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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党组织派出的13名代表齐聚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召开这次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做了很多工作。在马林到来之前，还有一位来自莫斯科、后来也担任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吴廷康也来到上海，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马林与吴廷康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出巨大贡献的两位外国人。
吴廷康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
1920年4月，一个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团来到北京，入住东城王府井外国公寓。为首的一人操着熟练的英语，他就是吴廷康（中国史学界又译作魏金斯基、维经斯基等，中文名为吴廷康或伍廷康）。与马林不同的是，吴廷康第一次来华并非直接由共产国际派出，而是由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下属的外国处派出的。这是因为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推动世界革命和维护第一个苏维埃国家的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工作，再加上共产国际总部就设立在莫斯科，俄共（布）也是属于共产国际的下属机构，所以苏俄派到中国的工作人员也往往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承担共产国际的任务。因为吴廷康后来也担任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并六次来华，所以大家认为他第一次来华时就是共产国际代表。
吴廷康此次来华就肩负着三个使命：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由于是初次来华，吴廷康只得通过俄国华侨开展活动。通过北大教授柏烈伟（鲍立维）及伊万诺夫的介绍，他首先会见了中国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并通过李大钊联络了各方人士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参加由他主持的形式多样的座谈会、讨论会，有时他“还找个别人谈话”。吴廷康还和李大钊及北京大学少数进步学生讨论了建党问题，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应该建立“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此外,吴廷康“还赠送了一些书籍刊物作为礼物”。可以说，吴廷康很好地完成了宣传工作。
另据有关资料显示，吴廷康此行还承担着“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任务。于是，他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来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又聚集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自然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最佳地点。
吴廷康与陈独秀相见恨晚，他第一个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吴廷康又由陈独秀介绍，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人。通过一系列的会谈，吴廷康认识到：“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他立即“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吴廷康一开始也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共产党组织，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容纳各方意见的社会主义联盟，并尽量的扩大这个组织的影响。吴廷康称：“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经过吴廷康和陈独秀出色的组织工作，得以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这是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次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吴廷康“不仅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亲自“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在7月19日的会议后，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吴廷康和包括陈独秀、李汉俊、李震瀛在内的4人组成，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李汉俊负责出版部，刊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等小册子。组织部则“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稍后还组织了10个地方工会和行会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吴廷康给此次会议起草了决议。正是有了这些前期的工作，由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才得以于8月正式成立。
根据吴廷康的“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计划，1920年8月22日，上海革命局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外围组织。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渔阳里六号还设立了外国语学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主要在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中开展建团工作，发展了团员20余人。第一批发展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为完成吴廷康“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的任务，外国语学社主要工作就是为了“训练去苏俄学习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时任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担任教育厅厅长。1921年1月，吴廷康也启程回国，于是上海党的工作暂时陷入低谷，但是共产主义的火种却被点燃了。虽然吴廷康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是众多建党亲历者都称他是建立中国共产党“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马林与中共一大的召开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生于荷兰鹿特丹。他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他曾经在荷兰的殖民地印尼爪哇工作。但是作为宗主国的公民，他却十分痛恨殖民统治当局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在印尼组建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反对殖民当局，这也导致他在1918年12月被殖民当局逐出了印尼。1920年他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作为爪哇的代表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在列宁任主席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担任秘书。
受共产国际和列宁的派遣，马林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由于在印尼的工作经历，他受到了密切监视。6月6日，荷兰驻上海的代理总领事就报告荷兰驻华大使馆：马林到达了上海。此后，荷兰驻沪总领事与日本驻沪总领事、荷兰驻印尼总督府、荷属印度高级法院总检察长、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等机构频繁通信，严密监视马林的行踪。但是马林没有过多的考虑个人安危，而是积极开展工作。这时，接替吴廷康工作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上海，他们也建立了联系。
陈独秀离沪赴粤后，初由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但是李汉俊不赞成陈独秀起草的主张由党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导致二人关系紧张，所以后由李达自1921年2月至7月代理书记一职。马林在上海首先与李达、李汉俊等取得了联系，他建议中共党人“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上海的党通知各地党组织，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词，祝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林指出，我们的党工人太少，今后要向工厂工人进军。马林为这次会议“定计划，提供经费”，忙前忙后。
各位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各地党组织的情况，对由陈独秀和马林制定的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展开了讨论。当大会进行到第六次会议时，一个陌生人闯入了会场，马林机警地通知大家立即休会，众人分头离开。代表们刚离开，“巡捕房开了两部汽车；来了一群人，楼上楼下搜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由于马林的机警，“‘一大’幸未遭到破坏”，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根据包慧僧的回忆，马林给每位前来开会的代表提供了路费100元，归途的路费50元。所以，众多的建党亲历者都认为“马林的督促指导和支援，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大”结束后，马林认为陈独秀应该回上海领导党的工作，于是他让包慧僧去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也认为自己负有领导责任，“对党的任务在当时情况下是无法推辞”，决定辞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职务。但是陈炯明对陈独秀作恳切的挽留，陈独秀只得以请假的名义离开了广州。于是，上海党的工作又开始步入高潮。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而这些帮助就是通过吴廷康、马林等共产国际代表的具体工作来实现的。○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吴廷康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
1920年4月，一个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团来到北京，入住东城王府井外国公寓。为首的一人操着熟练的英语，他就是吴廷康（中国史学界又译作魏金斯基、维经斯基等，中文名为吴廷康或伍廷康）。与马林不同的是，吴廷康第一次来华并非直接由共产国际派出，而是由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下属的外国处派出的。这是因为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推动世界革命和维护第一个苏维埃国家的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工作，再加上共产国际总部就设立在莫斯科，俄共（布）也是属于共产国际的下属机构，所以苏俄派到中国的工作人员也往往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承担共产国际的任务。因为吴廷康后来也担任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并六次来华，所以大家认为他第一次来华时就是共产国际代表。
吴廷康此次来华就肩负着三个使命：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由于是初次来华，吴廷康只得通过俄国华侨开展活动。通过北大教授柏烈伟（鲍立维）及伊万诺夫的介绍，他首先会见了中国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并通过李大钊联络了各方人士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参加由他主持的形式多样的座谈会、讨论会，有时他“还找个别人谈话”。吴廷康还和李大钊及北京大学少数进步学生讨论了建党问题，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应该建立“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此外,吴廷康“还赠送了一些书籍刊物作为礼物”。可以说，吴廷康很好地完成了宣传工作。
另据有关资料显示，吴廷康此行还承担着“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任务。于是，他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来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又聚集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自然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最佳地点。
吴廷康与陈独秀相见恨晚，他第一个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吴廷康又由陈独秀介绍，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人。通过一系列的会谈，吴廷康认识到：“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他立即“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吴廷康一开始也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共产党组织，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容纳各方意见的社会主义联盟，并尽量的扩大这个组织的影响。吴廷康称：“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经过吴廷康和陈独秀出色的组织工作，得以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这是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次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吴廷康“不仅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亲自“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在7月19日的会议后，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吴廷康和包括陈独秀、李汉俊、李震瀛在内的4人组成，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李汉俊负责出版部，刊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等小册子。组织部则“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稍后还组织了10个地方工会和行会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吴廷康给此次会议起草了决议。正是有了这些前期的工作，由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才得以于8月正式成立。
根据吴廷康的“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计划，1920年8月22日，上海革命局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外围组织。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渔阳里六号还设立了外国语学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主要在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中开展建团工作，发展了团员20余人。第一批发展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为完成吴廷康“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的任务，外国语学社主要工作就是为了“训练去苏俄学习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时任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担任教育厅厅长。1921年1月，吴廷康也启程回国，于是上海党的工作暂时陷入低谷，但是共产主义的火种却被点燃了。虽然吴廷康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是众多建党亲历者都称他是建立中国共产党“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马林与中共一大的召开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生于荷兰鹿特丹。他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他曾经在荷兰的殖民地印尼爪哇工作。但是作为宗主国的公民，他却十分痛恨殖民统治当局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在印尼组建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反对殖民当局，这也导致他在1918年12月被殖民当局逐出了印尼。1920年他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作为爪哇的代表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在列宁任主席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担任秘书。
受共产国际和列宁的派遣，马林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由于在印尼的工作经历，他受到了密切监视。6月6日，荷兰驻上海的代理总领事就报告荷兰驻华大使馆：马林到达了上海。此后，荷兰驻沪总领事与日本驻沪总领事、荷兰驻印尼总督府、荷属印度高级法院总检察长、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等机构频繁通信，严密监视马林的行踪。但是马林没有过多的考虑个人安危，而是积极开展工作。这时，接替吴廷康工作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上海，他们也建立了联系。
陈独秀离沪赴粤后，初由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但是李汉俊不赞成陈独秀起草的主张由党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导致二人关系紧张，所以后由李达自1921年2月至7月代理书记一职。马林在上海首先与李达、李汉俊等取得了联系，他建议中共党人“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上海的党通知各地党组织，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词，祝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林指出，我们的党工人太少，今后要向工厂工人进军。马林为这次会议“定计划，提供经费”，忙前忙后。
各位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各地党组织的情况，对由陈独秀和马林制定的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展开了讨论。当大会进行到第六次会议时，一个陌生人闯入了会场，马林机警地通知大家立即休会，众人分头离开。代表们刚离开，“巡捕房开了两部汽车；来了一群人，楼上楼下搜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由于马林的机警，“‘一大’幸未遭到破坏”，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根据包慧僧的回忆，马林给每位前来开会的代表提供了路费100元，归途的路费50元。所以，众多的建党亲历者都认为“马林的督促指导和支援，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大”结束后，马林认为陈独秀应该回上海领导党的工作，于是他让包慧僧去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也认为自己负有领导责任，“对党的任务在当时情况下是无法推辞”，决定辞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职务。但是陈炯明对陈独秀作恳切的挽留，陈独秀只得以请假的名义离开了广州。于是，上海党的工作又开始步入高潮。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而这些帮助就是通过吴廷康、马林等共产国际代表的具体工作来实现的。○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