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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走出去”战略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不仅仅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而且须高度重视和推动中国优秀文化以及先进发展理念等“软力量”的“走出去”。文化“走出去”不仅需要文化本身必须是优秀和具备吸引力的文化，而且需要与时俱进地提高文化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方法，需要善于寻找进入当地文化的“切入点”及与当地文化产生共鸣的“共振点”。经过改革开放40年砥砺奋斗的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和经验，为中国发展理念“走出去”提供了有力资格和底气。要让中国故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认知和欢迎接纳并参与，中国先进发展理念“走出去”就不仅仅是必需，更是一种必然。
“走出去”战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新长征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推手，不仅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壮大发展的必然选择。自2001年实施“走出去”战略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并在次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确定为国家战略以来，“走出去”战略对于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挥了巨大作用。据统计，在2000年福布斯全球500强企业中只有10家中国公司，其中9家为国有企业。但到2017年，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107家为中国公司，其中75家为国有企业。在建筑业的表现则更让人振奋，2017年全球最大的10家建筑公司中就有7家为中国公司。
然而，在“走出去”的千军万马中，毕竟入围全球500强的企业仍为少数。在高大帅的龙头国企大旗之后，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小微企业也行走或即将行走在“走出去”的征途中。坦率地说，不少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主要思考的是市场与利润等“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硬力量”，而不是文化及发展理念等浸孕在企业经济活动的“血脉”之中并最终决定企业能否在异国他乡“走进去”并“走长远”的“软力量”。而在“走出去”战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今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及发展理念等“软力量”的“走出去”。
中国优秀文化需要“走出去”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特征，涵盖了人们的心理活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动偏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软实力”概念之父约瑟夫·奈认为，在构成“软实力”核心要素的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三者中，文化吸引力是软实力的核心，也是一国软实力的基础。因此，在“走出去”战略步入新阶段的今天，特别需要通过推动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认同及向心力、吸引力。文化“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一样，先是通过传播让中国文化被世界广泛地认知和了解，在了解之后被喜爱、接纳甚至融合到当地文化之中，继而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阶段跳跃与升华。
笔者近年来在非洲调研时，常常能听到和直观感受到西方在非洲留下的文化和价值观影响。如人们常常说，“语言”（英语和法语、葡萄牙語等）和“宗教”（基督教）是西方殖民统治植根于非洲的两颗最富生命力的文化和观念的“种子”，而且这两颗“种子”经时间的历练早已与非洲的社会和文化深度融合，成为了非洲文化和观念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无需步西方的后尘。我们不仅有几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而且现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社区文化和企业文化等支撑中国改革开放与和谐稳定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给养同样丰富和多元，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挖掘、提炼并用国际上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境和语言来加以表述和推广。目前，一个比较遗憾的事实仍然是，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以及我们自身目前对中国文化的挖掘仍更多地停留在古代传统文化方面，真正为人熟知的中国现代文化还并不多。
文化“走出去”不仅需要文化本身必须是优秀和具备吸引力的文化，而且需要与时俱进地提高文化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方法。坦率地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虽富有吸引力，但推广手段单一。现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则难以抵御美国等西方流行文化，甚至印度和韩国文化的影响。中国5000年文明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从汉字到琴棋书画，从四书五经到诸子百家，从少林武术到吴桥杂技）虽博大精深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前来学习和钻研，但在挖掘和弘扬这些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国际友人甚至包括不少中国青少年而言，我们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要么入门的门槛较高（如书画类），要么比较艰深难懂和远离现实的快节奏生活（如诸子百家和唐诗宋词），因此在推广和转化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再加上推广形式比较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推广，民间很少介入），因此在一些国家常常出现“中华武术馆”的普及率赶不上“印度瑜珈练习班”的情况。
近些年来，笔者有机会到非洲拜访了卢旺达、南非、埃塞俄比亚、摩洛哥和津巴布韦等国的孔子学院。在走访这些孔子学院的图书馆时，看到书架上的系列图书大多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甚至是更专业的中华医学史或者经典《红楼梦》等四大古代文学名著，据悉来翻看和借阅者寥寥。其实这样的大部头不要说对于初学汉语者难度过大，兴趣点不易激发，即便对于有相当程度汉语功底的人也未必能够潜心坐下来研读。相比而言，更具有时效性和现实感的期刊、图文并茂的杂志、时政类的报纸或音像制品等恐怕更受欢迎，也更有利于当地民众了解当代中国和丰富多彩的现当今的中国大众和流行文化。
另外，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还需要善于寻找进入当地文化的“切入点”及与当地文化产生共鸣的“共振点”。如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坦桑尼亚时曾特意提到的中国电视连续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就是很好一例。该电视连续剧聚焦的是当今中国城市家庭的男女婚恋、婆媳关系等家长里短，因其反映的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很接地气，观众从中都可多多少少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加之演员表演的也好，在中国播放时就创下很高收视率。当这部系列电视连续剧译制成斯瓦希里语在坦桑尼亚电视台播放时，同样酷爱收看当代家庭生活剧的坦桑尼亚民众不仅从片中了解到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而且从中看到和了解到现代中国的家庭文化、社区文化乃至服饰文化，在引起共鸣的同时加强了对当代中国文化的了解。 又比如中国企业于2017年5月底帮助建成通车的肯尼亚蒙内铁路项目。这条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港的现代化铁路，不仅为肯尼亚创造了4万多个工作岗位，而且铁路建设过程中考虑到沿线自然保护区动物迁徙的需要而特意加高了铁路支架高度（方便长颈鹿等超高动物迁徙）及隔音设备强度。项目承建单位中国路桥还通过帮助沿线居民打井取水、捐资助学、道路救援、修建地区道路、参与环保事业等，促进企业与当地社会深度融合与共同发展。一条铁路建设所反映出来的优秀企业文化不但能够支持企业取得“走出去”的成功，更能够实现“走进去”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先进发展理念需要“走出去”
1985年8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时任总统尼雷尔时曾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的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不仅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内取得了由落后变先进的经济发展成功，而且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型是在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中取得的。中国是如何取得这样的发展奇迹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又是如何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提高其执政能力建设并继续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的？中国经验对于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究竟有哪些方面可以借鉴？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最突出并且得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广泛欣赏和赞誉，因此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学习借鉴也主要集中在减贫和经济发展领域。如2005年5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政府共同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专门从事减贫的国际培训、交流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减贫经验开始“请进来”和“走出去”。
虽然中国的减贫和经济发展成就世人瞩目并鲜有争议，但国际上对中国政治治理的认识则走过了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有认为中国改革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改革，政治改革则原封不动或原地踏步的；也有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走的太快，“僵化”的政治体制终将无法适应而行将崩溃的等等。虽然之后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并且在发展和团结稳定的道路上步伐越走越坚实，但出于对中国认知的偏狭和“冷战思维”的固话，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始终对中国的政治治理抱有顽固成见和负面认知。
这种认知坚冰的融化始自21世纪初期以来全球化的新发展以及全球经历的新震荡。特别是近十年来，当全球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这两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政治社会发展挑战的洗礼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勇立潮头，不仅没有被源自资本主义中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冲倒，也没有发生如一些西方观察家所预测的“阿拉伯之春”式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显示出了比美欧等资本主义体系更能够抗压和抗冲击的体制优势。也正因如此，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借鉴近些年来也开始从以往的经济领域开始扩大聚焦到中国的政治治理领域，西方学者所认知的中国先进发展理念的内涵也突破了原有狭隘的单纯经济层面，开始包括政治治理、执政党建设等政治发展内容。而这一观念的转变为中国先进发展理念“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时代注脚。
2014年9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问世并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出版发行。截止到2017年4月该书的泰文、柬文和乌尔都文版的首发式，在短短两年半时间内，该书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620多万册。自问世以來，该书先后在法兰克福、伦敦、纽约三大国际书展亮相。美国、英国、法国、印度、捷克、埃及、吉尔吉斯斯坦、南非等国纷纷举办研讨会、书评会。“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和政党，惊叹于‘中国道路’带来的巨大发展成就，开始从中国领导人和执政党身上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尤其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多元并起、非西方世界快速发展的历史大格局中，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
作为一个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的“发展型国家”（国际学术界认为“发
展型国家”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通常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且这一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发展意愿，并拥有能有效动员和配置各种资源以推动国家发展的能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届领导人均秉承开放和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升华“发展观”的内涵，为全球发展和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也因此具备了向世界提供发展的“公共产品”的资格和底气。
如今，经过改革开放40年砥砺奋斗的中国，已经在高铁、新能源等领域领先于世界。中国外交也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进入了“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和人类历史过往中各大国以武力征服手段步入世界舞台中央所不同的是，崇尚“和为贵”和“分享”文化的中国是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发展共赢的理念步入世界舞台中央的。换句话说，中国不是手持利剑到舞台中央“秀肌肉”，而是端着画笔来书写人类发展的新画卷。要让中国故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认知和欢迎接纳并参与，中国先进发展理念“走出去”就不仅仅是必需，更是一种必然。
贺文萍：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研究员。
“走出去”战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新长征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推手，不仅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壮大发展的必然选择。自2001年实施“走出去”战略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并在次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确定为国家战略以来，“走出去”战略对于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挥了巨大作用。据统计，在2000年福布斯全球500强企业中只有10家中国公司，其中9家为国有企业。但到2017年，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107家为中国公司，其中75家为国有企业。在建筑业的表现则更让人振奋，2017年全球最大的10家建筑公司中就有7家为中国公司。
然而，在“走出去”的千军万马中，毕竟入围全球500强的企业仍为少数。在高大帅的龙头国企大旗之后，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小微企业也行走或即将行走在“走出去”的征途中。坦率地说，不少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主要思考的是市场与利润等“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硬力量”，而不是文化及发展理念等浸孕在企业经济活动的“血脉”之中并最终决定企业能否在异国他乡“走进去”并“走长远”的“软力量”。而在“走出去”战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今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及发展理念等“软力量”的“走出去”。
中国优秀文化需要“走出去”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特征，涵盖了人们的心理活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动偏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软实力”概念之父约瑟夫·奈认为，在构成“软实力”核心要素的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三者中，文化吸引力是软实力的核心，也是一国软实力的基础。因此，在“走出去”战略步入新阶段的今天，特别需要通过推动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认同及向心力、吸引力。文化“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一样，先是通过传播让中国文化被世界广泛地认知和了解，在了解之后被喜爱、接纳甚至融合到当地文化之中，继而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阶段跳跃与升华。
笔者近年来在非洲调研时，常常能听到和直观感受到西方在非洲留下的文化和价值观影响。如人们常常说，“语言”（英语和法语、葡萄牙語等）和“宗教”（基督教）是西方殖民统治植根于非洲的两颗最富生命力的文化和观念的“种子”，而且这两颗“种子”经时间的历练早已与非洲的社会和文化深度融合，成为了非洲文化和观念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无需步西方的后尘。我们不仅有几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而且现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社区文化和企业文化等支撑中国改革开放与和谐稳定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给养同样丰富和多元，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挖掘、提炼并用国际上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境和语言来加以表述和推广。目前，一个比较遗憾的事实仍然是，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以及我们自身目前对中国文化的挖掘仍更多地停留在古代传统文化方面，真正为人熟知的中国现代文化还并不多。
文化“走出去”不仅需要文化本身必须是优秀和具备吸引力的文化，而且需要与时俱进地提高文化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方法。坦率地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虽富有吸引力，但推广手段单一。现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则难以抵御美国等西方流行文化，甚至印度和韩国文化的影响。中国5000年文明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从汉字到琴棋书画，从四书五经到诸子百家，从少林武术到吴桥杂技）虽博大精深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前来学习和钻研，但在挖掘和弘扬这些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国际友人甚至包括不少中国青少年而言，我们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要么入门的门槛较高（如书画类），要么比较艰深难懂和远离现实的快节奏生活（如诸子百家和唐诗宋词），因此在推广和转化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再加上推广形式比较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推广，民间很少介入），因此在一些国家常常出现“中华武术馆”的普及率赶不上“印度瑜珈练习班”的情况。
近些年来，笔者有机会到非洲拜访了卢旺达、南非、埃塞俄比亚、摩洛哥和津巴布韦等国的孔子学院。在走访这些孔子学院的图书馆时，看到书架上的系列图书大多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甚至是更专业的中华医学史或者经典《红楼梦》等四大古代文学名著，据悉来翻看和借阅者寥寥。其实这样的大部头不要说对于初学汉语者难度过大，兴趣点不易激发，即便对于有相当程度汉语功底的人也未必能够潜心坐下来研读。相比而言，更具有时效性和现实感的期刊、图文并茂的杂志、时政类的报纸或音像制品等恐怕更受欢迎，也更有利于当地民众了解当代中国和丰富多彩的现当今的中国大众和流行文化。
另外，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还需要善于寻找进入当地文化的“切入点”及与当地文化产生共鸣的“共振点”。如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坦桑尼亚时曾特意提到的中国电视连续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就是很好一例。该电视连续剧聚焦的是当今中国城市家庭的男女婚恋、婆媳关系等家长里短，因其反映的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很接地气，观众从中都可多多少少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加之演员表演的也好，在中国播放时就创下很高收视率。当这部系列电视连续剧译制成斯瓦希里语在坦桑尼亚电视台播放时，同样酷爱收看当代家庭生活剧的坦桑尼亚民众不仅从片中了解到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而且从中看到和了解到现代中国的家庭文化、社区文化乃至服饰文化，在引起共鸣的同时加强了对当代中国文化的了解。 又比如中国企业于2017年5月底帮助建成通车的肯尼亚蒙内铁路项目。这条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港的现代化铁路，不仅为肯尼亚创造了4万多个工作岗位，而且铁路建设过程中考虑到沿线自然保护区动物迁徙的需要而特意加高了铁路支架高度（方便长颈鹿等超高动物迁徙）及隔音设备强度。项目承建单位中国路桥还通过帮助沿线居民打井取水、捐资助学、道路救援、修建地区道路、参与环保事业等，促进企业与当地社会深度融合与共同发展。一条铁路建设所反映出来的优秀企业文化不但能够支持企业取得“走出去”的成功，更能够实现“走进去”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先进发展理念需要“走出去”
1985年8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时任总统尼雷尔时曾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的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不仅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内取得了由落后变先进的经济发展成功，而且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型是在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中取得的。中国是如何取得这样的发展奇迹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又是如何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提高其执政能力建设并继续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的？中国经验对于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究竟有哪些方面可以借鉴？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最突出并且得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广泛欣赏和赞誉，因此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学习借鉴也主要集中在减贫和经济发展领域。如2005年5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政府共同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专门从事减贫的国际培训、交流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减贫经验开始“请进来”和“走出去”。
虽然中国的减贫和经济发展成就世人瞩目并鲜有争议，但国际上对中国政治治理的认识则走过了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有认为中国改革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改革，政治改革则原封不动或原地踏步的；也有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走的太快，“僵化”的政治体制终将无法适应而行将崩溃的等等。虽然之后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并且在发展和团结稳定的道路上步伐越走越坚实，但出于对中国认知的偏狭和“冷战思维”的固话，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始终对中国的政治治理抱有顽固成见和负面认知。
这种认知坚冰的融化始自21世纪初期以来全球化的新发展以及全球经历的新震荡。特别是近十年来，当全球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这两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政治社会发展挑战的洗礼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勇立潮头，不仅没有被源自资本主义中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冲倒，也没有发生如一些西方观察家所预测的“阿拉伯之春”式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显示出了比美欧等资本主义体系更能够抗压和抗冲击的体制优势。也正因如此，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借鉴近些年来也开始从以往的经济领域开始扩大聚焦到中国的政治治理领域，西方学者所认知的中国先进发展理念的内涵也突破了原有狭隘的单纯经济层面，开始包括政治治理、执政党建设等政治发展内容。而这一观念的转变为中国先进发展理念“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时代注脚。
2014年9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问世并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出版发行。截止到2017年4月该书的泰文、柬文和乌尔都文版的首发式，在短短两年半时间内，该书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620多万册。自问世以來，该书先后在法兰克福、伦敦、纽约三大国际书展亮相。美国、英国、法国、印度、捷克、埃及、吉尔吉斯斯坦、南非等国纷纷举办研讨会、书评会。“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和政党，惊叹于‘中国道路’带来的巨大发展成就，开始从中国领导人和执政党身上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尤其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多元并起、非西方世界快速发展的历史大格局中，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
作为一个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的“发展型国家”（国际学术界认为“发
展型国家”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通常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且这一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发展意愿，并拥有能有效动员和配置各种资源以推动国家发展的能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届领导人均秉承开放和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升华“发展观”的内涵，为全球发展和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也因此具备了向世界提供发展的“公共产品”的资格和底气。
如今，经过改革开放40年砥砺奋斗的中国，已经在高铁、新能源等领域领先于世界。中国外交也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进入了“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和人类历史过往中各大国以武力征服手段步入世界舞台中央所不同的是，崇尚“和为贵”和“分享”文化的中国是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发展共赢的理念步入世界舞台中央的。换句话说，中国不是手持利剑到舞台中央“秀肌肉”，而是端着画笔来书写人类发展的新画卷。要让中国故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认知和欢迎接纳并参与，中国先进发展理念“走出去”就不仅仅是必需，更是一种必然。
贺文萍：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