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多边开发机构共同运作是推动全球经济渗透发展，调控经济风险和深化金融治理的重要方式。现行的多边发展机构体系面临着发展中国家遭到过度干预、官僚主义造成的低效贷款、资金投入与基建设施需求失衡等严峻挑战，严重阻滞国际经济的发展。本文从现有的多边开发机构体系的建立、运营机制及其存在问题入手，探索亚投行在多边开发机构并行背景下的运营发展及未来定位，并提出发展策略：以发展中国家国情为基点、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坚持高标准运营、拓展创新投资模式、建立并深化全球性合作，以期为区域经济长效有序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 多边开发机构体系 亚投行 运营机制 发展定位
一、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体系建立与运营现状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在1944年7月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以金本位制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建立起来。1945年，世界第一个多边开发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美国的主导下正式建立，在马歇尔计划的影响下，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优先进行援助，而中东、苏联、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在其援助范围内。伴随着欧洲的经济复兴，复兴银行开始对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投入资金技术支持，国际发展协会应运而生，随后与复兴银行合并成为世界银行（WB）。世界银行是现有多边开发机构里主要的组成部分，在战后帮助大批国家进行重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大量地域性多边开发机构成立，如：泛美开发银行（IDB）、亚洲开发银行（ADB）、非洲开发银行（AFDB），以及欧洲投资银行（EIB）等机构。该时期成立的多边机构的功能和结构与世界银行相似，仍以美国为主导，决策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意志支配[1]。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起，美国受到越南战争、化石能源紧缺等负面冲击，国内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严重。七十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美国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的援助方向开始转变，即资金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到技术、智力支撑的消除贫困项目上。在美国逐渐退出主导后，伊斯兰开发银行（ISDB）、加勒比开发银行（CDB）等相继成立。八十年代末，伴随着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多边开发机构的重心又从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逐步转移到教育、医疗、文化、节能等项目上[2-3]。
联合国在2000年时提出《千年宣言》，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在实现这些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多边开发机构被赋予了重要的职责，一是充当资金杠杆，二是成为经济政策的指引者与技术提供者，三是成為公共和私人合作领域的桥梁，四是扮演世界范围或者区域发展议题的的参与者[4]。各个多边开发机构加强协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基建设施上的资金援助。
（二）现有体系的局限性
在《联合国千年宣言》发布十余年后，许多经济不发达区域一直还是没有得到发展，现存的多边发展机构仍然没有解决贫困饥饿等阻碍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在实际运营中，现有的多边开发机构体系面临着诸如发展中国家遭到过度干预、官僚主义造成的低效贷款、经济需求缺口难以填补等严峻挑战，直接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更愿意向私营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而不愿向多边开发机构寻求经济援助。对现有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体系的局限性分析如下[5]：
1. 过度西化约束运作模式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实力显著增强，但在现有的多边开发机构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善，主要的多边开发机构的运作模式仍然体现着主要发达国家的意志，其重大决策、运作方式等极大地受制于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失衡。
2. 官僚主义导致贷款低效
随着多边开发机构的不断壮大，其内部结构也日益复杂。内部部门都有强化自我的势头，极易形成自我中心化的官僚意识机制，导致机构运营效率的降低。以往的研究表明，世界银行的首发贷款平均时长为28个月。此外，多边开发机构在放款政策、项目采购及安全保障上有诸多的要求，这变相加大了借贷国家的资金成本。
3. 资金投入与基建设施需求失衡
受制于地理位置、交通运输、政治体制等一系列原因，许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脱节，无法依靠自身为基础交通设施、能源设备、通信设施等基础建设注入资金，外部资金需求大。相关研究表明[6]，以目前的发展速度，亚太地区各国每年需要约26万亿美元资金用于修建和维护基础设施，而亚洲开发银行每年的投资额仅为9000亿美元左右。亚太地区对口发展中国家基建项目的投资缺口巨大，现有的多边开发机构提供的资金支持远远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基建发展需求。
二、亚投行的创立及运营机制特点
（一）创立与定位
21世纪初，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力量对比显著失衡，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寻求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效显著，积极入世，资本“走出去”的诉求强烈，资本转化为基建投资的需求较大。2014年10月24日，在中国的倡议下，亚太地区21国财长和授权代表共同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诞生。
亚投行是立足亚洲地区、植根基础建设等生产性领域的多变开发机构。根据2016年6月从亚投行首次获批的四个项目可知，其资金投向主要为亚洲较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促进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此外，亚投行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的联合融资，致力于多边合作，建立区域伙伴关系，共谋发展。
（二）运营机制特点
亚投行设立的重大意义在于既能满足基建设施融资渠道的扩大、融资额度的提升，填补融资缺口;同时也能提升我国外汇储备的获利能力，进而提升资金运用效率。亚投行的运营机制有如下特点[7]： 1. 以区域内投资为主
亚投行的重点投资业务均位于亚洲区域，目前23个投资项目覆盖了亚洲全境，涵盖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地区。初期亚投行的基建投资项目基本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而后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加、辐射区域的扩大，投资项目扩展至中东欧、非洲、拉美洲等区域。
2. 投资领域以能源产业、交通运输、城市建设为主
能源产业、交通运输、城市建设三大领域是亚投行早期运营时优先发展的投资行业。亚投行在选择项目上，优先考虑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其中能源产业就成为重点发展对象。能源项目的投资额在亚投行的投资总额中占比最高，位居其后的为交通运输和城市建设项目。
3. 投资项目以主权担保贷款为主
亚投行的投资项目决策必须考虑一定的盈利条件，因此债务可持续是关键。亚投行贷款类型是以政府主导的主权担保贷款为主，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贷款和利息的回收，贷款安全度高，可持续性强。
4. 投资方式以联合融资为主
当前24个亚投行的投资项目中，70%以上的项目为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的联合融资项目，其中，与世行联合融资的项目占比为33.33%，与亚行联合融资的项目占16.67%，与世行下属集团IFC联合融资的项目占12.5%，与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联合融资的项目占比合计8.33%。
三、基于全球多边开发机构并行下的亚投行发展定位
亚投行的成立和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多边开发机构体系的诸多缺陷。首先，亚投行主要股东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符合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诉求，有利于平衡国际力量。其次，亚投行在吸取现有多边开发机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追求进步，力求解决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问题[8-9]。展望未来，亚投行应更积极地寻求在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体系中的话语权与扩大影响力[10]。
（一）以发展中国家国情为基点，坚守“非政治化”立场
现有的规模较大的多边开发机构多以发达国家的意志为主导，以发达国家的现实情况为基础，较少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国情。相应地，其贷款政策中设置了诸多可能增加借贷国资金成本的“政治性”附加条款，这些附加条款很可能为借贷国经济活动以外的领域带来一系列政治或社会问题。基于此，亚投行的贷款政策应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如公开表达贷款条件“非政治化”立场，避免在贷款中附加私有化、放松管制等政治性条件，使政策与借贷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
（二）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亚开行需继续把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战略投资的核心，高效配置资源，重点关注智慧城市、地下管网、水体治理、循环经济等领域，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此，亚开行需充分调动资源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需求，精准定位、优化和完善体制流程，在推动区域发展的同时，为自身寻求并积累优质客户资源。
（三）坚持可持续的高标准运营
进一步促进亚投行的持股结构多元化、分散化，坚持理事会、董事会以及管理层并行的三层治理机构，形成良性治理机制;从内部体制上避免多边开发机构普遍的官僚意识机制，完善和优化内部工作流程，高标准、高效率实现可持续运营。坚持公开、透明、民主、包容原则，强调国际高标准的良性运营模式，关注区域长效合作与发展，在项目评估、环境影响、尊重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坚持发展可持续经济，同时，在确保贷款安全性的基础上，考虑项目的盈利能力，较好地实現保本微利的运营目标。
（四）拓展创新投资模式
亚投行在传统以政府为主导的主权担保贷款方式基础上，应该适当创新投资模式，在保证贷款和利息回收的前提下，活化贷款和融资效益。例如：亚投行可作为中间协调人推动本地企业和外资企业合作形成联合体，亚投行向联合体提供贷款或融资，该方式既能够有效降低贷款风险，又能整合优势资源，并推动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政府决策未明确的情况下，其运营经验也可反向推动政府决策。
（五）建立并深化全球性合作
亚投行未来应注重与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商业金融机构以及各国政府加强联系、深化合作，充分调动与优化配置全球市场资源，提高运行管理效率，降低经济风险。在长期战略定位上，一方面坚守以基建设施等生产性领域投资为主的业务理念，逐步从基建领域拓展到其他发展性领域，从区域走向全球。另一方面，适度扩大当前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联合融资的发展模式，充分调动可利用资金深化全球性合作机制，谋求共同发展。
在面临全球化挑战的时代，多边开发机构共同运作承载着引领全球经济的重大职责。目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在面临新兴市场需求时，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在基建项目上巨大的融资缺口。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在中国倡议下多边开发机构，主要以区域内投资为主，投资领域以能源产业、交通运输、城市建设为主，投资项目以主权担保贷款为主，投资方式以联合融资为主。本文在深入分析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体系局限性及亚投行运营机制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全球多边开发机构并行下的亚投行发展策略，包括以发展中国家国情为基点、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坚持高标准运营、拓展创新投资模式、建立并深化全球性合作。
【参考文献】
[1] Winters， Ann C. The Globalizers：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Their Borrowers[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9， 41（120）：301-310.
[2] Baird J， Ma S， Ruger J P. Effects of the World Bank’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intervention on Indonesia’s poor： Evaluating the safe motherhood project[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1， 72（12）：1948-1955.
[3] Wang， Y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oining the AIIB[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8， 11（2）：105-130.
[4] Gu， Bin. Chinese Multilateralism in the AIIB[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7， 20（1）：137-158.
[5] Gransow B， Price S. Social Risk Management at AIIB – Chinese or Inter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19（24）： 289-311.
[6] 莫世健， 陈石. AIIB协定下国家豁免原则与中国法的冲突与协调[J]. 政法论丛， 2016（1）： 29-36.
[7] 刘东民， 李远芳， 熊爱宗， 等. 亚投行的战略定位与业务创新模式[J]. 国际经济评论， 2017（05）： 10+151-168.
[8] 王艺宣. 基于博弈论视角对亚投行规模扩张效应及发展战略的分析[J]. 商场现代化， 2018， 876（15）： 132-134.
[9] 戴永红， 万里红. 试析亚投行参与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J]. 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 2018（2）： 3-7.
[10] 宋杨. 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经验看亚投行的绿色金融之路[D].外交学院， 2018： 21-45.
作者简介：彭晨（1988），女，汉族，江西。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在职研究生在读。
【关键词】 多边开发机构体系 亚投行 运营机制 发展定位
一、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体系建立与运营现状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在1944年7月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以金本位制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建立起来。1945年，世界第一个多边开发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美国的主导下正式建立，在马歇尔计划的影响下，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优先进行援助，而中东、苏联、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在其援助范围内。伴随着欧洲的经济复兴，复兴银行开始对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投入资金技术支持，国际发展协会应运而生，随后与复兴银行合并成为世界银行（WB）。世界银行是现有多边开发机构里主要的组成部分，在战后帮助大批国家进行重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大量地域性多边开发机构成立，如：泛美开发银行（IDB）、亚洲开发银行（ADB）、非洲开发银行（AFDB），以及欧洲投资银行（EIB）等机构。该时期成立的多边机构的功能和结构与世界银行相似，仍以美国为主导，决策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意志支配[1]。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起，美国受到越南战争、化石能源紧缺等负面冲击，国内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严重。七十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美国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的援助方向开始转变，即资金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到技术、智力支撑的消除贫困项目上。在美国逐渐退出主导后，伊斯兰开发银行（ISDB）、加勒比开发银行（CDB）等相继成立。八十年代末，伴随着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多边开发机构的重心又从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逐步转移到教育、医疗、文化、节能等项目上[2-3]。
联合国在2000年时提出《千年宣言》，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在实现这些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多边开发机构被赋予了重要的职责，一是充当资金杠杆，二是成为经济政策的指引者与技术提供者，三是成為公共和私人合作领域的桥梁，四是扮演世界范围或者区域发展议题的的参与者[4]。各个多边开发机构加强协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基建设施上的资金援助。
（二）现有体系的局限性
在《联合国千年宣言》发布十余年后，许多经济不发达区域一直还是没有得到发展，现存的多边发展机构仍然没有解决贫困饥饿等阻碍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在实际运营中，现有的多边开发机构体系面临着诸如发展中国家遭到过度干预、官僚主义造成的低效贷款、经济需求缺口难以填补等严峻挑战，直接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更愿意向私营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而不愿向多边开发机构寻求经济援助。对现有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体系的局限性分析如下[5]：
1. 过度西化约束运作模式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实力显著增强，但在现有的多边开发机构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善，主要的多边开发机构的运作模式仍然体现着主要发达国家的意志，其重大决策、运作方式等极大地受制于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失衡。
2. 官僚主义导致贷款低效
随着多边开发机构的不断壮大，其内部结构也日益复杂。内部部门都有强化自我的势头，极易形成自我中心化的官僚意识机制，导致机构运营效率的降低。以往的研究表明，世界银行的首发贷款平均时长为28个月。此外，多边开发机构在放款政策、项目采购及安全保障上有诸多的要求，这变相加大了借贷国家的资金成本。
3. 资金投入与基建设施需求失衡
受制于地理位置、交通运输、政治体制等一系列原因，许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脱节，无法依靠自身为基础交通设施、能源设备、通信设施等基础建设注入资金，外部资金需求大。相关研究表明[6]，以目前的发展速度，亚太地区各国每年需要约26万亿美元资金用于修建和维护基础设施，而亚洲开发银行每年的投资额仅为9000亿美元左右。亚太地区对口发展中国家基建项目的投资缺口巨大，现有的多边开发机构提供的资金支持远远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基建发展需求。
二、亚投行的创立及运营机制特点
（一）创立与定位
21世纪初，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力量对比显著失衡，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寻求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效显著，积极入世，资本“走出去”的诉求强烈，资本转化为基建投资的需求较大。2014年10月24日，在中国的倡议下，亚太地区21国财长和授权代表共同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诞生。
亚投行是立足亚洲地区、植根基础建设等生产性领域的多变开发机构。根据2016年6月从亚投行首次获批的四个项目可知，其资金投向主要为亚洲较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促进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此外，亚投行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的联合融资，致力于多边合作，建立区域伙伴关系，共谋发展。
（二）运营机制特点
亚投行设立的重大意义在于既能满足基建设施融资渠道的扩大、融资额度的提升，填补融资缺口;同时也能提升我国外汇储备的获利能力，进而提升资金运用效率。亚投行的运营机制有如下特点[7]： 1. 以区域内投资为主
亚投行的重点投资业务均位于亚洲区域，目前23个投资项目覆盖了亚洲全境，涵盖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地区。初期亚投行的基建投资项目基本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而后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加、辐射区域的扩大，投资项目扩展至中东欧、非洲、拉美洲等区域。
2. 投资领域以能源产业、交通运输、城市建设为主
能源产业、交通运输、城市建设三大领域是亚投行早期运营时优先发展的投资行业。亚投行在选择项目上，优先考虑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其中能源产业就成为重点发展对象。能源项目的投资额在亚投行的投资总额中占比最高，位居其后的为交通运输和城市建设项目。
3. 投资项目以主权担保贷款为主
亚投行的投资项目决策必须考虑一定的盈利条件，因此债务可持续是关键。亚投行贷款类型是以政府主导的主权担保贷款为主，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贷款和利息的回收，贷款安全度高，可持续性强。
4. 投资方式以联合融资为主
当前24个亚投行的投资项目中，70%以上的项目为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的联合融资项目，其中，与世行联合融资的项目占比为33.33%，与亚行联合融资的项目占16.67%，与世行下属集团IFC联合融资的项目占12.5%，与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联合融资的项目占比合计8.33%。
三、基于全球多边开发机构并行下的亚投行发展定位
亚投行的成立和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多边开发机构体系的诸多缺陷。首先，亚投行主要股东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符合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诉求，有利于平衡国际力量。其次，亚投行在吸取现有多边开发机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追求进步，力求解决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问题[8-9]。展望未来，亚投行应更积极地寻求在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体系中的话语权与扩大影响力[10]。
（一）以发展中国家国情为基点，坚守“非政治化”立场
现有的规模较大的多边开发机构多以发达国家的意志为主导，以发达国家的现实情况为基础，较少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国情。相应地，其贷款政策中设置了诸多可能增加借贷国资金成本的“政治性”附加条款，这些附加条款很可能为借贷国经济活动以外的领域带来一系列政治或社会问题。基于此，亚投行的贷款政策应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如公开表达贷款条件“非政治化”立场，避免在贷款中附加私有化、放松管制等政治性条件，使政策与借贷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
（二）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亚开行需继续把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战略投资的核心，高效配置资源，重点关注智慧城市、地下管网、水体治理、循环经济等领域，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此，亚开行需充分调动资源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需求，精准定位、优化和完善体制流程，在推动区域发展的同时，为自身寻求并积累优质客户资源。
（三）坚持可持续的高标准运营
进一步促进亚投行的持股结构多元化、分散化，坚持理事会、董事会以及管理层并行的三层治理机构，形成良性治理机制;从内部体制上避免多边开发机构普遍的官僚意识机制，完善和优化内部工作流程，高标准、高效率实现可持续运营。坚持公开、透明、民主、包容原则，强调国际高标准的良性运营模式，关注区域长效合作与发展，在项目评估、环境影响、尊重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坚持发展可持续经济，同时，在确保贷款安全性的基础上，考虑项目的盈利能力，较好地实現保本微利的运营目标。
（四）拓展创新投资模式
亚投行在传统以政府为主导的主权担保贷款方式基础上，应该适当创新投资模式，在保证贷款和利息回收的前提下，活化贷款和融资效益。例如：亚投行可作为中间协调人推动本地企业和外资企业合作形成联合体，亚投行向联合体提供贷款或融资，该方式既能够有效降低贷款风险，又能整合优势资源，并推动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政府决策未明确的情况下，其运营经验也可反向推动政府决策。
（五）建立并深化全球性合作
亚投行未来应注重与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商业金融机构以及各国政府加强联系、深化合作，充分调动与优化配置全球市场资源，提高运行管理效率，降低经济风险。在长期战略定位上，一方面坚守以基建设施等生产性领域投资为主的业务理念，逐步从基建领域拓展到其他发展性领域，从区域走向全球。另一方面，适度扩大当前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联合融资的发展模式，充分调动可利用资金深化全球性合作机制，谋求共同发展。
在面临全球化挑战的时代，多边开发机构共同运作承载着引领全球经济的重大职责。目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在面临新兴市场需求时，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在基建项目上巨大的融资缺口。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在中国倡议下多边开发机构，主要以区域内投资为主，投资领域以能源产业、交通运输、城市建设为主，投资项目以主权担保贷款为主，投资方式以联合融资为主。本文在深入分析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体系局限性及亚投行运营机制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全球多边开发机构并行下的亚投行发展策略，包括以发展中国家国情为基点、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坚持高标准运营、拓展创新投资模式、建立并深化全球性合作。
【参考文献】
[1] Winters， Ann C. The Globalizers：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Their Borrowers[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9， 41（120）：301-310.
[2] Baird J， Ma S， Ruger J P. Effects of the World Bank’s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intervention on Indonesia’s poor： Evaluating the safe motherhood project[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1， 72（12）：1948-1955.
[3] Wang， Y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oining the AIIB[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8， 11（2）：105-130.
[4] Gu， Bin. Chinese Multilateralism in the AIIB[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7， 20（1）：137-158.
[5] Gransow B， Price S. Social Risk Management at AIIB – Chinese or Inter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19（24）： 289-311.
[6] 莫世健， 陈石. AIIB协定下国家豁免原则与中国法的冲突与协调[J]. 政法论丛， 2016（1）： 29-36.
[7] 刘东民， 李远芳， 熊爱宗， 等. 亚投行的战略定位与业务创新模式[J]. 国际经济评论， 2017（05）： 10+151-168.
[8] 王艺宣. 基于博弈论视角对亚投行规模扩张效应及发展战略的分析[J]. 商场现代化， 2018， 876（15）： 132-134.
[9] 戴永红， 万里红. 试析亚投行参与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J]. 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 2018（2）： 3-7.
[10] 宋杨. 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经验看亚投行的绿色金融之路[D].外交学院， 2018： 21-45.
作者简介：彭晨（1988），女，汉族，江西。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在职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