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对文明和文明史深刻而独到的认识，是麦克尼尔史学成就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学理而言，麦氏与英国著名史学大师汤因比有着密切的关联，故而，就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加以梳理、辨析，不仅对认识麦氏本人史学主张和成就大有助益，亦可从一个特定角度和层面对20世纪西方史学在有关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传承、变革与发展有更为清晰的了解与把握。
　　关键词：麦克尼尔汤因比文明史　《历史研究》　《西方的兴起》
　　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cNeiU，1917～)，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曾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声名远播，被誉为美国“新世界历史运动的领军人物”和“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麦氏治学严谨勤奋，著述宏富，耄耋之年尚笔耕不辍，对文明史的关注与研究是其史学成就中的重要特征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讲，麦氏史学成就即得益于他对文明和文明史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就学理而言，麦氏学说与文化形态学说，特别是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的学术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故而，就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加以梳理、分析，不仅对我们认识麦氏本人史学主张和成就大有助益，亦可从一个特定角度有助于对20世纪西方史学在有关世界史研究和编撰方面的传承、变革与发展达成更为清晰的了解。
　　国内学界对麦氏与汤翁之间的学术联系已有所关注，如邵东方曾撰文专门评析这两位学者学术思想之异同，并特别指出麦氏“正是在汤因比的启迪之下从事研究世界文明史的。他所撰著的《西方的崛起》一书也主要是对各个文明进行研究”。。郭方也认为：麦氏的《西方的兴起》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显然有着某种传承关系，并且麦氏本人曾同汤翁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这些话语虽然简略，所言不详，但却给笔者以很大启示，也引发了在麦氏心目中，汤翁居于何种地位，麦氏与汤翁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学术交往或联系，尤其是他本人又对汤翁学说作何评价等等一系列的疑惑，深感尚有值得深入探究的空间和研讨的必要。
　　首先，笔者翻检了麦氏著述目录，发现直接以汤翁为主要对象的文章、著述就多达8篇(部)，大体可分3类：即为各类辞书撰写的有关汤翁的词条、对汤翁各类著述评论和对汤翁整体性的评价。从中，笔者也发现了他对汤翁的仰慕以及后来二人结识、共同工作等饶有兴趣的一些细节。此外，麦氏还在其他著述中涉及到对汤翁学说的评说，这些对于我们了解他们之间的学术渊源都十分重要。
　　然在对麦氏与汤翁关系进行考究之前，尚有一个问题需先行解决，即麦氏同斯宾格勒的学术关联究竟如何?斯宾格勒成名早于汤因比，汤翁也坦承自己对文明史进行系统思考的发端，确为受斯宾格勒思想强烈刺激而使然。那么，斯宾格勒是否对麦氏也曾产生过类似的影响或刺激呢?
　　中国台湾学者刘景辉曾对麦氏早年史学思想渊源进行过探析，他说：“《西方的兴起》一文代表麦克尼尔对西方历史发展的沉思与观察的结晶。从他的书名可知，他的整个观念显然是与德国大史学家与哲学家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背道而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继而，他又对两人间的关系做了如下表述：“麦克尼尔自承他对西方历史的基本观念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形成了，那时候，他正好二十岁。这一年，正逢史宾格勒逝世。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书的英译本的全部出版是在一九二八年。英译本的出版，自是英语世界轰动一时的大事。麦克尼尔很可能在高中时代就读过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了。史宾格勒之死，言论界与思想界的评论，可能触发麦克尼尔去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问题。从这种思考中，麦克尼尔得出了他对西方文明与史宾格勒迥然相异的看法。这是史宾格勒《西方的衰落》后，继之还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的道理”，“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看出他是有意向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书挑战”。。这番话语似乎从几个方面已清晰地勾勒出了斯宾格勒对麦氏的影响，言明了麦氏撰写《西方的兴起》一书的“可能”的初衷，并在《西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两部巨著间建立起了某种因果关系。然而，这些结论看似合乎情理，但实际上却是按照学术演进一般逻辑而演绎出来的主观认知而已。其真实情形究竟如何尚待考证。
　　1985年，麦氏曾谈及首次接触汤翁著述的情景，“三年前，我曾试图研析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学说，但却失败了。斯宾格勒曾运用其古典学学识来构建一种与汤因比学说相类似的文明周期学说，然而，对于斯宾格勒式的日耳曼精神世界，我却根本无法理解。那么，为何在1939年，具有酝酿、生长、崩溃和消亡等同样顺序的汤因比的文明学说却对我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呢?这首先是因为，汤因比运用表达自己思想的词汇是英语，而斯宾格勒的观念则被包裹在厚厚的日耳曼抽象语汇的铠甲之中，而这对于一个美国大学生来说，全无一点诱人之处”。。生活常识和认知心理学都告知我们，只有当接触到令其本人感到刺激好奇的事物之时，一位青年人才有可能产生欣喜或痴迷的兴致，进而形成去追问、探求究竟的行为。而一部文字估屈聱牙、语义深奥艰涩、旨归宏远的天书～般的著作，能否如刘文所描述的那样，具有触发当时年龄尚不足20岁的麦氏去“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问题”的效应?麦氏本人给出的答案是《西方的衰落》实为一部“根本无法理解”又丝毫“无一点诱人之处”的著作，以至于使他无法对其产生共鸣。“在各个文明都是值得思考的这一点上，斯宾格勒并未能说服我”。。如此看来，刘文所作的描述及结论，恐怕是“想当然耳”。
　　汤翁在麦氏心目中的地位却全然不同。年值花甲的麦氏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阅读《历史研究》前3卷的情景，他深情地回顾道：“我全身心的扑在了这部《历史研究》之上。此后的两三天里，我天天坐在那里，如饥似渴，全神贯注地阅读汤因比的这3卷大作”。麦氏说，在其一生中只有两次或三次因为读一部富有智慧的著述而如痴如醉，欣喜若狂。而这种情形通常是在阅读那些极富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时才会发生。然而这次，“我的内心此时却是同另一个人以抽象方式表达出来的观念相同一，全然不需那些想象中的人物角色来做中介。并且，一段时间内，他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或者与我的思想极为相同”，“一霎那间，我同一位与我有着同样感受的知音前辈相遇了，他以一种令人称奇赞许的技巧，在开掘修昔底德作品中的各种深层含义，并且是站在一种全世界的立场之上，不是将其意义局限在欧洲一隅之中，而是从整个世界历史意义上，把修昔底德的模式运用到地球上所有的文明之中。我完全被震撼了!这位同道的精神已远远地超过了我本人的知识范围和经历。他简直就是一位人间的巨人!一位高擎明灯的真正英雄!”。这些洋溢着炽热情感的话语，即或在40年后仍能将当年一位青年学子在无涯学海中苦苦寻觅，久无所得，骤然间却同一位可指引自己前行的先哲邂逅相遇时的那种激动得难以自己的情感真实地表达了出来。这同麦氏阅读斯宾格勒著述后的沮丧感受有着天壤之别。
　　从麦氏的回顾中，我们得知他之所以与汤翁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有诸多缘故。其一：相同语言所带来的思想相通，使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犹如神契般的交流；其二：二人皆对古典史家修昔底德情有独钟。麦氏当时正值撰写硕士论文阶段，选题为“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对其历史结构的思 考”(HerodotusandThucydides：a consideraaon of thestructure of theirhistories)，故而整天埋首于修氏著述之中。而汤翁也曾讲修氏学说于他有启迪之功，二者可谓学术旨趣相投；其三：汤翁那些思考深刻、辩析系统和充满智慧的言说对于一位后学来说简直就是琼浆醍醐。然而，麦氏与汤翁的关系并不只限于此，他们之间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二战爆发后，麦氏应征入伍，后前往希腊参战。在希腊，他同后来的夫人相识。他们二人的结识、相爱与成亲，自然对麦氏一生影响甚巨，其中包括给麦氏本人的学术生涯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机遇，即促成了麦氏同自己心目中那位“偶像”的结识。麦克尼尔的岳父，早年曾是汤翁在牛津大学的同窗，并于1911年与汤翁一道穿越整个希腊进行实地文物考察。正是这份友情使得麦氏在1947年4月有缘以后学晚辈的身份拜见了汤翁本人。
　　1947年前后的汤翁，在整个西方知识界声誉日隆，如日中天。美国大出版商兼报业巨子亨利·鲁斯(Henry Luce)不仅将汤翁作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还邀请他专程赴美向美国公众宣讲《历史研究》的主题思想。一时间，美国各家电视、报刊和杂志纷纷刊登汤翁在美的行踪报道和演讲内容，并将其誉为一位超越了马克思的思想导师，使其成为名噪一时的“智者”与“先知”。故而汪荣祖有言：“汤氏俗世大名主要是由美国媒体，诸如《生活》(Life)、《时代》(Time)、《读者文摘》捧出来的”。就在汤翁旅美讲学“布道”期间，麦氏拜见了汤翁，从而又引发出一段业缘，即汤翁邀请麦氏“于1950～1952年间前往伦敦的查塔姆大厦，承担他本人主编的二战期间国际关系史调查中一卷的撰写工作”。“从时间上推算，1947年4月是麦氏正在康奈尔大学为获得博士学位做最后冲刺的时节，能在此刻得到享誉世界的史学大师的工作邀请，对一个即将步入史学殿堂的青年学子来说，不啻为天赐良机，其意义自是难以估量。
　　结束学业后不久，麦氏按照约定于1950年前往英伦。他回忆道：“在横渡大西洋前去汤因比麾下效力的途中，我就希望能够为自己早在大学本科期间所计划的一部大书做好准备。我并不十分明确我究竟将写什么，或许是一部世界史，也或许就是想通过与这位在11年前曾点燃了我的想象力的这个人的私下交谈和日常交往、接触，来对自己所组织起来的各种观念进行一番检验、验证而已”。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此后的两年中，麦氏同汤翁几乎天天都可在查塔姆大厦那充满不列颠绅士情调的下午茶时间相见，彼此交流的内容“既包括我本人的工作进展情况和查塔姆大厦中所有工作的情况，也包括他自己为完成《历史研究》最后一卷正在做出的努力。”。此次合作研究，麦氏收获颇丰，如期完成了任务。而依笔者之见，麦氏此番远赴英伦最大收益，在于对汤翁的内心思想和学术主张有了更为直接而深入的了解。
　　偶像、世交、工作指导者，三种身份、三种机缘，集于一身，令汤翁在麦氏心目中的地位极为特殊。可以肯定，他对汤翁内心思想和学术主张了解与认知的深度和细腻程度是他人难以企及的。这正是在跨越数十年的漫长时段中，麦氏为何撰写了那么多有关汤翁的文字，对其学术思想反复进行评说的背景和动因。特别是1986年，汤翁后嗣劳伦斯夫妇恳请麦氏为其父亲撰写一部传记时，他立即予以应允。3年后，麦氏撰著的《汤因比一生》一书，由一直负责汤因比著述出版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并继20世纪50年代之后，再次在国际史坛上引发了对汤翁的热评。
　　关于汤翁对麦氏的重大影响，如前所述，学界多有论及。然而这些看法或者过于简短、或者只是陈述其结果，很少涉及麦氏本人的感受：体悟。通过对麦氏各类有关著述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前后跨越30余载的漫长时光中，麦氏对汤翁史学成就和缺欠进行了反复而周详的辨析与认识，他始终一以贯之地坦承汤翁对自己的启迪之功，明确指出汤翁是他思想的主要塑造者之一，这种影响是多重而深远的，既有史观的启示、视野的拓展，也有方法论层面的影响。
　　(一)对人类历史整体性与同一性的思考与探求。1961年，正值整个西方学界对汤因比展开大规模“声讨”之际，麦氏发表了“论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几个基本预设”一文。该文代表麦氏对汤翁史学评价的基本理路，这不仅是因为它成文时间较早，而是由于它自身那种客观、全面和深刻性。并且麦氏日后的各种评论文著也都延续着这一理路，其中较重要者为1987年发表的“重新评价汤因比”一文。首先，麦氏认为《历史研究》一书的确存在“事实”或“史实”不太精准、不够确定等诸多弊端，但这并不是对此书予以评价的重心所在，“因为在那些具体专业领域的专家眼中看来的确犯有严重过错的事实和判断，却对这部著作的整体并无大碍，并不必然就导致这部著作在整体上完全站不住脚。倘若我们仅仅听信那些专家的一面之词，那么，这部著作的伟大品性(这种品性就深藏在它力求降低减少人类历史的多样性而将其置于一种可予以理解的秩序之上的努力之中)的大部分就会从我们的眼前消失。”28年之后，麦氏依然坚持这一观点：“汤因比同其他史学家一样，不应只是因为史实上的不够精确——无论真实的情形到底怎样，就被置于不予理睬的境况之中。有关事实的不精确是根本无法避免的，因为随着学术不断发展进步，即使是最精确的文本也将成为落伍，显示出它的不精确性。”麦氏在这一点上为汤翁的辩护，与汤翁当年为威尔斯(H.G wells)所做的辩解，在立论和语词上都非常相像。。其次，麦氏认为这部著作与时代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产物”，它一方面仰赖于考古学近百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满足了二战以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公众在对未来形势预测方面对知识的需求：“汤因比及其著作之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受到民众最炙热的广泛欢迎……无疑是同他那种文明发展模式所直接得出的一个简单推理有关。假如西方世界正在走向形成一个普世帝国的成熟阶段，那么，按照汤因比在其著作中的说法，美国显然就是承担起具有同罗马帝国当年一样作用的那位竞争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麦氏认为该书表现出“在历史中寻求一种同一性的冲动……对于我来说，这似乎就是汤因比全部知识世界的基石。这也是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基本设想：即在人类多种多样的历史经历背后存在着一种可加以认知的同一性”。
　　(二)历史考察视野的拓展。麦氏指出汤翁向现有知识界发起了挑战，这种挑战具有两重性质：“首先，他勇敢地冲破了史学领域各种特殊的约定俗成的界限。将所有已知的过去人类的历史都作为自己的研究探讨领域，创建了各种自己的韵律节奏和模式，而这些韵律节奏和模式都是任何一种较狭隘的视野所无法探及的”。而“第二个挑战，同样是它构成了一种对于我们学科传统界限的突破，这种突破不是前面所讲的那种平面的，而是垂直的……汤因比获得了一种把自己对历史的研究与终极的哲学和神学问题连为一体的自由……汤因比则以向我们挑战的方式，把历史的真理同社会学、哲学和神学的各种理论以及各种信仰连结起来，同样带来了史学的拓展与丰富”，就如同“人们将经济活动 带入到史学研究之中，给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史学所带来的拓展与丰富”一样。此后，麦氏反复谈及汤翁在史学视野拓宽方面对自己的影响，进一步揭示汤翁“挑战”的涵义。他说，40多年前的《历史研究》一书所以能够如此吸引自己，是因为“他为我敞开了一种全新的景观，它们远远超出了我原有的知识范围。以往所未曾思考过的各种文明，可以说，第一次成为了可以识别的对象。显然，在1939年，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和非洲以及哥伦布以前美洲的存在，并非什么新鲜之物，但是它们的历史并未成为我好奇心的正常和必须关注的对象。在我进入康乃尔大学之前，甚至东欧仍是一片由发不出音的名称和无法理解的细节所覆盖的荒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亚洲、非洲和哥伦布以前的美洲是多么难以认知的呀!然而，汤因比在对它们加以认识理解上却毫无一丝胆怯畏惧。在发现这些地区存在着比我以往所想象的多出那么多的东西需要去认识时，真是令人既兴奋又清醒”。“当看到一个个人竟然具备了对整个广袤世界予以思考并赋予其历史意义的能力的时候，我完全惊愕了!这正是我本人曾力图想做的事情，然而我却一直偏狭地将五分之四(甚至更多)人类和有文字的历史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从此，我像汤因比一样，也开始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思考，并对那些我所不知道的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历史进行探求。”他宣称将过去历史意义赋予全球性视野的智慧，是他在康奈尔大学通过阅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所获得的。
　　(三)对世界上所有各个文明予以同样的关注。在相当长时期内，麦氏将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文明作为研究的基本认识和分析单位，作为不同时期世界历史的主要承担者来看待。麦氏曾说：“汤因比的影响和他身后一种悠久的传统，使得我本人选择各个单独的文明作为世界历史大背景下的主要角色。”。而其缘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当时“西方各个学派所研究的和西方各所大学所讲授的历史，仅仅是与欧洲人历史——即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史——以及在海外欧洲人后裔历史有关的内容，而其他各个民族历史仅仅是在被欧洲人发现或被开化、征服之后，才进入到历史场景之中。人们都知道印度、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也都具有悠久历史；但是这些皆被作为西方学术探讨中的特殊领域，完全被西方史学家所忽略，而是将其交由语言学家和宗教比较学的学者来处理”。二是在汤翁之前，只有为数甚少几位来自学术圈之外的勇敢人士，曾试图将欧洲历史同非欧洲历史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知识探险历程中，威尔斯是最为重要的一位人物，然而他所撰著的《历史纲要》一书，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光(该书于1920年第一次出版)，并且其绝大部分信息皆出自于《大英百科全书》。而且，威尔斯的历史是一种进步主义史学，他以这种源自于欧洲的进步，来衡量评价绝大部分的其他地区的历史，故而其他各个民族仅仅扮演着一种边缘的和辅助的角色。斯宾格勒的学识则远比威尔斯要大得多。然而，汤因比的学识“要比斯宾格勒更为精湛，视野也更加广博；他对详情细节的嗜好、饶有兴趣的阐释和常常穿越时空的比较，以及更加符合史学写作传统的文笔都要远远比斯宾格勒的那种宣讲发布神谕式的做法更胜一筹。”“此外，他那种欧洲境内存在着多元文明的观念对于我所关注的俄罗斯历史与西欧历史之间的差异也给予了一定启迪，”“他所说的那种人类过去历史的‘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的范畴之内’的景观，就是他为我们传统的知识所做出的最大的和最核心的贡献，这也应该成为他永久地享有盛誉的理由根据。”而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将欧洲的各个文明同非欧洲的各个文明置于一个同样的平台之上。这是对19世纪以来普遍流行的仅仅将目光聚集在欧洲光荣的过去这种肤浅史观的一种真正的变革，并且，它潜在地将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学同我们前人的史学加以区别开来”。
　　(四)对唯史料方法的批判与对史学研究者主观洞察力的强调与倡导。史学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认知活动，关涉知识、思维、理念和方法等诸多层面。汤翁学说对西方史学的冲击，不仅限于史观与视野的变革和拓展，还表现为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汤翁曾就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本质特性和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弊端进行了反复而详尽的辨析，主张必须破除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思想工业化”诸种弊病。’而在这方面，麦氏也有着相近的感受。他虽对兰克史学所倡导的科学研究方法在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作用予以相当高的评价，但对美国史学研究和教育中只将这种方法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的极端推崇和过分仰赖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判。麦氏认为其流弊主要为：1，它“无形中为‘科学的’历史研究范畴划出了一道明确界限”，即研究者只能把他所研究的范围，设定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从而造成繁密、琐碎的“小题目研究”达到“汗牛充栋，泛滥成灾的地步”。2，“这类规范更使人们怀疑大格局，大体系历史的可靠性及其在学术上的地位”，从而放弃对历史整体大结构的探求。至于“如何将这一类的专题研究融合成一部有意义的历史，则少有人注意。真相就是真相，至于它的大体系，大组织，大架构，不妨留给上帝去处理吧?不然，干脆听其自然”。这种学术缺陷令麦氏深以为憾。3，“考据式的编撰工作只是历史家工作的一部分。历史家除了考证编纂古人所有关于他们自己的事迹之外，也要追索古人不自觉的其他各种活动。这一类活动并不是可以从史料的表面型态直接看出，而有赖于史家个人的智慧，从史料的字里行间悟出来……那些不愿对文献的内在含义表示任何意见的历史家，只不过是固步自封罢了，他们不会比过去的人知道更多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4，“这种缺陷更因另一种心理上的因素更为扩大。因为研究者对于愈来愈小的题目知道得愈来愈多，他可以很快地超过所有的人对这一方面的知识，而成为杰出的专家学者，名利双收。只要这一类专家合理地使用史料，其他学者就不会亦步亦趋地做同样的研究，这样，在缺乏强力的竞争，在缺乏有力的反驳下，这位专家的结论就成为权威的结论，为大家所欣然接受了。这种专家也取得了博学的雅号，其学术地位俨然不可动摇。相信这样的方法是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更使得这类钻牛角尖的专家加倍的安全了。因为，其他的人不愿浪费时间去查证一些细枝末叶般的琐细之事。在没有竞争者的局面下，他们成为某一方面的‘南面王’。他们的声势也就更加浩大了”。从这些话语中，我们看到麦氏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缺陷的批判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缺陷，直接指向了沉溺于其中并深以为得意的那些史学研究者。其语词虽然有些刻薄，但却是一段切中肯綮针砭时弊的好文字。
　　麦氏还对汤翁创建历史解说体系时的大胆和勇敢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就我本人而言，我就深信某些通过大视野而获得的见识，是那些对历史各个分别的具体部分进行近距离密切观察所根本无法获得的……汤因比式的普世历史，我相信，打开了各种短(小)周期统计方式的可能性……各种新的见识或许就是从视野宽度中涌现出来的……历史学中任何一种特殊的或狭隘的领域企图通过使自身更加准确的方式来达到我们这种对历史理解的丰富程度都是做不到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各种大的视野、大胆的假说、不精确的直觉同精密而详尽的学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倘若我们仅关注后者，对各种 事实进行密切的观察，一味地寻求更加全面完整的细节，那么，我们就会对真实性的其他方面丧失掉观察力。”汤翁的挑战“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对于大多数史学家来说，由于各自对于自己所主要关心的领域已确立起了精确性，从而对普世历史的感觉观察力业已萎缩”。汤翁“对人类过去历史的研究已经将诸如此类的问题摆到了自己面前：即什么才是人类的命运?人类各个社会都须服从的法则是什么?在人类事物中上帝发挥出了什么样的作用?或许因为力求科学，或者处于暂时迷惘之中，对于这些人类状态的主要迷题，专业的史学家们都倾向绕开或回避；然而汤因比却勇敢地面对这些我们不敢处理的难题，并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解答。撇开这些解答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问题暂且不谈，他的著作毕竟做出了回答”。这些评说充分地显示出麦氏在史学研究方法和史家应充分地张扬自己的才智与个性等方面对汤翁所持主张的极大认同。
　　(五)相似的撰述风格。钱乘旦教授曾在评论麦氏《世界史》一书时提及到一个有趣现象，即该书罕见使用注释，而代之以在各章之末开列一大串“参考书目”的方式。其实，麦氏所有著述几乎都显现出这种撰写风格。至于麦氏这种风格是否妥当，本文暂不评说，笔者所关心的是麦氏这种文风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有何依凭?通过翻检麦氏各种著述，果真找到了答案。
　　当谈及在汤翁身边工作的收获时，麦氏曾说：我的确发现了汤翁撰写著述的独门秘技。他每天晚上都要阅读几个小时，为《历史研究》收集各种观念和信息。只要发现有意义的东西他都将其记下来。但他的记录方式是采用总结、概括、摘要等方式，主要记录其大意要旨，而不是那种不胜其麻烦的抄录的方式。他对那种誊写劳作极为轻蔑。汤翁的这种写作方式令麦氏获益匪浅，不仅在日后撰写《西方的兴起》等著述时采用了这种方式，而且还向那些意欲撰写综合性历史著述的人们热情地加以推荐，称其为“一种解放的方式”。
　　上述这些麦氏与汤翁的交往概况，或许会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过从甚密的私交会使麦氏将汤翁奉若师长，毕恭毕敬，进而衍生出一种奉师言为圭臬，甚至为长者、尊者讳的情感。麦氏本人也坦承汤翁对他的影响尤如父辈。。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麦氏心目中汤翁的地位十分复杂，他既是一位学识渊博、著述煌煌的大师，又是一位极度自私和不负责任的人；既是一位对自己学术志业有着导引之功的哲人恩师，又在学术理念上与自己有着巨大的分歧。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麦氏说他与汤翁关系的破裂就与自己得以成名的《西方的兴起》一书有着一定关联。早在1957年，刚刚被任命为剑桥大学钦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的特鲁弗一罗珀(Hugh R.Trevor-Roper)就曾著文，对汤翁的先知形象和对宗教嗜好讥呵挖苦，猛烈抨击。年以后，他又以麦氏著作为由向汤翁发起新的攻讦，将其作为一种对于汤因比那种将西方文明视为其他文明的罪恶侵略者观点的有力反驳，并给与麦氏著作以极大的赞誉。
　　鉴于初衷，有关麦氏对汤翁的人品、性格等其他方面的评说，本文不做过多的涉及，而是将探求目光推向更深的层次，即对麦氏与汤翁在学术上的不同、差异及其原因进行探析。
　　麦氏在许多演讲和著述中，都曾言及他对汤翁某些观念和观点的不同看法，而他自身的学术理路也确实与汤翁有诸多不同之处。对此，学界已有人评说，其中尤以邵东方的归纳较为系统、明确。他说麦氏曾指出汤翁学说中存在如下弊端：“第一，汤因比未能充分认识到，各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不同的文化人群之间的交流接触是促使文明演变的主要动力。第二，汤因比在着力描述文明时，总是未能明确其定义；而且他对各文明的取舍也常常失之武断。第三，汤因比过分依赖于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的古典范例，因而难于理解其他文明，尤其是非西方文明。汤因比试图将所有文明纳入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的轨道，因此在分析其他文明时犯了许多明显错误。第四，由于受帕格森理论的熏染，汤因比是凭直觉治史，他习惯于首先确定一个观点，然后再选择适用的史实”。
　　上述这些将麦氏关于汤翁学说的局限、不足以及其自身与汤翁学说的不同之处基本归纳了出来，但仍有加以补充、完善之处和必要。结合麦氏的各类著述，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文明”范畴不同的界定。长久以来，文明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颇令人费解的现象，即对“文明”这一核心概念一直缺乏明确的界定，故而形成了一种人人竞相言说文明却不知其究竟为何物的奇怪现状。从学理上讲，一个研究领域或者学科，如果对自身基本研究对象的内涵搞不清楚的话，将对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构成直接的甚至是致命的威胁；其次，这也势必导致其研究对象的数量、谱系和研究范围的模糊、不确定和粘黏、纠结等各种弊端。可以说对“文明”这一范畴的界定已成为学界亟须解决的瓶颈问题之一。当下学术界在这一概念认知上的混乱以及社会、理论界对此范畴的滥用也的确堪忧。
　　那么，作为一生著述达数千万言专门言说人类文明的汤翁，是如何界定“文明”的呢?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汤翁的见解令人极为困惑。正如邵东方所指出的：“尽管汤因比对文明的诠释既富于想象，又慧眼独具，但他从未对文明下明确定义。汤因比著作的前几卷对文明的定义似乎是政治性的，而在最后四卷中却具有了宗教色彩。因此，汤因比笔下的文明究竟是从政治着眼，抑或意在宗教，并无明确答案。学术界对于汤因比在各种文明中的取舍，一向颇多疑问，其中尤以非西方学者为甚。”。1972年版的插图版《历史研究》一书，系汤翁晚年所整理的著述，该书不仅篇幅大幅缩减，同时也针对诸多批评意见，在内容上有所修正，其中专门设有一章论及有关文化、社会、文明等术语的定义。在对柴尔德，特别是巴格比所提出的依据城市的出现来规定文明定义的做法表示不满之后，他说“一个摆脱了经济活动的少数人社会的出现，是识别文明的标志，不是文明的定义”。他赞同对以“食物生产的发展或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变化……来解释文明形成的原因”的做法加以拒绝的态度，而对怀特海所说的“世上每一个因具有高级活动而闻名的时代，在其顶峰阶段，以及造成这一顶峰的阶段的代表人物之间，都能发现某种深刻、普遍的特征，它们被不声不响地接受，在人们日常发生的行为上打下自己的印记”的观点极为欣赏，并指出“如果依从怀特海的说法，我就应该在精神的意义上给文明一个定义。它也许可以称之为创造一种社会状态的努力，在这个社会状态中，整个人类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家庭成员，将在一起和谐地生活。”。这种定义实在令笔者感到十分费解。在文中另一处，汤翁又指出：“一个文明可以确定为。一个可认识的研究领域’，可以看作是处在一些不同民族的个别活动场所之间的共同场地，也可当作一个特定的‘种’社会的代表”，“其中第一条定义是就主观意义而言的。它对一个文明定义所用的处理方法是认识论的方法。其余两条定义是客观的定义”。并特别指出“它们试图描述询问者心目中所相信的(在我看来这种相信是正确的)那种真实，那种他的思想通过现象所理解的真实”。这番话语，是笔者所能见到的汤翁著述中对文明范畴所做出的最直接、最明确的解 释，似可作为汤翁的最终定论。至于人们对其涵义做何诠释，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麦氏又是怎样来看待文明的含义呢?邵东方曾指出：“和斯宾格勒、汤因比一样，麦耐尔对文明构成的解释相当含混。他将文明笼统地视为‘生活方式’相同的社会群体”。而笔者看法则有所不同。1967年，麦氏曾专门为《大美百科全书》撰写了“文明”辞条。开篇伊始，麦氏便指出文明一词被广泛使用，无单一、固定的定义所造成的混乱，并提出任何有关文明的讨论首先即面临文明的定义问题。在对学界一般使用文明的3种含义，文化学、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对此所持的基本态度和缺陷，以及历史学对此所关注的重点一一梳理、评点之后，麦氏指出：“可能唯一使人同意的就是‘文明’一词，只能使用在比弱势较强大的族群，或比‘原始’较复杂且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较有控制力量的群体身上”。从中可见，麦氏以“较强大”、“较复杂”和“较有控制力量”三组词汇来分别对应外部群体、群体自身和自然环境三个维度，基本回答了文明构成的基本内涵。再参照本文以及其他著述，麦氏对柴尔德对文明的定义的看法也可获得进一步的佐证。
　　在文明构成和定义上，我们可发现麦氏与汤翁之间存在殊多不一之处。一是明晰程度各不相同：二是汤翁倾向于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取文明之内涵，且“一直带有18世纪所规定的含义。文明是一种艺术作品，它防止着人们潜在能量向野蛮行为转化”。而麦氏则更关注从社会构成与物质层面来认知文明的形成和标准，二者价值取向相差甚远。
　　(二)对文明运动周期模式截然相反的态度。汤翁继承了斯宾格勒观点，认为每一个文明都要经过四个阶段：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这种循环周期模式构成了文化形态学说的主要特征之一。麦氏曾说：“年轻的时候，我对这种模式感到是那样的亲切熟悉”，但是后来，“我完全摒弃了这种周期的模式”，并特意强调：“这是我本人同汤因比的最大不同之处”。在《大美百科全书》的“文明”词条中，他就专门辟有“是否有文明的循环”一节，指出“由于人类可能自我毁灭的倾向，对于古代文明衰落的可能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刺激，人类事物经由自然循环，即由生长而至衰亡，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以柏拉图来说，他就曾讨论到政治组织循环问题……并伴随文艺复兴而在西欧再度显现”，而“中古回教的历史家伊本·赫勒顿(Ibn Kh~dun)发展出另一种不同的循环论……在较近的世纪中，维科、赫尔德、黑格尔、蓝普雷茨(Karl Lamprecht)及许多其他欧洲的思想家，试图以多种不同途径将犹太——基督的时间观念与历史直线进步组合起来，建立为历史循环的古典概念”。但是“多数的历史家和社会科学家，并未被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依赖类比的说法所说服，对所有人类而言，可能的局限依然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谁能说出在人类事务中的规则和超越人类所能控制过程间的关系是什么?存在人类事务中的规则和周期模式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必须局限于某些无法逃避的循环之中。除此之外，发现了预测的模式在如下的情况也将发生变化，人们既然知道(相信他们知道)他们行动的结果会有不良影响他们就会改变其行为，如是便能改变意料中的历史循环。就目前和可见的未来，由于我们缺少正确及真实的预测，对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知识仍然不足，未来亦是不可知的。若未来真有其形态，我们根本不须知道它是什么，因我们无知的行动正代表完全自由。就像祖先一样，对于人类的未来，必须每日工作使这个未来更加美好”。这番话语虽在表面层次上覆有一种不可知论的色彩，但却隐匿着麦氏对往昔历史的深邃思考和对开拓未来的坚定立场。
　　(三)对西方文明当下命运的不同态度。汤翁学说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对西方文明当下命运的担忧。促成这种忧患意识产生的有两大缘由。其一，短短几十年间，两次由西方发起的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剧烈冲击；其二，就是文明历史循环周期法则的内在逻辑。汤翁不仅依据文明循环法则认定西方文明“无可避免地要趋于衰落”，而且衰退之势已在眼前。吴于廑先生曾评价道：作为形态学派史家，汤因比对西方文明之终必死亡，不能有其他论断。但作为一个生长陶冶于其中的个人，又不甘心接受这一冷酷的论断，不得已对此抱一种超然的态度。以一种诗人的忧思，悯然于基督教文明的盛时不在，为天堂的失落，为西方文明的前景的渺茫嗟歌咏叹。麦氏对此不予赞同，明确指出西方文明尚处在方兴未艾之际，“若是认为，欧洲文明的传统中心的创造进取力已经枯竭，似是言之过早。因为这个缘故，以及因为工业制度与现代经济与政治经营方式的传布，全世界都可以说是欧洲思想与工艺的继承人，所以我们研究，检讨欧洲史的发展似乎仍然是值得做的”。美国学者柯娇燕(Pameta KyleCrossley)指出：麦氏认为西方的兴起是在与其他文明的激烈竞争中发展起来的。此后，西方的统治通过它对海外贸易和美洲及非洲殖民地的控制而得到巩固，然后，它随着美国作为西方及西方统治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的兴起，在19世纪得到完善。到20世纪，工业化、民主、竞争和主要资本主义的经济、高识字率和法治等西方文化的特质(它揭示了西方何以一直保持卓越)稳固地占有了一席之地。
　　(四)孤立的文明与整体的世界。文化相对主义是斯宾格勒学说的一大特点，即各种社会整体的文化形式都具有严格的独特性，并且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无法像其他的文化进行传播。“汤因比沿循着斯宾格勒的假设模式，即各个现存的文明相互之间的关联十分有限”，而麦氏则申明“我本人绝不相信各个文明完全是彼此隔绝独立的”。他不像斯宾格勒、汤因比将世界各地的文明视作为一个个孤立的文明来研究，来说明他们自身的兴亡；而是将文明的发展看作是整体的发展，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有他们的相关性。纵观《西方的兴起》、《世界史》、《竞逐富强》、《人类之网》等麦氏主要著述，我们可得知其主要学术主张之一是更多地侧重关注彼此相邻的各个文明和民族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交往的创新性意义，尤其是对技术变革予以特殊的关注。麦氏这一理念不仅显现出与汤翁之间的差异，而且对于探索宏观整体性的世界史体系也具有深刻意义。著名学者斯塔夫阿诺诺斯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对《西方的兴起》的评论中指出：“麦克尼尔学说贡献的意义是应当予以重视的。在以往，世界史大多是留给了外行的业余史家和诸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阿诺德·汤因比等的历史哲学家。在对人类各个文明的兴起和衰落的模式和一般规律的研究探索中，他们都是把各个文明视作为孤立的、可以自行说明的事件来对待。而麦克尼尔在该书中，则对这种对待时间和空间的非历史的贬低做法加以取代，并在这种取代的过程中充分地显示出世界史是一个可以独自成立且令人充满兴趣的学术研究领域。”
　　1967年，麦氏《世界史》一书问世。麦氏在谈及这部著作的初衷时曾说到：“《西方的兴起》一书所获得的成功，似乎令我有理由相信，一部篇幅稍小一点的著作，可以将我个人对人类全部历史的看法更容易地传达给学生和普通读者们”。同样，这部著作也大获成功，连续4次再版发行，成为麦氏的代表作之一。在北大出版社影印的《世界史》(第4版)封底页上，赫然印有两位著名史学家的 评论文字。第一位就是汤翁，他评价道：“麦克尼尔有一种看法，他把人类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一种始终处于潜在状态的整体，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样一个整体也已成为了现实……他把一个复杂的故事讲述得相当流畅”。另外一位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布鲁恩对此书的评价是：“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所展现的那种综合能力，在这本《世界史》中又有天才的发挥。而且，视野更加扩展。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有一种特殊的天赋，他能够将各大文明的发展模式、它们的转嫁移植、冲突斗争以及各自的贡献有机地联系到一起，整合为一部全球的历史”。
　　将名家评论干0印在书中醒目位置，是出版商们的惯常方式，意在促销而已，且常常能够达到目的。但学者或有心人却绝不应做如是观，而是要对那些评论文字中的微言大义细加揣摩，进而反观那些评论者自身的主张与立场。笔者以为，杰弗里·布鲁恩对麦氏的才赋、视野、能力的评论皆落在对其史学思想主张的首肯与赞同之上。而汤翁的评价却判然有别，他虽言明了麦氏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人类历史、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然稍加思索，便可见得汤翁对麦氏褒扬的重点并不在此，仅仅只是对其叙事技巧之娴熟比较欣赏而已。由此，我们或许可窥得二人不同的史学理念。
　　(五)对历史、文明发展动因的不同认知。有人曾将麦克尼尔与斯宾格勒、汤因比并称为三位“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笔者以为这一说法不仅是强调他们3位各自以煌煌成就独领风骚，开辟一个西方世界史学新时代，而且也暗含着在认知世界、解释历史上，他们有着各自独特的立场和主张。前述种种，只是告知我们麦氏与汤翁在诸多具体事务上的不同见解而己，而他与汤翁最关键的差异则体现为学术理念上的分歧，这就是对推动世界历史人类文明前行动力的不同认知。
　　在回顾与汤翁的交往时，麦氏说道：“同汤因比一道共事的两年并不像我所期望的那么令人兴奋。实际上，我们二人已经分道扬镳了。那种古典思维方式已经被他抛弃了。沉重的内心压力，在1939年的一次强大而神秘经历之后达到了顶点，从而促使他相信有一种超自然实体的真实存在，他很快感觉到了这一超自然实体具有同上帝相似的特性。历史的确成为了上帝向人类展示自我的记录，并且各个文明也都成为了各种工具，它们反复的破碎崩塌是在警醒人们向这种超自然实体的回归，因而推动着人性朝着一种更为完善的对上帝的认知迈进”。“无论是在其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是晚期阶段，他始终认为历史就是一出戏剧，而在这场戏剧中，人类的精神一直面对着一个‘他者’，并承受着沮丧的折磨……这位耸立在人类精神面前的‘他者’的性质可能是不同的。它可能是自然环境，可能是其他的人类，也可能是‘上帝’；而在其思想发展的晚期阶段，同其早期阶段有着明显的区别，即他越来越强调这个‘他者’，是第三种可能性，即上帝”。并且，汤翁深信在史学研究中“如果不借助一位至高无上的‘精神实体’，即他经常所说的上帝，那么，这个世界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尽管这位‘精神实体’与基督教传统中的那位全能的‘主’之间并无多大的相似性”。。尽管麦氏承认汤翁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为是一次“哥白尼式的变革”，但还是实在对汤翁“那种精神实体降临的神秘经历不能予以赞同或产生任何的共鸣”。
　　《人类与大地母亲》这部完成于1973年，并于逝世之后的1976年刊行的著作，是汤翁生前的最后一部著述。在导论和最后几章中，汤翁主要是关注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关系，而在其早期思考中，生物圈这一概念是根本不曾存在的。麦氏曾不无遗憾地对该书加以这样的评述：应当公正地对待汤因比，因为在生命的最后时分，他又重新使自己对人类生活的物质背景产生了兴趣，并且也对以往从文献中所收集的各种证据的感受加以拓宽。然而当转而向下面对尘世的时候，他的生命已接近尽头，并且力量也衰竭了，从而阻止了他去完成自己所拟订的计划。
　　那么麦氏本人的历史动因理念又是如何呢?“在撰写《西方的兴起》一书时，”麦氏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我的抱负要远远比众多评论者注意的还要大。这部著作名称的选择，当然，就是试图同斯宾格勒(还有汤因比)进行较量。”而这种较量的真实意图就是要“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颠倒过来，就如当年马克思曾主张要将黑格尔颠倒过来一样”。他说：“我本人对人类生活所关注的领域——技术的、物质的和生态的——则同那些曾使汤因比痴迷的领域截然相反。他向上帝靠拢，希望到达天庭。我则向下，在尘世的大地上挖掘，渴望对那些致使人类生活得以维系，并致使我们在生物圈中成为独一无二的强大物种的各种物质的和能量的流加以认知和理解”。“人类技术和知识的累积性特征以及为了人类为了满足正常、低俗的需求而对各种设置加以完善改进的持续的侧重关注，对于我来说似乎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们远远超过了各个国家之间在政治上相互竞争模式的意义，尽管这些政治模式如同以往一样，仍将继续存在下去，构成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是，这种政治模式的统治性作用已经不如20世纪30年代时我所认为它所具有的功用那般重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以及通过经济管理为自由世界人们所提供的更加惬意的生活，使我更加笃信这一观念。”美国一位学者曾对麦氏史学的基本特征和主张这样总结道：他“所倡导的世界史是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相关联的世界史。人类各个社会的进化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物质环境的演化之间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在汤翁与麦氏之间所横亘的是天庭与尘世、神界与人间这道巨大的鸿沟!正是通过对那种上帝意志或超自然实体主宰人类活动和命运的历史理念的颠覆，麦氏才在尘世人间的大地上，完成了对高悬于天庭之上的汤翁学说的真正超越。明乎此，笔者才对一位学者为何以“从汤因比时代到麦克尼尔时代”的提法，作为当时西方“历史学研究所经历的巨大变迁”的表述有了进一步的体悟。也从另一个角度，对巴勒克拉夫曾给予麦氏的一位秉持“比较广泛的唯物主义立场”的史学家的评价的真实含义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同样，这也使我们从一个更为贴切的角度，对麦氏各种著述中的基本理念和主张加以整体的审视、理解和把握。
　　汤翁的命运究竟如何?“将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历史学科自身的发展，取决于史学家们和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们是否持续努力地将人类在地球上的各种拓展活动转化为一种可为人所理解的整体活动”。这是在《汤因比一生》的终结之处，麦氏笔下所流淌出的一段话语。兹录自于此，愿与史学同侪一道品味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