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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洋淀诗群的代表诗人多多，自写诗伊始就深受波德莱尔的影响，在其后近五十年的诗歌创作中，虽然写作风格屡有调整甚至改变，但在他的诗歌文本中，以叛逆怀疑揭示现实生存困境的波德莱尔血统或隐或显，却始终未曾泯灭。
关键词：多多波德莱尔反叛
由于与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许多诗人被称为前朦胧诗人，作为白洋淀诗歌群落的代表诗人之一的多多似乎是个异类，他不仅有意与《今天》杂志保持疏离，更坚决否认自己朦胧诗人的身份，而自诩为象征主义诗人，并强调了与波德莱尔及象征主义的亲缘关系。“我根本就不是朦胧诗人，我从来就没有朦胧过，我没有一句话是朦胧的”，“我在很早就标榜我是象征主义诗人，因为我读了波德莱尔，没有波德莱尔我不会写作，所以说波德莱尔对我影响极大”①。以上言论足以说明波德莱尔在多多诗歌创作生涯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如诗人自己所言，正是波德莱尔将他引领进诗歌世界的大门，波德莱尔诗作中叛逆怀疑的忧郁基调，对多多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诗径奥秘初窥
在西方古典主义文学向现代主义文学进化过程中，波德莱尔是里程碑式的人物，由他引领的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思潮，其后蔓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如瓦雷里所言，由于波德莱尔的影响，“法国诗歌终于走出了国界，在全世界被人阅读”②。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后，波德莱尔种植的“恶之花”借助新文化运动之势终于栽种到中目的大地上。
1919年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2期上发表白话诗《小河》，在诗作短序中提及波德莱尔和他的散文诗，这是波德莱尔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困的报刊中。此后的20年代至30年代，国内对波德莱尔作品的泽介，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有关波德莱尔的译作出版陷入了全面停顿，抗战结束后，波德莱尔虽重回人们视野，但由于时代风气的转变，困内对其研究态度由先前的热烈推崇转为暧昧不清，但这也促使了对波德莱尔作品更深层次的思考。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影响下，罔内对波德莱尔的泽介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仍有事迹值得追述。1957年，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为纪念《恶之花》出版一百周年，《泽文》杂志刊载了波德莱尔专辑，专辑中包括陈敬容翻译的波德莱尔的九首诗以及如何翻译的苏联学者列维克《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和沈宝基泽的阿拉贡《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恶之花”》。1971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其中包含有波德莱尔有关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言论。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环境的变化，对波德莱尔的泽介逐渐多了起来，罔内对波德莱尔的译介和研究才进入了繁荣期。
纵观多多的诗歌创作历程，1968年初他曾写过一些古体诗，1972年在送友人的路上写下第一个真正的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开始动笔写诗，年底就有了第一部诗集。依照多多将波德莱尔视为诗歌创作实践的领路人来看，他应在正式写诗之前就已经接触过波德莱尔的诗。2007年访谈中，多多提到：“我在《世界文学》上看到陈敬容先生翻译的九首诗，一下子把我给迷住了，这才是诗歌”，“我印象非常深刻，波德莱尔有首《诗人》写道：‘太阳像诗人一样，降临城中，没有仆从，也没有声响，走遍了所有的病院和王宫。’哎呀，这个诗非常震撼我”③。据现有资料来看，多多所看到的陈敬容翻译的九首诗，并非载于《世界文学》，而是上文所提及的1957年《译文》杂志7月号刊载的波德莱尔专辑的内容，他所提及的《诗人》中的诗行也并非包含在陈敬容所译的波德莱尔的九首诗（陈敬容所泽九首诗包括《朦胧的黎明》《薄暮》《天鹅》《穷人之死》《秋》《仇敌》《不灭的火炬》《忧郁病》《黄昏的和谐》），而是出现在沈宝基所泽阿拉贡文章中全文引用的波德莱尔的《太阳》。也许由于年代久远，诗人对当时接触到的波德莱尔诗歌的细节有误記，但波德莱尔对其诗歌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毋庸置疑。多多在白洋淀插队期间，与白洋淀其他知青交流频繁，1972年夏还参加了以徐浩渊为主持人的小型文化沙龙，获得了更多交流与学习的机会。按照此前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泽介情况，多多在与同辈文艺青年的密切交流中，应该对波德莱尔的诗歌观念和作品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除此之外，“他（多多）曾将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中外近现代的诗，抄录在一个大本上”④。依多多对于波德莱尔诗歌的偏爱程度，这个写满诗歌的“大本”上，波德莱尔的作品应该不会被遗漏，诗人在抄录和学习过程中，无疑能够加强对诗歌创作文本的具体感知，从而对以后自身诗歌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摹形与仿神
波德莱尔生于19世纪的法国巴黎，1857年《恶之花》的横空出世，刹那问给法困诗坛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与轰炸般的体验，他以极富现代意识的诗歌创作，对传统诗歌进行了彻底颠覆，开启了现代诗歌的大门，也留下了诸多争议。多多于20世纪70年代初涉中罔诗坛，二者虽存在着较大的时代语境与文化体系的差异，但无论是反叛姿态还是对抗方式都极为相似。多多曾提道“我真正的诗歌写作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之前也看过一些现代诗，没有这样着魔的感觉”，“我第一次看波德莱尔，一点陌生感都没有，很快就进入了”。既有当事人现身说法，又有时间上的承续关系，多多诗歌中叛逆因子的表述显然师承波德莱尔，死亡与丑恶惊悚的意象爬满了诗行，以象征、隐喻、暗示包裹对抗性主题，营造起别样的诗歌世界。“在自由的十字架上射死父亲/你怯懦的手第一次写下：叛逆/当你又从末日向春天走来/复活的路上横着你用旧的尸体”（《致情敌》）.即使是书写爱情，也着意于叙述其非理性、动物性，甚至荒渗性的一面。作于1972年的《蜜周》，以七天一周的结构表现了一个完整的爱情周期，诗中表达的爱情却并不甜蜜，怀疑、残暴、颓废充斥字里行问：“你的眼睛在白天散光/像服过药一样”，“看到那根灰色的烟囱了吧/就像我们肤浅的爱情一样”，“我们是写在一起的示威标语/我们在争论：世界上谁最混账”，诗人用预言家式的不祥口吻、丑恶骇人的意象、粗粝夸张的语言完成了对传统爱情“恶魔式的反抗”。尽管多多早期诗作中的叛逆、紧张、焦虑感表达尚流于表面，缺乏更为深刻的内在反思。南于外部环境带来的不适，使他更倾向于单纯的倾诉和抗议，但其中装载着叛逆内核的精神观念，用丑恶堕落来表达内心矛盾冲突的方式完全是波德莱尔式的。 叛逆源于紧张。多多诗歌中的紧张感来自于异己力量的压迫，在他的诗歌世界中，总有“我们不能攀登的大石" 《那是我们不能攀登的大石》），他试图用旁观者的角度审视使他陷于压抑的东西，然而却始终无法摆脱。忧患意识在他的诗篇中潜滋暗长，黎明时分“枪口余烟袅袅”，春的季节“从一辆/空荡荡的收尸车上/一个石头做的头/聚集着死亡的风暴”。波德莱尔的不安则是来自于灵魂的内在冲突，而使他紧张忧郁的是来自心灵深处的“使我萎靡的那种痛苦的秘密”（《从前的生活》），他用庞大的时空架构追寻灵魂的柄息之所，从远古到现实，从普罗米修斯到达·芬奇，从超验世界的上帝至自然世界的庙宇，无所不至，始终在“精神宇宙的不可企及的蔚蓝”（《精神的黎明》）中挣扎，致力于精神世界的建构。多多追随波德莱尔，以堕落、虚无来表现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他试图用外部世界的畸变、悖谬、错位表达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尽管始终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但他对超验世界的追求从未放弃，“没有风暴也没有革命/灌溉大地的是人民捐献的酒/能够这样活着/可有多好要多好就有多好”（《能够》）。
也许是因为其人其诗更倾向于隐匿维度，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多多的诗在国内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当他的同时代人成为冉冉升起的明星时，他仍是被遮蔽的晦暗星云，仅在诗歌的小圈子里发挥影响力。多多写诗始于混乱的年代，在异域诗歌资源的选择上，他更倾向于接受西方现代诗歌中歌唱孤独、罪恶和死亡一类，所以视波德莱尔为楷模，并始终追随。尽管多多在后期的诗歌创作吸取了更多的异域资源，如超现实主义、自白诗派等，然而波德莱尔的血液始终涌动在其诗歌文本中。多多的朋友江河在80年代一语成谶：“波德莱尔将会对你产生终身影响。”
①多多：《多多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②PaulValery.oeuvres.e d.JeanHytier，coll.Biblioth e quedelaPl e iade，t.I.1957：598.
③ 梁晓明：《多多访淡》，“浙江在线”网站网刊《中围诗刊》2006年第1期“开卷诗人”栏目专稿。
④ 刘禾：《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参考文献：
[1]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2]林贤治.中国新诗五十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
[3] 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刘志荣.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多多论[J].文藝争鸣，2014（6）.
关键词：多多波德莱尔反叛
由于与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许多诗人被称为前朦胧诗人，作为白洋淀诗歌群落的代表诗人之一的多多似乎是个异类，他不仅有意与《今天》杂志保持疏离，更坚决否认自己朦胧诗人的身份，而自诩为象征主义诗人，并强调了与波德莱尔及象征主义的亲缘关系。“我根本就不是朦胧诗人，我从来就没有朦胧过，我没有一句话是朦胧的”，“我在很早就标榜我是象征主义诗人，因为我读了波德莱尔，没有波德莱尔我不会写作，所以说波德莱尔对我影响极大”①。以上言论足以说明波德莱尔在多多诗歌创作生涯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如诗人自己所言，正是波德莱尔将他引领进诗歌世界的大门，波德莱尔诗作中叛逆怀疑的忧郁基调，对多多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诗径奥秘初窥
在西方古典主义文学向现代主义文学进化过程中，波德莱尔是里程碑式的人物，由他引领的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思潮，其后蔓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如瓦雷里所言，由于波德莱尔的影响，“法国诗歌终于走出了国界，在全世界被人阅读”②。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后，波德莱尔种植的“恶之花”借助新文化运动之势终于栽种到中目的大地上。
1919年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2期上发表白话诗《小河》，在诗作短序中提及波德莱尔和他的散文诗，这是波德莱尔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困的报刊中。此后的20年代至30年代，国内对波德莱尔作品的泽介，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有关波德莱尔的译作出版陷入了全面停顿，抗战结束后，波德莱尔虽重回人们视野，但由于时代风气的转变，困内对其研究态度由先前的热烈推崇转为暧昧不清，但这也促使了对波德莱尔作品更深层次的思考。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影响下，罔内对波德莱尔的泽介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仍有事迹值得追述。1957年，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为纪念《恶之花》出版一百周年，《泽文》杂志刊载了波德莱尔专辑，专辑中包括陈敬容翻译的波德莱尔的九首诗以及如何翻译的苏联学者列维克《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和沈宝基泽的阿拉贡《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恶之花”》。1971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其中包含有波德莱尔有关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言论。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环境的变化，对波德莱尔的泽介逐渐多了起来，罔内对波德莱尔的译介和研究才进入了繁荣期。
纵观多多的诗歌创作历程，1968年初他曾写过一些古体诗，1972年在送友人的路上写下第一个真正的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开始动笔写诗，年底就有了第一部诗集。依照多多将波德莱尔视为诗歌创作实践的领路人来看，他应在正式写诗之前就已经接触过波德莱尔的诗。2007年访谈中，多多提到：“我在《世界文学》上看到陈敬容先生翻译的九首诗，一下子把我给迷住了，这才是诗歌”，“我印象非常深刻，波德莱尔有首《诗人》写道：‘太阳像诗人一样，降临城中，没有仆从，也没有声响，走遍了所有的病院和王宫。’哎呀，这个诗非常震撼我”③。据现有资料来看，多多所看到的陈敬容翻译的九首诗，并非载于《世界文学》，而是上文所提及的1957年《译文》杂志7月号刊载的波德莱尔专辑的内容，他所提及的《诗人》中的诗行也并非包含在陈敬容所译的波德莱尔的九首诗（陈敬容所泽九首诗包括《朦胧的黎明》《薄暮》《天鹅》《穷人之死》《秋》《仇敌》《不灭的火炬》《忧郁病》《黄昏的和谐》），而是出现在沈宝基所泽阿拉贡文章中全文引用的波德莱尔的《太阳》。也许由于年代久远，诗人对当时接触到的波德莱尔诗歌的细节有误記，但波德莱尔对其诗歌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毋庸置疑。多多在白洋淀插队期间，与白洋淀其他知青交流频繁，1972年夏还参加了以徐浩渊为主持人的小型文化沙龙，获得了更多交流与学习的机会。按照此前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泽介情况，多多在与同辈文艺青年的密切交流中，应该对波德莱尔的诗歌观念和作品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除此之外，“他（多多）曾将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中外近现代的诗，抄录在一个大本上”④。依多多对于波德莱尔诗歌的偏爱程度，这个写满诗歌的“大本”上，波德莱尔的作品应该不会被遗漏，诗人在抄录和学习过程中，无疑能够加强对诗歌创作文本的具体感知，从而对以后自身诗歌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摹形与仿神
波德莱尔生于19世纪的法国巴黎，1857年《恶之花》的横空出世，刹那问给法困诗坛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与轰炸般的体验，他以极富现代意识的诗歌创作，对传统诗歌进行了彻底颠覆，开启了现代诗歌的大门，也留下了诸多争议。多多于20世纪70年代初涉中罔诗坛，二者虽存在着较大的时代语境与文化体系的差异，但无论是反叛姿态还是对抗方式都极为相似。多多曾提道“我真正的诗歌写作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之前也看过一些现代诗，没有这样着魔的感觉”，“我第一次看波德莱尔，一点陌生感都没有，很快就进入了”。既有当事人现身说法，又有时间上的承续关系，多多诗歌中叛逆因子的表述显然师承波德莱尔，死亡与丑恶惊悚的意象爬满了诗行，以象征、隐喻、暗示包裹对抗性主题，营造起别样的诗歌世界。“在自由的十字架上射死父亲/你怯懦的手第一次写下：叛逆/当你又从末日向春天走来/复活的路上横着你用旧的尸体”（《致情敌》）.即使是书写爱情，也着意于叙述其非理性、动物性，甚至荒渗性的一面。作于1972年的《蜜周》，以七天一周的结构表现了一个完整的爱情周期，诗中表达的爱情却并不甜蜜，怀疑、残暴、颓废充斥字里行问：“你的眼睛在白天散光/像服过药一样”，“看到那根灰色的烟囱了吧/就像我们肤浅的爱情一样”，“我们是写在一起的示威标语/我们在争论：世界上谁最混账”，诗人用预言家式的不祥口吻、丑恶骇人的意象、粗粝夸张的语言完成了对传统爱情“恶魔式的反抗”。尽管多多早期诗作中的叛逆、紧张、焦虑感表达尚流于表面，缺乏更为深刻的内在反思。南于外部环境带来的不适，使他更倾向于单纯的倾诉和抗议，但其中装载着叛逆内核的精神观念，用丑恶堕落来表达内心矛盾冲突的方式完全是波德莱尔式的。 叛逆源于紧张。多多诗歌中的紧张感来自于异己力量的压迫，在他的诗歌世界中，总有“我们不能攀登的大石" 《那是我们不能攀登的大石》），他试图用旁观者的角度审视使他陷于压抑的东西，然而却始终无法摆脱。忧患意识在他的诗篇中潜滋暗长，黎明时分“枪口余烟袅袅”，春的季节“从一辆/空荡荡的收尸车上/一个石头做的头/聚集着死亡的风暴”。波德莱尔的不安则是来自于灵魂的内在冲突，而使他紧张忧郁的是来自心灵深处的“使我萎靡的那种痛苦的秘密”（《从前的生活》），他用庞大的时空架构追寻灵魂的柄息之所，从远古到现实，从普罗米修斯到达·芬奇，从超验世界的上帝至自然世界的庙宇，无所不至，始终在“精神宇宙的不可企及的蔚蓝”（《精神的黎明》）中挣扎，致力于精神世界的建构。多多追随波德莱尔，以堕落、虚无来表现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他试图用外部世界的畸变、悖谬、错位表达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尽管始终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但他对超验世界的追求从未放弃，“没有风暴也没有革命/灌溉大地的是人民捐献的酒/能够这样活着/可有多好要多好就有多好”（《能够》）。
也许是因为其人其诗更倾向于隐匿维度，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多多的诗在国内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当他的同时代人成为冉冉升起的明星时，他仍是被遮蔽的晦暗星云，仅在诗歌的小圈子里发挥影响力。多多写诗始于混乱的年代，在异域诗歌资源的选择上，他更倾向于接受西方现代诗歌中歌唱孤独、罪恶和死亡一类，所以视波德莱尔为楷模，并始终追随。尽管多多在后期的诗歌创作吸取了更多的异域资源，如超现实主义、自白诗派等，然而波德莱尔的血液始终涌动在其诗歌文本中。多多的朋友江河在80年代一语成谶：“波德莱尔将会对你产生终身影响。”
①多多：《多多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②PaulValery.oeuvres.e d.JeanHytier，coll.Biblioth e quedelaPl e iade，t.I.1957：598.
③ 梁晓明：《多多访淡》，“浙江在线”网站网刊《中围诗刊》2006年第1期“开卷诗人”栏目专稿。
④ 刘禾：《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参考文献：
[1]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2]林贤治.中国新诗五十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
[3] 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刘志荣.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多多论[J].文藝争鸣，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