成功实现自我发展与带动农民致富。家庭农场已从17户发展到112户，养殖规模在户均1万只以上；专业合作社现有原始股社员332名，后续增加社员318名；联合体年产值达10亿元、年利税1亿元，成员年均纯收入6万多元，是2012年联合体成立之初的10倍以上。
“联合体模式是适合当下农村实际发展需求的，但如果企业没有热情，人缘差，或经济不守信，挣钱不让利，必将是发展不好的。”秦岳峰总结说，“联合体下一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探索新的联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