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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建国十五年的南宋王朝迎来一件大喜事——根据不久前绍兴和议达成的协议，宋金两国终于化干戈为玉帛，金国将徽钦二帝的棺椁归还南宋，同时释放宋高宗赵构的生母——韦太后。
上一年（公元1141年），宋金和谈终于达成一致的意见：南宋向金称臣，“世世代代，谨守臣节”；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两国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金国不仅拥有了黄河流域，而且向南逼进到淮河流域，南宋王朝不仅变成了属国，而且失去了中原之后，它几乎称不上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
宋高宗忘记了，所谓的和平协议，不过是一张废纸。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自己的和平才能得到保证。为了这份协议，宋高宗支付了高昂的成本——他杀掉了岳飞，使宋朝永久失去了原来北宋的山西和关中的马场，从此岳家军的一万骑兵成为绝唱，这个王朝只能靠步兵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骑对阵，他们的和平，从此不再设防。
然而，这份屈辱的和约，却让宋高宗心满意足。在他看来，所有的“历史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韦太后的归来，就是对宋金“修好”的证明。
根据史书的记载，当韦太后终于将丈夫宋徽宗棺椁运回大宋的时候，身为儿子的赵构亲自到临平主持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宫廷画院的一名画家描绘了当时的场面。这幅重大政治题材的绘画作品，名叫“迎銮图”。
像《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一样，这幅画采取了长卷的形式。
长卷上，我们可以看到浩大的护送队伍，排成人字形，骑马走在最前面的，应是南宋太尉曹勋——绍兴和议的宋方代表，在他身后分开的扈从使者和金国使节，簇拥着一辆十六抬的大轿，有华盖遮在上面，这幅画的主角——韦太后，应该坐在轿子里，并没有露面，紧随其后的，是宋徽宗、郑皇后（宋徽宗的皇后，此时已为太后）以及宋高宗的邢皇后的棺椁。画的另一端，是浩荡的迎接队伍，宋高宗端坐在轿里，一副望穿秋水的悲戚表情，两侧的官员持笏肃立，还有人扭头，观察着皇帝的一举一动。
但是无论怎样繁华的典礼，都换不回宋徽宗的性命了。
此时，他静静地躺在棺椁里，对外面的喧闹无动于衷。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在经过了长达16年的囚徒生涯之后，宋徽宗、韦太后，终于与儿子赵构团聚了，却为时已晚，一家人，已然分隔在阴阳两界。
当儿子赵构“喜极而泣”，恭恭敬敬地把韦太后迎接到慈宁宫，阴间里的宋徽宗一定会觉得，他周遭的世界，比五国城还要冰冷。
二
或许，宋高宗赵构是有着仇父情结的。
首先，他那个皇帝爹，本身就是一个声色犬馬之徒，这一点，已经在《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里写过。
其次，他那个爹，对赵构的生母也不怎么待见。
这一点与第一点有关，因为宋徽宗沉湎于歌舞酒色，所以在他的后宮里当妃子，必然是一件悲苦的事，更何况赵构生母韦氏的相貌，也毫无过人之处，假若不是乔贵妃与韦氏过从甚密，劝说宋徽宗临幸韦氏，韦氏也不会有机会生下一位皇子，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就是这样诞生的。
从此，宋徽宗几乎再也没有到韦氏的宫里来过，也几乎遗忘了这对母子。
所以，赵构自小是在没有父爱的环境中长大的。直到赵构6岁那年，他的父亲才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面对韦氏，说：“韦娘子，你不认得朕了吗？”韦氏大喜过望，泪水夺眶而出，因为那一天，正是韦氏的生日。
没想到酒席宴间，宋徽宗说了这样一句话；要不是乔娘子提醒，真记不起你的生日了。
话音落处，韦氏的表情突然凝住，这酒宴，不知如何延续。
正在此时，有人来报，王贵妃要生了，宋徽宗抽身便走，赵构一把抓住父皇的衣襟，哀求他多留片刻，宋徽宗摸摸赵构的头，说去去就来，从此一去，就再也沒有回来。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假如赵构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埋上了仇父恋母的种子，父亲在母亲生日那天的抽身离去，或许就是缘故。纵然没有人浇水施肥，那颗深埋在内心里的种子，也会随岁月而成长壮大。
至少，赵构当上宋高宗后，在对待父母的问题上，他没有一碗水端平。
当然，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是他舍不得他的皇位——那个位子，想上去不容易，想下来就更不容易。
倘徽、钦二帝归宋，哪里还有他当皇帝的份儿？
岳飞不明白这一点，一再声言“靖康耻，犹未雪”，要“从头收拾旧山河”，还建议宋高宗赵构退位，干脆立太子继位，这样，他们父子三人就不必争了，没想到他的言论，句句都戳宋高宗的心窝子，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除此，宋高宗对父亲情感的冷淡，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言的原因。
6岁时父亲离去的身影，想必一直在他的内心里反刍，成为他成长岁月里一个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当父亲作为囚徒被押解到遥远的北国，赵构的心理或许会闪动着一个恶毒的念头：既然你当时走得决绝，就永远不要想再回来了。
只是，在宋徽宗那里，当年的薄情，早已成了本性，对这一切的发生，他无知无觉。
三
公元1142年，随着宋徽宗的棺椁和韦太后一起回来的，还有宋钦宗的一封信。
那时，宋钦宗还没有死。
宋徽宗死于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宋钦宗发现父亲咽气时，尸体已经僵硬。金人把宋徽宗的尸体抬到一个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再用水把火浇灭，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这样做可以使坑里的水做灯油。悲伤至极的宋钦宗想跳入坑中，被人拉住，说活人跳进去，坑里的水就不能做灯油了，因此，不准宋钦宗影响到灯油的产品质量。
没有了父亲的陪伴，他陷入了更可怕的孤独。
他只能一个人，栖身在五国城的地窨子里，苟延残喘。
他或许并不知道，他艰难苦熬的时光，在他的弟弟赵构那里，是那么快而且乐。 韦氏出发前，宋钦宗曾跪在韦氏面前，请她替自己给弟弟赵构带封信，恳求他把自己赎回去。
两国之间的媾和谈判，竟然置被俘皇帝于不顾，哪里还谈得到国家的体面与尊严？
宋高宗赵构一再强调，他“屈己讲和”，都是为了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然而，对于自己的兄长、宋钦宗赵桓的殷殷企盼，他未予理睬。
赵桓的哀求，终于化作风中的碎片。
对待生母，赵构却是另一番态度。他曾面对金国使节这样陈词：“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今立誓言，当明方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
对于即将奉命前往金国的曹勋等人，他又叮嘱说：“朕北望庭闱，无泪可挥。卿见金主，当月：‘慈亲之在上国，一老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以至诚说之，庶彼有感动。”
由此可见，亲情的浓度，取决于他的政治需要。
韦太后的车马启程之际，绝望的宋钦宗赵桓竟然死死地抓住车轮，哭喊道：“第（只要）与吾南归，但得太乙宫主足矣，它无望于九哥也。”
太乙宫，不过是一个安置犯错官员的机构而已。宋钦宗的愿望，是何等卑微。
他无意去抢皇位。
回答他的，却只有韦太后越来越远的背影，还有更加沉重的寂寞。
熬过16年的囚徒生涯之后，宋钦宗在五国城又苦等了14年，在57岁时，被马踏死。
见死不救，就等同于杀害。
所以说，赵桓是被他的弟弟赵构害死的。
四
然而，无论华丽的轿舆、隆重的仪式，还是宫廷画家绘制的精美画卷，都不能抹去大宋皇室蒙受的耻辱与创伤。在中国历史上，还鲜有一个王朝，蒙受过大宋这样的耻辱。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初七，当金人粗暴地撕去裹在宋钦宗皇帝身上的那身龙袍，几乎所有的宋朝人都听到了这个王朝碎裂的声音。一个名叫李若水的大臣冲上去，紧紧抱住宋徽宗，试图用身体捍卫龙袍的尊严。他嘴里大骂着；“此是大朝真天子，你杀狗辈不得无礼！”骂声未绝，几个金兵上来，先几个巴掌把他打晕，然后把满面是血的李若水拖出去，先裂颈断舌，再凌迟处死。
史料上说，“若水临死，为歌诗”，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矫首为天兮，
天卒不言。
忠信效死兮，
死亦何愆。
行刑时，一位金国士兵说：“大辽亡国时，以死报国的大臣有十多人，而在宋国，为国捐躯官员居然只有李侍郎一位，可叹，可叹！”
李若水的肉体一片片消失的时候，赵宋后妃们的肉体正在金兵的怀抱里挣扎蠕动。此时的金兵，知道了什么叫为所欲为。他们想强奸谁，就可以强奸谁，哪怕她是王朝的金枝玉叶。对于那些不服从的身体，他们可以手起刀落，将她们一分为二。在金军的营帐里，他们一面纵欲，一面杀人，几乎忙不过来。根据史书的记载，有七名女子宁死不从，结果三名被斩首，三名被用铁杆捅穿了身体，扔在金营外面，直到流血而死，还有一名，抓起一只箭头刺向自己的喉咙，当场死亡。
三月里，金军在焚烧了驻扎了四个月的营寨后，押解着浩荡的俘虏，带着丰厚的战利品，起程了。
那些战利品，除了大宋王朝历代积累的法驾、卤薄、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图书、地图、库府蓄积等以外，还有皇帝、大臣，和数不尽的宫廷美女。
除了皇室，许多贵族豪宅里的财产、女人也惨遭洗劫，其中，连那个为拍宋徽宗马屁、不惜工本运送“花石纲”的朱勔也不能幸免，家中珍藏的书画美服、珍宝器皿，都被劫掠一空。’
俘虏的队伍中，有宋徽宗、宋钦宗、徽钦二帝的妃嫔、亲王、親王妃、郡王、郡王妃、皇子、皇子妃、公主、驸马、皇孙、皇孙妃、皇孙女、亲王女、郡王女等，除了赵构，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都成了金军的战俘。从金国的亲历者写下的《宋俘录》来看，当时的战俘，人数不下二十万，主要分成四类，分别是宫眷、宗室、戚里、臣民，其中，“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
他们在四月初一启程，走向深不可测的北方。根据亲历者许亢宗的记录，这一次的行程，在大宋境内共有二十二程1150里，在金国境内有三十九程3120里——宋金国界，他是以从前的边境——白沟来算的。
这无疑是一次艰难的旅程，据许亢宗的记载，进入金国原境（白沟以北）以后，他们一路经过的，都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地名——涿州、良乡、北京城、通州、三河、蓟县、唐山、山海关、营口、锦州、沈阳、平壤，一路直抵黄龙府——所谓“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说这话的岳飞没能办到，宋徽宗却是做到了，只不过不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而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到来的，抵达北国，也没有“与诸君痛饮”的豪情，只有行旅的困顿、难以下咽的饭食和无尽的思乡之苦。许亢宗说，仅从兔儿窝到梁鱼务这一程，也就是在金国的第二十四程，就渡水38次，有许多人被淹死。此时正值夏秋，蚊虻众多，俘虏们在行进时，只能用衣服包住身体，歇脚时用蒿草熏烟，才能免除叮咬之苦。根据亲历者所写的《呻吟语》一书记载，宗室的三千余人，“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藉。妇稚不能骑者，沿途委弃，现存一千数百人”，到甘露寺时，已经“十人九病”。
从前的帝王贵族，像牲口一样被驱赶着往前走。在他们视线的前方，终点似乎永远不会出现，特别是出长城后，“沙漠万里，路绝人烟”，他们越走，越陷入深深的绝望，思念之痛，也越是折磨他们。过北辽河时，宋徽宗见水绕烟村、荷花满目，徘徊良久，不忍离去。他的胃，一定在想念江南的食物；他的眼睛，也在想念江南的杏花春雨。
女性的灾难更加深重，她们的娇弱之躯，不仅难以抵挡这份行旅的艰辛，而且还要面对金军的凌辱。对于金人来说，这些美女的品级、地位已经无关紧要，甚至连辈分都毫不在意（被俘宫妃中，有宋徽宗、宋钦宗两代后妃），至少在金人的眼里，她们是“平等”的，她们的身份只有一个——女俘。他们只在意她们的年龄和容貌。 所以，宋钦宗的朱皇后、朱慎妃和柔福公主，几乎是同时在途中遭遇凌辱的。凌辱之后，他们听说朱皇后和朱慎妃精通辞赋，工于填词，就强迫她们填词歌咏。
朱皇后唱道：
昔居天上兮，
珠宫玉阙；
今居草莽兮，
青衫泪湿。
屈身辱志兮，
恨难雪，
归泉下兮，
愁绝。
果然，朱皇后后来投水而亡，“归泉下”了。
活下来的更惨，抵达金国后，她们有的被分赐将士，有的给贵族为奴，有的被卖到高丽、蒙古，甚至卖到西夏换马（十女才换一马），更多的，则被发往军营充当军妓，或者干脆被卖到洗衣院（妓院）。
被分配给包括完颜宗弼（金兀术）在内的金国贵族、将领为奴的宋国美女，我查到这样一些名字：莫青莲、叶小红、李铁笛、邢心香、罗醉杨妃、程云仙、高挠云、卢嫋嫋、何羞金、辛香奴、冯宝玉儿……
被送入洗衣院的美女，有奚拂拂、裴宝卿、管芸香、谢吟絮、江凤羽、刘菊山、朱柳腰、俞小莲……
这些女子，大多在17到19岁之间。
赵构的生母韦氏、妻子邢妃，还有宋徽宗的九位公主——赵构的九个亲姐妹，也不幸人了洗衣院。
金国目击者在《宋俘记》里说：“韦……人洗衣院。”
宋国目击者在《呻吟语》里说：“（天会十三年）二月，韦后等七人出洗衣院。”
对此，《宋史》《金史》都誨莫如深。
因为洗衣院里的经历是那么不堪。地位、辈分不同的女人们，所有的脸面都被撕去，她们赤身裸体地齐聚一堂，没日没夜地受到金国上层的浬污，比宋钦宗被扒去龙袍更加耻辱。词人吴激写下《人月圆》一词，记下了他的哀伤：
南朝多少伤心事，
犹唱后庭花。
旧时王谢，
堂前燕子，
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
仙肌胜雪，
宫髻堆鸦。
江州司马，
青衫泪湿，
同是天涯。
《燕人尘》里说，宋国女子，此时已是“十人九娼”，不仅“名节既丧”，而且连命都保不住，“不及五年，十不存一”。
查《南征录》，仅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之中，宋徽宗就接连失去了香云公主、金儿公主和仙郎公主三个女儿。
宋徽宗的第十个女儿柔福公主在几年后（公元1130年）终于逃出魔窟，千里迢迢地回到临安。没想到韦太后归宋后，不愿知道她那段不堪的历史，于是声称柔福公主是假公主，强逼儿子赵构拘捕了她，将他这个饱经劫难、终于死里逃生的妹妹青春俊美的头颅，一刀砍去。
五
至此，我们才知道什么叫“靖康耻”。
这份耻，不仅是这个帝国的太上皇、皇帝和太子三代，都被一网打尽，成了敌国的阶下囚；更在于皇室的女人们，都成了敌人们泄欲的对象。
大宋皇室的尊严，被金人彻底撕碎、踩烂。
我们也才知道，这份耻，为什么始终梗在岳飞的心里，不能说，也无法说。
“靖康耻”，就是难以启齿。
唯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才能纾解他的心头之恨。
所有女人的耻辱，归根结底都是男人的耻辱，因为皇帝是男人，将军、士兵是男人，朝堂上那些口若悬河的大臣们也都是男人，只有他们，向宗庙杜稷负责。
我们说，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在这个国度里，女人差不多一天也没有被赋予过权利（中国朝代史上只出过武则天这一位女皇帝），也无须履行这样的义务。
政治是男人的事，却往往让女人遭受祸害，这与其说是女人的不幸，不如说是男人的无耻。
她们只是王朝荒谬政治的牺牲品——在走向金营之前，她们就被绑架了。她们不仅被金军所凌辱，她们的命运也被自己的帝王将相所玩弄，假如有人以“红颜祸水”为名，把帝国沦亡的罪过推到她们身上，那就构成了对她们的第三次玩弄。
因此，韦太后之耻，也并非只是她个人之耻，起码也是她老公宋徽宗和她儿子赵构之耻。
大宋帝国不仅无人捍卫这些女子的贞洁，宋钦宗甚至签订了一纸卖身契，明码标价把她们卖给金国，以充抵犒赏金军的费用（总额应为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帝国女人的具体价格如下：
公主、王妃：每人值金一千锭；
宗姬（宗室的女儿）：每人值金五百锭；
族姬（贵族的女儿）：每人值金二百锭；
宗妇：每人值银五百锭；
族妇：每人值银二百锭；
贵戚女：每人值银一百锭
良家女：每人值银一百锭……”
这一肮脏的交易明文写入了（开封府状），它的真实性无须怀疑。
所谓“国破山河在”，对于赵构而言，纵然繁华汴京的九重宫殿已经灰飞烟灭，但毕竟还有半壁江山矗立在南域，有李纲这些主张的文臣，有威风凛凛的岳家军。
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就是“绍兴和议”一年之前，金军又开始了周期性的入侵，这一次，他们祭出了一种恐怖的战阵，名叫“拐子马”，这个战阵里，三匹马为一组，并排横连，如一团黑云，自草原上蔓延而来，似乎要把岳家军彻底荡平。
他们没有想到，岳家军个个不要命，他们手持砍刀，趴在地上，当金戈铁马冲过来时，他们就用手里的砍刀，剁掉马足。他们用一个士兵的命，换取一只马足。
完颜宗弼（金兀术）惊奇地看见马蹄一只接一只地翻滚到天上，眼前血迹交错飞舞，战马连带着扑倒，橫七竖八地在大地上嘶鸣和抽搐，尘埃落定时，视线的尽头浮现出的，是岳家军锃亮的铠甲。
他仰天悲鸣：“（我军）自海上起兵，皆以此（拐子马）胜，今已矣！” 孔子说：“知耻而后勇。”岳家军之所以如此勇猛，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有耻。那种深切的耻，把他们搅得坐卧不宁，最终化成不可匹敌的凶狠，在战场上进发出来。
然而，随着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韦太后的归来，赵构心里的那份痛感也渐渐地归于平复。
按照赵构的说法，他“屈己讲和”，都是为了尽自己的孝道。
如今韦太后回来了，割领土，赔白银，杀忠良，签和约，就都有了正当的理由。
用宋高宗自己的话说：“和议既定，内治可兴。”
对他和他的王朝来说，韦太后在慈宁宫里的幸福生活有着神奇的遮丑功效，他的苟且、软弱、无能，甚至罪恶，都被一笔勾销了。
剩下的，只有母慈子孝，天下太平。
六
根据《青宫译语》的记载，宋徽宗曾经每隔五到七天，必会宠幸一名处女，然后给她一个位号，假如继续宠幸她，就给她晋升一级，以资奖励。相比之下，宋高宗对浮华奢靡生活的热情丝毫不逊于他的父亲，（青宫译语）说他“好色如父”。无论帝国处于怎样的危境，都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享乐的雅兴，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父亲有着惊人的相似。
早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军大举南下，宋高宗赵构还搂着美女，在扬州城里醉生梦死。
这个在战场上胆小如鼠的皇帝，只有在床上才能展现出一剑封喉的本领。
直到金军兵临扬州城下，他才离开他的暖被窝，战战兢兢地换上铠甲，匆忙逃命。
说到逃命，这是赵构的长项，两年前，当金军大举南下，他就是这样从应天府逃到扬州的，此时他又以同样的狼狈逃出扬州。
他選择临安为首都，也是为了逃跑方便，因为这座城市，临江面海，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可以像孔子说的，“乘桴浮于海”了。
对于逃跑的这项本领，他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充满自信。这一次，这个马拉松运动员一口气跑到瓜洲，慌乱之中找到一条船，像摸到了救命稻草，立刻跳上去，摇摇晃晃地驶向镇江。
当赵构隔江看到金军在扬州城里燃起的大火，不禁在暗地里佩服自己逃跑的速度之快，敌人连追都追不上了。
尽管宋徽宗赵估的艮岳已经变成废墟，汴京城的灯火都化作一场残梦，但南宋建立后，宋高宗赵构又让所有消失在汴京城里的事物在临安复活，而且变本加厉。
议和初成，他就按照汴京的规模，在这座“临时安定”的都城里大兴土木，建行宫、苑囿、宗庙、衙署，仅御花园，就有四十多座。
他还建起一座创库，云集天下奇物，库中有一个石池，里面装满的不是水，而是水银，晃动的水银上，漂浮着黄金制成的鱼和鸭，这样的“创造力”，恐怕连宋徽宗都会自愧弗如。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浮华奢靡这一点上，宋高宗赵构是做到了。至于这种奢靡的生活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他像他当年的父亲一样，无暇去考虑。
就在赵构逃出扬州这一年，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乘舟沿江而上，前往芜湖。经过项羽横刀自刎的乌江，想到大宋帝国的山河碎碎，李清照悲从中来，写了一首诗：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顶羽，
不肯过江东。
七
以宋高宗的奢靡腐败，南宋王朝竟然挺了一个半世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缔造这奇迹的，不是南宋，而是它的对手大金帝国。
与南宋王朝的奢靡腐败相映成趣，大金帝国在见识了汴京的绮丽繁华之后，也被历史的病菌所传染，渐渐病入膏盲。
所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个铁血王朝，也被北宋的“文化”所“化”，整个皇室贵胄阶层都沉湎于烟柳繁华、灯火阑珊，只是抚琴叩曲之间，他们的北方口音显得无比突兀。
他们大肆摧残被俘的北宋佳丽的时候，自身的元气也正被掏空。
尽管南宋的执政者们，同样被临安的园林美景遮住了眼，曲水流觞、停云问月之间，没有人放眼塞外，挑战那已然弱不禁风的大金，但维扬姝丽令人销魂的身体，还是成为摧毁敌人精神的绝佳武器，成为无坚不摧的红粉军团。金军在撕去她们衣裳的时候，也撕去了自己的庄严和意志。
她们的屈辱里，暗含着对金国的致命咒语。
金国的下场，竟比南宋还要悲惨。
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时代，大金王朝早已让莺歌燕舞、罗绮香泽蚀透了筋骨，满朝上下，已经找不出一个干净的官员。金世祖完颜劾里钵的后裔完颜白撤，在国家危难之际，居然在汴京城修建豪华住宅，壮丽程度，堪比皇宫。
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事，南宋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蒙古人冲到汴京城下。在漫长的围困和瘟疫的双重煎熬下，在汴京守城的金哀宗终于挺不下去了，在冰天雪地的腊月弃城而去。蒙古军队冲人汴京的场面，与当年金军冲入汴京时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金哀宗没有成为俘虏，因为不久之后，在公元1234年的正月初九，他在蔡州幽兰轩，上吊死了。
金哀宗死前，大金王朝的叛臣崔立就已经将大金王朝的皇后、妃嫔、公主们献给了蒙古人。关于这些后宫粉黛们被押解出汴京城的一幕，元朝诗人元好问在诗中感叹道：“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到了汴京南面的青城，金朝的皇室男子被一一挑出，推到路边，集体屠杀，他们的女人，于是经历一场更加猛烈的集体强奸。巧合的是，那里正是一百多年前她们的先祖们集体強奸宋朝女子的地方。对于这一历史轮回，明末士人钱谦益说：“宋之亡也青城，金之亡也青城，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终，可不鉴哉！”
八
只是，对于赵构来说，金朝依旧可怕。对于这样一个窝囊皇帝，南宋的宫廷画家们开始用自己的画笔表达不满。
大宋的帝国画院，名叫“翰林图画院”，网罗了帝国最优秀的画家，被宋朝灭掉的南唐的许多宫廷画家，像画过（重屏会棋图）的周文矩、画过（潇湘图）的董源，都被赵匡胤网罗到“翰林图画院”。画院原本坐落在汴梁谢东门外，后来在靖康之变中，和那座壮丽的城一起消失了。南宋建立后，画院在临安一个名叫园前的地方重建，也就是今天杭州望江门内，知名画家有李嵩、马远、夏圭、李唐等。李嵩画《钱塘观潮》（图卷）、马远画《石壁看云》（图页）、夏圭画《松溪泛月》（图页）、李唐画《长夏江寺》（图卷），千年之后，这些精美画作，都静静躺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库房里。然而，泉阁挥毫，蕉窗泼墨，那一份优雅，掩不去国破家亡的伤痛。皇帝能忘，但士人们不能忘。 这时的画院画家们都准备了两手，一手完成朝廷的指令性作品，像本文开篇提到的《迎銮图》、宣扬赵构权力正统性的《晋文公复国图》（中兴瑞应图）等，另一手却以明枪暗箭，直指不争气的朝廷。
美术史上有名的《折槛图》《却坐图》《望贤迎驾图》，都出自画院画家的手笔，其中，前两幅描绘的是汉代大臣劝谏皇帝的故事，而《望贤迎驾图》，则描述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前往长安望贤宫迎接太上皇唐玄宗的场面，在图画的中央，站着白发苍苍的唐玄宗和年轻少壮的唐肃宗，周围环拥着卫士、百官和咸阳父老，人物众多，繁而不乱。傅熹年先生说：“此图虽画历史故事，却隐寓未能北伐恢复、还都汴京之恨，也属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画院画家李唐，与刘松年、马远、夏圭并称“南宋四大家”，他画《长夏江寺》（图卷），赵构在卷上题语：“李唐可比唐李思训”，可见赵构对他的赏识。英国著名东方艺术史家迈克尔，苏立文说：“他的风格和影响控制了12世纪的艺术表现形式，构成了一座关键桥梁，连接着气度恢宏的北宋绘画和以马远和夏圭为代表的充满浪漫主义的南宋绘画。”
他本来是徽宗画院的画家，汴梁陷落时，他已经年逾六旬，他大半生的作品，都在那一场劫难中变成飞扬的渣滓，也有一部分，被捆绑在金军的车队里，一路颠簸，运到北京。当他的同事张择端在城陷的纷乱中去向不明，李唐却穿越杀机一路南逃。惊魂未定地逃到临安时，他已经一无所有，只能卖画度日。愤懑之余，写了一首诗：
雪里烟村雨里滩，
看之如易作之难。
早知不入时人眼，
多买胭脂画牡丹。
等南宋恢复画院，他才正式“归队”，成为画院待诏，那时，他已经年近八十。
他或许没有想到，不仅时下“土豪”们喜欢胭脂牡丹，当朝的皇帝也喜欢大红大紫、百花盛开。
繁花盛开的绮丽与盛大，装饰着帝国的虚荣心。
院体画中，也有艺术精品。像著名的（百花图卷），就是我喜欢的。故宮博物院在武英殿办的（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书画展），曾经展出过一次。这是一幅高只有31.5厘米，长度却超过了16米的超长绘画，由于画卷上没有款字，画卷上描绘了春夏秋三季花卉，唯独少了冬天的花木，据此徐邦达先生推测，原画比现在还要长，后来被人割去了一段。画面构图严谨，旖旎灿烂，暗喻着繁花似锦、美轮美奂的帝国光景。虽然画面上不乏牡丹、荷花这些世俗性的花卉，但铁画银钩，不见大红大绿，倒也不失清雅。尽管看不见名款，画者的功力，却是毋庸置疑的。起首处的梅花，颇见杨无咎的风格；中间的萱草、兰花的长叶子，有赵盂坚画水仙的笔意；有的地方用墨涂染、不见笔迹，宋徽宗的风格又依稀浮现。徐邦达先生判断，此画应是南宋中期或晚期的作品，是杨无咎墨花系统的扩大和发展。
为了生存，李唐只能去奉命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命题作文”，其中就包括那幅庄严典雅、场面宏大的《晋文公复国图》。
画面上的晋文公，一看就是“高富帅”，身材高大优美，衣裳华丽，气度不凡，仿佛天下万物，皆吞吐于胸。画的虽然是当年成功复位、创造大业的晋文公，但画末宋高宗亲自题写的文字，似乎要夺晋文公的风头，表明那主角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然而，朝廷的这份自我安慰，抵消不了李唐心头的那份屈辱。于是李唐又画了另外一幅画，与《晋文公复国图》针锋相对，这就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不朽名作——《采薇图》。
春天里，故宮博物院又办《故宮藏历代书画展》（第九届，地点照例在武英殿），我在《采薇图》前站立良久，打量着画面上千年前的伯夷与叔齐，也猜测着李唐落笔时的心境。
与器宇轩昂的晋文公相比，伯夷和叔齐的面容显得苍白憔悴多了。但他们表情松弛，目光沉静，不见一丝一毫的落魄感。他们原本是商朝贵族，身上的衣服破了，也依旧是贵族。周武王灭商，为了躲避周人的统治，他们才躲进首阳山，靠采薇宋维持生命。画中的景象，是李唐虚构出来的。在他的想象中，伯夷与叔齐坐在一块巨大的山间岩石上，娓娓倾谈。岁月久远，他们的语词都消散了，李唐在放着一部古老的默片。与宋代山水画通常把人画在远景里的画法不同，这幅画卷把人置于近景，而把山水推远。天下很小。人很大。
画末的第一篇跋语，是元代宋杞写的，第一句就透露了这幅画与宋高宗南渡的关系。跋语还明确点出：“表夷、齐不臣于周者，为南渡降臣发也。”
所以，这幅画，表面上风平浪静，波澜不兴，实际上暗潮汹涌。
所以，放在平静高远的宋元山水里，这幅历史题材人物画反差明显。
那潮，是心潮。
暗藏着对苟且堕落的怨怒。
很多年后，有人听到文天祥的长歌：
彼美人兮，
西山之薇矣。
北方之人兮，
为吾是非矣。
异域长绝兮。
不复归矣。
凤不至兮，
德之衰矣。
唯有赵构，无动于衷。
九
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在理学倡兴、理想主义旗帜高扬的宋明两代，皇帝反而越发没有道德底线？
仁义礼智、吃喝嫖赌，似乎成了完全对称、彼此呼应的两极。
宋代以后，中国传统儒学达到了新的高峰阶段，出现了宋明理学，涌現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杨时、朱熹、陆九渊、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刘宗周等一批大家，一时间群星闪耀。
他们试图以“天理”，与沦落的“人欲”对抗。
所谓“天理”，是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非像后来批判的那样，指人的正常欲望，而是指过分的欲望，也就是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他们希望借此对人性进行约束。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观点，与此不谋不合，他说，一切从欲望官能的愉快与否来决定道德法则的动机，永远不能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 可以说，宋代是士人地位普遍上涨的朝代，这与宋代统治者重文轻武的意识有关。据说，宋太祖赵匡胤曾立有一块誓碑，上面刻写着“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字迹。这块誓碑被秘密存放在太庙寝殿的夹室内，直到靖康之变，金军冲进汴梁太庙，这个秘密才公开于世。
假如说唐代文人在历史中的光亮是以个性的闪耀为特征的，那么宋代士人则是以整体的意志豪迈出场的，在这群人中，我們可以看见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辛弃疾的身影。他们无一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大文学家、书法家、艺术家、史学家，他们个个书法雅致、绘画灵秀、文采磅礴。
宋代绘画、书法、瓷器、造像、建筑上的大成就，与他们的精神气场关系极大。
在故宫博物院，每当面对他们的书画真迹，我都会感觉到一种无法言说的神奇。当我俯下身去，仔细打量他们的墨迹，内心里却充满仰视之情。我无法相信他们这样平静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近在咫尺。空间的距离不在了，时间的距离也被抽空了。我们面面相对，那些墨稿，仿佛是刚刚写上去的，劲力犹在。
然而，与李白、杜甫、王维这些唐代顶尖艺术家不同，这些宋代艺术家，不仅许多进入最高决策层，而且开始谋求与皇帝“同治天下”。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不仅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契约，也是他们的现实举措。
在宋代，士人官僚试图用儒家标准，对桀鹫不驯的皇权进行制约。所以，范仲淹、王安石、程頤这些官员，都反复教诲皇帝，要以尧舜为榜样。他们找出汉唐两朝皇帝的各种缺点，作反面典型，让皇帝引以为戒。“对王安石来说，皇帝也不过是一个构成国家官僚组织体系中的一员而已。有人指出，其实这个构想早在欧阳修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范仲淹更把“能左右天子”当作“天下大公”的表现，也因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三侠五义戏（打龙袍）里，身为下级的包拯为什么能够痛打最高首长宋仁宗的龙袍，把这位不孝的皇帝教训一番。
有这样的制街，宋代皇帝的荒淫昏聩、官场的大面积腐化（尤其是北宋后期和南宋），就显得令人费解了。
反复思量，我觉得这里有具体原因，就是赵匡胤“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政治遗嘱已被赵构拋弃，所以，画院画家们尽管对王朝政治高度不满，却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直言犯上，而只能采取委婉的方式。
也有文化上的原因，那就是理学家们在对政治极端不满的状态下，激发出“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思路”，“对人的道德伦理境界提出相当高的要求”，试图以此宋拯救沦落的人性。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本来是用来激励人心，引人向善的，但后人却把这种最高要求当作了最低要求，拿鸡毛当令箭，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引导变成了强迫，本来的好事，就这样变成坏事。这种绝对化、极端化的完美主义倾向，反而更容易让人心生反感，敬而远之。
北宋时期，当王安石这位高调的理想主义者主政时，宋神宗就曾说过一句名言：“今一辈人所谓道德者，非道德也。”
做好人还是做坏人，这自古以来就是个问题。想起年少时，生活贫乏，没什么游戏，便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扮角色玩儿。耐人寻味的是，这群孩子，不是争当先进，而是争做坏人，因为银幕上的好人常常忍饥挨饿，还不得好死，坏人则吃香喝辣，为所欲为，还有丫鬟伺候，狗腿子效忠。尤其电影里的女特务，不仅描眉画眼，衣着时髦，而且抽烟跳舞，样样都会，比起工农出身的“女汉子”，自是多了几许妖娆妩媚。当年的意识形态掌控者或许不会想到，电影的教育功能，在现实中被彻底反转。这是因为现实的苍白，只能靠这种虚拟的游戏来弥补。
回顾宋明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此际的理学文化基本上训练出两种人：一种是极端的道德完美主义者，通体刚强，百毒不侵，“一辈子不留任何缝隙让苍蝇下蛆”。另一种就是从不用道德束缚自己的实用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反正得不到一百分，那得九十九分和不及格简直就没有区别了。随地吐一口痰，和睡别人的老婆，都一样是道德上的污点，既然成不了大善，就干脆做大恶吧，在圣人与小人的二选一中，还是当小人更轻松、更痛快。
我是流氓我怕谁，或许，只有当上流氓，才能百无禁忌，所向披靡。
在宋代历史上，找出这样的例子比起寻找道德楷模要容易得多。
比如汴梁陷落之后，北宋王朝吏部尚书王时雍、开封府尹徐秉哲就忙着充当金军的“情报员”，引导他们疯狂抓捕了七百多名赵宋皇室成员，连襁褓里的婁儿也不放过。
宋徽宗赵佶最小的儿子赵捷，即使被汴梁市民藏匿50天，最终还是被宋朝官员查找出来，交到金军手里领赏。
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南宋使臣王伦等出使金国时，金国以四名北宋皇室女子“款待”他，他竟然照单全收，只顾销魂，而忘记了君臣之间的忠孝礼仪，更让金国人看了大笑话。这对于倡行“理学”的南宋王朝来说，又是何等的讽刺。
只有同行的朱绩，因拒不从命，被当场处死。
十
人性一旦沦落，就深不见底。普通人如此，皇帝更是如此，因为儒家文化是通过宣教和劝谏，而不是强制性手段来塑造所谓圣君的，而皇帝位于权力的最上游，无限的权力、唾手可得的享乐。都会助长一个人内心中的恶。
父亲被掳为囚、妻女沦为性奴、帝都惨遭毁灭、国库被洗劫一空，世界上恐怕不会有一个皇帝咽得下这口气，而此时的宋高宗赵构却“六根清净”，“幸福指数”只升不降。
他心理素质之“强大”，恐怕连敌国都看傻了眼——绑票，撕票，宋高宗全不在乎，他们捏在手里的人质，岂不彻底贬值了吗？
赵构脸皮厚，不怕骂，他最怕的，还是现实的威胁——金军。
尽管赵构以他漂亮的书法，多次致信岳飞，鼓励他英勇杀敌，但赵构从不把“笑谈渴饮匈奴血”当作自己的政治誓言，陆游诗里所说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只能遥遥无期了。
这里暂且插上一笔，谈一下赵构的书法。很少有人知道，宋高宗赵构是一位大书法家。在轰动全国的评书《岳飞传》里，刘兰芳没有说。应当说，赵构延续了他父亲宋徽宗赵佶的书法基因，加之后天努力，苦心研习王羲之、王献之，唐人如虞世南、褚遂良、李北海，本朝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书法，像他自己在《翰墨志》里所说：“每得右军（即王羲之）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终于练出一笔好字，尤其晚年所书《洛神赋》，笔法端雅淳厚、涵泳俊秀、自然流畅，颇得晋人神韵。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称；“高宗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他的影响力，至宋末仍然强劲，包括赵孟坚等人，都受到他影响。台北故宫博物院收存有《宋高宗赐岳飞手敕》，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赵构的墨稿。 在南宋，以赵构为中心，形成了浓厚的学习书法风气，足以点缀小朝廷的“中兴”局面，南宋书法的气韵，也没有像国运那样日益衰竭。赵构在书法史上的贡献，固然不能抹杀，但在艺术史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赵构，端庄俊雅、从容淡定的气质荡然无存。
自从金军进逼扬州，赵构从口齿生香的床榻上掉下来那一刻，他就阳痿了，无论太医给他调制出多少灵妙药方，面对多么性感妖娆的美女，他下身的感觉只有“肌无力”。与生理上的阳痿相对应的，是他精神上的阳痿。
他被金军吓破了胆，耻辱感、荣誉感，都不对他发生作用。因此，对于金军的肆虐，他才会无动于衷，还舰着脸乞求自己的敌人不要再生事端，以免打搅了自己的繁华梦。
唯有浮华享乐能刺激他的大脑，让他感受到人生的意义。
几百年后，宋高宗致岳飞那件手札顺着时光的漂流瓶漂到文徵明手里。
目睹着宋高宗的文字风流，文徵明不禁心生感慨，挥笔以行书题道：
难得字存魏晋风，
堪称独步让人惊。
寒心自是庸为帝，
不齿竟能书有名。
俊秀总摧精气散，
规矩常困纵横零。
穗基已毁千秋业，
墨迹今观伤我情。
十一
其实，除了金军，赵构还有一怕——怕历史。
饱读诗书的赵构当然知道，自己注定会被写进历史。
他不仅要为现实而活，还要为历史而活。
对一个皇帝而言，这既是荣耀，也带来恐惧，因为自《春秋》《左传》《史记》之后，中国的历史书写权就掌握在奉持“好政府主义”的儒家士人手里了。况且宋朝刚刚建立，就开始强调“原人伦者，莫大于孝慈，正家道者，无先乎敦睦”。在这样一个价值体系内，一个既不孝又昏庸的皇帝，下场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理学家们不知是否意识到，他们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天理”大厦，还存在着一个“天大”的漏洞，对于“天理”，不同人是可以有不同解释的，谁都可以拿“天理”说事儿，关键要看话语权在谁的手上。就像“文革”年代，每个战斗队都在号称自己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但是这些捍卫者却水火不容，彼此之间却打出了脑浆。
因此，“天理”之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它是无法具体化的，一旦具体化，就会变成教条；但假如它是不具体的，又难以形成客观标准，对人进行量化考核。
连王安石都曾经被程颢逮住猛批，说他自己的屁股都没擦干净，有什么资格谈论周公盛德？
据说，宋徽宗他爹宋神宗和王安石联手实行新法时，程颢每次觐见，都要强调“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至于变法之“利”，那是小人的事，君子不屑一顾。
李敬泽说：“今天，在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名义下，‘理想主义者’会在任何精神现象的背后闻嗅铜臭和私欲，然后他们就像捉奸在床一样兴奋，他们宣布：所谓‘精神’不过是苟且的权谋，果然如此，总是如此。”
清代大学者戴震说得更吓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所谓“天理”，是可以用来杀人的。
理学后来也因这一弊端而成为五四新青年们的众矢之的。
十二
赵构杀岳飞，同样可以借用“天理”的名义，因为岳飞的罪名是谋反（每一个拥兵自重的武将都可能被戴上这样的罪名，比如明代袁祟焕、“文革”中的贺龙），这是“大逆不道”，当然，“天理”难容。
反过来，秦桧等朝臣对宋高宗赵构的曲意逢迎，是否也可以被定义为“忠”呢？
赵构可以用“天理”杀人，也可以用天理掩盖自己的堕落。尽管赵构不是站在学术的制高点上，但身为皇帝，他对“天理”的解释权、他对舆论的控制权，都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比文人学士们的高谈阔论更有现实操作性。
皇帝能够肆无忌惮地堕落，关键在于他能控制舆论导向。
他不会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感受到道德上的压迫感。
哪怕一个皇帝同时犯有渎职罪、诈骗罪、强奸罪、故意伤人罪甚至是杀人罪，周围的人依然会对他山呼万岁，歌颂他为一代明君。
也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符合儒家理想的圣贤君主少而又少，“千古以来，只有唐太宗疑似”。
其實赵构知道自己的软肋在哪，所以他心急火燎地要把自己送上圣坛，“塑造”成一个天下士人衷心爱戴的理想君主。
前面提到的《中兴瑞应图》《迎銮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这些画卷里，赵构的形象不仅“高大全”，而且他的权力得到了父亲宋徽宗的亲自授予。
《中兴瑞应图》里，描绘了赵构的梦境，在那场并不存在的梦里，宋徽宗把黄袍亲自授予赵构，赵构正在推辞时，梦醒了。
他“醒”得恰到好处——假如“醒”晚了，真把龙袍推辞掉了怎么办？
或者说，是画家的分寸，拿捏得准。
他的孝行，也通过生母的回归，得到了完美的表达（《迎銮图》）。
他还能控制历史的书写。
此时，帝国的写手们当然知道，雪中送炭的时刻到了。立时，在朝堂之上，谄媚之声鹊起，马屁之声回荡。
韦太后回銮之前，马屁精秦桧就不失时机地忽悠道：“以陛下圣德，汉文帝之治不难致。”
又说：“汉文帝文不胜质，唐太宗质不胜文，陛下兼有之。”
他一句话，就让宋高宗赵构赶超了汉唐明君。
连已遭弹劾的南雄州知州黄达如都上疏建议：
太后回銮，梓官还阙，兹为盛事，望宜付史馆。仍令词臣作为歌诗，荐之郊庙。
秘书省还专门打造了一份历史文件《皇太后回銮本末》，大力宣扬赵构之孝和秦桧之忠（秦桧果然成了“忠臣”）。
全篇以“上，孝悌绝人，前古帝王所不能及”始，以“知此则可以知吾君之孝”终，不仅立意宏远，高屋建瓴，而且首尾呼应，严丝合缝，娓娓道来，无比煽情。有人评价：“如果该文确实出自秦熺之手，看来新科榜眼倒不是浪得浮名。” 在这样的赤裸裸的吹捧面前，画院画家们犹抱琵琶式的曲折表达，自然是杯水车薪。
但林肯说过：你可以在部分的时间欺骗全部的人，也可以在全部的时间欺骗部分的人，但你不能在全部的时间欺骗全部的人。
林肯不认识赵构，假如认识，一定会把这句话送给他。
十三
历史似乎像赵构期待的那样，“圆满”收场了，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还有一个谜底没有揭开。
这个谜，许多人都想到了，但没有人敢说一。
随韦太后归来的棺椁里，躺的是不是宋徽宗的遗体？
此时，是否有必要检验一下金人的诚信？
宋高宗赵构，有这个胆量吗？
我想，放行前，金人一定打过一个赌，他们赌宋高宗不敢开棺。不是因为宋高宗的孝道，不忍让父皇暴尸，而是因为他真正害怕的，是看到棺椁里的尸体是假的——假若棺椁里装的是假货，他又该怎么办？
他没有血性，不敢去找金人理论，更无法向满朝文武交代，自己割地赔款，签订耻辱条约，换回的却是一具假冒伪劣的先帝尸骨。那时，一道天大的难题将橫亘在宋高宗的面前，一想到这个问题，宋高宗就会心虚。所以，他宁愿接受这笔糊涂账，把这只烫手的山芋深深埋入地下。
他深藏起来的不是父皇的遗体，而是自己的恐惧。
金人一眼就看穿了赵构的胆怯。
果然，金人赌赢了。
宋高宗没有开棺。
他采纳了太常少卿王赏的建议，在宋徽宗棺的外面，再加一层包装，也就是套棺（椁），里面放上帝王大殓时应该穿戴的衮冕晕衣，这样，既避免了开棺改敛、让死去的宋徽宗“重见天日”的尴尬，也不失帝王大敛的“规格”。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当初赵构得知父皇死讯时，曾大哭了一场，史书记载，他“号恸擗踊，终日不食”，意思是他哭得捶胸顿足，整天吃不下饭。他演技之精湛，堪称惊天地泣鬼神了。
写到这里，我已相信，赵构不仅是一位书法家，更是一位表演艺术家，是那个时代里真正的“影帝”。他的表演，催人泪下，极具煽情效果。
自那时起，南宋皇宫一直辍乐，以志哀悼。
下葬之日，为了表示赵构对父皇的哀痛之情，他又降旨，要求葬礼期间，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官员为27天，庶民3天；行在7天之内，外地宗室3天之内。禁止嫁娶。
迎回了母亲，安葬了父親，宋高宗已向全天下宣示了自己的“孝道”。
这种“孝道”，成为他安放在朝廷前的最大广告牌。
至于那个天大的漏洞——宋徽宗遗体的真假，从此再没有人提起。
十四
一百四十多年后，这道困扰南宋王朝的谜题终于被解开。
那时，这一事件的当事人都不存在了。
宋金两国都输给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元朝。
一个名叫杨琏真伽的西域僧人，在就任江南释教总统（相当于宗教局长）职位后，因为贪图珍宝，把他“管片儿”里的南宋皇陵翻了一遍。
当他挖开宋徽宗的陵寝、打开层层包裹的棺椁，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那里面没有一块尸骨，取而代之的东西，所有人都意想不到。
那是一截早已干枯的朽木。
2015年6月1日至18日写
7月2日一改
7月21日二改
责任编辑 石一枫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建国十五年的南宋王朝迎来一件大喜事——根据不久前绍兴和议达成的协议，宋金两国终于化干戈为玉帛，金国将徽钦二帝的棺椁归还南宋，同时释放宋高宗赵构的生母——韦太后。
上一年（公元1141年），宋金和谈终于达成一致的意见：南宋向金称臣，“世世代代，谨守臣节”；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两国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金国不仅拥有了黄河流域，而且向南逼进到淮河流域，南宋王朝不仅变成了属国，而且失去了中原之后，它几乎称不上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
宋高宗忘记了，所谓的和平协议，不过是一张废纸。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自己的和平才能得到保证。为了这份协议，宋高宗支付了高昂的成本——他杀掉了岳飞，使宋朝永久失去了原来北宋的山西和关中的马场，从此岳家军的一万骑兵成为绝唱，这个王朝只能靠步兵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骑对阵，他们的和平，从此不再设防。
然而，这份屈辱的和约，却让宋高宗心满意足。在他看来，所有的“历史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韦太后的归来，就是对宋金“修好”的证明。
根据史书的记载，当韦太后终于将丈夫宋徽宗棺椁运回大宋的时候，身为儿子的赵构亲自到临平主持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宫廷画院的一名画家描绘了当时的场面。这幅重大政治题材的绘画作品，名叫“迎銮图”。
像《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一样，这幅画采取了长卷的形式。
长卷上，我们可以看到浩大的护送队伍，排成人字形，骑马走在最前面的，应是南宋太尉曹勋——绍兴和议的宋方代表，在他身后分开的扈从使者和金国使节，簇拥着一辆十六抬的大轿，有华盖遮在上面，这幅画的主角——韦太后，应该坐在轿子里，并没有露面，紧随其后的，是宋徽宗、郑皇后（宋徽宗的皇后，此时已为太后）以及宋高宗的邢皇后的棺椁。画的另一端，是浩荡的迎接队伍，宋高宗端坐在轿里，一副望穿秋水的悲戚表情，两侧的官员持笏肃立，还有人扭头，观察着皇帝的一举一动。
但是无论怎样繁华的典礼，都换不回宋徽宗的性命了。
此时，他静静地躺在棺椁里，对外面的喧闹无动于衷。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在经过了长达16年的囚徒生涯之后，宋徽宗、韦太后，终于与儿子赵构团聚了，却为时已晚，一家人，已然分隔在阴阳两界。
当儿子赵构“喜极而泣”，恭恭敬敬地把韦太后迎接到慈宁宫，阴间里的宋徽宗一定会觉得，他周遭的世界，比五国城还要冰冷。
二
或许，宋高宗赵构是有着仇父情结的。
首先，他那个皇帝爹，本身就是一个声色犬馬之徒，这一点，已经在《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里写过。
其次，他那个爹，对赵构的生母也不怎么待见。
这一点与第一点有关，因为宋徽宗沉湎于歌舞酒色，所以在他的后宮里当妃子，必然是一件悲苦的事，更何况赵构生母韦氏的相貌，也毫无过人之处，假若不是乔贵妃与韦氏过从甚密，劝说宋徽宗临幸韦氏，韦氏也不会有机会生下一位皇子，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就是这样诞生的。
从此，宋徽宗几乎再也没有到韦氏的宫里来过，也几乎遗忘了这对母子。
所以，赵构自小是在没有父爱的环境中长大的。直到赵构6岁那年，他的父亲才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面对韦氏，说：“韦娘子，你不认得朕了吗？”韦氏大喜过望，泪水夺眶而出，因为那一天，正是韦氏的生日。
没想到酒席宴间，宋徽宗说了这样一句话；要不是乔娘子提醒，真记不起你的生日了。
话音落处，韦氏的表情突然凝住，这酒宴，不知如何延续。
正在此时，有人来报，王贵妃要生了，宋徽宗抽身便走，赵构一把抓住父皇的衣襟，哀求他多留片刻，宋徽宗摸摸赵构的头，说去去就来，从此一去，就再也沒有回来。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假如赵构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埋上了仇父恋母的种子，父亲在母亲生日那天的抽身离去，或许就是缘故。纵然没有人浇水施肥，那颗深埋在内心里的种子，也会随岁月而成长壮大。
至少，赵构当上宋高宗后，在对待父母的问题上，他没有一碗水端平。
当然，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是他舍不得他的皇位——那个位子，想上去不容易，想下来就更不容易。
倘徽、钦二帝归宋，哪里还有他当皇帝的份儿？
岳飞不明白这一点，一再声言“靖康耻，犹未雪”，要“从头收拾旧山河”，还建议宋高宗赵构退位，干脆立太子继位，这样，他们父子三人就不必争了，没想到他的言论，句句都戳宋高宗的心窝子，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除此，宋高宗对父亲情感的冷淡，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言的原因。
6岁时父亲离去的身影，想必一直在他的内心里反刍，成为他成长岁月里一个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当父亲作为囚徒被押解到遥远的北国，赵构的心理或许会闪动着一个恶毒的念头：既然你当时走得决绝，就永远不要想再回来了。
只是，在宋徽宗那里，当年的薄情，早已成了本性，对这一切的发生，他无知无觉。
三
公元1142年，随着宋徽宗的棺椁和韦太后一起回来的，还有宋钦宗的一封信。
那时，宋钦宗还没有死。
宋徽宗死于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宋钦宗发现父亲咽气时，尸体已经僵硬。金人把宋徽宗的尸体抬到一个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再用水把火浇灭，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这样做可以使坑里的水做灯油。悲伤至极的宋钦宗想跳入坑中，被人拉住，说活人跳进去，坑里的水就不能做灯油了，因此，不准宋钦宗影响到灯油的产品质量。
没有了父亲的陪伴，他陷入了更可怕的孤独。
他只能一个人，栖身在五国城的地窨子里，苟延残喘。
他或许并不知道，他艰难苦熬的时光，在他的弟弟赵构那里，是那么快而且乐。 韦氏出发前，宋钦宗曾跪在韦氏面前，请她替自己给弟弟赵构带封信，恳求他把自己赎回去。
两国之间的媾和谈判，竟然置被俘皇帝于不顾，哪里还谈得到国家的体面与尊严？
宋高宗赵构一再强调，他“屈己讲和”，都是为了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然而，对于自己的兄长、宋钦宗赵桓的殷殷企盼，他未予理睬。
赵桓的哀求，终于化作风中的碎片。
对待生母，赵构却是另一番态度。他曾面对金国使节这样陈词：“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今立誓言，当明方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
对于即将奉命前往金国的曹勋等人，他又叮嘱说：“朕北望庭闱，无泪可挥。卿见金主，当月：‘慈亲之在上国，一老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以至诚说之，庶彼有感动。”
由此可见，亲情的浓度，取决于他的政治需要。
韦太后的车马启程之际，绝望的宋钦宗赵桓竟然死死地抓住车轮，哭喊道：“第（只要）与吾南归，但得太乙宫主足矣，它无望于九哥也。”
太乙宫，不过是一个安置犯错官员的机构而已。宋钦宗的愿望，是何等卑微。
他无意去抢皇位。
回答他的，却只有韦太后越来越远的背影，还有更加沉重的寂寞。
熬过16年的囚徒生涯之后，宋钦宗在五国城又苦等了14年，在57岁时，被马踏死。
见死不救，就等同于杀害。
所以说，赵桓是被他的弟弟赵构害死的。
四
然而，无论华丽的轿舆、隆重的仪式，还是宫廷画家绘制的精美画卷，都不能抹去大宋皇室蒙受的耻辱与创伤。在中国历史上，还鲜有一个王朝，蒙受过大宋这样的耻辱。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初七，当金人粗暴地撕去裹在宋钦宗皇帝身上的那身龙袍，几乎所有的宋朝人都听到了这个王朝碎裂的声音。一个名叫李若水的大臣冲上去，紧紧抱住宋徽宗，试图用身体捍卫龙袍的尊严。他嘴里大骂着；“此是大朝真天子，你杀狗辈不得无礼！”骂声未绝，几个金兵上来，先几个巴掌把他打晕，然后把满面是血的李若水拖出去，先裂颈断舌，再凌迟处死。
史料上说，“若水临死，为歌诗”，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矫首为天兮，
天卒不言。
忠信效死兮，
死亦何愆。
行刑时，一位金国士兵说：“大辽亡国时，以死报国的大臣有十多人，而在宋国，为国捐躯官员居然只有李侍郎一位，可叹，可叹！”
李若水的肉体一片片消失的时候，赵宋后妃们的肉体正在金兵的怀抱里挣扎蠕动。此时的金兵，知道了什么叫为所欲为。他们想强奸谁，就可以强奸谁，哪怕她是王朝的金枝玉叶。对于那些不服从的身体，他们可以手起刀落，将她们一分为二。在金军的营帐里，他们一面纵欲，一面杀人，几乎忙不过来。根据史书的记载，有七名女子宁死不从，结果三名被斩首，三名被用铁杆捅穿了身体，扔在金营外面，直到流血而死，还有一名，抓起一只箭头刺向自己的喉咙，当场死亡。
三月里，金军在焚烧了驻扎了四个月的营寨后，押解着浩荡的俘虏，带着丰厚的战利品，起程了。
那些战利品，除了大宋王朝历代积累的法驾、卤薄、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图书、地图、库府蓄积等以外，还有皇帝、大臣，和数不尽的宫廷美女。
除了皇室，许多贵族豪宅里的财产、女人也惨遭洗劫，其中，连那个为拍宋徽宗马屁、不惜工本运送“花石纲”的朱勔也不能幸免，家中珍藏的书画美服、珍宝器皿，都被劫掠一空。’
俘虏的队伍中，有宋徽宗、宋钦宗、徽钦二帝的妃嫔、亲王、親王妃、郡王、郡王妃、皇子、皇子妃、公主、驸马、皇孙、皇孙妃、皇孙女、亲王女、郡王女等，除了赵构，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都成了金军的战俘。从金国的亲历者写下的《宋俘录》来看，当时的战俘，人数不下二十万，主要分成四类，分别是宫眷、宗室、戚里、臣民，其中，“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
他们在四月初一启程，走向深不可测的北方。根据亲历者许亢宗的记录，这一次的行程，在大宋境内共有二十二程1150里，在金国境内有三十九程3120里——宋金国界，他是以从前的边境——白沟来算的。
这无疑是一次艰难的旅程，据许亢宗的记载，进入金国原境（白沟以北）以后，他们一路经过的，都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地名——涿州、良乡、北京城、通州、三河、蓟县、唐山、山海关、营口、锦州、沈阳、平壤，一路直抵黄龙府——所谓“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说这话的岳飞没能办到，宋徽宗却是做到了，只不过不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而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到来的，抵达北国，也没有“与诸君痛饮”的豪情，只有行旅的困顿、难以下咽的饭食和无尽的思乡之苦。许亢宗说，仅从兔儿窝到梁鱼务这一程，也就是在金国的第二十四程，就渡水38次，有许多人被淹死。此时正值夏秋，蚊虻众多，俘虏们在行进时，只能用衣服包住身体，歇脚时用蒿草熏烟，才能免除叮咬之苦。根据亲历者所写的《呻吟语》一书记载，宗室的三千余人，“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藉。妇稚不能骑者，沿途委弃，现存一千数百人”，到甘露寺时，已经“十人九病”。
从前的帝王贵族，像牲口一样被驱赶着往前走。在他们视线的前方，终点似乎永远不会出现，特别是出长城后，“沙漠万里，路绝人烟”，他们越走，越陷入深深的绝望，思念之痛，也越是折磨他们。过北辽河时，宋徽宗见水绕烟村、荷花满目，徘徊良久，不忍离去。他的胃，一定在想念江南的食物；他的眼睛，也在想念江南的杏花春雨。
女性的灾难更加深重，她们的娇弱之躯，不仅难以抵挡这份行旅的艰辛，而且还要面对金军的凌辱。对于金人来说，这些美女的品级、地位已经无关紧要，甚至连辈分都毫不在意（被俘宫妃中，有宋徽宗、宋钦宗两代后妃），至少在金人的眼里，她们是“平等”的，她们的身份只有一个——女俘。他们只在意她们的年龄和容貌。 所以，宋钦宗的朱皇后、朱慎妃和柔福公主，几乎是同时在途中遭遇凌辱的。凌辱之后，他们听说朱皇后和朱慎妃精通辞赋，工于填词，就强迫她们填词歌咏。
朱皇后唱道：
昔居天上兮，
珠宫玉阙；
今居草莽兮，
青衫泪湿。
屈身辱志兮，
恨难雪，
归泉下兮，
愁绝。
果然，朱皇后后来投水而亡，“归泉下”了。
活下来的更惨，抵达金国后，她们有的被分赐将士，有的给贵族为奴，有的被卖到高丽、蒙古，甚至卖到西夏换马（十女才换一马），更多的，则被发往军营充当军妓，或者干脆被卖到洗衣院（妓院）。
被分配给包括完颜宗弼（金兀术）在内的金国贵族、将领为奴的宋国美女，我查到这样一些名字：莫青莲、叶小红、李铁笛、邢心香、罗醉杨妃、程云仙、高挠云、卢嫋嫋、何羞金、辛香奴、冯宝玉儿……
被送入洗衣院的美女，有奚拂拂、裴宝卿、管芸香、谢吟絮、江凤羽、刘菊山、朱柳腰、俞小莲……
这些女子，大多在17到19岁之间。
赵构的生母韦氏、妻子邢妃，还有宋徽宗的九位公主——赵构的九个亲姐妹，也不幸人了洗衣院。
金国目击者在《宋俘记》里说：“韦……人洗衣院。”
宋国目击者在《呻吟语》里说：“（天会十三年）二月，韦后等七人出洗衣院。”
对此，《宋史》《金史》都誨莫如深。
因为洗衣院里的经历是那么不堪。地位、辈分不同的女人们，所有的脸面都被撕去，她们赤身裸体地齐聚一堂，没日没夜地受到金国上层的浬污，比宋钦宗被扒去龙袍更加耻辱。词人吴激写下《人月圆》一词，记下了他的哀伤：
南朝多少伤心事，
犹唱后庭花。
旧时王谢，
堂前燕子，
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
仙肌胜雪，
宫髻堆鸦。
江州司马，
青衫泪湿，
同是天涯。
《燕人尘》里说，宋国女子，此时已是“十人九娼”，不仅“名节既丧”，而且连命都保不住，“不及五年，十不存一”。
查《南征录》，仅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之中，宋徽宗就接连失去了香云公主、金儿公主和仙郎公主三个女儿。
宋徽宗的第十个女儿柔福公主在几年后（公元1130年）终于逃出魔窟，千里迢迢地回到临安。没想到韦太后归宋后，不愿知道她那段不堪的历史，于是声称柔福公主是假公主，强逼儿子赵构拘捕了她，将他这个饱经劫难、终于死里逃生的妹妹青春俊美的头颅，一刀砍去。
五
至此，我们才知道什么叫“靖康耻”。
这份耻，不仅是这个帝国的太上皇、皇帝和太子三代，都被一网打尽，成了敌国的阶下囚；更在于皇室的女人们，都成了敌人们泄欲的对象。
大宋皇室的尊严，被金人彻底撕碎、踩烂。
我们也才知道，这份耻，为什么始终梗在岳飞的心里，不能说，也无法说。
“靖康耻”，就是难以启齿。
唯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才能纾解他的心头之恨。
所有女人的耻辱，归根结底都是男人的耻辱，因为皇帝是男人，将军、士兵是男人，朝堂上那些口若悬河的大臣们也都是男人，只有他们，向宗庙杜稷负责。
我们说，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在这个国度里，女人差不多一天也没有被赋予过权利（中国朝代史上只出过武则天这一位女皇帝），也无须履行这样的义务。
政治是男人的事，却往往让女人遭受祸害，这与其说是女人的不幸，不如说是男人的无耻。
她们只是王朝荒谬政治的牺牲品——在走向金营之前，她们就被绑架了。她们不仅被金军所凌辱，她们的命运也被自己的帝王将相所玩弄，假如有人以“红颜祸水”为名，把帝国沦亡的罪过推到她们身上，那就构成了对她们的第三次玩弄。
因此，韦太后之耻，也并非只是她个人之耻，起码也是她老公宋徽宗和她儿子赵构之耻。
大宋帝国不仅无人捍卫这些女子的贞洁，宋钦宗甚至签订了一纸卖身契，明码标价把她们卖给金国，以充抵犒赏金军的费用（总额应为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帝国女人的具体价格如下：
公主、王妃：每人值金一千锭；
宗姬（宗室的女儿）：每人值金五百锭；
族姬（贵族的女儿）：每人值金二百锭；
宗妇：每人值银五百锭；
族妇：每人值银二百锭；
贵戚女：每人值银一百锭
良家女：每人值银一百锭……”
这一肮脏的交易明文写入了（开封府状），它的真实性无须怀疑。
所谓“国破山河在”，对于赵构而言，纵然繁华汴京的九重宫殿已经灰飞烟灭，但毕竟还有半壁江山矗立在南域，有李纲这些主张的文臣，有威风凛凛的岳家军。
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就是“绍兴和议”一年之前，金军又开始了周期性的入侵，这一次，他们祭出了一种恐怖的战阵，名叫“拐子马”，这个战阵里，三匹马为一组，并排横连，如一团黑云，自草原上蔓延而来，似乎要把岳家军彻底荡平。
他们没有想到，岳家军个个不要命，他们手持砍刀，趴在地上，当金戈铁马冲过来时，他们就用手里的砍刀，剁掉马足。他们用一个士兵的命，换取一只马足。
完颜宗弼（金兀术）惊奇地看见马蹄一只接一只地翻滚到天上，眼前血迹交错飞舞，战马连带着扑倒，橫七竖八地在大地上嘶鸣和抽搐，尘埃落定时，视线的尽头浮现出的，是岳家军锃亮的铠甲。
他仰天悲鸣：“（我军）自海上起兵，皆以此（拐子马）胜，今已矣！” 孔子说：“知耻而后勇。”岳家军之所以如此勇猛，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有耻。那种深切的耻，把他们搅得坐卧不宁，最终化成不可匹敌的凶狠，在战场上进发出来。
然而，随着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韦太后的归来，赵构心里的那份痛感也渐渐地归于平复。
按照赵构的说法，他“屈己讲和”，都是为了尽自己的孝道。
如今韦太后回来了，割领土，赔白银，杀忠良，签和约，就都有了正当的理由。
用宋高宗自己的话说：“和议既定，内治可兴。”
对他和他的王朝来说，韦太后在慈宁宫里的幸福生活有着神奇的遮丑功效，他的苟且、软弱、无能，甚至罪恶，都被一笔勾销了。
剩下的，只有母慈子孝，天下太平。
六
根据《青宫译语》的记载，宋徽宗曾经每隔五到七天，必会宠幸一名处女，然后给她一个位号，假如继续宠幸她，就给她晋升一级，以资奖励。相比之下，宋高宗对浮华奢靡生活的热情丝毫不逊于他的父亲，（青宫译语）说他“好色如父”。无论帝国处于怎样的危境，都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享乐的雅兴，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父亲有着惊人的相似。
早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军大举南下，宋高宗赵构还搂着美女，在扬州城里醉生梦死。
这个在战场上胆小如鼠的皇帝，只有在床上才能展现出一剑封喉的本领。
直到金军兵临扬州城下，他才离开他的暖被窝，战战兢兢地换上铠甲，匆忙逃命。
说到逃命，这是赵构的长项，两年前，当金军大举南下，他就是这样从应天府逃到扬州的，此时他又以同样的狼狈逃出扬州。
他選择临安为首都，也是为了逃跑方便，因为这座城市，临江面海，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可以像孔子说的，“乘桴浮于海”了。
对于逃跑的这项本领，他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充满自信。这一次，这个马拉松运动员一口气跑到瓜洲，慌乱之中找到一条船，像摸到了救命稻草，立刻跳上去，摇摇晃晃地驶向镇江。
当赵构隔江看到金军在扬州城里燃起的大火，不禁在暗地里佩服自己逃跑的速度之快，敌人连追都追不上了。
尽管宋徽宗赵估的艮岳已经变成废墟，汴京城的灯火都化作一场残梦，但南宋建立后，宋高宗赵构又让所有消失在汴京城里的事物在临安复活，而且变本加厉。
议和初成，他就按照汴京的规模，在这座“临时安定”的都城里大兴土木，建行宫、苑囿、宗庙、衙署，仅御花园，就有四十多座。
他还建起一座创库，云集天下奇物，库中有一个石池，里面装满的不是水，而是水银，晃动的水银上，漂浮着黄金制成的鱼和鸭，这样的“创造力”，恐怕连宋徽宗都会自愧弗如。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浮华奢靡这一点上，宋高宗赵构是做到了。至于这种奢靡的生活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他像他当年的父亲一样，无暇去考虑。
就在赵构逃出扬州这一年，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乘舟沿江而上，前往芜湖。经过项羽横刀自刎的乌江，想到大宋帝国的山河碎碎，李清照悲从中来，写了一首诗：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顶羽，
不肯过江东。
七
以宋高宗的奢靡腐败，南宋王朝竟然挺了一个半世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缔造这奇迹的，不是南宋，而是它的对手大金帝国。
与南宋王朝的奢靡腐败相映成趣，大金帝国在见识了汴京的绮丽繁华之后，也被历史的病菌所传染，渐渐病入膏盲。
所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个铁血王朝，也被北宋的“文化”所“化”，整个皇室贵胄阶层都沉湎于烟柳繁华、灯火阑珊，只是抚琴叩曲之间，他们的北方口音显得无比突兀。
他们大肆摧残被俘的北宋佳丽的时候，自身的元气也正被掏空。
尽管南宋的执政者们，同样被临安的园林美景遮住了眼，曲水流觞、停云问月之间，没有人放眼塞外，挑战那已然弱不禁风的大金，但维扬姝丽令人销魂的身体，还是成为摧毁敌人精神的绝佳武器，成为无坚不摧的红粉军团。金军在撕去她们衣裳的时候，也撕去了自己的庄严和意志。
她们的屈辱里，暗含着对金国的致命咒语。
金国的下场，竟比南宋还要悲惨。
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时代，大金王朝早已让莺歌燕舞、罗绮香泽蚀透了筋骨，满朝上下，已经找不出一个干净的官员。金世祖完颜劾里钵的后裔完颜白撤，在国家危难之际，居然在汴京城修建豪华住宅，壮丽程度，堪比皇宫。
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事，南宋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蒙古人冲到汴京城下。在漫长的围困和瘟疫的双重煎熬下，在汴京守城的金哀宗终于挺不下去了，在冰天雪地的腊月弃城而去。蒙古军队冲人汴京的场面，与当年金军冲入汴京时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金哀宗没有成为俘虏，因为不久之后，在公元1234年的正月初九，他在蔡州幽兰轩，上吊死了。
金哀宗死前，大金王朝的叛臣崔立就已经将大金王朝的皇后、妃嫔、公主们献给了蒙古人。关于这些后宫粉黛们被押解出汴京城的一幕，元朝诗人元好问在诗中感叹道：“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到了汴京南面的青城，金朝的皇室男子被一一挑出，推到路边，集体屠杀，他们的女人，于是经历一场更加猛烈的集体强奸。巧合的是，那里正是一百多年前她们的先祖们集体強奸宋朝女子的地方。对于这一历史轮回，明末士人钱谦益说：“宋之亡也青城，金之亡也青城，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终，可不鉴哉！”
八
只是，对于赵构来说，金朝依旧可怕。对于这样一个窝囊皇帝，南宋的宫廷画家们开始用自己的画笔表达不满。
大宋的帝国画院，名叫“翰林图画院”，网罗了帝国最优秀的画家，被宋朝灭掉的南唐的许多宫廷画家，像画过（重屏会棋图）的周文矩、画过（潇湘图）的董源，都被赵匡胤网罗到“翰林图画院”。画院原本坐落在汴梁谢东门外，后来在靖康之变中，和那座壮丽的城一起消失了。南宋建立后，画院在临安一个名叫园前的地方重建，也就是今天杭州望江门内，知名画家有李嵩、马远、夏圭、李唐等。李嵩画《钱塘观潮》（图卷）、马远画《石壁看云》（图页）、夏圭画《松溪泛月》（图页）、李唐画《长夏江寺》（图卷），千年之后，这些精美画作，都静静躺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库房里。然而，泉阁挥毫，蕉窗泼墨，那一份优雅，掩不去国破家亡的伤痛。皇帝能忘，但士人们不能忘。 这时的画院画家们都准备了两手，一手完成朝廷的指令性作品，像本文开篇提到的《迎銮图》、宣扬赵构权力正统性的《晋文公复国图》（中兴瑞应图）等，另一手却以明枪暗箭，直指不争气的朝廷。
美术史上有名的《折槛图》《却坐图》《望贤迎驾图》，都出自画院画家的手笔，其中，前两幅描绘的是汉代大臣劝谏皇帝的故事，而《望贤迎驾图》，则描述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前往长安望贤宫迎接太上皇唐玄宗的场面，在图画的中央，站着白发苍苍的唐玄宗和年轻少壮的唐肃宗，周围环拥着卫士、百官和咸阳父老，人物众多，繁而不乱。傅熹年先生说：“此图虽画历史故事，却隐寓未能北伐恢复、还都汴京之恨，也属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画院画家李唐，与刘松年、马远、夏圭并称“南宋四大家”，他画《长夏江寺》（图卷），赵构在卷上题语：“李唐可比唐李思训”，可见赵构对他的赏识。英国著名东方艺术史家迈克尔，苏立文说：“他的风格和影响控制了12世纪的艺术表现形式，构成了一座关键桥梁，连接着气度恢宏的北宋绘画和以马远和夏圭为代表的充满浪漫主义的南宋绘画。”
他本来是徽宗画院的画家，汴梁陷落时，他已经年逾六旬，他大半生的作品，都在那一场劫难中变成飞扬的渣滓，也有一部分，被捆绑在金军的车队里，一路颠簸，运到北京。当他的同事张择端在城陷的纷乱中去向不明，李唐却穿越杀机一路南逃。惊魂未定地逃到临安时，他已经一无所有，只能卖画度日。愤懑之余，写了一首诗：
雪里烟村雨里滩，
看之如易作之难。
早知不入时人眼，
多买胭脂画牡丹。
等南宋恢复画院，他才正式“归队”，成为画院待诏，那时，他已经年近八十。
他或许没有想到，不仅时下“土豪”们喜欢胭脂牡丹，当朝的皇帝也喜欢大红大紫、百花盛开。
繁花盛开的绮丽与盛大，装饰着帝国的虚荣心。
院体画中，也有艺术精品。像著名的（百花图卷），就是我喜欢的。故宮博物院在武英殿办的（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书画展），曾经展出过一次。这是一幅高只有31.5厘米，长度却超过了16米的超长绘画，由于画卷上没有款字，画卷上描绘了春夏秋三季花卉，唯独少了冬天的花木，据此徐邦达先生推测，原画比现在还要长，后来被人割去了一段。画面构图严谨，旖旎灿烂，暗喻着繁花似锦、美轮美奂的帝国光景。虽然画面上不乏牡丹、荷花这些世俗性的花卉，但铁画银钩，不见大红大绿，倒也不失清雅。尽管看不见名款，画者的功力，却是毋庸置疑的。起首处的梅花，颇见杨无咎的风格；中间的萱草、兰花的长叶子，有赵盂坚画水仙的笔意；有的地方用墨涂染、不见笔迹，宋徽宗的风格又依稀浮现。徐邦达先生判断，此画应是南宋中期或晚期的作品，是杨无咎墨花系统的扩大和发展。
为了生存，李唐只能去奉命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命题作文”，其中就包括那幅庄严典雅、场面宏大的《晋文公复国图》。
画面上的晋文公，一看就是“高富帅”，身材高大优美，衣裳华丽，气度不凡，仿佛天下万物，皆吞吐于胸。画的虽然是当年成功复位、创造大业的晋文公，但画末宋高宗亲自题写的文字，似乎要夺晋文公的风头，表明那主角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然而，朝廷的这份自我安慰，抵消不了李唐心头的那份屈辱。于是李唐又画了另外一幅画，与《晋文公复国图》针锋相对，这就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不朽名作——《采薇图》。
春天里，故宮博物院又办《故宮藏历代书画展》（第九届，地点照例在武英殿），我在《采薇图》前站立良久，打量着画面上千年前的伯夷与叔齐，也猜测着李唐落笔时的心境。
与器宇轩昂的晋文公相比，伯夷和叔齐的面容显得苍白憔悴多了。但他们表情松弛，目光沉静，不见一丝一毫的落魄感。他们原本是商朝贵族，身上的衣服破了，也依旧是贵族。周武王灭商，为了躲避周人的统治，他们才躲进首阳山，靠采薇宋维持生命。画中的景象，是李唐虚构出来的。在他的想象中，伯夷与叔齐坐在一块巨大的山间岩石上，娓娓倾谈。岁月久远，他们的语词都消散了，李唐在放着一部古老的默片。与宋代山水画通常把人画在远景里的画法不同，这幅画卷把人置于近景，而把山水推远。天下很小。人很大。
画末的第一篇跋语，是元代宋杞写的，第一句就透露了这幅画与宋高宗南渡的关系。跋语还明确点出：“表夷、齐不臣于周者，为南渡降臣发也。”
所以，这幅画，表面上风平浪静，波澜不兴，实际上暗潮汹涌。
所以，放在平静高远的宋元山水里，这幅历史题材人物画反差明显。
那潮，是心潮。
暗藏着对苟且堕落的怨怒。
很多年后，有人听到文天祥的长歌：
彼美人兮，
西山之薇矣。
北方之人兮，
为吾是非矣。
异域长绝兮。
不复归矣。
凤不至兮，
德之衰矣。
唯有赵构，无动于衷。
九
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在理学倡兴、理想主义旗帜高扬的宋明两代，皇帝反而越发没有道德底线？
仁义礼智、吃喝嫖赌，似乎成了完全对称、彼此呼应的两极。
宋代以后，中国传统儒学达到了新的高峰阶段，出现了宋明理学，涌現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杨时、朱熹、陆九渊、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刘宗周等一批大家，一时间群星闪耀。
他们试图以“天理”，与沦落的“人欲”对抗。
所谓“天理”，是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非像后来批判的那样，指人的正常欲望，而是指过分的欲望，也就是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他们希望借此对人性进行约束。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观点，与此不谋不合，他说，一切从欲望官能的愉快与否来决定道德法则的动机，永远不能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 可以说，宋代是士人地位普遍上涨的朝代，这与宋代统治者重文轻武的意识有关。据说，宋太祖赵匡胤曾立有一块誓碑，上面刻写着“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字迹。这块誓碑被秘密存放在太庙寝殿的夹室内，直到靖康之变，金军冲进汴梁太庙，这个秘密才公开于世。
假如说唐代文人在历史中的光亮是以个性的闪耀为特征的，那么宋代士人则是以整体的意志豪迈出场的，在这群人中，我們可以看见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辛弃疾的身影。他们无一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大文学家、书法家、艺术家、史学家，他们个个书法雅致、绘画灵秀、文采磅礴。
宋代绘画、书法、瓷器、造像、建筑上的大成就，与他们的精神气场关系极大。
在故宫博物院，每当面对他们的书画真迹，我都会感觉到一种无法言说的神奇。当我俯下身去，仔细打量他们的墨迹，内心里却充满仰视之情。我无法相信他们这样平静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近在咫尺。空间的距离不在了，时间的距离也被抽空了。我们面面相对，那些墨稿，仿佛是刚刚写上去的，劲力犹在。
然而，与李白、杜甫、王维这些唐代顶尖艺术家不同，这些宋代艺术家，不仅许多进入最高决策层，而且开始谋求与皇帝“同治天下”。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不仅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契约，也是他们的现实举措。
在宋代，士人官僚试图用儒家标准，对桀鹫不驯的皇权进行制约。所以，范仲淹、王安石、程頤这些官员，都反复教诲皇帝，要以尧舜为榜样。他们找出汉唐两朝皇帝的各种缺点，作反面典型，让皇帝引以为戒。“对王安石来说，皇帝也不过是一个构成国家官僚组织体系中的一员而已。有人指出，其实这个构想早在欧阳修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范仲淹更把“能左右天子”当作“天下大公”的表现，也因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三侠五义戏（打龙袍）里，身为下级的包拯为什么能够痛打最高首长宋仁宗的龙袍，把这位不孝的皇帝教训一番。
有这样的制街，宋代皇帝的荒淫昏聩、官场的大面积腐化（尤其是北宋后期和南宋），就显得令人费解了。
反复思量，我觉得这里有具体原因，就是赵匡胤“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政治遗嘱已被赵构拋弃，所以，画院画家们尽管对王朝政治高度不满，却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直言犯上，而只能采取委婉的方式。
也有文化上的原因，那就是理学家们在对政治极端不满的状态下，激发出“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思路”，“对人的道德伦理境界提出相当高的要求”，试图以此宋拯救沦落的人性。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本来是用来激励人心，引人向善的，但后人却把这种最高要求当作了最低要求，拿鸡毛当令箭，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引导变成了强迫，本来的好事，就这样变成坏事。这种绝对化、极端化的完美主义倾向，反而更容易让人心生反感，敬而远之。
北宋时期，当王安石这位高调的理想主义者主政时，宋神宗就曾说过一句名言：“今一辈人所谓道德者，非道德也。”
做好人还是做坏人，这自古以来就是个问题。想起年少时，生活贫乏，没什么游戏，便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扮角色玩儿。耐人寻味的是，这群孩子，不是争当先进，而是争做坏人，因为银幕上的好人常常忍饥挨饿，还不得好死，坏人则吃香喝辣，为所欲为，还有丫鬟伺候，狗腿子效忠。尤其电影里的女特务，不仅描眉画眼，衣着时髦，而且抽烟跳舞，样样都会，比起工农出身的“女汉子”，自是多了几许妖娆妩媚。当年的意识形态掌控者或许不会想到，电影的教育功能，在现实中被彻底反转。这是因为现实的苍白，只能靠这种虚拟的游戏来弥补。
回顾宋明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此际的理学文化基本上训练出两种人：一种是极端的道德完美主义者，通体刚强，百毒不侵，“一辈子不留任何缝隙让苍蝇下蛆”。另一种就是从不用道德束缚自己的实用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反正得不到一百分，那得九十九分和不及格简直就没有区别了。随地吐一口痰，和睡别人的老婆，都一样是道德上的污点，既然成不了大善，就干脆做大恶吧，在圣人与小人的二选一中，还是当小人更轻松、更痛快。
我是流氓我怕谁，或许，只有当上流氓，才能百无禁忌，所向披靡。
在宋代历史上，找出这样的例子比起寻找道德楷模要容易得多。
比如汴梁陷落之后，北宋王朝吏部尚书王时雍、开封府尹徐秉哲就忙着充当金军的“情报员”，引导他们疯狂抓捕了七百多名赵宋皇室成员，连襁褓里的婁儿也不放过。
宋徽宗赵佶最小的儿子赵捷，即使被汴梁市民藏匿50天，最终还是被宋朝官员查找出来，交到金军手里领赏。
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南宋使臣王伦等出使金国时，金国以四名北宋皇室女子“款待”他，他竟然照单全收，只顾销魂，而忘记了君臣之间的忠孝礼仪，更让金国人看了大笑话。这对于倡行“理学”的南宋王朝来说，又是何等的讽刺。
只有同行的朱绩，因拒不从命，被当场处死。
十
人性一旦沦落，就深不见底。普通人如此，皇帝更是如此，因为儒家文化是通过宣教和劝谏，而不是强制性手段来塑造所谓圣君的，而皇帝位于权力的最上游，无限的权力、唾手可得的享乐。都会助长一个人内心中的恶。
父亲被掳为囚、妻女沦为性奴、帝都惨遭毁灭、国库被洗劫一空，世界上恐怕不会有一个皇帝咽得下这口气，而此时的宋高宗赵构却“六根清净”，“幸福指数”只升不降。
他心理素质之“强大”，恐怕连敌国都看傻了眼——绑票，撕票，宋高宗全不在乎，他们捏在手里的人质，岂不彻底贬值了吗？
赵构脸皮厚，不怕骂，他最怕的，还是现实的威胁——金军。
尽管赵构以他漂亮的书法，多次致信岳飞，鼓励他英勇杀敌，但赵构从不把“笑谈渴饮匈奴血”当作自己的政治誓言，陆游诗里所说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只能遥遥无期了。
这里暂且插上一笔，谈一下赵构的书法。很少有人知道，宋高宗赵构是一位大书法家。在轰动全国的评书《岳飞传》里，刘兰芳没有说。应当说，赵构延续了他父亲宋徽宗赵佶的书法基因，加之后天努力，苦心研习王羲之、王献之，唐人如虞世南、褚遂良、李北海，本朝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书法，像他自己在《翰墨志》里所说：“每得右军（即王羲之）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终于练出一笔好字，尤其晚年所书《洛神赋》，笔法端雅淳厚、涵泳俊秀、自然流畅，颇得晋人神韵。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称；“高宗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他的影响力，至宋末仍然强劲，包括赵孟坚等人，都受到他影响。台北故宫博物院收存有《宋高宗赐岳飞手敕》，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赵构的墨稿。 在南宋，以赵构为中心，形成了浓厚的学习书法风气，足以点缀小朝廷的“中兴”局面，南宋书法的气韵，也没有像国运那样日益衰竭。赵构在书法史上的贡献，固然不能抹杀，但在艺术史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赵构，端庄俊雅、从容淡定的气质荡然无存。
自从金军进逼扬州，赵构从口齿生香的床榻上掉下来那一刻，他就阳痿了，无论太医给他调制出多少灵妙药方，面对多么性感妖娆的美女，他下身的感觉只有“肌无力”。与生理上的阳痿相对应的，是他精神上的阳痿。
他被金军吓破了胆，耻辱感、荣誉感，都不对他发生作用。因此，对于金军的肆虐，他才会无动于衷，还舰着脸乞求自己的敌人不要再生事端，以免打搅了自己的繁华梦。
唯有浮华享乐能刺激他的大脑，让他感受到人生的意义。
几百年后，宋高宗致岳飞那件手札顺着时光的漂流瓶漂到文徵明手里。
目睹着宋高宗的文字风流，文徵明不禁心生感慨，挥笔以行书题道：
难得字存魏晋风，
堪称独步让人惊。
寒心自是庸为帝，
不齿竟能书有名。
俊秀总摧精气散，
规矩常困纵横零。
穗基已毁千秋业，
墨迹今观伤我情。
十一
其实，除了金军，赵构还有一怕——怕历史。
饱读诗书的赵构当然知道，自己注定会被写进历史。
他不仅要为现实而活，还要为历史而活。
对一个皇帝而言，这既是荣耀，也带来恐惧，因为自《春秋》《左传》《史记》之后，中国的历史书写权就掌握在奉持“好政府主义”的儒家士人手里了。况且宋朝刚刚建立，就开始强调“原人伦者，莫大于孝慈，正家道者，无先乎敦睦”。在这样一个价值体系内，一个既不孝又昏庸的皇帝，下场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理学家们不知是否意识到，他们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天理”大厦，还存在着一个“天大”的漏洞，对于“天理”，不同人是可以有不同解释的，谁都可以拿“天理”说事儿，关键要看话语权在谁的手上。就像“文革”年代，每个战斗队都在号称自己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但是这些捍卫者却水火不容，彼此之间却打出了脑浆。
因此，“天理”之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它是无法具体化的，一旦具体化，就会变成教条；但假如它是不具体的，又难以形成客观标准，对人进行量化考核。
连王安石都曾经被程颢逮住猛批，说他自己的屁股都没擦干净，有什么资格谈论周公盛德？
据说，宋徽宗他爹宋神宗和王安石联手实行新法时，程颢每次觐见，都要强调“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至于变法之“利”，那是小人的事，君子不屑一顾。
李敬泽说：“今天，在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名义下，‘理想主义者’会在任何精神现象的背后闻嗅铜臭和私欲，然后他们就像捉奸在床一样兴奋，他们宣布：所谓‘精神’不过是苟且的权谋，果然如此，总是如此。”
清代大学者戴震说得更吓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所谓“天理”，是可以用来杀人的。
理学后来也因这一弊端而成为五四新青年们的众矢之的。
十二
赵构杀岳飞，同样可以借用“天理”的名义，因为岳飞的罪名是谋反（每一个拥兵自重的武将都可能被戴上这样的罪名，比如明代袁祟焕、“文革”中的贺龙），这是“大逆不道”，当然，“天理”难容。
反过来，秦桧等朝臣对宋高宗赵构的曲意逢迎，是否也可以被定义为“忠”呢？
赵构可以用“天理”杀人，也可以用天理掩盖自己的堕落。尽管赵构不是站在学术的制高点上，但身为皇帝，他对“天理”的解释权、他对舆论的控制权，都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比文人学士们的高谈阔论更有现实操作性。
皇帝能够肆无忌惮地堕落，关键在于他能控制舆论导向。
他不会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感受到道德上的压迫感。
哪怕一个皇帝同时犯有渎职罪、诈骗罪、强奸罪、故意伤人罪甚至是杀人罪，周围的人依然会对他山呼万岁，歌颂他为一代明君。
也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符合儒家理想的圣贤君主少而又少，“千古以来，只有唐太宗疑似”。
其實赵构知道自己的软肋在哪，所以他心急火燎地要把自己送上圣坛，“塑造”成一个天下士人衷心爱戴的理想君主。
前面提到的《中兴瑞应图》《迎銮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这些画卷里，赵构的形象不仅“高大全”，而且他的权力得到了父亲宋徽宗的亲自授予。
《中兴瑞应图》里，描绘了赵构的梦境，在那场并不存在的梦里，宋徽宗把黄袍亲自授予赵构，赵构正在推辞时，梦醒了。
他“醒”得恰到好处——假如“醒”晚了，真把龙袍推辞掉了怎么办？
或者说，是画家的分寸，拿捏得准。
他的孝行，也通过生母的回归，得到了完美的表达（《迎銮图》）。
他还能控制历史的书写。
此时，帝国的写手们当然知道，雪中送炭的时刻到了。立时，在朝堂之上，谄媚之声鹊起，马屁之声回荡。
韦太后回銮之前，马屁精秦桧就不失时机地忽悠道：“以陛下圣德，汉文帝之治不难致。”
又说：“汉文帝文不胜质，唐太宗质不胜文，陛下兼有之。”
他一句话，就让宋高宗赵构赶超了汉唐明君。
连已遭弹劾的南雄州知州黄达如都上疏建议：
太后回銮，梓官还阙，兹为盛事，望宜付史馆。仍令词臣作为歌诗，荐之郊庙。
秘书省还专门打造了一份历史文件《皇太后回銮本末》，大力宣扬赵构之孝和秦桧之忠（秦桧果然成了“忠臣”）。
全篇以“上，孝悌绝人，前古帝王所不能及”始，以“知此则可以知吾君之孝”终，不仅立意宏远，高屋建瓴，而且首尾呼应，严丝合缝，娓娓道来，无比煽情。有人评价：“如果该文确实出自秦熺之手，看来新科榜眼倒不是浪得浮名。” 在这样的赤裸裸的吹捧面前，画院画家们犹抱琵琶式的曲折表达，自然是杯水车薪。
但林肯说过：你可以在部分的时间欺骗全部的人，也可以在全部的时间欺骗部分的人，但你不能在全部的时间欺骗全部的人。
林肯不认识赵构，假如认识，一定会把这句话送给他。
十三
历史似乎像赵构期待的那样，“圆满”收场了，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还有一个谜底没有揭开。
这个谜，许多人都想到了，但没有人敢说一。
随韦太后归来的棺椁里，躺的是不是宋徽宗的遗体？
此时，是否有必要检验一下金人的诚信？
宋高宗赵构，有这个胆量吗？
我想，放行前，金人一定打过一个赌，他们赌宋高宗不敢开棺。不是因为宋高宗的孝道，不忍让父皇暴尸，而是因为他真正害怕的，是看到棺椁里的尸体是假的——假若棺椁里装的是假货，他又该怎么办？
他没有血性，不敢去找金人理论，更无法向满朝文武交代，自己割地赔款，签订耻辱条约，换回的却是一具假冒伪劣的先帝尸骨。那时，一道天大的难题将橫亘在宋高宗的面前，一想到这个问题，宋高宗就会心虚。所以，他宁愿接受这笔糊涂账，把这只烫手的山芋深深埋入地下。
他深藏起来的不是父皇的遗体，而是自己的恐惧。
金人一眼就看穿了赵构的胆怯。
果然，金人赌赢了。
宋高宗没有开棺。
他采纳了太常少卿王赏的建议，在宋徽宗棺的外面，再加一层包装，也就是套棺（椁），里面放上帝王大殓时应该穿戴的衮冕晕衣，这样，既避免了开棺改敛、让死去的宋徽宗“重见天日”的尴尬，也不失帝王大敛的“规格”。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当初赵构得知父皇死讯时，曾大哭了一场，史书记载，他“号恸擗踊，终日不食”，意思是他哭得捶胸顿足，整天吃不下饭。他演技之精湛，堪称惊天地泣鬼神了。
写到这里，我已相信，赵构不仅是一位书法家，更是一位表演艺术家，是那个时代里真正的“影帝”。他的表演，催人泪下，极具煽情效果。
自那时起，南宋皇宫一直辍乐，以志哀悼。
下葬之日，为了表示赵构对父皇的哀痛之情，他又降旨，要求葬礼期间，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官员为27天，庶民3天；行在7天之内，外地宗室3天之内。禁止嫁娶。
迎回了母亲，安葬了父親，宋高宗已向全天下宣示了自己的“孝道”。
这种“孝道”，成为他安放在朝廷前的最大广告牌。
至于那个天大的漏洞——宋徽宗遗体的真假，从此再没有人提起。
十四
一百四十多年后，这道困扰南宋王朝的谜题终于被解开。
那时，这一事件的当事人都不存在了。
宋金两国都输给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元朝。
一个名叫杨琏真伽的西域僧人，在就任江南释教总统（相当于宗教局长）职位后，因为贪图珍宝，把他“管片儿”里的南宋皇陵翻了一遍。
当他挖开宋徽宗的陵寝、打开层层包裹的棺椁，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那里面没有一块尸骨，取而代之的东西，所有人都意想不到。
那是一截早已干枯的朽木。
2015年6月1日至18日写
7月2日一改
7月21日二改
责任编辑 石一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