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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号演播大厅胜利竣工，1998 年的春晚也越来越近了。虽说我1997 年首次主持春晚的表现称不上一鸣惊人，倒也还算过关，就连梅梅这个挑刺大师也都表示满意。然而，毕竟戏份最少，任务最轻，完成得再圆满，似乎也不足以确立我在春晚上的一席之地。所以随着春晚的临近，我心底开始有了那么一种隐忧：我是否还有登上1998 年春晚舞台的机会？
离春晚还剩一个月，我身边依然没有任何风吹草动。有人提醒我：“人家有事没事就去影视之家转悠，你怎么不去看看？”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没有继续坐等，偷了一天的清闲，溜达到了孟欣导演的办公室。她正在给春晚剧组开会，一见我露面，她停下會议，笑着问道：“来了？”
“来了。”我见他们在工作，就想退出去。
“进来吧！”孟欣脸上的笑意未减。
她只是在做礼貌性的挽留，我这样认为。“你们开会我就不进去了。”我一边往后退，一边应答。
“进来吧，进来吧！”她一个劲儿地招手。
我见推托不过，就进去找了一个角落坐下。她开完会转而对我说：“你还知道来呀！我以为你不知道呢！”
原来真的早就应该过来看看，幸好听了同事的建议。“没有，我怕来了给你们添乱，也没什么事，所以就没过来。”
“那今天怎么来了？”
“坐不住了，到了现在还没接到通知，我来问问到底有没有我的事。”态度很实在，语言很含蓄。
显然，她懂了我的意思，“能没有你的事吗？现在主持人还都没进入呢！放心吧！”
这算是很权威的内部消息，我心里终于踏实了。按照春晚的惯例，我在正式排练前三天收到了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办公室的名义发出的书面通知，进入了1998 年春晚的彩排。第一次进入一号大厅，我不禁眼前一亮，演播厅不光面积几乎翻了一番，舞台形状也由原来的方形变为了圆形，果真气派无比。
每当面对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就会变得越发兴奋，这次也一样。在非常大的一号演播大厅里，本来观众人数就增加了数倍，舞台和观众席中间又隔了一排茶座，这样一来，距离变得更远了。导演并没有强调要放大自己的声音，但出于本能，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提高了音量。起初，说话时产生的回音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效果，感觉整个声场的位置都是不对的。音频技术部门整天都在挪音箱，调试声场位置，主管技术的副台长天天亲自到场监督。但是直到我们排练到第三场的时候，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肆无忌惮地来回乱撞。最后只好求助于一位国外的资深专家，在他的建议下，工作人员在穹顶吊上了巨大的塑料泡沫圆盘，在墙上贴了吸音材料，这才屏蔽了回声。
主要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凸显出来。由于舞台环境的变化，我们随之调整了音量，而电视机前的观众却不能直接感知现场的气氛，会觉得春晚主持人和演员都不会好好说话了，怎么一下子都闹起来了？我也会经常反思，从调动现场气氛的角度来说，我的声调就比较正常，但出现在电视上的只是晚会的局部，不明真相的观众肯定会奇怪，这是瞎嚷嚷什么呢？所以，为了达到一个平衡点，我也像音箱一样，在我的音域范围内来回寻找着最佳位置。面对同样的问题，语言类节目演员也不适应。本山大哥曾经说：“在1800平方米的演播厅，演员不是在演，而是在吼。”在原来的小场地，观众是聚拢起来的，而到了大舞台，没有了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暖意，人气好像一下子散了。当时甚至有人提议设置两个场地，把语言类节目搬回1000 平方米演播厅，把歌舞类节目留在一号厅。这样的话，一个节目过后观众可能刚刚兴奋起来，镜头却一下子切换到了别处，晚会的整体性被破坏了不说，观众的感情也不畅通。春晚对观众来说意味着轻松娱乐，而对我们这些扛着全国数亿观众期望的人来说，这份担子有千斤重。每个人都像斗志昂扬的战士，下定了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决心。经过几番争论，最后大家达成一致：竭尽全力去适应新环境，哪能被这点困难吓跑了？每个人的舞台经验都受到了挑战，却没人放弃，而力求开创新思路。直到现在，这种探索都没有停止，越来越多的演员选择从观众席上台，这正是拉近距离的一种尝试。
1998 年春晚各方面都讲究推陈出新，我也顺应这种大趋势，在着装方面来了一回大胆的突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和梅梅对服装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朋友出国带回来了一本关于法国时装周的男装杂志给我参考。一身红色套装吸引了我的眼球，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是各种不同层次的红色。“夺朱非正色”，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朱红”象征着喜庆、庄重、热烈，在所有颜色中最为正宗，加上这又和我的姓氏还有那么点渊源，应该会是我的幸运色吧。
我当即决定，今年春晚的服装就照着这身衣服做。外套、裤子、衬衫、鞋子，甚至于领带、皮带都是各种不同的红色，这对颜色的要求十分严格，稍微有一点误差，就会觉得衣服是重叠在一起的，非常难看。最后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剩下一件大红的衬衫让我们纠结不已。我和梅梅走遍了王府井、国贸、西单的各大商场，就是没有一件让我们称心如意，后来勉强买了一件差不多的回来，到家之后，我把全部行头穿在身上，总觉得那件衬衣和整体的感觉并不协调。看到那件衣服的上身效果不佳，梅梅皱起了眉头，丹唇轻启：“不行。”“领导”发了话，我们只能开始新一轮的搜索。最后连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都绕遍了，还是没有满意的，我打起了退堂鼓：“要不就算了，绕了这么半天你肯定也累了，再说咱西北男人什么时候这么精致过！”梅梅不为我所动：“你累了就先走吧，我必须给你找到才安心。你如果在春晚上丢丑，岂不是让全国人民都笑话。”她说得振振有辞，还把一件衣服的问题上纲上线，我不禁哭笑不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旁边的一个市场里，梅梅发现了一件完全符合要求的衬衫，她拿着衬衫兴奋地往我身上比，一副大喜过望的样子。小店老板疑惑地看着我们俩，一件衬衫至于高兴成这个样子吗？！
踏破铁鞋觅来的这件衬衫却是化纤的，春节又正是天干物燥的时候，上台之前不得不用喷壶喷上点水才能不起静电，于是我只得穿上湿漉漉的衣服就上场了。孟欣导演以《东西南北中》节目为母本，设计了开场——周涛、我、亚宁、王雪纯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朋友向全国观众拜年。周涛和我在服装上总是能保持高度的默契，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简单沟通，有时甚至“各行其是”，但最后穿出来的效果却很搭，这次她也穿了一件纯红色的裙子。
在倪萍和赵忠祥的话音落下之后，周涛第一个拜年：“今晚在我们的演出现场，来自东西南北中的朋友欢聚一堂，首先我们东边的朋友祝大家吉庆有余、喜气盈门。”我紧随其后：“我们西边的朋友祝大家喜辞旧岁，笑迎新春。”舞台越来越大，春晚越来越精彩，小日子越来越红火，第二次站在春晚的舞台上，我着实多了一份由衷的从容。
一切都很圆满，但在这届春晚上，我却经历了一次小惊险，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梅梅的“捣乱”。1997 年，我们还租住在紫竹宾馆里，尚未有自己的小家，怕她寂寞，我就让她跟我一起来到了直播现场。虽然看不到她在观众席的哪一个座位，但我心里总记挂着她。渴了吗？饿了吗？这么一走神，我就恍惚了一下，在一个不该停顿的地方停了半秒，幸好这句话相对随意，稍稍改换一下断句方式，听着也比较顺，也幸好我快速地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暂时屏蔽了梅梅强烈的信号干扰，这才安全脱险。
一来怕我分心，二来台里给我们分了值班用房，从那一年以后，梅梅每年除夕都乖乖地待在家里，再也没来过春晚直播现场。
离春晚还剩一个月，我身边依然没有任何风吹草动。有人提醒我：“人家有事没事就去影视之家转悠，你怎么不去看看？”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没有继续坐等，偷了一天的清闲，溜达到了孟欣导演的办公室。她正在给春晚剧组开会，一见我露面，她停下會议，笑着问道：“来了？”
“来了。”我见他们在工作，就想退出去。
“进来吧！”孟欣脸上的笑意未减。
她只是在做礼貌性的挽留，我这样认为。“你们开会我就不进去了。”我一边往后退，一边应答。
“进来吧，进来吧！”她一个劲儿地招手。
我见推托不过，就进去找了一个角落坐下。她开完会转而对我说：“你还知道来呀！我以为你不知道呢！”
原来真的早就应该过来看看，幸好听了同事的建议。“没有，我怕来了给你们添乱，也没什么事，所以就没过来。”
“那今天怎么来了？”
“坐不住了，到了现在还没接到通知，我来问问到底有没有我的事。”态度很实在，语言很含蓄。
显然，她懂了我的意思，“能没有你的事吗？现在主持人还都没进入呢！放心吧！”
这算是很权威的内部消息，我心里终于踏实了。按照春晚的惯例，我在正式排练前三天收到了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办公室的名义发出的书面通知，进入了1998 年春晚的彩排。第一次进入一号大厅，我不禁眼前一亮，演播厅不光面积几乎翻了一番，舞台形状也由原来的方形变为了圆形，果真气派无比。
每当面对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就会变得越发兴奋，这次也一样。在非常大的一号演播大厅里，本来观众人数就增加了数倍，舞台和观众席中间又隔了一排茶座，这样一来，距离变得更远了。导演并没有强调要放大自己的声音，但出于本能，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提高了音量。起初，说话时产生的回音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效果，感觉整个声场的位置都是不对的。音频技术部门整天都在挪音箱，调试声场位置，主管技术的副台长天天亲自到场监督。但是直到我们排练到第三场的时候，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肆无忌惮地来回乱撞。最后只好求助于一位国外的资深专家，在他的建议下，工作人员在穹顶吊上了巨大的塑料泡沫圆盘，在墙上贴了吸音材料，这才屏蔽了回声。
主要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凸显出来。由于舞台环境的变化，我们随之调整了音量，而电视机前的观众却不能直接感知现场的气氛，会觉得春晚主持人和演员都不会好好说话了，怎么一下子都闹起来了？我也会经常反思，从调动现场气氛的角度来说，我的声调就比较正常，但出现在电视上的只是晚会的局部，不明真相的观众肯定会奇怪，这是瞎嚷嚷什么呢？所以，为了达到一个平衡点，我也像音箱一样，在我的音域范围内来回寻找着最佳位置。面对同样的问题，语言类节目演员也不适应。本山大哥曾经说：“在1800平方米的演播厅，演员不是在演，而是在吼。”在原来的小场地，观众是聚拢起来的，而到了大舞台，没有了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暖意，人气好像一下子散了。当时甚至有人提议设置两个场地，把语言类节目搬回1000 平方米演播厅，把歌舞类节目留在一号厅。这样的话，一个节目过后观众可能刚刚兴奋起来，镜头却一下子切换到了别处，晚会的整体性被破坏了不说，观众的感情也不畅通。春晚对观众来说意味着轻松娱乐，而对我们这些扛着全国数亿观众期望的人来说，这份担子有千斤重。每个人都像斗志昂扬的战士，下定了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决心。经过几番争论，最后大家达成一致：竭尽全力去适应新环境，哪能被这点困难吓跑了？每个人的舞台经验都受到了挑战，却没人放弃，而力求开创新思路。直到现在，这种探索都没有停止，越来越多的演员选择从观众席上台，这正是拉近距离的一种尝试。
1998 年春晚各方面都讲究推陈出新，我也顺应这种大趋势，在着装方面来了一回大胆的突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和梅梅对服装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朋友出国带回来了一本关于法国时装周的男装杂志给我参考。一身红色套装吸引了我的眼球，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是各种不同层次的红色。“夺朱非正色”，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朱红”象征着喜庆、庄重、热烈，在所有颜色中最为正宗，加上这又和我的姓氏还有那么点渊源，应该会是我的幸运色吧。
我当即决定，今年春晚的服装就照着这身衣服做。外套、裤子、衬衫、鞋子，甚至于领带、皮带都是各种不同的红色，这对颜色的要求十分严格，稍微有一点误差，就会觉得衣服是重叠在一起的，非常难看。最后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剩下一件大红的衬衫让我们纠结不已。我和梅梅走遍了王府井、国贸、西单的各大商场，就是没有一件让我们称心如意，后来勉强买了一件差不多的回来，到家之后，我把全部行头穿在身上，总觉得那件衬衣和整体的感觉并不协调。看到那件衣服的上身效果不佳，梅梅皱起了眉头，丹唇轻启：“不行。”“领导”发了话，我们只能开始新一轮的搜索。最后连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都绕遍了，还是没有满意的，我打起了退堂鼓：“要不就算了，绕了这么半天你肯定也累了，再说咱西北男人什么时候这么精致过！”梅梅不为我所动：“你累了就先走吧，我必须给你找到才安心。你如果在春晚上丢丑，岂不是让全国人民都笑话。”她说得振振有辞，还把一件衣服的问题上纲上线，我不禁哭笑不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旁边的一个市场里，梅梅发现了一件完全符合要求的衬衫，她拿着衬衫兴奋地往我身上比，一副大喜过望的样子。小店老板疑惑地看着我们俩，一件衬衫至于高兴成这个样子吗？！
踏破铁鞋觅来的这件衬衫却是化纤的，春节又正是天干物燥的时候，上台之前不得不用喷壶喷上点水才能不起静电，于是我只得穿上湿漉漉的衣服就上场了。孟欣导演以《东西南北中》节目为母本，设计了开场——周涛、我、亚宁、王雪纯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朋友向全国观众拜年。周涛和我在服装上总是能保持高度的默契，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简单沟通，有时甚至“各行其是”，但最后穿出来的效果却很搭，这次她也穿了一件纯红色的裙子。
在倪萍和赵忠祥的话音落下之后，周涛第一个拜年：“今晚在我们的演出现场，来自东西南北中的朋友欢聚一堂，首先我们东边的朋友祝大家吉庆有余、喜气盈门。”我紧随其后：“我们西边的朋友祝大家喜辞旧岁，笑迎新春。”舞台越来越大，春晚越来越精彩，小日子越来越红火，第二次站在春晚的舞台上，我着实多了一份由衷的从容。
一切都很圆满，但在这届春晚上，我却经历了一次小惊险，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梅梅的“捣乱”。1997 年，我们还租住在紫竹宾馆里，尚未有自己的小家，怕她寂寞，我就让她跟我一起来到了直播现场。虽然看不到她在观众席的哪一个座位，但我心里总记挂着她。渴了吗？饿了吗？这么一走神，我就恍惚了一下，在一个不该停顿的地方停了半秒，幸好这句话相对随意，稍稍改换一下断句方式，听着也比较顺，也幸好我快速地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暂时屏蔽了梅梅强烈的信号干扰，这才安全脱险。
一来怕我分心，二来台里给我们分了值班用房，从那一年以后，梅梅每年除夕都乖乖地待在家里，再也没来过春晚直播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