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前我的老师教我读文章，只是说先读一部选本，再读几部专集。我读唐代古文，就是这样做的。至于明清两代之文，在各种选本中入选者甚少，我读过的也就不多。直到今天，我于这两代的文章，仍如河伯之望大海，不免茫然。尽管我曾应朋友之命，编过一本《明清散文精选》，但实际上，这是名不副实的。我于这两代的文章，并未全面读过。所谓“精选”，主要是从一般选本中加以筛选而已。顾炎武著书，曾主张采铜于山，而不赞成买铜于市。我这选本采铜于山者没有几篇。
在这样的时刻，我又奉命写一篇“怎样读明清散文”，这文章也就相当难作。不得已，只能略谈两点想法。
首先，我想，要读明清两代的文章，比读其他时代的文章，更须多读一点历史。
虽然有人认为，读一篇作品，可以只看这作品本身，至于写这作品的作者（或故玄其名为“创作主体”）以及产生这作品的时代，都可不问。但我以为不然。我一直相信鲁迅的话：“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以明代而论，其文章特点，都与作者以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相关。这就不能不读历史。
历史上着重记载的自然是帝王将相，好像与散文无关。实亦不然。一代文章的特点，和他们的关系也并不小。明初之文，就和朱元璋的政策很有关系。
朱元璋作为明代的开国之君，既不同于秦皇汉武，也不同于唐宗宋祖。对于他的为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曾有概括的论述：“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卷三十二） ；“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卷三十六）。在他的统治之下，大狱屡兴，人不自保。不仅忤旨得罪，颂功亦复得罪。因此，在明初一个时期里，既没有汉初的总结历史经验之文，也没有唐初的直言极谏之文。从宋濂开始，便出现了歌功颂德的台阁之文。
到了永乐一代，台阁之文大盛。这同当时的帝王统治也大有关系。永乐朱棣之残虐，不在朱元璋之下，其文化政策，尤有甚者。杨士奇《东里别集·圣谕录》曾有下面一段记述：
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友献所著书，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上览之，怒甚，曰：“此儒之贼也。”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侍读胡广、侍讲杨士奇侍侧。
上以其书示之，观毕，缙语曰：“惑世诬民，莫甚于此。”至刚曰：“不罪之，无以示儆。宜杖之，摈之遐裔。”士奇曰：“当毁其所著书，庶几不误后人。”广曰：“闻其人已七十，毁书示儆足矣。”
上曰：“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敕行人押季友还饶州，令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谕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著书会众焚之。又谕诸臣曰：“除恶不可不尽，悉毁所著书最是。”
这段文字，等于后代的一篇“纪要”，记录了当时统治上层的一次决策。在这样的决策之下，士人著书为文，其有所戒惧，可想而知。杨士奇是台阁文章的主要作者，是“三杨”中的首要人物。他亲受“圣谕”，并积极献策，则其为文趋向，也可想而知。
了解明代初期这样一些历史状况之后，再读这个时期的所谓“台阁体”的文章，也就比较容易理解。
在这以后，明代中期，又出现了前“七子”、后“七子”的拟古（或复古） 之文。这也同当时的社会状态很有关系。
明初的帝王如朱元璋、朱棣，都是极端专制的，为了集权于一身，连宰相之职都要废除。但是，三代四代以下的帝王，虽仍有集权之势，却常乏专政之能。于是便出现了宦官擅权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一向是代行皇权的。他们虽然有时篡夺皇权，却从不篡夺皇位。在皇帝看来，这一点是比任何皇亲国戚或勋旧大臣都靠得住的。因此，在极端专制的朝代，如果皇帝本人无能，便往往依靠宦官。明朝的继世之君，大半都是无能之辈。于是宦官篡权，便成了明代朝政的一个特点。《廿二史札记·明代宦官》云：“由于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辈得以愚弄而窃威权。”
前后“七子”在文学上一般都主张复古，政治上大半都反宦官。李梦阳、何景明的这一倾向最为明显。
中国古代文人提倡复古，多是不满现实政治。明代前后“七子”自不例外。但世人评及“七子”之文，往往只因其形式复古而多所訾议，而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则考虑不多，对于他们那些反专制、反腐败的文章也注意不够。以何景明而论，他写过一些形式复古的文章，也写过一些讥评时政的文章。他为了解救李梦阳而写的《上杨邃庵书》，为反对权阉干政而写的《上许冢宰书》，都是正气凛然、激昂慷慨的好文章。何景明之外，李梦阳、王世贞等人也都可为例。结合当日的史实，披读他们的文章，真有不可厚非者。
至于前后“七子”提倡复古，在反对时文八股方面的作用，更不待言。
在这以后，明代文章，从王守仁、李贽，到公安派、竟陵派，以及所谓“唐宋派”等等，其发展变化和文风特点，也无不深受时势变化的影响。只要一读史籍，便可了然。
清代散文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桐城派古文压倒一世，而且延续了二百余年之久。这也是同当时的历史特点息息相关的。
清代帝王统治的一大特点，是比明朝更精于文化专制。文字狱之兴，虽取法于明，但清廷则更有权术，比明朝更卓有成效。例如戴名世《南山集》一案，方苞牵连入狱，本来该死； 但清帝康熙却特加恩典，免其一死，编入旗籍，进南书房服役。后来又连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这样的政策是很高明的。方苞曾写《两朝圣恩恭记》，对于所受恩典，他曾“惊怖感动，不知涕泗”，为了感恩图报，“欲效涓埃之极”。于是形诸笔墨，便产生了“阐道翼教”或“助流政教”的最合时宜的文字。
从方苞开始的桐城派的文章，大半都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然，此后桐城派作者众多，每个人的身世遭遇亦颇不同，为文并非一律。但总的倾向一致。
还有，大清王朝的一统天下，二百余年之间，也是有变化的，一代文章亦不可一概而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到了近代，情况又自不同。 其次，要读明清两代的文章，还是要读几部专集。
鲁迅曾经认为，读书只靠选本，是“弊多利少”的。因为“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煞了作者真相的居多。”（《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我以为这话是很对的。以明代而论，于各派文集，最好各选一家。就“唐宋派”而言，归有光即可为例。人们称道归有光的文章，大抵不出《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篇作品，善于抒写家人父子之情，是其特色。但从他的全部文章看来，其为文特色不止于此。在这类文章之外，还有一系列的慷慨激昂、为民请命的文字。他写给几个县令的赠序如《送县大夫杨侯序》《送太仓守熊侯之任光州序》《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送摄令蒲君还府序》等，都涉及了民间疾苦、官场积弊。在《送县大夫杨侯序》中说：
东南之民，何其惫也！以蕞尔之地，天下仰给焉。宜有以优恤而宽假之，使展其力，而后无穷之求或可继也。…… 今民水旱一仰于天，譬之植果者，必有以栽培灌溉之，而后从而收其实。今则置之硗瘠之地，蔽其雨露，而牧之以牛羊。盖取之惟恐其不至，而残之惟恐其不极，如之何其不困也！今民流而田亩荒芜，处处有之。…… 天子兴致太平，制作礼乐，一宫之废，动以万计，有司奉意承命，未尝告乏，而独不肯分毫少捐以予民，为千万年根本之计，何也？
赠序之文盛于唐代，其中叙离合者多，议时政者少。归有光的几篇赠序，多是指陈时弊。本篇不仅反映了民间疾苦，而且指责了朝廷的糜费。民生疲惫已甚，而天子“兴致太平”，这是作者有所不平的，故借赠序之际，痛切言之。
归有光对于民间疾苦知之甚深，故有些文章言之甚悉。其《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中又说：
凡今之选为令吴中者，人之忧之，未尝不以赋税之难。夫以天下财赋，悉在东南，欲其办集，诚难矣。田租之入，率数十倍于天下，然父子祖孙二百年来以为当然，固无望其减、而独畏其日加也。历三纪以来，民间未尝放赦，而水旱之灾，蠲贷之令亦少矣。又经岛夷焚剽之后，海上之戍不彻，而加编海防，岁增月益，江淮以南，益骚然矣。军府之乾没，动数百万。此皆生民之膏脂也。凡为大吏，其势与民日远，一切以趋办为能；民之疾苦，非有关于其心也。若为令者，则民皆吾之赤子，朝夕见之，亦何忍使之逮系鞭笞、流离僵仆而不之恤也？
这篇文章也是陈述东南地区的民间疾苦的。其中对于“军府”“大吏”之为害生民，愤慨甚深。对于“为令者”则寄以希望。
但为令者如果关心民间疾苦，不以“趋办为能”，又常不免为大吏所劾，对此归有光在《送太仓守熊侯之任光州序》中亦有陈述：
今熊侯守太仓，……宜在褒赏之科，而为使者（即大吏）所劾。…… 天下无事，使者乘势作威福，以升黜州县之吏，唯其意之所之，而民之好恶莫恤也。若军兴之际，赏罚注措，一举手摇足之间，而死生存亡于是焉系，而犹以私意行之，不知其何以为心！海上之役，于今三年，百万之师，每战辄衄。原野暴人之骨，川泽流人之血，东南之祸亦惨矣。由其道而不变，吾不知其所穷也！
熊侯守太仓，是有功的，有功而被劾，归有光不胜其忿，故送序之际，痛切言之。
归有光自己是作过县令的，故深知大吏之害，也深知为令之难。当他作长兴县令时，曾经出过一张《长兴县编审告示》，这也是一篇关心民间疾苦的文章。其中写道：
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 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
当职为民父母，岂不欲优恤大户，而专偏重小民？ 特以俱为王民，尔等大户，享有田宅僮仆富厚之奉，小民终岁勤苦，糟糠裋褐，犹常不给；且彼耕田商贾，大户又取其租息，若刻剥小民，大户亦何所赖？ 况大户岁当粮长，不过捐毫毛之利，以助县官；若小民一应役，如今之里递者，生计尽矣。如之何不为之怜恤也？
当职为此，惓惓告谕：尔等大户，各思为子孙之计，毋得仍前侥幸，剥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国法，宜各深思。
历来作官的人，尤其是作县令的人，是不敢得罪大户的。《红楼梦》中所讲的“护官符”，即在大户。但归有光乃一介书生，竟于到职伊始，即告谕大户，不许“刻剥小民”，这是违背了作官的常规的。老于官场者，是不会这样愚而且迂的。
因为愚而且迂，便立即得罪了大户，很快便遭到了诬陷，并由此而被左迁调任。迁去之后，谗谤仍然不止。他在《上王都御史书》中曾不胜愤慨：
有光之为县，不敢自附古人，然惟护持小民，而奸豪大猾多所不便，遂腾谤议。顾今小民之情不闻于上，故有光之受谗构无已。
又在《与曹按察简》中说：
鄙人向年为吏吴兴，虽跼蹐百里，而志在生民，与俗人好恶乖方。迁去后，极意倾陷。今幸公道昭明，诸老见察；第越中昔时和声而欢者，犹似有一重障翳。仆随缘来此，宦情甚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污蔑。
归有光初任吴兴县令、告谕大户之时，曾谓“幽有鬼神，明有国法”，殊不料鬼神、国法是管不了大户这些奸豪巨猾的。从这两封书简来看，归有光为民请命，好心不得好报，对于官场，似乎有些领悟了。“宦情甚薄”，殆非虚语。
归有光这类文章写了不少。其为民请命，确实发自肺腑； 其反复辨诬，也慷慨动人。这类文章和《项脊轩志》诸篇相比，别是一种气派。其为文境界远远超出了家人父子、身边琐事之外。全面论人，不可不知。
在明清两代散文家中，像归有光这流作者的专集，通读几部，这对于了解两代文章的概貌，也许是“不无小补”的。
（选自《古典文学知识》）传统文化大课堂国学示范课经典细细品学做“解味人”——我这样教《促织》
在这样的时刻，我又奉命写一篇“怎样读明清散文”，这文章也就相当难作。不得已，只能略谈两点想法。
首先，我想，要读明清两代的文章，比读其他时代的文章，更须多读一点历史。
虽然有人认为，读一篇作品，可以只看这作品本身，至于写这作品的作者（或故玄其名为“创作主体”）以及产生这作品的时代，都可不问。但我以为不然。我一直相信鲁迅的话：“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以明代而论，其文章特点，都与作者以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相关。这就不能不读历史。
历史上着重记载的自然是帝王将相，好像与散文无关。实亦不然。一代文章的特点，和他们的关系也并不小。明初之文，就和朱元璋的政策很有关系。
朱元璋作为明代的开国之君，既不同于秦皇汉武，也不同于唐宗宋祖。对于他的为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曾有概括的论述：“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卷三十二） ；“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卷三十六）。在他的统治之下，大狱屡兴，人不自保。不仅忤旨得罪，颂功亦复得罪。因此，在明初一个时期里，既没有汉初的总结历史经验之文，也没有唐初的直言极谏之文。从宋濂开始，便出现了歌功颂德的台阁之文。
到了永乐一代，台阁之文大盛。这同当时的帝王统治也大有关系。永乐朱棣之残虐，不在朱元璋之下，其文化政策，尤有甚者。杨士奇《东里别集·圣谕录》曾有下面一段记述：
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友献所著书，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上览之，怒甚，曰：“此儒之贼也。”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侍读胡广、侍讲杨士奇侍侧。
上以其书示之，观毕，缙语曰：“惑世诬民，莫甚于此。”至刚曰：“不罪之，无以示儆。宜杖之，摈之遐裔。”士奇曰：“当毁其所著书，庶几不误后人。”广曰：“闻其人已七十，毁书示儆足矣。”
上曰：“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敕行人押季友还饶州，令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谕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著书会众焚之。又谕诸臣曰：“除恶不可不尽，悉毁所著书最是。”
这段文字，等于后代的一篇“纪要”，记录了当时统治上层的一次决策。在这样的决策之下，士人著书为文，其有所戒惧，可想而知。杨士奇是台阁文章的主要作者，是“三杨”中的首要人物。他亲受“圣谕”，并积极献策，则其为文趋向，也可想而知。
了解明代初期这样一些历史状况之后，再读这个时期的所谓“台阁体”的文章，也就比较容易理解。
在这以后，明代中期，又出现了前“七子”、后“七子”的拟古（或复古） 之文。这也同当时的社会状态很有关系。
明初的帝王如朱元璋、朱棣，都是极端专制的，为了集权于一身，连宰相之职都要废除。但是，三代四代以下的帝王，虽仍有集权之势，却常乏专政之能。于是便出现了宦官擅权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一向是代行皇权的。他们虽然有时篡夺皇权，却从不篡夺皇位。在皇帝看来，这一点是比任何皇亲国戚或勋旧大臣都靠得住的。因此，在极端专制的朝代，如果皇帝本人无能，便往往依靠宦官。明朝的继世之君，大半都是无能之辈。于是宦官篡权，便成了明代朝政的一个特点。《廿二史札记·明代宦官》云：“由于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辈得以愚弄而窃威权。”
前后“七子”在文学上一般都主张复古，政治上大半都反宦官。李梦阳、何景明的这一倾向最为明显。
中国古代文人提倡复古，多是不满现实政治。明代前后“七子”自不例外。但世人评及“七子”之文，往往只因其形式复古而多所訾议，而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则考虑不多，对于他们那些反专制、反腐败的文章也注意不够。以何景明而论，他写过一些形式复古的文章，也写过一些讥评时政的文章。他为了解救李梦阳而写的《上杨邃庵书》，为反对权阉干政而写的《上许冢宰书》，都是正气凛然、激昂慷慨的好文章。何景明之外，李梦阳、王世贞等人也都可为例。结合当日的史实，披读他们的文章，真有不可厚非者。
至于前后“七子”提倡复古，在反对时文八股方面的作用，更不待言。
在这以后，明代文章，从王守仁、李贽，到公安派、竟陵派，以及所谓“唐宋派”等等，其发展变化和文风特点，也无不深受时势变化的影响。只要一读史籍，便可了然。
清代散文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桐城派古文压倒一世，而且延续了二百余年之久。这也是同当时的历史特点息息相关的。
清代帝王统治的一大特点，是比明朝更精于文化专制。文字狱之兴，虽取法于明，但清廷则更有权术，比明朝更卓有成效。例如戴名世《南山集》一案，方苞牵连入狱，本来该死； 但清帝康熙却特加恩典，免其一死，编入旗籍，进南书房服役。后来又连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这样的政策是很高明的。方苞曾写《两朝圣恩恭记》，对于所受恩典，他曾“惊怖感动，不知涕泗”，为了感恩图报，“欲效涓埃之极”。于是形诸笔墨，便产生了“阐道翼教”或“助流政教”的最合时宜的文字。
从方苞开始的桐城派的文章，大半都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然，此后桐城派作者众多，每个人的身世遭遇亦颇不同，为文并非一律。但总的倾向一致。
还有，大清王朝的一统天下，二百余年之间，也是有变化的，一代文章亦不可一概而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到了近代，情况又自不同。 其次，要读明清两代的文章，还是要读几部专集。
鲁迅曾经认为，读书只靠选本，是“弊多利少”的。因为“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煞了作者真相的居多。”（《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我以为这话是很对的。以明代而论，于各派文集，最好各选一家。就“唐宋派”而言，归有光即可为例。人们称道归有光的文章，大抵不出《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篇作品，善于抒写家人父子之情，是其特色。但从他的全部文章看来，其为文特色不止于此。在这类文章之外，还有一系列的慷慨激昂、为民请命的文字。他写给几个县令的赠序如《送县大夫杨侯序》《送太仓守熊侯之任光州序》《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送摄令蒲君还府序》等，都涉及了民间疾苦、官场积弊。在《送县大夫杨侯序》中说：
东南之民，何其惫也！以蕞尔之地，天下仰给焉。宜有以优恤而宽假之，使展其力，而后无穷之求或可继也。…… 今民水旱一仰于天，譬之植果者，必有以栽培灌溉之，而后从而收其实。今则置之硗瘠之地，蔽其雨露，而牧之以牛羊。盖取之惟恐其不至，而残之惟恐其不极，如之何其不困也！今民流而田亩荒芜，处处有之。…… 天子兴致太平，制作礼乐，一宫之废，动以万计，有司奉意承命，未尝告乏，而独不肯分毫少捐以予民，为千万年根本之计，何也？
赠序之文盛于唐代，其中叙离合者多，议时政者少。归有光的几篇赠序，多是指陈时弊。本篇不仅反映了民间疾苦，而且指责了朝廷的糜费。民生疲惫已甚，而天子“兴致太平”，这是作者有所不平的，故借赠序之际，痛切言之。
归有光对于民间疾苦知之甚深，故有些文章言之甚悉。其《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中又说：
凡今之选为令吴中者，人之忧之，未尝不以赋税之难。夫以天下财赋，悉在东南，欲其办集，诚难矣。田租之入，率数十倍于天下，然父子祖孙二百年来以为当然，固无望其减、而独畏其日加也。历三纪以来，民间未尝放赦，而水旱之灾，蠲贷之令亦少矣。又经岛夷焚剽之后，海上之戍不彻，而加编海防，岁增月益，江淮以南，益骚然矣。军府之乾没，动数百万。此皆生民之膏脂也。凡为大吏，其势与民日远，一切以趋办为能；民之疾苦，非有关于其心也。若为令者，则民皆吾之赤子，朝夕见之，亦何忍使之逮系鞭笞、流离僵仆而不之恤也？
这篇文章也是陈述东南地区的民间疾苦的。其中对于“军府”“大吏”之为害生民，愤慨甚深。对于“为令者”则寄以希望。
但为令者如果关心民间疾苦，不以“趋办为能”，又常不免为大吏所劾，对此归有光在《送太仓守熊侯之任光州序》中亦有陈述：
今熊侯守太仓，……宜在褒赏之科，而为使者（即大吏）所劾。…… 天下无事，使者乘势作威福，以升黜州县之吏，唯其意之所之，而民之好恶莫恤也。若军兴之际，赏罚注措，一举手摇足之间，而死生存亡于是焉系，而犹以私意行之，不知其何以为心！海上之役，于今三年，百万之师，每战辄衄。原野暴人之骨，川泽流人之血，东南之祸亦惨矣。由其道而不变，吾不知其所穷也！
熊侯守太仓，是有功的，有功而被劾，归有光不胜其忿，故送序之际，痛切言之。
归有光自己是作过县令的，故深知大吏之害，也深知为令之难。当他作长兴县令时，曾经出过一张《长兴县编审告示》，这也是一篇关心民间疾苦的文章。其中写道：
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 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
当职为民父母，岂不欲优恤大户，而专偏重小民？ 特以俱为王民，尔等大户，享有田宅僮仆富厚之奉，小民终岁勤苦，糟糠裋褐，犹常不给；且彼耕田商贾，大户又取其租息，若刻剥小民，大户亦何所赖？ 况大户岁当粮长，不过捐毫毛之利，以助县官；若小民一应役，如今之里递者，生计尽矣。如之何不为之怜恤也？
当职为此，惓惓告谕：尔等大户，各思为子孙之计，毋得仍前侥幸，剥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国法，宜各深思。
历来作官的人，尤其是作县令的人，是不敢得罪大户的。《红楼梦》中所讲的“护官符”，即在大户。但归有光乃一介书生，竟于到职伊始，即告谕大户，不许“刻剥小民”，这是违背了作官的常规的。老于官场者，是不会这样愚而且迂的。
因为愚而且迂，便立即得罪了大户，很快便遭到了诬陷，并由此而被左迁调任。迁去之后，谗谤仍然不止。他在《上王都御史书》中曾不胜愤慨：
有光之为县，不敢自附古人，然惟护持小民，而奸豪大猾多所不便，遂腾谤议。顾今小民之情不闻于上，故有光之受谗构无已。
又在《与曹按察简》中说：
鄙人向年为吏吴兴，虽跼蹐百里，而志在生民，与俗人好恶乖方。迁去后，极意倾陷。今幸公道昭明，诸老见察；第越中昔时和声而欢者，犹似有一重障翳。仆随缘来此，宦情甚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污蔑。
归有光初任吴兴县令、告谕大户之时，曾谓“幽有鬼神，明有国法”，殊不料鬼神、国法是管不了大户这些奸豪巨猾的。从这两封书简来看，归有光为民请命，好心不得好报，对于官场，似乎有些领悟了。“宦情甚薄”，殆非虚语。
归有光这类文章写了不少。其为民请命，确实发自肺腑； 其反复辨诬，也慷慨动人。这类文章和《项脊轩志》诸篇相比，别是一种气派。其为文境界远远超出了家人父子、身边琐事之外。全面论人，不可不知。
在明清两代散文家中，像归有光这流作者的专集，通读几部，这对于了解两代文章的概貌，也许是“不无小补”的。
（选自《古典文学知识》）传统文化大课堂国学示范课经典细细品学做“解味人”——我这样教《促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