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与其给农户发补贴，不如把补贴的钱用来建农业政策保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如是说。
农村金融成为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第一场论坛的议题，不是偶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陈章良以及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吴伟雄等大腕聚集一堂，围绕农业特别是农村金融的发展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
粮食进口增加引发讨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曾表示，这些年我国粮食进口量不断增加，去年达到最高，进口总量达1亿吨。
“这几年的粮食进口增加，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的粮食品种价格普遍低于国内。”余欣荣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如此解释我国粮食进口量增加的原因，但当时他并没有说明为何国内粮价高于国际粮价。
陈章良给出了他的解释：“价格倒挂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成本贵了。劳动力变贵了，而一家一户的小块地又使得生产效率上不去。”陈章良表示，土地流转可以让小块地变大块地，机械化生产可以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劳动成本。“这样才有可能与世界粮食市场竞争。可是，土地流转需要钱，因此农村急需金融支撑。”在陈章良看来，“三农”缺钱导致我国粮食在价格竞争上占了下风。
金融很复杂，再加上农村、农民和农业这几个复杂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事。总结起来就是三个问题：在什么时候给农民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钱，什么因素决定了给不给钱。
什么时候给钱？这件事恐怕只有懂农业的人才能办得好。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吴伟雄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有一年，猪肉价格高涨，说白了就是猪供应量不足。那时候国务院和银监会要求加大对养猪业的贷款力度，但我们反而收缩了贷款。因为在猪肉价格上涨的时候，可能全国一哄而上养猪，连做房地产的人都不做房地产，去买猪厂来养猪。当初我们的做法挨了监管部门的批评，但事实证明，一年后猪肉价格跳水，很多人都赔了。”
吴伟雄表示，在猪肉价格高涨的时候，并不是发放贷款的好时候，“猪肉价格跳水后，我们提出来放款，那时有人说养猪都赔本了，把钱投进去，就如同把钱丢进大海里了。可恰恰是这个时候，我们把钱贷出去，帮助愿意继续养猪的农民们，慢慢地猪肉价格就上涨了，他们也就赚到了钱。”
吴伟雄说，做农村金融一定要懂农业，这样才能够在正确的时间给农民提供及时的贷款。这样一来，农民赚到了钱，贷款机构也规避了风险。
给补贴不如上保险
“1984年，我第一次提出农信社脱离农行，开始介入农村金融改革。”回忆起30年前的工作，吴晓灵表示，中国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定位在最初是正确的，就是要建立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金融三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
但30多年走下来，吴晓灵却用“梦碎”形容农信社改革，“2003年开始，央行花了1600亿央行票据来帮助农信社摆脱历史包袱，更好地为农村服务，确定的方向还是希望农信社走合作金融的道路。”
吴晓灵说，中国需要信用合作，特别是小农经济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时候。
“我们农村的集约化生产面前摆着两条道路，要么走大农场道路，要么走合作经济的道路——就是农户合作一起生产。”吴晓灵表示，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各方面的制度决定了走大农场的道路非常有限，而家庭农场规模也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把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小农整合起来走合作经济的道路，走生产合作、销售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合作道路，这或许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是，要让普惠金融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农信社或者说新生的合作金融绝不能走“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道路。吴晓灵认为，农信社、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都可以作为农民信用互助组织的开户行、业务辅导行、行为监督行和资金批发行。“我们国家应该形成一个商业金融机构与互助金融机构上下对接、批发和零售的关系。我认为，这种模式比较适合中国目前的情况。”
“比如，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设立互保基金，让每家人出一些钱，形成基金，银行可以在此基础上以3倍、5倍的标准给他们放款，让他们自己管理。”吴晓灵说，农户之间也彼此熟悉，合作社员之间的相互信任能够减少征信成本。
“另外，政府还必须有农业政策保险。”吴晓灵说，国家现在在做这件事，但力度不够，“与其给农户发补贴，不如把补贴的钱用来建农业政策保险。”
降低农村金融征信成本
吴晓灵说，农业是很脆弱却又很需要资金的行业，风险把控非常重要。陈章良认为，放款不应仅仅由银行说了算。
一般来说，农民的贷款额度相对较小，但是获取征信数据的成本却不会因为贷款额度的降低而减少。另一点，金融机构和农民双方都是农业技术的弱势方，在科学技术层面上，他们对于农业的投入和未来收入的判断可能出现问题。
但科协以及农技部门能够很好地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科协在全国有12万个农技协。农民贷款难，但农技协可以把农民聚集在一起，并由农技协出面和邮储银行商讨贷款的事情。”陈章良举了个例子，四川眉山农技协的人出面组织村里农民把山地改种葡萄，种葡萄一亩地可以挣一万，但修葡萄架没有钱，做铁丝网没有钱，买苗没有钱，管理费也没着落。
“这种情况下，科技人员出面找了邮储银行。因为农技人员非常熟悉哪一个农民是有技术、守信用，邮储银行的征信成本非常低。”陈章良认为，这种合作方式对于金融支持农业发展至关重要。
农村金融成为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第一场论坛的议题，不是偶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陈章良以及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吴伟雄等大腕聚集一堂，围绕农业特别是农村金融的发展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
粮食进口增加引发讨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曾表示，这些年我国粮食进口量不断增加，去年达到最高，进口总量达1亿吨。
“这几年的粮食进口增加，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的粮食品种价格普遍低于国内。”余欣荣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如此解释我国粮食进口量增加的原因，但当时他并没有说明为何国内粮价高于国际粮价。
陈章良给出了他的解释：“价格倒挂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成本贵了。劳动力变贵了，而一家一户的小块地又使得生产效率上不去。”陈章良表示，土地流转可以让小块地变大块地，机械化生产可以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劳动成本。“这样才有可能与世界粮食市场竞争。可是，土地流转需要钱，因此农村急需金融支撑。”在陈章良看来，“三农”缺钱导致我国粮食在价格竞争上占了下风。
金融很复杂，再加上农村、农民和农业这几个复杂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事。总结起来就是三个问题：在什么时候给农民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钱，什么因素决定了给不给钱。
什么时候给钱？这件事恐怕只有懂农业的人才能办得好。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吴伟雄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有一年，猪肉价格高涨，说白了就是猪供应量不足。那时候国务院和银监会要求加大对养猪业的贷款力度，但我们反而收缩了贷款。因为在猪肉价格上涨的时候，可能全国一哄而上养猪，连做房地产的人都不做房地产，去买猪厂来养猪。当初我们的做法挨了监管部门的批评，但事实证明，一年后猪肉价格跳水，很多人都赔了。”
吴伟雄表示，在猪肉价格高涨的时候，并不是发放贷款的好时候，“猪肉价格跳水后，我们提出来放款，那时有人说养猪都赔本了，把钱投进去，就如同把钱丢进大海里了。可恰恰是这个时候，我们把钱贷出去，帮助愿意继续养猪的农民们，慢慢地猪肉价格就上涨了，他们也就赚到了钱。”
吴伟雄说，做农村金融一定要懂农业，这样才能够在正确的时间给农民提供及时的贷款。这样一来，农民赚到了钱，贷款机构也规避了风险。
给补贴不如上保险
“1984年，我第一次提出农信社脱离农行，开始介入农村金融改革。”回忆起30年前的工作，吴晓灵表示，中国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定位在最初是正确的，就是要建立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金融三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
但30多年走下来，吴晓灵却用“梦碎”形容农信社改革，“2003年开始，央行花了1600亿央行票据来帮助农信社摆脱历史包袱，更好地为农村服务，确定的方向还是希望农信社走合作金融的道路。”
吴晓灵说，中国需要信用合作，特别是小农经济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时候。
“我们农村的集约化生产面前摆着两条道路，要么走大农场道路，要么走合作经济的道路——就是农户合作一起生产。”吴晓灵表示，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各方面的制度决定了走大农场的道路非常有限，而家庭农场规模也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把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小农整合起来走合作经济的道路，走生产合作、销售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合作道路，这或许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是，要让普惠金融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农信社或者说新生的合作金融绝不能走“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道路。吴晓灵认为，农信社、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都可以作为农民信用互助组织的开户行、业务辅导行、行为监督行和资金批发行。“我们国家应该形成一个商业金融机构与互助金融机构上下对接、批发和零售的关系。我认为，这种模式比较适合中国目前的情况。”
“比如，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设立互保基金，让每家人出一些钱，形成基金，银行可以在此基础上以3倍、5倍的标准给他们放款，让他们自己管理。”吴晓灵说，农户之间也彼此熟悉，合作社员之间的相互信任能够减少征信成本。
“另外，政府还必须有农业政策保险。”吴晓灵说，国家现在在做这件事，但力度不够，“与其给农户发补贴，不如把补贴的钱用来建农业政策保险。”
降低农村金融征信成本
吴晓灵说，农业是很脆弱却又很需要资金的行业，风险把控非常重要。陈章良认为，放款不应仅仅由银行说了算。
一般来说，农民的贷款额度相对较小，但是获取征信数据的成本却不会因为贷款额度的降低而减少。另一点，金融机构和农民双方都是农业技术的弱势方，在科学技术层面上，他们对于农业的投入和未来收入的判断可能出现问题。
但科协以及农技部门能够很好地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科协在全国有12万个农技协。农民贷款难，但农技协可以把农民聚集在一起，并由农技协出面和邮储银行商讨贷款的事情。”陈章良举了个例子，四川眉山农技协的人出面组织村里农民把山地改种葡萄，种葡萄一亩地可以挣一万，但修葡萄架没有钱，做铁丝网没有钱，买苗没有钱，管理费也没着落。
“这种情况下，科技人员出面找了邮储银行。因为农技人员非常熟悉哪一个农民是有技术、守信用，邮储银行的征信成本非常低。”陈章良认为，这种合作方式对于金融支持农业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