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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以是否“说本分话”作为评判诗歌的重要标准，优秀的诗人作诗都是“自道己意”、“说自家话”。他认为创作主体只有做到“有德者才有言”、“多读书”和“直书胸臆”，才能创作出其言“自足有味”的诗作。
关键词：方东树；《昭昧詹言》；本分话；条件
方东树，字植之，生于1772年，卒于1851年，清中叶桐城派重要的散文家和学者。《昭昧詹言》是方东树晚年对后辈讲论诗学的内容汇编，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昭昧詹言》中。
方东树讲评诗歌，以是否“说本分话”作为评判诗歌的重要准则。他认为优秀诗人作诗都是自道己意，“诗道性情，只贵说本分语……然其言自足有味，说自家话也。”（《昭昧詹言》卷（以下简称卷）十一·二七）“汉、魏、阮公、陶公、杜、韩皆全是自道己意……言皆有本。”（卷一·三一）他评价诗经、汉魏古诗及阮籍、杜甫、韩愈甚高，原因就在于其诗作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提到的“自家话”“本分话”“自念”等意思相近，他认为诗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诗歌才能做到“说本分话”。
一、有德者才有言
方东树认为诗中可见诗人之德，优秀的诗人应具有好的德性和节操，“可以觇其人之德性、学识、操持之本末，古今不过数人而已。”（卷四·二）从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的修养、学问、操守等，方氏认为古今诗人中具备较高修养水平的也就陶渊明、杜甫、韩愈等极少数人。对于初学写诗的人来说，他主张首先要在道德修养上下足功夫，不能仅仅学习他人的作诗技巧这些外在的东西；否则，会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文学史上的大家总是自觉地关心国家和黎民，“如阮公之痛心府朝，忧生虑患；杜公之系心君国，哀时悯人；韩公修业明道，语关世教，言言有物。……无不有兴、观、群、怨之旨。”（卷五·一八）他认为阮籍、杜甫、韩愈等人之所以能够写出“痛心府朝”、“哀时悯人”、“语关世教”具有“兴、观、群、怨”之旨的诗作，原因就在于诗人胸怀天下，忧天下人之所忧，愁天下人之所愁，感天下人之所感。同时，他把是否有益于世作为诗歌的价值评判标准，他认为诗歌应该经世致用（类似于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思想），而不是吟咏“水月镜花”，只关一己之愁。
方东树以为无论是孔融、阮籍这样的激愤之诗人，还是陶渊明那样的隐逸之诗人，都有“激发忠愤”之词，“古人处变革之际……如孔北海、阮公，固激发忠愤，情见乎词。陶公淡而忘之，犹有《荆柯》等作。”（卷五·一七）他认为在改朝易代之际，阮籍、陶渊明等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表现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也即文学具有时代性，社会对作家性格及作品风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以为在三人中“阮公尤不易学”，“必处阮公之遇，怀阮公之志与事，乃见其沈痛伤心。”（卷三·四）如果没有生活在阮籍那样的时代，并且没有阮籍那样的遭遇而只是在形式上学习阮籍，是不会形成“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的。
《昭昧詹言》强调“文学即人学”，从诗中可见作者的人品，要求诗人要情感真实，诗中的情感应是从肺腑中自然抒发出来，“见自家面目”。方东树认为诗人要“读书深，胸襟高”，读书不广博，积累就不丰厚，见识就不开阔，功力难以长进；倘若“不去读圣贤书，培养本源，终费力不长进。”（卷一·六六），言下之意诗人应该在学问上下功夫，这样才能做到有德者才有言。
二、多读书
方东树认为一个优秀的诗人除了具备较高的修养外，同事还须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阅历学识，“读书多，取材富，则能隶事。闻见广，阅历深，则能缔情。”（卷十四·一九）所谓言由心生，诗歌的风格与创作主体的人格应该是一以贯之的。读书多才能见识广、阅历深，写出的诗才能情感真挚，不会“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正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方东树觉得优秀的诗人不仅要有才学、襟抱，还需学习古人，“既自家有才有学识，又必深有得于古人。”（卷一·三八）只有从古人诗中借鉴、吸收优秀的养分才能成为好的诗人。方氏在肯定读书多的好处时，也强调“悟”和“持之以恒”的重要作用：“多读多见，多识前人论义，而又具有超拔之悟。积数十年苦心研揣探讨之功。”（卷一·二三）方氏从反面说明读书少的不利，“读书不博，纵欲择之而无可择。如篓人居室，什器无多，不得不将就用故物矣。”（卷九·一四）如果读书少，就如同“篓人居室将就用物”，作诗时就会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
尽管历代偶有天资聪颖的天才诗人，但对常人而言，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积累和反复实践，才能成为优秀的诗人。即便是像杜甫、韩愈这样的名家，也是走“先学人而后自成家”的路，“杜、韩之真气脉作用，在读圣贤古人书。”（卷八·六）杜甫、韩愈作诗巧夺天工得益于其“胸襟高”、“本领高”，“固是其胸襟高，本领高；实由读书多，笔力强，文法高古。”（卷九·二）决定性原因还在于“读书多”。“李、杜、韩、苏，非但才气笔力雄肆，直缘胸中蓄得道理多。”（卷十一·二九）所以方东树主张“故欲自家诗好，必先在善读古人；能识得古人。”（卷十四·五）意思是要想写好诗，首先一定要多读书，并结合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准确理解其诗作，恰当把握诗歌的内容和思想，也即孟子的“以意逆志”。
方东树在强调多读书时，要求诗人不可生搬硬套，要有感而发，“若乃无所欲语而强为之词……意既无真，词复陈熟，何取也！”（卷十四·一八）倘若积累不丰而“强为之词”，或者“盗袭剿窃，雷同百家”，就不会一气呵成地写成诗作；而且缺乏个性，无真情实感，毫无可取之处。总而言之，方氏认为想写好诗，须多读书，善积累，再借鉴好的文法技巧。
三、直书胸臆
方东树认为好诗应是源于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和直书胸臆，“古人著书，皆自见其心胸面目。”（卷三·七）文学即人学，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人格操守及其对现实的真切感受；如果脱离了生活经历和感受，就会无病呻吟，所以也就无价值可言。 方东树经常贬斥那些性情苍白、没有“自家面目”的诗作，“文字成，不见作者面目，则其文可有可无，诗亦然。”（卷一·四）他重视诗歌的真情实感，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可见最要是一诚，不诚无物。”（卷一·六）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诗歌是否表现了诗人心中真实的情感是方东树评价作品优劣的重要尺度。他把“无其胸臆”的作品形象地称之为“客气假象”，“古人各道其胸臆，今人无其胸臆，而强学其词，所以为客气假象。”（卷二·三）他肯定那些“道胸臆”、自然天成的诗作，这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倡导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文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昭昧詹言》卷四在对陶公的评价中，一再肯定“直书胸臆”，如：“读陶公诗，须知其直书即目，直书胸臆。”（卷四·三）“曷尝有意于为诗，内性既充，率其胸臆而发为德音耳。”（卷四·六）方氏认为陶诗非刻意为之，而是生活积累于心中自然天成，正因为他以“直书胸臆”的原则去体会陶渊明的诗歌，所以对陶诗的解读多有精当之言。“遗荣辱，一得丧，有旷达之风，政其怀抱伤心处。”（卷四·一六）他从陶渊明田园诗平淡自然的外表，读出了诗人内心深处的苦闷。
方东树批评李梦阳说：“若不能自开一境，便与古人全似，亦只是床上安床，屋上架屋耳，空同是也。”（（卷一·一五一）他觉得李梦阳在创作上主张全拟古人，过于强调格调、法式，未能从复古中求创新，诗中难觅诗人的踪影。
他以刘长卿的《登余干古县城》诗为例，认为此诗“以情有余味不尽……是谓魂魄停匀。若李义山多使故事，装贴藻饰，掩其性情面目，则但见魄气而无魂气。魂气多则成生活相，魄气多则为死滞……”（卷十八·二）又说，“所谓魂者，皆用我为主，则自然有兴有味。否则，有诗无人，如应试之作，代圣贤立言，于自己没涉，公家众口，人人皆可承当，不见有我真性情面目，试掩其名氏，则不知为谁何之作。”（卷十八·三）方东树批评李商隐的诗作用典过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诗人自己的真面目和真性情，导致诗歌缺乏灵动感和生活气息；他认为好的诗作应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诗中会流露出诗人自己的“胸臆”和“心声”；否则就会成为“应试体”，“讲官话”，类似于今天领导作报告时的讲话稿。。
方东树指出韦应物的诗虽然不乏佳句，却空洞无物，“韦公之学陶，多得其兴象秀杰之句，而其中无物也”（卷一·一三一）实际上是批评韦诗脱离生活实际。他还强调作诗要有所变，要避熟而有所创新，“去陈言，非止字句……凡经前人习熟，一概力禁之，所以苦也。”（卷九·二）他认为从内容到表现方式乃至审美风格等凡是前人所用过的都是“陈言”，诗歌创作的创新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除此之外，《昭昧詹言》中涉及到的诗学理论还有“以妙论诗”“气韵说”“去陈言”“隶事”等，前人多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昭昧詹言》一书之所以被称为桐城诗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缘于方东树对前代诗学传统所作的继承与批评。尽管其中也确实存在博杂雷同以及对具体诗人的评价失当或矛盾的现象，但不可因此而否认其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1] [清]方东树，汪绍楹点校.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 陈晓红.方东树诗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D].2010.
[3] 严云受.略论方东树的“诗道性情”说.《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4（3）：1～6.
[4] 刘文忠.试论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诗歌鉴赏[J].江淮论坛，1983（5）：38～45.
[5] 钟耀.论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诗学思想[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8）：63～67.
关键词：方东树；《昭昧詹言》；本分话；条件
方东树，字植之，生于1772年，卒于1851年，清中叶桐城派重要的散文家和学者。《昭昧詹言》是方东树晚年对后辈讲论诗学的内容汇编，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昭昧詹言》中。
方东树讲评诗歌，以是否“说本分话”作为评判诗歌的重要准则。他认为优秀诗人作诗都是自道己意，“诗道性情，只贵说本分语……然其言自足有味，说自家话也。”（《昭昧詹言》卷（以下简称卷）十一·二七）“汉、魏、阮公、陶公、杜、韩皆全是自道己意……言皆有本。”（卷一·三一）他评价诗经、汉魏古诗及阮籍、杜甫、韩愈甚高，原因就在于其诗作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提到的“自家话”“本分话”“自念”等意思相近，他认为诗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诗歌才能做到“说本分话”。
一、有德者才有言
方东树认为诗中可见诗人之德，优秀的诗人应具有好的德性和节操，“可以觇其人之德性、学识、操持之本末，古今不过数人而已。”（卷四·二）从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的修养、学问、操守等，方氏认为古今诗人中具备较高修养水平的也就陶渊明、杜甫、韩愈等极少数人。对于初学写诗的人来说，他主张首先要在道德修养上下足功夫，不能仅仅学习他人的作诗技巧这些外在的东西；否则，会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文学史上的大家总是自觉地关心国家和黎民，“如阮公之痛心府朝，忧生虑患；杜公之系心君国，哀时悯人；韩公修业明道，语关世教，言言有物。……无不有兴、观、群、怨之旨。”（卷五·一八）他认为阮籍、杜甫、韩愈等人之所以能够写出“痛心府朝”、“哀时悯人”、“语关世教”具有“兴、观、群、怨”之旨的诗作，原因就在于诗人胸怀天下，忧天下人之所忧，愁天下人之所愁，感天下人之所感。同时，他把是否有益于世作为诗歌的价值评判标准，他认为诗歌应该经世致用（类似于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思想），而不是吟咏“水月镜花”，只关一己之愁。
方东树以为无论是孔融、阮籍这样的激愤之诗人，还是陶渊明那样的隐逸之诗人，都有“激发忠愤”之词，“古人处变革之际……如孔北海、阮公，固激发忠愤，情见乎词。陶公淡而忘之，犹有《荆柯》等作。”（卷五·一七）他认为在改朝易代之际，阮籍、陶渊明等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表现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也即文学具有时代性，社会对作家性格及作品风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以为在三人中“阮公尤不易学”，“必处阮公之遇，怀阮公之志与事，乃见其沈痛伤心。”（卷三·四）如果没有生活在阮籍那样的时代，并且没有阮籍那样的遭遇而只是在形式上学习阮籍，是不会形成“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的。
《昭昧詹言》强调“文学即人学”，从诗中可见作者的人品，要求诗人要情感真实，诗中的情感应是从肺腑中自然抒发出来，“见自家面目”。方东树认为诗人要“读书深，胸襟高”，读书不广博，积累就不丰厚，见识就不开阔，功力难以长进；倘若“不去读圣贤书，培养本源，终费力不长进。”（卷一·六六），言下之意诗人应该在学问上下功夫，这样才能做到有德者才有言。
二、多读书
方东树认为一个优秀的诗人除了具备较高的修养外，同事还须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阅历学识，“读书多，取材富，则能隶事。闻见广，阅历深，则能缔情。”（卷十四·一九）所谓言由心生，诗歌的风格与创作主体的人格应该是一以贯之的。读书多才能见识广、阅历深，写出的诗才能情感真挚，不会“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正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方东树觉得优秀的诗人不仅要有才学、襟抱，还需学习古人，“既自家有才有学识，又必深有得于古人。”（卷一·三八）只有从古人诗中借鉴、吸收优秀的养分才能成为好的诗人。方氏在肯定读书多的好处时，也强调“悟”和“持之以恒”的重要作用：“多读多见，多识前人论义，而又具有超拔之悟。积数十年苦心研揣探讨之功。”（卷一·二三）方氏从反面说明读书少的不利，“读书不博，纵欲择之而无可择。如篓人居室，什器无多，不得不将就用故物矣。”（卷九·一四）如果读书少，就如同“篓人居室将就用物”，作诗时就会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
尽管历代偶有天资聪颖的天才诗人，但对常人而言，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积累和反复实践，才能成为优秀的诗人。即便是像杜甫、韩愈这样的名家，也是走“先学人而后自成家”的路，“杜、韩之真气脉作用，在读圣贤古人书。”（卷八·六）杜甫、韩愈作诗巧夺天工得益于其“胸襟高”、“本领高”，“固是其胸襟高，本领高；实由读书多，笔力强，文法高古。”（卷九·二）决定性原因还在于“读书多”。“李、杜、韩、苏，非但才气笔力雄肆，直缘胸中蓄得道理多。”（卷十一·二九）所以方东树主张“故欲自家诗好，必先在善读古人；能识得古人。”（卷十四·五）意思是要想写好诗，首先一定要多读书，并结合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准确理解其诗作，恰当把握诗歌的内容和思想，也即孟子的“以意逆志”。
方东树在强调多读书时，要求诗人不可生搬硬套，要有感而发，“若乃无所欲语而强为之词……意既无真，词复陈熟，何取也！”（卷十四·一八）倘若积累不丰而“强为之词”，或者“盗袭剿窃，雷同百家”，就不会一气呵成地写成诗作；而且缺乏个性，无真情实感，毫无可取之处。总而言之，方氏认为想写好诗，须多读书，善积累，再借鉴好的文法技巧。
三、直书胸臆
方东树认为好诗应是源于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和直书胸臆，“古人著书，皆自见其心胸面目。”（卷三·七）文学即人学，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人格操守及其对现实的真切感受；如果脱离了生活经历和感受，就会无病呻吟，所以也就无价值可言。 方东树经常贬斥那些性情苍白、没有“自家面目”的诗作，“文字成，不见作者面目，则其文可有可无，诗亦然。”（卷一·四）他重视诗歌的真情实感，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可见最要是一诚，不诚无物。”（卷一·六）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诗歌是否表现了诗人心中真实的情感是方东树评价作品优劣的重要尺度。他把“无其胸臆”的作品形象地称之为“客气假象”，“古人各道其胸臆，今人无其胸臆，而强学其词，所以为客气假象。”（卷二·三）他肯定那些“道胸臆”、自然天成的诗作，这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倡导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文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昭昧詹言》卷四在对陶公的评价中，一再肯定“直书胸臆”，如：“读陶公诗，须知其直书即目，直书胸臆。”（卷四·三）“曷尝有意于为诗，内性既充，率其胸臆而发为德音耳。”（卷四·六）方氏认为陶诗非刻意为之，而是生活积累于心中自然天成，正因为他以“直书胸臆”的原则去体会陶渊明的诗歌，所以对陶诗的解读多有精当之言。“遗荣辱，一得丧，有旷达之风，政其怀抱伤心处。”（卷四·一六）他从陶渊明田园诗平淡自然的外表，读出了诗人内心深处的苦闷。
方东树批评李梦阳说：“若不能自开一境，便与古人全似，亦只是床上安床，屋上架屋耳，空同是也。”（（卷一·一五一）他觉得李梦阳在创作上主张全拟古人，过于强调格调、法式，未能从复古中求创新，诗中难觅诗人的踪影。
他以刘长卿的《登余干古县城》诗为例，认为此诗“以情有余味不尽……是谓魂魄停匀。若李义山多使故事，装贴藻饰，掩其性情面目，则但见魄气而无魂气。魂气多则成生活相，魄气多则为死滞……”（卷十八·二）又说，“所谓魂者，皆用我为主，则自然有兴有味。否则，有诗无人，如应试之作，代圣贤立言，于自己没涉，公家众口，人人皆可承当，不见有我真性情面目，试掩其名氏，则不知为谁何之作。”（卷十八·三）方东树批评李商隐的诗作用典过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诗人自己的真面目和真性情，导致诗歌缺乏灵动感和生活气息；他认为好的诗作应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诗中会流露出诗人自己的“胸臆”和“心声”；否则就会成为“应试体”，“讲官话”，类似于今天领导作报告时的讲话稿。。
方东树指出韦应物的诗虽然不乏佳句，却空洞无物，“韦公之学陶，多得其兴象秀杰之句，而其中无物也”（卷一·一三一）实际上是批评韦诗脱离生活实际。他还强调作诗要有所变，要避熟而有所创新，“去陈言，非止字句……凡经前人习熟，一概力禁之，所以苦也。”（卷九·二）他认为从内容到表现方式乃至审美风格等凡是前人所用过的都是“陈言”，诗歌创作的创新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除此之外，《昭昧詹言》中涉及到的诗学理论还有“以妙论诗”“气韵说”“去陈言”“隶事”等，前人多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昭昧詹言》一书之所以被称为桐城诗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缘于方东树对前代诗学传统所作的继承与批评。尽管其中也确实存在博杂雷同以及对具体诗人的评价失当或矛盾的现象，但不可因此而否认其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1] [清]方东树，汪绍楹点校.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 陈晓红.方东树诗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D].2010.
[3] 严云受.略论方东树的“诗道性情”说.《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4（3）：1～6.
[4] 刘文忠.试论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诗歌鉴赏[J].江淮论坛，1983（5）：38～45.
[5] 钟耀.论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诗学思想[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8）：6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