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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态是在不同个人心理交汇、融合、相互影响、交互感染基础上形成的，它以个体心理为基础，但又与个体心理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社会心态就像一个无形的能量场，影响着个人和全社会的心理和行为。近期，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民众的个人心理普遍处于应激的忧虑和恐惧状态，相应地，社会心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我们不仅应重视医疗救治、物资保障等有形手段，也应充分重视建设积极的社会心态这一无形手段，有效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妥善引导社会心态朝着有利于疫情防控的方向发展。
疫情下的社会心态与平素有所不同。其突出特征在于，受疫情紧急和风险程度高的影响，这一阶段的社会心态往往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外显，更容易随着事态发展而快速发生变化，更容易受民众普遍担忧、恐惧等负向情绪的影响和干扰，从而表现出一定的认知偏差、态度偏颇、行为异常。因此，对于疫情防控来说，建设积极社会心态至关重要。一般而言，对疫情下社会心态的认识，可以从疫情认知、疫情下的情绪、疫情中个体需要的满足、人们在疫情中表现出的价值理念、疫情防控行为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为了了解此次疫情防控中的社会心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在春节前开始进行社会心态的持续调查，目前已回收了两轮数据。第一轮的调查时间是农历大年三十（1月24日）下午到农历正月初一（1月25日）中午，第二轮的调查时间是农历正月初一（1月25日）下午到农历正月初五（1月29日）中午。这两轮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疫情风险的认知，疫情的社会情绪反应，疫情关注和重视的程度，疫情防控措施，对国家、政府、医疗机构、全社会疫情防控措施的评价，信息公开评价，信息渠道和信任度，以及对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疫情防控工作的满意度和信心等。从两轮调查数据的比较看，信息、信任和信心是疫情防控中社会心态的核心影响因素。
社会认知是社会心态的重要指标，而社会认知的依据是信息。因此，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状况及其防控的认知取决于全社会对疫情相关信息的获取，主要内容包括：疫情信息获取渠道是否畅通，疫情信息公开是否及时，疫情信息是否准确，疫情防控的信息是否透明，疫情信息可得性的强弱，以及不实疫情信息的澄清、过滤和消除机制是否科学合理等。
在应对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过程中，一个观念被社会普遍接受——“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国外的相关研究也证明，媒体报道增加10倍，疾病的感染数量就会减少1/3。我们的第一轮调查数据显示，37.6%的民众认为疫情初期信息的公开比较滞后;40%的民众表示信息公开的透明程度比较低。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随着主流媒体对疫情报道的增加，以及各种媒体相继开通了不同形式的信息获取通道，民众获取疫情信息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特别是来自疫区一线的政府官员和医学专家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明显改善了疫情信息的公开程度。受此影响，几天后的第二轮调查数据显示，民众认为疫情信息公开及时的比例从48.6%上升到了64.1%，认为疫情信息透明的比例从50.1%上升到了66.6%。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微信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疫情信息最重要的途径，报纸、电视台等发布的信息也大量借助网络渠道传播。因此，要想用好主流媒体公信力高的优势，并使之在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高度重视网络的作用。此外，根据调查，在疫情防控中，民众希望了解的信息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自己、家人、亲友所在区域的疫情或潜在风险，关于疫情感染、扩散情况的信息和统计数据，政府部门、有关机构采取的应对、防控、治理等措施。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相关部门应着力提高这些信息的可得性。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的升级，目前，有关疫情的信息可谓铺天盖地，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信息过载现象。但对于没有信息辨别力的人来说，信息过载与信息缺失造成的结果是相似的。为此，主流媒体应积极发声，相关部门应引导民众关注权威信息发布渠道，并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保证信息的科学、准确、精细、易得，无死角覆盖文化程度低的群体、农村偏远地区。
社会学理论认为，在风险社会下更需要扩大信任储备，这是因为，在当今社会，无论是社会系统的运行、组织的运行，还是技术系统，其复杂程度都是多数人难以理解的，信任对多数人来说是首选的策略。新型冠状病毒是人类未知的病毒，医学界也才刚刚在疫情中逐渐开始认识它，摸索着对付它。在此背景下，全社会都应该信任医学科学研究者，信任疾病控制专家和医务工作者。面对突发的疫情，社会系统和组织难免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管理问题和运转不畅，政府一定要以坦诚和开放的态度面对社会，接受民众监督，才能赢得民眾信任。必须认识到，信息公开程度是民众对政府信任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信任是一种资源，社会各界都应该增进互信，目前这样的特殊时期更应该如此。我们的第一轮调查显示，被调查的武汉居民中有53.85%认为“公共交通停运、关闭离汉通道”措施非常有必要，36.36%认为有必要，两项相加比例高达90.21%。武汉居民为阻断疫情向全国蔓延作出了巨大的奉献与牺牲，展现了以大局为重的担当精神。全社会都应加大对武汉的支持力度，不仅要调配相关物资予以支援，也要增进信任共克时艰。应防止社会上与网络上出现不和谐的声音和行为，破坏社会信任，从而不利于疫情防控。
两轮调查数据也显示，疫情防控全面升级以来，民众对政府部门发布的疫情表示信任的比例从76%增加到85.6%，对主流媒体的信任显著提升，对中央媒体信任的比例从89.5%增加到93.3%，对地方新闻媒体信任的比例从75.6%增加到84.2%。我们应当善于把这种弥足珍贵的信任转化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剂，转化为众志成城应对非常时期困难挑战的强大动力。
信心不是孤立产生的，它是以对疫情风险理性的认知，以对政府、商业机构、社会组织、医疗机构等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的评价为基础的，是建立在政府、社会组织、医学科研与医疗机构、广大民众等的互信基础之上的。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此后，31个省区市先后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社会各界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在此背景下，社会心态表现越发趋于积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民众对地方政府部门在近期疫情防控中的表现给予肯定。例如，被调查者对疾控专家、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满意度一直保持在90%以上;民众对政府在疫情防控工作的满意度提升至七成左右。在应对本次疫情过程中，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的工作也增强了民众的信心。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信心从70.5%增加到了84.1%;对医护人员的信心从93.8%上升到96.4%;对科研人员的信心从94.3%上升到了96.9%;对社会公众的信心从56.1%上升到了71.5%。
为此，应珍惜民众抗击疫情的信心，主动关切民众，特别是关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和疫区民众的生活;保护医护人员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增进医患信任，改善医护人员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激发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切实满足民众对疫情防控的期待，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彻底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背景下社会心态的突出特征与认知路径
疫情下的社会心态与平素有所不同。其突出特征在于，受疫情紧急和风险程度高的影响，这一阶段的社会心态往往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外显，更容易随着事态发展而快速发生变化，更容易受民众普遍担忧、恐惧等负向情绪的影响和干扰，从而表现出一定的认知偏差、态度偏颇、行为异常。因此，对于疫情防控来说，建设积极社会心态至关重要。一般而言，对疫情下社会心态的认识，可以从疫情认知、疫情下的情绪、疫情中个体需要的满足、人们在疫情中表现出的价值理念、疫情防控行为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为了了解此次疫情防控中的社会心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在春节前开始进行社会心态的持续调查，目前已回收了两轮数据。第一轮的调查时间是农历大年三十（1月24日）下午到农历正月初一（1月25日）中午，第二轮的调查时间是农历正月初一（1月25日）下午到农历正月初五（1月29日）中午。这两轮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疫情风险的认知，疫情的社会情绪反应，疫情关注和重视的程度，疫情防控措施，对国家、政府、医疗机构、全社会疫情防控措施的评价，信息公开评价，信息渠道和信任度，以及对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疫情防控工作的满意度和信心等。从两轮调查数据的比较看，信息、信任和信心是疫情防控中社会心态的核心影响因素。
信息决定着对疫情风险的认知水平，公开透明的信息是积极社会心态调控的基础和着力点
社会认知是社会心态的重要指标，而社会认知的依据是信息。因此，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状况及其防控的认知取决于全社会对疫情相关信息的获取，主要内容包括：疫情信息获取渠道是否畅通，疫情信息公开是否及时，疫情信息是否准确，疫情防控的信息是否透明，疫情信息可得性的强弱，以及不实疫情信息的澄清、过滤和消除机制是否科学合理等。
在应对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过程中，一个观念被社会普遍接受——“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国外的相关研究也证明，媒体报道增加10倍，疾病的感染数量就会减少1/3。我们的第一轮调查数据显示，37.6%的民众认为疫情初期信息的公开比较滞后;40%的民众表示信息公开的透明程度比较低。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随着主流媒体对疫情报道的增加，以及各种媒体相继开通了不同形式的信息获取通道，民众获取疫情信息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特别是来自疫区一线的政府官员和医学专家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明显改善了疫情信息的公开程度。受此影响，几天后的第二轮调查数据显示，民众认为疫情信息公开及时的比例从48.6%上升到了64.1%，认为疫情信息透明的比例从50.1%上升到了66.6%。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微信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疫情信息最重要的途径，报纸、电视台等发布的信息也大量借助网络渠道传播。因此，要想用好主流媒体公信力高的优势，并使之在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高度重视网络的作用。此外，根据调查，在疫情防控中，民众希望了解的信息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自己、家人、亲友所在区域的疫情或潜在风险，关于疫情感染、扩散情况的信息和统计数据，政府部门、有关机构采取的应对、防控、治理等措施。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相关部门应着力提高这些信息的可得性。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的升级，目前，有关疫情的信息可谓铺天盖地，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信息过载现象。但对于没有信息辨别力的人来说，信息过载与信息缺失造成的结果是相似的。为此，主流媒体应积极发声，相关部门应引导民众关注权威信息发布渠道，并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保证信息的科学、准确、精细、易得，无死角覆盖文化程度低的群体、农村偏远地区。
信任是社会的润滑剂，是不确定环境下社会秩序的保证，只有增进社会互信才能有效应对非常时期的困难挑战
社会学理论认为，在风险社会下更需要扩大信任储备，这是因为，在当今社会，无论是社会系统的运行、组织的运行，还是技术系统，其复杂程度都是多数人难以理解的，信任对多数人来说是首选的策略。新型冠状病毒是人类未知的病毒，医学界也才刚刚在疫情中逐渐开始认识它，摸索着对付它。在此背景下，全社会都应该信任医学科学研究者，信任疾病控制专家和医务工作者。面对突发的疫情，社会系统和组织难免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管理问题和运转不畅，政府一定要以坦诚和开放的态度面对社会，接受民众监督，才能赢得民眾信任。必须认识到，信息公开程度是民众对政府信任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信任是一种资源，社会各界都应该增进互信，目前这样的特殊时期更应该如此。我们的第一轮调查显示，被调查的武汉居民中有53.85%认为“公共交通停运、关闭离汉通道”措施非常有必要，36.36%认为有必要，两项相加比例高达90.21%。武汉居民为阻断疫情向全国蔓延作出了巨大的奉献与牺牲，展现了以大局为重的担当精神。全社会都应加大对武汉的支持力度，不仅要调配相关物资予以支援，也要增进信任共克时艰。应防止社会上与网络上出现不和谐的声音和行为，破坏社会信任，从而不利于疫情防控。
两轮调查数据也显示，疫情防控全面升级以来，民众对政府部门发布的疫情表示信任的比例从76%增加到85.6%，对主流媒体的信任显著提升，对中央媒体信任的比例从89.5%增加到93.3%，对地方新闻媒体信任的比例从75.6%增加到84.2%。我们应当善于把这种弥足珍贵的信任转化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剂，转化为众志成城应对非常时期困难挑战的强大动力。
信心是社会心态中最宝贵的资源，只有增强信心才能真正凝聚社会力量、同心抗击疫情
信心不是孤立产生的，它是以对疫情风险理性的认知，以对政府、商业机构、社会组织、医疗机构等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的评价为基础的，是建立在政府、社会组织、医学科研与医疗机构、广大民众等的互信基础之上的。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此后，31个省区市先后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社会各界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在此背景下，社会心态表现越发趋于积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民众对地方政府部门在近期疫情防控中的表现给予肯定。例如，被调查者对疾控专家、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满意度一直保持在90%以上;民众对政府在疫情防控工作的满意度提升至七成左右。在应对本次疫情过程中，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的工作也增强了民众的信心。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信心从70.5%增加到了84.1%;对医护人员的信心从93.8%上升到96.4%;对科研人员的信心从94.3%上升到了96.9%;对社会公众的信心从56.1%上升到了71.5%。
为此，应珍惜民众抗击疫情的信心，主动关切民众，特别是关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和疫区民众的生活;保护医护人员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增进医患信任，改善医护人员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激发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切实满足民众对疫情防控的期待，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彻底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