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了改变随迁子女“初升高”的回乡命运，2009年，经过一番调研，温玉泽有了“异地教学”的设想，并决定以自己家乡为起点，创办“异地高中班”。
6月2日清晨，荆山加油站，一辆大巴车正静静等待。除悬挂在车头寓意喜庆的大红花外，“川渝考场争冠亚，荆山学子报校恩”的横幅也格外引人注目。这一切，似乎预示这辆车正承载着不同寻常的使命。
不远处，福建省晋江市荆山外来工子弟学校的20名应届高考生整装待发。作为这批特殊“学子”，他们即将由此奔赴高考“战场”——远在2000公里外的“家乡”四川广安、重庆垫江。
千里赴考路
作为第一批“异地高中班”的学生，何玲和19位同伴在全校师生的夹道欢送中，缓缓前行。前面是引路的校长陈碧阳，两边是挥舞标语的同学，耳边是响亮而持续的“加油”声。
“你们是勇士，是送走家庭分离的一代，是迎来异地高考的一代。”在送行仪式上，毕业班班主任熊家海念出了准备已久的祝行词，寥寥几句，却透出些许悲壮。
荆山学校拥有小、初、高三个教学段，其中300余名高中部学生，来自“川渝皖赣湘鄂贵”六省一市，分别就读于“皖赣班”、“川籍班”等以省区冠名的班级中。
整整三年，他们在祖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福建，学习家乡的教材。在老师略带乡音的授课声中，他们将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这所“异地高中班”创办于2009年，堪称国内首家以全新模式挑战异地高考难题的教学点，甫一问世就受到了当地教育界的关注。对于当地数量众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能让子女就地学习原籍教材，“这是赶上了好机会。”
“也是没有办法。”罗玉萍对三年前的夏天记忆犹新。来闽11年，女儿何玲在福建长大、学习，全家人也在此打工、生活。而这一切，却在孩子“初升高”时犯了难。
由于高考受户籍限制，加上各省份高中教材不同、高考命题不同等客观因素，绝大部分随迁子女在初中毕业后，都将面临“留守”与“异地”的选择。
“如果没有这所学校，也许我们早已举家回乡，或分隔两地。”罗玉萍说。
异地办学
回溯这一全新办学模式的缘起，不得不提及包工头出身的温玉泽。
47岁的温玉泽来自重庆垫江，从“打工仔”到“包工头”，带着一群老乡在晋江创业生存。
20多年里，他亲历了当地经济的迅猛发展，在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的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迁子女的就学升学，成为许多老乡共同的心病。
“每到开学，总有不少工人带孩子回家，或者不再回来。”2004年，温玉泽负责承包晋江市教育局宿舍建设，因用工短缺导致工程延期，也因此和当时教育局工会主席林朝阳有了更多接触。
林朝阳提醒温玉泽：“外来工近年来越来越多，本地的教育资源一下子也跟不上，你不如去办一所外来工子弟学校吧。”
就这样，一个基于现实需求的初衷，让温玉泽走上了此前“想也没想过”的办学之路。自2006年首批学生入校后，从小学到初中，再从初中到高中，温玉泽的学校规模逐渐扩大。
为了改变随迁子女“初升高” 的回乡命运，2009年，经过一番调研，温玉泽有了“异地教学”的设想，并决定以自己家乡为起点，创办“异地高中班”。
在走访了两地教育部门后，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迎面而来。“我只能说，这个模式能否成功与教育部门负责人的改革思想有很大关系。”
最终，经多番沟通，荆山学校在2009年实现了与四川、安徽、江西、重庆三省一市的对接，确定了“异地高中班”对接的几所民办中学，荆山学校成为这些中学设置在晋江的教学点。
“全部采用所属省份的教材、教辅、复习资料、试卷等，根据对接中学的教学安排、课程设置和进度表开展同步教学，保证教育教学、考试的接轨。”这是温玉泽在第一届“异地高中班”招生时作出的承诺。
然而，从设想到落地，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起初，学校因为学籍、师资、配备、能否会考、能否高考等问题而备受质疑，第一届只招收到43名学生，“咨询的多，报名的少。”
会考前夜
“异地高中班”与原籍学校教学质量、进度到底相差几何，高三物理老师尹真银用“大同小异”来评价。为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荆山学校整整磨合了三年。
“我的四川普通话，孩子们刚开始听不太懂。”尹真银笑道。他是第一批跨省教学的教师之一，教授闽南口音的“小老乡”，是他退休后的特别尝试。
而面对内容多有重叠、侧重点不一的各省教材，教师们借鉴了大学里“大小班”的授课模式，以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率。“江西的考试大纲差别较大，我们就安排10多个老师围着8个学生转。”
2010年，“异地就学”模式在跌跌撞撞中进入到第二年。也是在这一年，首批“异地高中班”开始面临高中会考的压力。能否会考？成绩是否有效？这些隐忧迫使一些学生慢慢离开了。
“把原籍的试卷运过来！在福建同步考！”看着相处一年之久的孩子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中，温玉泽和教师们有了更多的不忍，他们希望无限量拓展“异地就学”的可能性。
此后，温玉泽开始了“飞人”生活，多次前往各地相关部门打报告、写申请。面对他的“异想天开”，对接地教育部门集体犯了难。“毕竟这不是一个县级教育局可以决定的，而需要上报到省级教育厅。”
温玉泽说，他理解地方的难处，但他更理解随迁子女的难处。在“荆山”就读的学生大多来自普通的务工家庭，仅往返两地考试的费用就要抵过父母上万件“计件付费”的活计。
最终，在广安市教育局局长陈武林的促成下，川籍学生“异地会考”率先突破。而渝籍学生的会考经历，则由于重庆方面迟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而显得“惊心动魄”。
“我们甚至想到连夜送学生们回重庆。”“渝籍班”会考前的那一晚，没有灯光，没有声响，只有温玉泽和校长坐在操场上焦急等待。
“会考试卷明天由专人押运到晋江，后天同步考试。”晚上9点，来自垫江县教育局的电话终于响起。“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喜忧参半 从43个学生到六省一市对接办学；从渝籍教师的集体出走，到留任老师的不懈坚持；从摸不到门路，到地方政府鼎力相助，忆起“异地高中班”成立这三年，温玉泽和同事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忆不完的事。
2010年，晋江市将荆山学校纳入全市的中招计划，“异地高中班”也得到更多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学生的报名人数翻倍增长，到2011年增加至200多人。
“把学校办到务工人员聚集的地方去。”“异地办学”逐渐走上正轨，温玉泽将眼光放到了市外、甚至省外。他透露，2012年福建厦门、浙江温州即将复制该模式。
然而，一则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即将开放的消息，让温玉泽亦喜亦忧。
5月28日，福建省教育厅对外公布，从2014年起，凡在福建省内高中有3年完整学习经历的外省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非户籍考生），可在福建就地报名参加普通高考，并与福建考生享受同等的招生政策。
“异地高考”是温玉泽探索“异地会考”、“异地高考体检”后的最终目标。“多年的努力终于变成了现实，我想，这也是无数务工人员的期盼！”
然而，福建省“异地高考”政策的明朗，无疑将对以“异地办学”为特色的荆山学校带来冲击，直接影响了刚刚开始的2012年秋季招生。
“本来预计今年招生400名的，应该很难实现了。”高中教学点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是否还有生源？谈起学校的未来，教师们难免忧虑。
果然，随着“政策开放”消息的广泛传播，温玉泽接到了越来越多的家长电话，并成了义务解答员。“不是来报名的，是咨询政策的。”
这一次，因为壁垒的打破，原本为探索“异地高考”而成立的“异地高中班”，走到了十字路口。
等待中转型
5月31日，消息发布后的第3天，温玉泽和陈碧阳来到了晋江市教育局，就2012年高中部招生、学校未来发展等问题，与教育局副局长姚荣祖、招生办主任陈永益进行探讨。
四个人的圆桌会议持续了大半天，却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并非意见不一致，而是因为“政策开放”得突然，谁都没有丝毫准备，无法预料之后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
“今年继续招生，生源少的话，就让其他公办学校分流。”陈永益建议。这位见证“异地高中班”成长的招生办主任，说出了最坏的打算。
然而，“招生”并非温玉泽面临的首要难题，高一学生的学籍问题才真正让他挂心。
荆山学校共有200多名高一学生，分别来自“川渝皖赣湘鄂贵”六省一市，现有的学籍也挂靠在原籍对接学校。按照福建省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政策，他们必须具备高中3年完整的福建学籍才能参加当地高考。
在教师们刚刚组织的一次调查中，绝大部分高一学生表示希望留在福建参加高考。“这并不意外，孩子们在这里长大，也确实在福建上的学。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的学籍调回来。”
温玉泽再一次对家长和学生做出了承诺，他理解学生对“第二家乡”的深切眷恋。
对于学校未来的发展，温玉泽没有多说。如何更好地开办小学、初中，如何争取普通民办高中的办理资质，“转型”两字被他反复提及。
现在，厦门“异地高中班”的招生活动已经取消，而温州教学点仍在等待浙江省教育厅政策的出台。
“如果 ‘异地高中班’ 有一天办不下去了，也不可惜，孩子能上学、能留在父母身边就好。”温玉泽说。
6月2日清晨，荆山加油站，一辆大巴车正静静等待。除悬挂在车头寓意喜庆的大红花外，“川渝考场争冠亚，荆山学子报校恩”的横幅也格外引人注目。这一切，似乎预示这辆车正承载着不同寻常的使命。
不远处，福建省晋江市荆山外来工子弟学校的20名应届高考生整装待发。作为这批特殊“学子”，他们即将由此奔赴高考“战场”——远在2000公里外的“家乡”四川广安、重庆垫江。
千里赴考路
作为第一批“异地高中班”的学生，何玲和19位同伴在全校师生的夹道欢送中，缓缓前行。前面是引路的校长陈碧阳，两边是挥舞标语的同学，耳边是响亮而持续的“加油”声。
“你们是勇士，是送走家庭分离的一代，是迎来异地高考的一代。”在送行仪式上，毕业班班主任熊家海念出了准备已久的祝行词，寥寥几句，却透出些许悲壮。
荆山学校拥有小、初、高三个教学段，其中300余名高中部学生，来自“川渝皖赣湘鄂贵”六省一市，分别就读于“皖赣班”、“川籍班”等以省区冠名的班级中。
整整三年，他们在祖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福建，学习家乡的教材。在老师略带乡音的授课声中，他们将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这所“异地高中班”创办于2009年，堪称国内首家以全新模式挑战异地高考难题的教学点，甫一问世就受到了当地教育界的关注。对于当地数量众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能让子女就地学习原籍教材，“这是赶上了好机会。”
“也是没有办法。”罗玉萍对三年前的夏天记忆犹新。来闽11年，女儿何玲在福建长大、学习，全家人也在此打工、生活。而这一切，却在孩子“初升高”时犯了难。
由于高考受户籍限制，加上各省份高中教材不同、高考命题不同等客观因素，绝大部分随迁子女在初中毕业后，都将面临“留守”与“异地”的选择。
“如果没有这所学校，也许我们早已举家回乡，或分隔两地。”罗玉萍说。
异地办学
回溯这一全新办学模式的缘起，不得不提及包工头出身的温玉泽。
47岁的温玉泽来自重庆垫江，从“打工仔”到“包工头”，带着一群老乡在晋江创业生存。
20多年里，他亲历了当地经济的迅猛发展，在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的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迁子女的就学升学，成为许多老乡共同的心病。
“每到开学，总有不少工人带孩子回家，或者不再回来。”2004年，温玉泽负责承包晋江市教育局宿舍建设，因用工短缺导致工程延期，也因此和当时教育局工会主席林朝阳有了更多接触。
林朝阳提醒温玉泽：“外来工近年来越来越多，本地的教育资源一下子也跟不上，你不如去办一所外来工子弟学校吧。”
就这样，一个基于现实需求的初衷，让温玉泽走上了此前“想也没想过”的办学之路。自2006年首批学生入校后，从小学到初中，再从初中到高中，温玉泽的学校规模逐渐扩大。
为了改变随迁子女“初升高” 的回乡命运，2009年，经过一番调研，温玉泽有了“异地教学”的设想，并决定以自己家乡为起点，创办“异地高中班”。
在走访了两地教育部门后，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迎面而来。“我只能说，这个模式能否成功与教育部门负责人的改革思想有很大关系。”
最终，经多番沟通，荆山学校在2009年实现了与四川、安徽、江西、重庆三省一市的对接，确定了“异地高中班”对接的几所民办中学，荆山学校成为这些中学设置在晋江的教学点。
“全部采用所属省份的教材、教辅、复习资料、试卷等，根据对接中学的教学安排、课程设置和进度表开展同步教学，保证教育教学、考试的接轨。”这是温玉泽在第一届“异地高中班”招生时作出的承诺。
然而，从设想到落地，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起初，学校因为学籍、师资、配备、能否会考、能否高考等问题而备受质疑，第一届只招收到43名学生，“咨询的多，报名的少。”
会考前夜
“异地高中班”与原籍学校教学质量、进度到底相差几何，高三物理老师尹真银用“大同小异”来评价。为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荆山学校整整磨合了三年。
“我的四川普通话，孩子们刚开始听不太懂。”尹真银笑道。他是第一批跨省教学的教师之一，教授闽南口音的“小老乡”，是他退休后的特别尝试。
而面对内容多有重叠、侧重点不一的各省教材，教师们借鉴了大学里“大小班”的授课模式，以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率。“江西的考试大纲差别较大，我们就安排10多个老师围着8个学生转。”
2010年，“异地就学”模式在跌跌撞撞中进入到第二年。也是在这一年，首批“异地高中班”开始面临高中会考的压力。能否会考？成绩是否有效？这些隐忧迫使一些学生慢慢离开了。
“把原籍的试卷运过来！在福建同步考！”看着相处一年之久的孩子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中，温玉泽和教师们有了更多的不忍，他们希望无限量拓展“异地就学”的可能性。
此后，温玉泽开始了“飞人”生活，多次前往各地相关部门打报告、写申请。面对他的“异想天开”，对接地教育部门集体犯了难。“毕竟这不是一个县级教育局可以决定的，而需要上报到省级教育厅。”
温玉泽说，他理解地方的难处，但他更理解随迁子女的难处。在“荆山”就读的学生大多来自普通的务工家庭，仅往返两地考试的费用就要抵过父母上万件“计件付费”的活计。
最终，在广安市教育局局长陈武林的促成下，川籍学生“异地会考”率先突破。而渝籍学生的会考经历，则由于重庆方面迟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而显得“惊心动魄”。
“我们甚至想到连夜送学生们回重庆。”“渝籍班”会考前的那一晚，没有灯光，没有声响，只有温玉泽和校长坐在操场上焦急等待。
“会考试卷明天由专人押运到晋江，后天同步考试。”晚上9点，来自垫江县教育局的电话终于响起。“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喜忧参半 从43个学生到六省一市对接办学；从渝籍教师的集体出走，到留任老师的不懈坚持；从摸不到门路，到地方政府鼎力相助，忆起“异地高中班”成立这三年，温玉泽和同事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忆不完的事。
2010年，晋江市将荆山学校纳入全市的中招计划，“异地高中班”也得到更多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学生的报名人数翻倍增长，到2011年增加至200多人。
“把学校办到务工人员聚集的地方去。”“异地办学”逐渐走上正轨，温玉泽将眼光放到了市外、甚至省外。他透露，2012年福建厦门、浙江温州即将复制该模式。
然而，一则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即将开放的消息，让温玉泽亦喜亦忧。
5月28日，福建省教育厅对外公布，从2014年起，凡在福建省内高中有3年完整学习经历的外省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非户籍考生），可在福建就地报名参加普通高考，并与福建考生享受同等的招生政策。
“异地高考”是温玉泽探索“异地会考”、“异地高考体检”后的最终目标。“多年的努力终于变成了现实，我想，这也是无数务工人员的期盼！”
然而，福建省“异地高考”政策的明朗，无疑将对以“异地办学”为特色的荆山学校带来冲击，直接影响了刚刚开始的2012年秋季招生。
“本来预计今年招生400名的，应该很难实现了。”高中教学点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是否还有生源？谈起学校的未来，教师们难免忧虑。
果然，随着“政策开放”消息的广泛传播，温玉泽接到了越来越多的家长电话，并成了义务解答员。“不是来报名的，是咨询政策的。”
这一次，因为壁垒的打破，原本为探索“异地高考”而成立的“异地高中班”，走到了十字路口。
等待中转型
5月31日，消息发布后的第3天，温玉泽和陈碧阳来到了晋江市教育局，就2012年高中部招生、学校未来发展等问题，与教育局副局长姚荣祖、招生办主任陈永益进行探讨。
四个人的圆桌会议持续了大半天，却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并非意见不一致，而是因为“政策开放”得突然，谁都没有丝毫准备，无法预料之后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
“今年继续招生，生源少的话，就让其他公办学校分流。”陈永益建议。这位见证“异地高中班”成长的招生办主任，说出了最坏的打算。
然而，“招生”并非温玉泽面临的首要难题，高一学生的学籍问题才真正让他挂心。
荆山学校共有200多名高一学生，分别来自“川渝皖赣湘鄂贵”六省一市，现有的学籍也挂靠在原籍对接学校。按照福建省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政策，他们必须具备高中3年完整的福建学籍才能参加当地高考。
在教师们刚刚组织的一次调查中，绝大部分高一学生表示希望留在福建参加高考。“这并不意外，孩子们在这里长大，也确实在福建上的学。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的学籍调回来。”
温玉泽再一次对家长和学生做出了承诺，他理解学生对“第二家乡”的深切眷恋。
对于学校未来的发展，温玉泽没有多说。如何更好地开办小学、初中，如何争取普通民办高中的办理资质，“转型”两字被他反复提及。
现在，厦门“异地高中班”的招生活动已经取消，而温州教学点仍在等待浙江省教育厅政策的出台。
“如果 ‘异地高中班’ 有一天办不下去了，也不可惜，孩子能上学、能留在父母身边就好。”温玉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