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藏和平解放之路
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即作出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确定由第=野战军第十八军担负入藏任务。在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的直接指挥下，以十八军为主力担负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当；由新疆军区第二军骑兵支队、青海第一军骑兵支队、云南第十四军126团负责配合。此后经历了昌都战役、和平谈判，和平进军西藏、康藏和青藏公路建设，历尽艰险，顽强拼搏，终于赢得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胜利，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种种努力遭到了西藏地方当局亲帝分裂势力的阻挠与拒绝。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主要由第二野战军担负，同时要求第一野战军予以配合。二野迅即提出了由其所辖之第十八军担负经川、康向西藏东部和中部前进，其他部队分别从新、青、滇向西藏西北和东南“多路向心”进军的计划。
2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其后西南局和西北局对如何同达赖集团进行谈判问题，分别提出了4条和8条意见。5月17日，中央进一步指示，要按照如下原则拟定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条款：“西藏方面必须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一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遵照上述原则，5月27日，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并亲自修订的和谈的10项条款以西南局名义报请中央批准，并在中央5月29日获得批准后，于6月2日下发给各路准备避藏的部队遵守和掌握。人们把这10项条款称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十大政策”，这10项条款是：
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2、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3、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9、对于过去亲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既往不咎；
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这10项条款为后来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昌都战役
为了实现解放西藏的战略目标，中央决定以打促和，实施昌都战役。1950年8月5日，张国华在西南军区研究昌都战役作战会议上指出，“如8月底前，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可全线通车，在泸定以西能集中300辆汽车，甘孜、德格间集中5000头牦牛，所需冬衣、干粮、携带燃料等8月底可运新津(四川新津，十八军军部驻地)，9、10两月由汽车、马车运800万斤粮食、物资到甘孜，则昌都战役可以在10月间实施。”贺龙司令员责成张国华到前方实地了解情况，西南军区于8月5日、14日两次向中央军委作了1950年实施昌都战役的报告。
毛主席在看了报告后，提出了具体问题：“(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合空投；(三)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
西南军区复电毛主席称：至昌都的公路尚待勘查，明年才能修筑；飞机在昌都空投是可能的，能否修筑机场尚无确切情报；藏军的战斗力“我们曾以两个连同敌人一个代本(代本是一个藏军团)打了一仗，以一个排冲跨敌人一个代本”，加之藏军在昌都地区只有五六千人，且驻地分散，不易相互支援。因此“使用(十八军)四个团又两个营，加上玉树方面、察隅方面少数部队的配合，是够用的。”
1950年8月23日，毛主席批准了这一报告，同时指出：“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唯希望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在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减少恐惧的方针。”毛主席的批示表明，以打促和是昌都战役的一个重要意图。
1950年8月26日，西南军区正式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部，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要求十八军以主力一部并有青海骑兵支队加强，从右翼迂回昌都以西，切断藏军退路；其余各部分别从北、东、南三面向昌部攻击前进。以云南第十四军之有力一部，歼灭赫井之藏军，策应十八军行动。
9月11日，十八军向西南军区报告了昌都战役的具体布置，十八军采用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的结合战法，集中主要兵力于北线。围歼类乌齐、恩达及澜沧江以东之藏军。北线部队为52师(欠一个营)，并青海骑兵支队、军属炮兵营、侦察营、工兵营、第54师炮兵连及辎重团，成左、中、右三路进攻态势。
南线由53师副政委苗丕一指挥，53师157团自巴塘渡金沙江，攻歼宁静藏军，直出邦达、八宿，切断藏军西南退路。云南十四军42师向盐井攻击前进，防止藏军向察隅后撤。
9月13日，十八军党委发出昌都战役政治命令，要求部队恪守政策纪律，团结藏族人民，保证战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全胜。
9月15日，十八军前方指挥机关在甘孜召开作战会议，确定迂回包围歼灭藏军的作战思想，会上提出“不怕突不破，就怕包不住，包住就是胜利”的口号。
9月20日，十八军根据贺龙司令员关于昌都战役的指导要点，强调“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役主要目标，占领昌部为歼敌的目的”，发出作战指挥要点的指令。
9月中下旬，各参战部队按既定部署陆续向战役出发地域行进。154团、155团、军直侦察营、工兵营等各部队都如期到达预定地点。十八军政委王其梅带领一批人昌都展开工作的干部随军直部队于10月5日抵达德格。
青海骑兵支队于1950年7月下旬进驻青海玉树后，进行了战前训练和粮草准备工作。9月20日，青海骑兵支队长孙巩、副政委田惠普由玉树抵邓柯接受任务。154团团长郄晋武受师领导委托，与他们初步研究藏军部署 情况、道路情况和作战实施方案。29日，确定阴法唐、李明组成师前指，统一指挥右翼战役迂回部队。157团后续部队两个营分别于8月27日、29日抵达巴塘做渡江准备。
云南第十四军42师师长廖运周、政委张子明组成指挥所，前进至德钦，实施指挥。已进抵贡山和德饮的第126团一营、二营和第125团三营，10月已开始向前进军。至此，各参战部队已完成战役的开进与展开。
10月3日，张国华、刘振国和天宝到达玉隆，就部队昌都战役过江后，物资运输问题与夏克刀登洽谈后，张国华向西南军区报告了昌都战役的发起时间。
1950年10月7日，西南军区发布命令开始全线渡江执行昌都战役，十八军各参战部队准时执行命令，于邓柯、德格、已塘横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52师154团于10月6日凌晨提前一天开始渡江，并迅速向青海、玉树以南的巴塘草原进发，8日到达。骑兵支队于7日从玉树出发，当日抵达巴塘草原。
昌都战役由北线和南线两路大军构成，北线以十八军主力从右翼迂回昌都以西，将藏军包围歼灭在昌都及以西的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开进军西藏的门户。由52师统一指挥，兵分左中右三条路线钳击合围昌都及其周边地区。
右路，由阴法唐、李明(军宣传部长夏川随行)等率154团、青海骑兵支队、52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组成，从邓柯渡过金沙江，进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经玉树、囊谦，直插恩达，切断藏军由昌都后撤拉萨之退路，实施千里大迂回。
中路，由吴忠师长、陈子植副师长及52师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率155团、156团、师直、军炮兵营组成，担任战役主攻、穿插切割任务，于7、8、9日渡过金沙江，依次作斜梯形展开，歼灭牙夏松多、国德、生达之藏军，后直插昌都。
左路，由军侦察营长苏桐卿、军直属政治部主任王达选率侦察营，工兵营组成，担任正面钳制任务。
南线由53师副政委苗丕一指挥，由53师七大队、师工兵连、炮兵连组成，从巴塘以西竹巴笼渡金沙江，首先歼灭宁静地区之藏军，而后经邦达、八宿，堵住昌都南逃之藏军。5日，云南十四军126团及125团一个营在盐井方向发起战斗，攻占碧土、盐井，又向左贡方向前进。7日，157团三路渡江，进击宁静配合南线主力作战。
在解放军前进途中，藏军代本牟霞、普隆巴扎巴次仁等部凭借险要地形和工事进行顽抗，解放军同他们战斗20余次，击溃了藏军的抵抗。12日，第9代本德格色格桑旺堆在宁静宣告率部起义。18日解放军逼近昌都时，昌都城中一片混乱，原来就反对同解放军打仗、主张和谈的阿沛·阿旺晋美率总管府40余名僧俗官员以及卫队100多人，撤离昌都城，噶伦拉鲁招募来的地方民兵则在城中乘机抢劫。阿沛在发现退路已被解放军截断后，移住昌都西南之竹各寺，并派出人员与解放军联系。19日，解放军和平进人昌都城，该城宣告解放。20日，已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的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第三、第八、第十代本2700多人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昌都地区获得解放。
昌都战役自10月6目发起，至24日结束，历时19天，解放军先后解放了昌都、类乌齐、恩达、宁静、盐井、碧土等城镇。共计毙、伤、俘藏军4个团的全部、3个团各一部，加上硕达洛松(即硕般多、边坝、洛隆)地区之民兵，共5700余人；其中代本以上高级军官有第三代本牟霞和噶炯娃、第八代本恰日巴、第十代本夏江苏巴以及昌都总管府颇本霍尔泰、噶仲崔科、金中和宁静宗本玛雅、渡密曲宗宗本基甲、江达宗本南噶江村、军械总管理员玉噶等20余名高中级官员；俘获为昌都总管府服务的英国人福特、在九代本处的英国人布尔及印籍藏人2人。缴获俄式山炮3门、英式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其他长短枪3200余支、子弹5.8万发、电台2部、战马2000匹等物资。
昌都战役胜利后，西南军区发来贺电称：“庆祝你们解放昌都、类乌齐、恩达、宁静、盐井、碧土等要地，歼敌和争取藏军第九代本起义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团结藏族同胞，争取更大的胜利!”
王其梅率十八军前方指挥所于24日抵昌都，在举行祝捷胜利大会时，他带头列队迎接阿沛阿旺晋美等人返回昌都，并让他们仍住在原昌都总管府，优礼相待。共产党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亦逐渐得到了阿沛等人的更深理解和热情拥护。11月，由阿沛等40余名僧俗官员签名的写给达赖喇嘛和达扎等人的信，由专人日夜兼程送往拉萨。信中以他们的见闻和亲身感受，恳切陈词，再次力劝拉萨当局速派代表与中央和谈。11月10日，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所颁《布告》的形式，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全文播发，《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在解放军开始横渡金沙江时，党中央还作出了再从西北组建一支队伍沿北线大体为今青藏公路一线配合十八军向拉萨、日喀则挺进，并协同班禅堪布会议厅返藏的部署。12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吸收范明列席，就此作了专门研究。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备，即于1951年4月和8月先后成立了由范明领导的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和第十八军独立支队。
签订十七条协议
昌都战役之后，驻扎在康藏附近的藏军一夜之间全部丧失，拉萨上层社会惶恐不安，市井中谣言四起。美国和英国已明确拒绝噶厦政府要求军事援助以对付解放军的请求，印度政府也不再向噶厦提供军事上的支持和外交上的援助。就连当时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台湾国民党政权也同北京的中央政府一样宣布对西藏拥有主权。噶厦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时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哥哥当采活佛来到了拉萨，在青海塔尔寺做堪布的当采活佛极力向噶厦政府及达赖喇嘛宣传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噶厦政府决定由噶厦、仲译钦莫帕拉和仲孜杰秘密赶制出一项达赖转移的计划，要把十四世达赖喇嘛转移到亚东去。
12月19日，西藏地方嘎厦政府再次召开官员大会，宣布将原西藏地方政府一分为二。由达赖喇嘛任命大堪布本珠仓·格桑扎西和孜本鲁康娃·泽旺绕登二人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堪穷土登绕央和台吉香卡娃·居美多吉为代理噶伦。让他们留在拉萨主持政务，组成拉萨噶厦”。达赖喇嘛本人则率噶伦然巴、索康和四大仲译钦波、三个孜本(包括已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等30余名官员“外出”。20日凌晨，达赖喇嘛等人即改着普通人的行装，在一些武装人员的护卫下，离开拉萨，向亚东方向出走。
昌都解放以后，中国政府通过广播和印刷品向西藏人民进行宣传，人民解放军攻打昌都的目的并不是要占领卫藏地区，而是为了发动一场和平解放西藏的新战役，促使噶厦政府回到谈判桌前。12月27日，兼任中共昌都工委书记的王其梅和副书记惠毅然、平措旺阶等，在昌都召集该地区上层人士百余人开会，讨论成立解放委员会。经过5天的酝酿、协商，昌都解放委员会成立，一致选举王其梅为主任，在进军和解放昌都时作出贡献 及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昌都寺大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察雅寺大活佛罗登协饶、德格土司降央伯姆(女)、德格色格桑旺堆、平措旺阶、帮达多吉、惠毅然等人被选为副主任。该委员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联合当地上层人士建立的、带有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直接接受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政务院的领导。昌都解放委员会成立后，除负责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外，其主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解放全西藏，继续支援解放军向西藏的腹地和边境进军。
12月27日，在达赖喇嘛等人即将抵达亚东时，拉萨噶厦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给王其梅和十八军第52师师长吴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及其下属的报告，此处(指拉萨)已派出和谈办事人员。”接着拉萨噶厦派堪穷土登列门和第二代本(团长)桑颇·登增顿珠去昌都，协同阿沛与解放军谈判。他们虽然派出了和谈代表，但和达扎等1949年11月决定派夏格巴、旺秋德丹等赴北京表示“独立”时的出发点一样，其亲帝分裂主义的实质，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
实际上，噶厦政府当时的目的是回避和拖延同中央政府的谈判，另外打的算盘是争取得到美国和英国的支持。
达赖一行于1951年1月2日抵达亚东，在那里组成“亚东嘎厦”。1951年1月7日，“亚东嘎厦”组织会议讨论达赖流亡国外的得失利弊及是否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会议中要求有在国外生活经历的官员汇报他们与美、英、印官员打交道的情况，当时多位藏族官员对英国，印度不向他们提供帮助进行了声讨，大多数与会者赞成同中央政府进行谈判。“亚东嘎厦”当即派人前往德里，同中国驻印度大使商讨谈判地点，并争取中央政府同意从亚东再增派几名谈判代表。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与他们见面后，坚持谈判地点在北京而不能在昌都和拉萨。袁仲贤大使还承诺在谈判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籽停止军事行动，并会优待藏军俘虏，同时同意噶厦政府从亚东派两名以上官员经海路前往北京。
1951年3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在西藏工委委员、第十八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平措旺阶和西藏工委办公厅主任乐于泓的陪同下，从昌都出发赴京。阿沛一行经重庆、西安于4月22日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总理前往北京火车站迎接。另一路由亚东出发经印度到北京的两名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的陪同下，经由香港于4月27日到达北京，受到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的欢迎。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副总理陈云、黄炎培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对他们来京和谈表示欢迎，并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为代表，将由他们4人与西藏代表谈判。此外，班禅大师是西藏公认的重要领袖人物，也有了解和协助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和谈工作的权利和责任，十世班禅大师一行，也在范明等人陪同下于4月底从青海到达了北京。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北京市军管会的交际厅举行，双方就谈判程序、步骤等问题进行协商，听取阿沛·阿旺晋美等代表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谈判可以不拘形式，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 4月30日，第二轮谈判，双方讨论解放西藏十条公约。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邀请西藏和谈代表团以及班禅参加观礼，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额尔德尼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5月2日，进行第三轮谈判，主要是讨论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整个谈判的核心所在。5月7日，第四轮谈判开始，中央代表团就进军人数、驻地、供应以及藏军改编等问题作了说明。5月20日，又进行了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谈判，很快达成协议。李维汉草拟了十七条协议的全文，并由毛主席亲自审阅，5月21日，最后一轮谈判举行，李维汉高兴地说，在座的各位为西藏人民、全国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这些文件的效果愈向前走，愈可以看得出来。西藏民族从此以后就要发生不同的变化，你们对西藏的历史写了一个划时代的东西。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正式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和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聂荣臻、彭真等领导人参加签字仪式。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班禅代表拉敏·益西楚臣、詹东计晋美等。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都在协议上签字盖章。李维汉和阿沛在签字仪式上致词，朱德总司令讲了话。
5月24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和平谈判的西藏代表团，晚上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
5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和谈经过，并用藏、汉两种文字刊登了协议的全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由前言和17项条文组成。因有17项条文，后来常被简称为“十七条协议”。协议的全文如下：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于1951年6月初分成两路离开北京。一路是凯墨、土丹旦达、桑颇等经印度返藏，先行向达赖喇嘛和“亚东噶厦”作口头汇报。另一路是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等离京前往武汉，转而从武汉乘飞机到重庆，后由重庆到达甘孜，在甘孜等候张国华。张国华于6月17日由北京经重庆返回甘孜。阿沛随张国华、谭冠三一行于7月18日到达昌都。
《十七条协议》正式公布以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欢迎，内地很多大城市举行了游行集会。驻守在甘孜的广大十八军官兵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集会庆《十七条协议》的签订。1951年6月1日，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真诚拥护协议。
为了贯彻和执行协议，中央决定派张经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去完成督促协议贯彻执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与西藏上层人士进行联系和沟通。
1951年6月13日，张经武与乐于泓等随行人员和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达旦和桑颇登增顿珠一道，从北京飞往广州绕道香港、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锡金甘托克，翻越喜马拉雅山的乃堆拉山口，于7月14日，到达亚东。7月16日，与达赖喇嘛及噶厦政府官员见面。张经武向达赖喇嘛递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阐述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7月20日，西藏地方政府发电报给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毛主席报称张代表与达赖的会面含有亲密的友谊，甚谢。并说现已决定于藏历5月18日(1951年7月21日)离开亚东返藏。抵拉萨后，等候噶伦阿沛阿旺晋美来接受协议正本，然后即召开全体大会，研究后即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1年8月17日自亚 东返回拉萨。
7月22日，张经武离开亚东，8月8日抵达拉萨，投入到西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广泛拜访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及三大寺堪布，宣传协议精神，解释中央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8月10日，张经武向中央报告了抵达拉萨的情况及工作计划。中央对张经武的工作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9月28日，张经武带着毛泽东主席送给达赖的礼品20余件来到罗市林卡，面见达赖。达赖接受毛主席的礼物，并向毛主席像致敬。10月24日，达赖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他个人的名义向毛主席致电拥护《十七条协议》。
进军西藏
1951年5月25日，由毛主席批准，军委发布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已于本月23日在北京签字，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该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
先遣支队进驻拉萨
1951年7月25日，十八军先遣支队由王其梅率领从昌都出发，途经边坝向拉萨进军。8月13日抵达边坝以西的恩朱格，154团8连进入先遣支队序列，先逭支队于8月20日抵达嘉黎，25日抵达太昭，此前，阿沛·阿旺晋美已派人将阿沛庄园储存的1万余斤粮食磨成糌粑粉运抵太昭等候先遣支队。队伍到达后，粮食得到了补充，王其梅非常感动。随先遣支队的文工团员在这一地区表演了节目，电影组放了电影，山上山下数十里外的各族群众都来观看。
十八军先遣支队向拉萨进军中，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夏贡拉山、鲁贡拉山，穿越了“究凡站”，所经之地，人烟稀少，空气稀薄，道路崎岖，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十八军先遣支队克服重重困难，用了45天的时间，跋涉2000多华里的山路，于1951年9月7日渡过拉萨河，进入拉萨东郊。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派乐于泓前来迎接，9月8日，张经武亲自到东郊看望先遣支队全体官兵。
十八军前方部队进驻拉萨和西藏边防地区
1951年8月21日，十八军正式发出向拉萨等地进军的命令，规定了十八军军直、154团、52师师直、155团进军梯队的编成，出发时间，进驻地区及各部任务。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李觉、刘振国率军指和西藏工委机关、入藏地方干部及军直各分队共2500余人，由昌都出发，取道“小北路”，经丁青、沙丁、桑达本贡、墨竹工卡向拉萨进军。154团与军直同为第一梯队，由洛隆、边坝地区出发，取道“中路”，经嘉黎、太昭、墨竹工卡向拉萨挺进。52师师部率155团为第二梯队，拟10月初自昌都经边坝、沙丁向桑达本贡，太昭一线前进。
9月7日，十八军军部工委机关第一梯队进驻丁青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讲《十七条协议》，召开了39族第一办事处成立大会。9月15日，军直由丁青向西南行进，25日到达怒江北岸。部队使用牛皮船3天时间渡过怒江，到达沙丁宗。10月8日，十八军军直、工委机关翻越念青唐古拉山脉的海拔6000多米的冷拉山口。玲拉山口海拔6000多米，张国华早有高血压、心脏病，翻越这座大山时，高血压发作，但他与谭冠三将军一同与大家坚持步行，并号召全体官兵共渡难关。翻越这座大山时，部队先后有4名官兵失去了生命。1951年9月7日，十八军进藏第一梯队由154团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率领，由边坝出发向拉萨进军，团主力于10月6日进驻墨竹工卡，与第三营汇合，10月7日，该团主力抵德庆。10月16日，第三营渡过拉萨河，进入市区。
第二梯队52师师直及155团、军炮兵营，由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领，于10月2日、5日分别由昌都出发，经洛隆、边坝、沙丁、嘉黎，于11月7日前后到达预定地区：师直进驻太昭，155团进驻沙丁、嘉黎间的嘉雪奔噶(现比如县白噶区)、桑达本贡一线，军炮兵营进驻太昭以西的金达，就地开展地方工作。
10月19日，十八军军部、西藏工委机关到达墨竹工卡进入拉萨河谷地带。10月21日，到达德庆，与先期到达的154团汇合。10月24日，十八军和工委机关等部队乘牛皮船渡过拉萨河，进驻拉萨市东郊。
十八军前方部队向拉萨进军，翻越4000米以上的雪山12座，6000米以上的雪山4座，横渡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小河流数十条，在高山缺氧，半饥饿的行军状态下，历时110多天，跋涉3000多华里的山路，终于到达拉萨。之后，十八军遵照中共中央、西南军区的指示，各部队实行战略展开，155团一营于1951年秋进军则拉宗，1952年1月1进驻山南隆子宗；154团除三营留拉萨负责警卫任务外，其余两营分别于11月15日进驻江孜、日喀则。1952年4月，52师师直和155团主力进驻墨竹工卡、太昭一线。1952年7月，154团进驻亚东。至此，十八军胜利完成和平进军西藏的历史使命。
十八军独立支队进军拉萨
1951年8月14日，范明率西北西藏工委机关由西宁出发，翻越日月山，于17日晚到达香臼德，到达香日德后，部队进行了整编，分为马大队、骡子大队、骆驼大队和牦牛大队。22日，召开十八军独立支队成立暨进军西藏誓师大会，范明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会后，第一梯队出发。马大队作为先导，骡子大队，骆鸵大队和牦牛大队运送物资跟在马大队后面，部队行军时尘土飞扬，蜿蜒数十里，景象蔚为壮观。8月28日，十八军独立支队后梯队由香日德出发向西藏进军。第一梯队于9月2日抵达诺术岗山脚下。9月20日，独立支队进入长江源头通天河畔。10月4日，部队找到一处水流较为平稳的河面，经过15个昼夜，大部队终于涉水渡过通天河。10月19日，部队行进到海拔48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全体官兵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克服高山缺氧，用3天时间全力攀越唐古拉山。10月27日，进抵西藏北部聂荣宗。
11月4日，独立支队进抵藏北重镇黑河(那曲)，西藏地方政府黑河总管和藏军第四代本率藏军300多人及藏族群众400多人，前来欢迎十八军独立支队。独立支队在黑河休整了10日，召开上层人士会议，宣传《十七条协议》，补充粮草。11月15日，独立支队继续南行，11月18日，部队遇到强烈地震，由于居住的是帐篷，无人员伤亡。11月26日，十八军独立支队到达拉萨近郊，张经武，张国华派参谋长李觉出城20里前去迎接。11月27日，十八军独立支队进抵距拉萨市区7公里处。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前来欢迎和慰问。12月1日，十八军独立支队举行入城式。
十八军独立支队自8月22日由香日德出发，12月1日进驻拉萨，历时102天，行程2800余华里，历经无数艰难困苦，胜利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
云南十四军126团进军察隅
昌都战役后，十四军42师126团就留守在察瓦龙地区的扎那、门工一带。1951年6月初，126团一营副教导员张达德率一连的一个排和医务人员及藏语翻译共60多人组成先遣队向竹瓦根方向前进，并驻守竹瓦根。在此，为后方向察隅进军的部队购买粮食，并做先期准备 工作。8月22日，团长高建兴率第一营、团机炮连、团机关部分人员和一个工作队共600多人从扎那出发向察隅进军。于9月20日抵达竹瓦根，同先遣队汇合。
之后，高建兴率团机关部分人员、工作队和三连进军察隅，沿途搭建人梯、拴绳索、登峭壁、攀悬崖、走独木桥、过溜索，历尽艰辛，于10月1日胜利进驻察隅。1951年底，按上级指示，派一个排进驻印方非法绘制的麦克马洪线”北侧的沙马，一个排进驻竹瓦根以南的中缅边境中国一侧，建立起国防前哨阵地。
新疆军区骑兵支队进驻阿里
由新疆进军西藏阿里的部队在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带领下，于1951年5月6日自南疆的于田出发，踏着先遣连的足迹，艰难跋涉千余公里，于28日到达阿里改则的扎麻芒保，同先遣连胜利会师。扎麻芒保环境异常恶劣。先遣连干部战士想方设法在1.5米的冻土层下挖地窖过冬。没有粮食吃就打猎物为食，生活极为艰难困苦。在海拔4500米的雪原上拼搏了270多天，奇迹般地坚持到后续部队到达。由于高原严重缺氧，常年见不到新鲜蔬菜，营养极度缺乏，加之缺医少药，先遣连有63名干部战士因病殉职，长眠在阿里高原上。
6月5日，安志明率部从扎麻芒保出发，于6月19臼越过海拔6000多米的岗底斯山东君拉大坂雪山，10日抵进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麓，8月3日到达阿里首府噶大克(现噶尔县)。在副团长安志明率部进藏的同时，该团营长贺景福率一个连追击从新疆、青海等地逃窜到阿里地区的乌斯满土匪。7月，经扎麻芒保进驻日土宗。1952年2月组成阿里骑兵支队，安志明任支队长兼政委，贺景福为参谋长，西藏军区派高峰任该骑兵支队政治处主任。10月组成以安志明为书记的阿里分工委，担负起驻守阿里边境和经营阿里地区的任务。
至此，人民解放军驻藏各部队遵照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进驻昌都、太昭、江孜、日喀则、亚东、黑河、倾多，隆子、察隅、噶大克等重要城镇和边防要地，历时两年，历经千辛万苦，战胜重重困难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实现了中国大陆领土的完全统一。
修建生命之路
中共中央、毛主席在决定向西藏进军的时候就认识到修建公路的重要性，修建公路是保障军队供给的重要条件。毛主席指示“一面进军，一面建设。”毛主席在进军《训令》中原计划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康藏公路的建设，但后来得知修建道路困难很大，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修筑公路是进藏部队在西藏站稳脚跟、经营与建设西藏的关键所在，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加紧建设。
康藏(川藏)公路的修建
1951年4月，组成康藏公路工程委员会，对外称修建指挥部，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担任司令，西南交通部副部长穰明德担任政治委员，由西南交通部负责勘察设让施工建设指导、材料工具统筹供应及管理等工作，十八军后方筑路部队全力参加施工。
通车昌都，打通雀儿山是关键的一环。1951年初冬，修建指挥部抽掉部分部队和康藏公路工程处两个施工大队，总计1.2万人投人雀儿山东西两侧进行施工，确保1952年年底前通车昌都。雀儿山地区峰峦叠嶂，它是康藏公路由成都到拉萨的第一道险关。公路设计从雀儿山垭口通过，雀儿山垭口海拔5000多米，上山到下山线路总长60余公里，山上有很多地带是冻土层，施工难度极大。施工人员在对冻土层施工时用火攻法，将树枝和木柴放在地上烧烤，烤化一层，挖掘一层，终于攻克了20多公里的冻土地带。当时开凿岩石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靠人工用钢钎打眼，工兵8团5连班长杨海银被誉为“千锤英雄”，159团3连班长张福林成了“爆破英雄”。1951年12月10日，张福林在工地检查炮眼装药，工地上方坠落一块巨石，砸在他身上，张福林壮烈牺牲，长眠在雀儿山上，他的墓碑上写着“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党员张福林”。
1951年12月28日，经过全体筑路部队和员工的艰苦努力，公路修通到雀儿山段，为1952年通车昌都奠定了基础。为了早日通车昌都，早在1951年夏天，52师从昌都向东修筑康藏公路达马拉段。
昌都以东的甲皮拉山和达马拉山地段，是两座海拔4800米以上的雪山，由于受暖湿气流影响，气候变化异常，有时风沙弥漫，有时大雪纷飞，即使是8月的夏日，山顶也会突降大雪。修筑这一地带时，夺去了不少年轻战士和工人的生命。筑路人员在达马拉山上奋战了100多天，终于攻破了通往昌都的最后一道难关。
1951年11月20日，康藏公路通车到昌都，毛主席为通车昌都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向通车昌都发了贺电。
1952年3月15日，西藏军区党委在年度报告中说：“西藏的公路建设，是有关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整个西藏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重大的首要问题。”报告把修筑康藏公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这一年开始，康藏公路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建设，共投入了2.5万多人，其中军队1.5万人，西南交通部所属技工支队7000人，民工3000人。
昌都通车之后，昌都至拉萨线路的选择，经过反复论证比较，最终决定走南线，即从昌都经邦达，波密、林芝最终到达拉萨。9月中旬，陈明义、穰明德带领施工负责人及工程技术人到重庆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汇报川藏线走向问题，贺龙了解情况后，也赞成走南线，并要求1954年底通车拉萨。这个方案上报中央后，毛主席于1953年1月1日批示，同意此项意见。
川藏公路南线走向确定以后，摆在建设者面前的问题出现了，南线虽然森林资源丰富，气候较好，一年四季皆可施工，但它穿越地震断裂带及泥石流多发区，地质地形复杂多变，施工难度很大，而且此条线路还要经过怒江天险和然乌沟石峡、波密泥石流等复杂地段。1953年康藏线的重点工程是突破怒江天险，凿通然乌沟石峡。怒江天险是指冷曲河汇入怒江前后的峡谷地带，这一地带石壁垂直林立，10多公里长的悬崖断壁直立、扛边，康藏公路必须穿越这一险要地带，怒江是西藏重要的江河之一，江宽100余米，水深10至20米，江的西岸由冷曲河流入怒江的有一段氏达10公里的原始绝壁，根本无路可行。筑路官兵和筑路工程师一同来到这里，实地勘察，确定了架设便桥的位置，筑路工程师和官兵一同冒着生命危险强行渡河，并拉着钢丝绳索为架设绳索桥及便桥奠定了基础，同时确定了怒江桥址的地理位置，为随后的施工确定了方向。桥址确定以后，126团和工兵第5团分别在怒江两岸进行施工，穰明德政委等领导到江边督战。架设钢架桥的任务由交通部第二施工局桥工队和i26团二营承担，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施工，1953年11月1日，一座长87米，距江面高度33米的钢架铁桥横跨怒江。
凿通然乌峡石沟这一险段的任务由53师来完成。1953年10月25日，53师开始进入施工地段，在这一路 段施工要从峭壁半山腰凿出一条悬崖石道，石方作业量及爆破作业量极大。作业开始时已进人冬季，这一地带原始森林茂密，降水量大，进入冬季后，大雪落在峭壁悬崖树上，雪崩、雪患严重。53师官兵精心组织指挥，集中全师施工技术最好的战士，分4班轮流作业，昼夜施工，战士们在绳索和竹梯编织的半空中作业，腰系一根绳索，悬空打炮眼，用两年筑路的经验和先进的开石爆破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工兵8团5连排长杨茂武在工作时发现了树丛中有一个自然的岩洞，正好伸入到要爆破的峭壁当中，与技术人员商量后，进行整体作业，将洞里安放了1000多公斤的炸药，一次炸掉了1.2万多立方米的岩石，节约了2万多个工日。官兵和技术人员鏖战两个多月，最后凿通了然乌峡石沟。当官兵加餐庆祝的时候，1954年元旦已经到来。
1954年，是十八军承诺康藏公路通车的最后一年。为了集中领导，确保康藏公路于年底前通车拉萨，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于5月12日决定加强公路修建司令部的领导，增补王其梅为第二政委、张忠任副司令员、何雨衣任参谋长、白健任政治部主任。后方筑路部队经过冬季三个月的休整，全体指战员的体力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这一年公路将经过波密地区，陈明义在波密的松宗召开了会议，第二施工局技工支队在2月就提前动工开始修建，将公路修至列亚。公路向波密中心地带的札木推进，十八军在冬季休整完毕后于4月下旬进入波密地区施工。波密地区原始森林密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处在地震断裂带和泥石流多发带，夏季多暴雨山洪，迫龙藏布江两岸到了雨季泥石流多发。1954年5月8日，山洪与泥石流一同顺江而下，将157团9名官兵吞噬，并将筑路完成的路基冲毁，造成霞大损失。在这一路段施工的20天中，就有54人牺牲。泥石流造成路毁人亡后，后方部队司令部立即向西南军区报告，西南军区接到报告后，即派李达副司令员赶到波密看望部队，鼓舞士气并传达贺龙司令员的指示：“在稳的基础之上才能快，修好一段，巩固一段。”军师领导强调加强管理，坚定年底通车拉萨的信念。部队领导还调剂伙食，在工地搭建避雨棚、烤火屋，关心战士的健康及安全，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工程技术人员总结了经验，重新修改了施工线路和施工方案。53师提出不惧困难，不怕牺牲，把洪水中损失的路基在短时间内夺回来，同时提出“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口号，这个口号鼓动激励了筑路部队。筑路官兵先后创造出单人冲钢钎法、钢丝滑板运输法、活钩翻板倒料法、空心装药放炮法等新的作业方式，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后方筑路部队官兵的努力下，公路顺利地向西部延伸，筑路部队在填实了鲁朗的沼泽地带，打通了色齐拉山蜿蜒的路段，穿越了波密原始森林后，终于把康藏公路东段的终点修到了巴河桥。
为了更快地修通康藏公路，在康藏公路东线向拉萨推进的同时，由拉萨向东进行的康藏公路西线工程也开始筹建。1953年1月18日，康藏公路西线筑路委员会寅告成立，军区政委谭冠三任主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军区参谋长李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为副主任。其下设西线筑路指挥部，指挥长田宝瑚(原第54师参谋长)，政委李传恩(第155团政委)，副指挥长吞巴堪穷(地方政府四品僧官)。指挥部下辖3个施工段，分别由军队干部张铭、王磊、吴晨和地方政府官员鲁球朗杰、夏江苏巴、玛雅等担任正副工段长。
康藏公路西线由拉萨至工布地区的巴河桥，全长323公里，全线共分3段。由军区炮兵营带领民工施工从拉萨河南岸至墨竹工卡的第一段，于1953年4月20日开工。由155团负责带领民工施工由墨竹工卡至敏拉山口的第二段，于6月13日开工。1954年11月前完成第三段，由敏拉山口至巴河桥。西线使用民工8000多人，155团、军区炮兵营直接参与施工。工程后期从四川调来200多名技术工人加强技术指导。
康藏公路西线工程中，军民齐心协力战胜高山缺氧等艰难困苦，共挖掘土石方226万立方米，劈山开石方38万立方米，建桥涵271座，2039名员工立功受奖。1954年11月27日，东线筑路部队在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政治部主任白健率157团、工兵8团与西线筑路指挥部政委杨军率领的155团部队、藏族筑路民工及领导、技术人员在巴河桥胜利会师。至此，康藏公路只剩拉萨河大桥尚未架设，筑路委员会决定立即架设拉萨河大桥，经过17个昼夜的紧张施工。一座长137米。宽6米的钢架大桥横跨在古老的拉萨河上。
康藏公路东起当时西康省的雅安，西至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1955年10月，西康省撤销，康藏公路改为川藏公路，起点由四川成都开始至西藏拉萨，全长2416公里，全线翻越14座5000米以上的高峰，横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湍急江河，康藏公路建设牺牲官兵、工程技术人员、各族民工3700多人。
青藏公路的修建
青藏公路建设对于建设繁荣西藏经济及解放军站稳脚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早在1950年昌都战役后，西南军区就在向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修建青藏公路比修筑康藏公路更加容易”。毛主席在1951年1月4日批示间恩来总理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是否令西北负责修玉树、黑河，拉萨公路?”1951年5月25日，毛主席发布的进军训令中，责成西北军区负责修筑西宁——黄河沿——玉树——囊谦——类乌齐——丁青公路和派人对敦煌——柴达木——黑河——拉萨线路进行实地勘测。1953年夏，西北运输总队成立，慕生忠任总队政委。1953年9月，慕生忠到北京开会向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汇报了运输总队的情况，同时提出派人赶着马车进行实地探路的设想，得到了彭老总的支持。慕生忠从北京回到香日德后，派运输总队副政委任启明担任此次探路任务的负责人。探路队由30多人组成，配备木轮马车两辆，骆驼50匹，骡马20余匹，携带粮食1000余斤，于11月中旬离开香日德，经格尔木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跨楚玛尔河、沱沱河，穿过茫茫雪原。白天遇狂风，夜晚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下生存，饿了挖坑，用牛粪烧红坑壁，把面团焖熟当饼子吃，渴了就喝冰冷的雪水。1954年1月23日到达藏北重镇黑河，此次探路共用了70余天，行程1200公里。第二批由王廷杰带领的胶轮马车探路队亦到达聂荣宗。青藏公路的路线终于探查通了。探路人员用电台向慕生忠报告了探路情况，此段路线“虽群山连绵但起伏不大，高差小，多戈壁、草地。远看是山，近走是川，山高坡度缓，河多水不深，修建公路的工程量不大。”慕生忠拿着电报到北京，找到了正在北京开会的张国华、范明一同向彭老总汇报，经研究确定第一步先修通格尔木至可可西里的300公里路段。1953年8月，西北局成立了以慕生忠为指挥长，任启明为副指挥长的青藏公路指挥部。
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带着干部和几百名驼工，扛上铁锹、铁镐走向开工点，做了动员后，即掘开了青藏公路的第一锹土，标志着青藏公路在格尔木以南30 公里处破土动工。6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派遣邓郁清工程师来到青藏公路工地，负责修筑青藏公路工程的技术工作。他首先同工兵班的几名石工修建昆仑桥，此桥位于艾吉勒沟口，为格尔木河最窄的一道，河道宽约8米，深30余米，邓郁清与石工们用科学的方法，3天就把桥架了起来，命名为天涯桥。邓郁清工程师带领筑路干部和测绘人员边走边测量设计线路，施工队随后进行施工。道路进展很快，几天就前进了50多公里。之后，筑路人员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冻土带施工。进入长江源头地区，有通天河的4条支流出现，这一地带地势平坦，河汉多，水不深，施工人员就用石头修建简易的过水路面。遇到较深的河面，筑路人员就从较远的地方取来大石块填到河心中使这一路段形成了很多过水河面，保证了公路能够粗通卡车。7月下旬公路通车到五道粱，这300公里线路的修遁，完成了第一期的任务，慕生忠再次到北京向彭老总汇报，并提出继续修建的经费问题。彭老总对筑路人员两个月修通300公里的公路非常高兴，答应所需要的经费，并由中央军委派工兵1000人，汽车100台参加青藏公路下一阶段的施工工作，并令西北军区调工兵第二团参加施工。
1954年9月下旬，工程经过唐古拉山，这是青藏公路的最高点，海拔高度为5200多米，气温常年在零度以下，冬季时可达零下30度。民工们迎着风雪冰雹奋力筑路，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于10月20日，就将公路越过唐古拉山，10月29日，工兵二团及一百辆汽车经过唐古拉山以南草原地带，工程进度显著加快。31日，筑路各工程队便到达西藏境内的安多地区，筑路部队绕过4800多米的安多拉山，于1954年11月16日修到黑河，12月2日公路修到距拉萨90公里的羊八井峡谷。羊八井峡谷地处冈底斯山脉的堆龙河谷，谷长15公里，为大型石头峡谷地带，属于青藏公路最“难啃的骨头”地段。这时康藏公路东线的修路部队和西线的修路民工已在巴河桥会师，康藏公路全线贯通。为使青藏公路尽快通车拉萨，西藏军区决定以工兵第8团一个营从南往北，西北军区工兵第2团从北往南，合力打通这段石峡。12月15日下午2时，全长1200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段青藏公路全线粗通，青藏公路施工总共用了7个月零4天时间，便全线贯通。
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典礼在拉萨举行
1954年12月25日，拉萨各界三万多人在布达拉官前新建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了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的盛大庆典。毛主席专门为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上午10时40分，张国华将军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噶伦噶章洛桑仁增等走向康藏公路通车剪彩大门，张国华将军为康藏公路通车剪彩。剪彩完毕，悬挂着毛主席巨像的彩车车队从剪彩大门缓缓驶过，剪彩大门公路两旁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军乐队和拉萨三大寺的佛乐队鼓号齐鸣，雪白的哈达挂到了彩车上，道路两旁的人们将花束抛到汽车上，藏族同胞把慰问品和糖果投到驾驶室里。在拉萨等了多天的藏族牧民均巴多吉从人群中挤出来，急急忙忙爬上车头把多条哈达挂向毛主席像。康藏线的车队向布达拉宫开去。上午11时，青藏公路车队也进行了剪彩仪式，剪完彩后车队也向布达拉宫开来。道路两旁，人们在鞭炮声中欢呼起来，藏、汉族青年迎着车队翩翩起舞，在宏伟的布达拉宫前面，两支车队和欢乐的人流汇合，气氛达到了高潮。
参加庆典的拉萨各界包括西藏军区驻拉萨部队的官兵、筑路部队、工人和各族民工、拉萨市各机关的干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爱国妇女联谊会、各寺院的喇嘛及从西藏各地赶来的农牧民。
庆典设立了观礼台，台上就座的有交通部青藏公路慰问工作组、西南军区慰问进藏部队慰问团和青海省青藏公路慰问工作组的全体成员、筑路部队的干部，筑路功臣模范、西藏军区各部队的负责干部、西藏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从日喀则、江孜、阿里、昌都、波密、丁青，黑河等地赶来的观礼代表，还有印度驻拉萨总领事梅农，尼泊尔、不丹在拉萨市的侨民代表。
此次庆典动用了350多辆汽车，车上载有筑路功臣、筑路战士、筑路工人、各族筑路民工。350辆车从两个方向开往布达拉宫广场，当车队在布达拉宫广场汇集时，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陈明义、政委穰明德和青藏公路总政委慕生忠相互握手、拥抱。并向大家招手致意，这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12月25日下午1时，庆祝大会在军乐和礼炮声中正式开始，主持人宣布全体起立向修筑康藏，青藏公路光荣牺牲的烈士表示哀悼。之后，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将军致开幕词，他祝贺康藏、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向参与康藏、青藏公路建设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向支援西藏建设的祖国人民特别是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表示感谢。他接着说：“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周围，继续努力，为建设人民的西藏而努力奋斗
”
庆典大会收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受会的赠旗，收到了全国各地发来的贺电。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代表、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代表、西藏各地的观礼代表和拉萨市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分别向筑路部队负责人和筑路功臣献旗、献花、献哈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均向庆典大会献了锦旗，达赖喇嘛的锦旗上写着：“康藏、青藏公路是西藏人民走向繁荣、幸福的道路。”班禅的锦旗上写着：“庆祝通车拉萨，为彻底实现和平协议而奋斗。”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王一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慰问进藏部队慰问团团长胥光义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分别讲话。
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代表、昌都地区观礼代表和拉萨市群众代表在会议上讲话。
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政委穰明德、青藏公路筑路总队政治委员慕生忠向大会介绍了筑路情况，同时他们代表全体筑路人员感谢全国人民，特别是公路沿线和西藏地区各族人民对筑路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最后，大会宣读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报和致全体筑路人员的慰问信。
康藏、青藏公路通车，《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题目为《在“世界屋脊”上创造幸福生活——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通车》。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为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撰文《帮助藏族人民长期建设西藏》。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为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撰文《在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撰文《衷心的感谢》。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撰文《我们把康藏公路修到了拉萨》。后方部队政委穰明德撰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筑路人员完成了修筑康藏公路的任务》。青藏公路指挥部指挥长慕生忠撰文《时时都有胜利，处处感到温暖》。
从西南进军的摄影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年的广播中，向全国 人民宣布人民解放军1950年将把西藏、海南和台湾从帝国主义控制下解放出来，解放军开始积极准备进军西藏。1950年2月，十八军摄影股在林安波，袁克忠等一些老同志的组织下开始从军事上，政治上及摄影技术上培训进军西藏的摄影人。1950年3月这些摄影人中的一部分随先遣支队开始向康区进发，其中有部分摄影人参加了昌都战役。1951年初十八军军部迁至甘孜，这些摄影人随各自的部队陆续到达康区。1951年7月，在《十七条协议》签订两个月后，这些摄影人随大军进军西藏，他们是袁克忠、林安波，袁伯平、周信源，阎钦政、倪涛。范石林、罗伟，胡轮翔，许安宁、戈维淼，李万春、于秦坤、武清泉、昊植忠，黄若愚、王成云，熊跃庭、蓝志贵，以及后来从事摄影工作的陈瑁。《新华日报》有随军记者李荣卿等，西南军区有艾炎，还有十八军摄影发烧友冀文正和彭遐熙，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也是一位超级摄影发烧友。这些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拍摄西藏的汉族摄影人。
蓝志贵，1945年来到重庆皇宫照相馆，从学徒磨练到技艺高超的摄影师。1949年11月，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到皇宫照相馆拍照，当时罗伟、胡轮翔、蓝志贵都是照相馆的骨干，他们积极要求参军。早在之前十八军摄影股负责人林安波就向组织上反映了需要增加宣传人员及摄影人员。张国华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当即批准他们3位参加十八军，让林安波具体接收。正是张国华的高瞻远瞩，为进军西藏储备了专业摄影人才，这3位专业摄影师后来都为西藏的摄影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50年初，蓝志贵等一批新兵经过20多天的车程，从重庆到达十八军军部所在地四川乐山，这时西南军区已准备解放西藏，部队已逐步增加训练强度。这一时期，蓝志贵开始拍摄部队训练及会议图片。1950年3月7日，十八军在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军长张国华在会上宣读进军西藏誓词，并作了进军动员报告。会上首长带领全体与会战士宣誓，蓝志贵拍下了《第十八军在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这张作品很好地表现出进军战士的士气。这幅作品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关于进军西藏最早的影像之一。1951年，蓝志贵作为摄影员随张国华、谭冠三大军进军西藏，在进军途中他拍摄了非常优美的《翻越泥巴山——十八军向太昭进军》，蓝志贵跑到对面的小山丘上用摄影股老同志的120禄莱福莱克斯相机进行拍摄，采用“之”字形构图，籽部队战士艰难行军的身影与高大的泥巴山形成对比。影像上方，部队行军的尽头与白云叠加，喻示着路途的遥远；天空与泥巴山色阶的变化突出了环境的艰苦。这是一幅非常优美的反映进军西藏的经典作品。1953年春夏，他拍摄了西藏骑兵团阿坝草原阻击战。之后随西藏军区参观团赴朝鲜参观，途经重庆时，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接见了参观团的全体成员。当时蓝志贵带着一台蔡司相机为首长们拍照，他用3个闪光泡拍了三次，只亮了一次。贺龙看了就用带湖南口音的四川话开玩笑地对蓝志贵说：“蓝小鬼，你那个照相机过时了，打不燃了，叫你们宣传部长夏川买个新的嘛，能跟上时代，你那个过时了口”蓝志贵便向十八军宣传部部长夏川提出了申请，回到西藏以后，就领到了一台135莱卡M3相机和一台120禄莱福莱克斯专业相机。有了这两台当时世界顶级的器材，在摄影方而他就如虎添翼了。后来，他用这两台相机记录了西藏现代史上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同时，他拍摄的这些作品在艺术美感上都达到了那个时代中国摄影的高峰。
1952年至1954年，蓝志贵的拍摄主要反映的是康藏公路的东线建设，如《解放军车队翻越达玛拉山的盛况》、《康藏公路通车到昌都》、《悬空打炮眼》、摄影报道《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等。1954年12月，他在拉萨拍摄了《西南军区慰问团慰问大会》，使用的是罗伟的120相机6×9底片，他架上三脚架，采用小光幽，使近景的官兵与远景的市达拉官在画面中都非常清晰，中景主席台上的人物及标浯都清晰可见。这幅图片记录下了很多历史信息，同时构图优美，是一幅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1954年12月23日，蓝志贵拍摄了《车队第一次开到拉萨》。在那之前，西藏只有两辆小汽车，一辆是小轿车，另一辆是奥斯汀(Austin)A 7吉普，供达赖喇嘛和噶厦高官使用。1954年12月25阿，蓝志贵还拍摄了康藏、青藏公路在拉萨的庆典。其中《汽车开到了拉萨》发表在《解放军画报》1955年第3期封面。
蓝志贵在西藏创作及工作生活了20年，是1950至1970年西藏摄影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摄影史上的重要人物。他除了拍摄了1950至1970年西藏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还拍摄了西藏民俗、宗教、服饰、文化，以及少数民族中的珞巴人、倚人及门巴人等大量早期影像。
袁克忠，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19岁的袁克忠在冀中军区参加了由石少华主持的摄影训练队。摄影训练队共办了4期，培养了130多名摄影学员。袁克忠是第2期学员，据袁克忠回忆，当时由于物资匮乏，胶卷、相机都非常少，他在学习期间只冲过一个胶卷，印过几张照片。后来，这100多名学员很多人都成为了新中国摄影事业的栋梁之材，活跃在各大媒体及专业摄影领域。袁克忠1946年冬拍摄的《夜攻单县》，这幅作品已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名作。
1950年3月，袁克忠告别了妻子随十八军先遣支队向康区挺进，5月，在康区拍摄了《德格土司降央自姆与记者的合影》等一系列反映解放军在康区开展工作的图片。7月，从康区回到重庆西南军区发稿。1950年9月，袁克忠是全军第一个以摄影记者身份代表西南军区，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等从北京经武汉、重庆，回到甘孜。1951年7月1日，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参谋长李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率军领导机关与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等一行离开甘孜向昌都进发，于7月18日到达昌都。张国华、阿沛一行受到时任昌都解放委员会主任王其梅的热烈欢迎。袁克忠拍下了这—重要的历史瞬间。1951年7月底，袁克忠又拍摄了《十八军从西康省向西藏和平进军动员大会》，随后他随进藏大军拍摄了进军西藏的系列图片。途中袁克忠为了拍摄部队进军的大全景照片，爬上对面的山上向下俯拍，部队行军的山峰已经超过4000米，对面的山峰则更高。1951年10月26日，袁克忠拍摄了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进驻拉萨举行入城式的珍贵照片。
1950年，中央各部委、各新闻机构、全国人民都很想了解西藏的情况，袁克忠深知这些图片的重要性，到西藏后，经常深入部队大量拍摄反映部队建设、军民关系的图片。1951年通过拉萨回内地的同志带出2000多幅，1952年也带出1000多幅照片，使全国人民能够了解进藏官兵及边疆西藏的情况。
进藏初期，袁克忠对增强藏汉民族关系也做出了 许多贡献，如给西藏地方政府45位官员拍摄并赠送放大照片。西藏地处边陲，当时还没有通汽车，物资运输非常困难，放大器材及相机、药水等都极其缺乏，特别是没有洗印照片的大水盆，袁克忠便用土办法将莱卡相机镜头取下改装成放大机，用装相纸的铁桶当显影盆、定影盆，夜以继日地放大出350多张大照片。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拿到照片后也非常满意。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袁克忠还举办了西藏军区第一个摄影培训班，培训的20几名学员分赴西藏各地，为后来的西藏摄影做了很多工作。
1982年，离休后的袁克忠依然眷念着西藏。1992年，在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的支持和帮助下，袁克忠第8次进藏进行摄影创作。陈明义批准成都军区派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为袁克忠的创作提供了方便。袁克忠从成都出发经川藏线到达拉萨。71岁高龄的袁克忠还到了珠峰脚下进行拍摄。袁克忠从29岁开始记录拍摄西藏到71岁，累计在藏工作拍摄近20年，时间跨度42年，拍摄了数以千计的历史资料和优秀的摄影作品。2007年，他将自己一生拍摄的绝大部分底片整理好无偿交给新华社摄影部资料室，底片交接数月后，袁克忠辞世。这位值得尊敬的摄影老兵，将人生最重要的时光献给了西藏。
罗伟，13岁从宜宾来到重庆，师从当时中国知名的摄影人赵公良先生。1946年到皇宫照相馆做放大技师，同时负责皇宫照相馆的外拍摄影。1949年11月，与师兄胡轮翔、师侄蓝志贵一同参加十八军。据蓝志贵回忆，当时他们三人参军时，皇宫照相馆老板宋惠伯请他们吃饭，并给他们每人一笔钱以感谢他们为皇宫照相馆所做的贡献。蓝志贵得了5块大洋加一支派克钢笔，罗伟得到75块大洋、一支派克金笔，胡轮翔得到40块大洋、一支派克金笔。可见当时罗伟在这家重庆著名照相馆的地位。
1950年3月，罗伟随十八军军前指进军到康定。军前指决定由52师师长吴忠、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154团配属军工兵营进到甘孜，形成北路先遣部队，范石林、袁伯平及罗伟是北路先遣部队的随军摄影记者。
1950年初，罗伟对刚参军的摄影新人进行培训，教授拍摄，放大照片等摄影知识。195i年初，作为十八军随军摄影记者在甘孜拍摄了《帮助藏民担水背柴的解放军》等反映军民关系的图片。1951年8月，十八军正式开始向西藏大规模进军，罗伟随十八军一同进军西藏。由于他身材高大，部队上配备了两头骡子，由他和一名小战士负责运送十八军政治部、宣传部从重庆购买的相纸、感光底片、胶卷、显影定影药品等摄影耗材。他们走过康区草原，翻越太昭雪岭，渡过激流冰河，终于在1951年9月底到达拉萨，并拍摄了《十八军进入拉萨城区》。1952年，罗伟拍摄了西藏军区成立的系列照片，其中《西藏军区成立阅兵式》给人印象深刻。2月11日西藏军区成立，那一天的拉萨阳光明媚，上午10时，解放军驻拉萨机关部队约4000人进入布达拉宫前的广场，藏军2000余人及近万名藏族僧俗群众来到会场参加此次大会，会场上彩旗招展，检阅台中央悬挂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中午12时，大会在军乐和礼炮声中开始，张经武、张国华等领导在主席台检阅西藏军区各部队，罗伟拍下了阅兵瞬间。
1952年，罗伟参与拍摄康藏公路西线建设，拍摄了《修建康藏公路西线的藏族同胞》等一系列图片。1954年8月，他在札木拍摄了西藏筑路部队53师、54师官兵热烈欢迎张经武护送达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图片，这组图片保存下来的有20余张底片，比较全面地记录了张经武和达赖一行参加第一届全国人代会路经康藏公路这一段的情况，其中张经武给部队授旗，及达赖乘座的小轿车和达赖的随从骑马的图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955年3月至9月。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刘艺斯在西藏各地考察佛教艺术，罗伟作为首席摄影师和范石林一起为其拍摄图片，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对西藏佛教艺术进行全面的考察。1956年以后，罗伟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照相馆业的发展上来，为西藏照相馆业及现代图片制作业培养了大批的专业人才。
1970年，罗伟筹建西藏革命展览馆，之后一直从事摄影管理工作和西藏的图片宣传制作工作。1980年，罗伟在拉萨去世，被安葬在西郊烈士陵园，最终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留在了西藏。罗伟在减工作了30年，是西藏现代照相馆业及现代图片制作业的奠基人。
许安宁，入伍前是“黄山林中”的学生。1949年5月，黄山市解放，位于黄山市的黄山林中有很多国民党的高干子弟。这些子弟很快就各奔前程。大街上到处彩旗飘扬，十八军正在那里招收新兵，许安宁与同学、朋友一合计，“参加解放军去”。当时，许安宁和不少黄山林中的国军子弟就这样加入到十八军的行列当中。
1950年初，解放军准备进军西藏，十八军组织摄影班，培训新摄影员，许安宁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川南地区还有不少土匪，解放军边行军边剿匪，许安宁也拍摄了一些激战的场面。1950年4月，许安宁背着老式德国折叠式蔡司相机，跟随53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的157团南路先遣支队向巴塘挺进，一路上，他们爬雪山、越草地，吃粗粮、嚼草根，行军中一时烈日当空，万里无云，一时大雨滂沱，冰雹袭人。越向西走，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这些在低海拔地区长大的战士，时常感到口干舌燥、头痛胸闷。行军中，大家都是匀速前进，不敢停歇，因为停歇掉队是更危险的事。当157团向雀儿山攀登时，时常有人鼻血流出不止，突然栽倒在路边，战友们只能用一张白纸盖住倒下战友的脸，再用些石块将尸体压住，部队便继续向前。157团行军到雅安飞仙关路段和土匪进行了交火，将100多名土匪全部消灭。5月25日，由苗丕一率领一支分队，含157团一营及由该团抽组的兵站人员向前进发，于6月13日到达康定。7月4日，南路先遣支队由康定出发，沿途跋山涉水修路架桥，并做土司和寺庙的统战工作，那一时期许安宁记录下了很多珍贵的镜头。经过20多日的艰难行军，南路先遣支队于8月2日到达巴塘。许安宁拍摄了著名的作品《巴塘藏族民众欢迎南路先遣部队》。
1950年10月的一个夜晚，昌都战役打响，16岁的许安宁与其他战士一道乘着一只牛皮筏渡过金抄江向藏军据守的山头发起进攻。由于天色太黑，许安宁只能盯着前面战士背在身上的长圆形米袋子，只有米袋子反射出暗暗的白光。子弹在他们身边嗖嗖掠过，不时有战士中弹跌下山去。当时许安宁心情非常紧张，但正是昌都战役使他T就成熟起来。许安宁拍摄了许多昌都战役珍贵镜头，还拍摄过那一时期《解昌都全景》。昌都战役后，许安宁随苗丕一带领的部队向藏东南的札木至察隅一带的倾多宗挺进，进行开荒生产，在那里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1952年，西藏军区成立后，西藏军区政治部调许安宁到拉萨从事摄影工作。那一时期，许安宁与袁克忠一道用赤血盐和印蓝纸为西藏官兵出版《西藏军区画报》。那是一种非常简陋的画报，将制好的版子放在印蓝纸上，利用高原的太阳晒印蓝纸，使其感光，做成的画报，发到西藏各驻军部队鼓舞士气，非常受官兵的欢迎。1953年3月，他与另外几名同志到阿里地区了解新疆骑兵支队的情况，阿里地区非常艰苦，时常大雪封路，最厚的积雪达80公分，有时十天半个月都不能出门，食品及生活用品极度匮乏。1954年11月，他们回到拉萨时衣服破旧不堪，身上的虱子已滚成蛋，几个月没有洗脸、刷兄路经日喀则时，被藏族民众误以为是哪里跑出来的土匪。
自1950年，许安宁随十八军先遣支队进入康区和西藏，在西藏工作生活了8年。8年中，他拍摄了南路先遣支队向康区挺进、昌都战役、昌都战役后藏军第九代本投诚、十八军进军西藏，十叭军南路先遣支队在藏区开荒生产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庆典等重要历史瞬间。
后记
黄建鹏先生是一位西藏现代摄影史的研究者。在10多年对西藏历史图片和西藏摄影艺术作品收藏、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黄建鹏先生又集中专注于西藏和平解放主题图片的搜集和整理。
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这个盛大的历史时刻即将来临之际，本刊特邀请黄建鹏先生及其团队，以珍贵的历史镜头来述说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本次专题以黄建鹏先生自己收藏的一些原版银盐纸基图片为主，并从亲历者和见证者手中挑选一些重要经典瞬间的原作以及部分首次发表的私人影像图片。目的就是力求将这段重大历史事件完整地还原出来。
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即作出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确定由第=野战军第十八军担负入藏任务。在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的直接指挥下，以十八军为主力担负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当；由新疆军区第二军骑兵支队、青海第一军骑兵支队、云南第十四军126团负责配合。此后经历了昌都战役、和平谈判，和平进军西藏、康藏和青藏公路建设，历尽艰险，顽强拼搏，终于赢得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胜利，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种种努力遭到了西藏地方当局亲帝分裂势力的阻挠与拒绝。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主要由第二野战军担负，同时要求第一野战军予以配合。二野迅即提出了由其所辖之第十八军担负经川、康向西藏东部和中部前进，其他部队分别从新、青、滇向西藏西北和东南“多路向心”进军的计划。
2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其后西南局和西北局对如何同达赖集团进行谈判问题，分别提出了4条和8条意见。5月17日，中央进一步指示，要按照如下原则拟定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条款：“西藏方面必须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一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遵照上述原则，5月27日，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并亲自修订的和谈的10项条款以西南局名义报请中央批准，并在中央5月29日获得批准后，于6月2日下发给各路准备避藏的部队遵守和掌握。人们把这10项条款称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十大政策”，这10项条款是：
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2、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3、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9、对于过去亲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既往不咎；
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这10项条款为后来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昌都战役
为了实现解放西藏的战略目标，中央决定以打促和，实施昌都战役。1950年8月5日，张国华在西南军区研究昌都战役作战会议上指出，“如8月底前，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可全线通车，在泸定以西能集中300辆汽车，甘孜、德格间集中5000头牦牛，所需冬衣、干粮、携带燃料等8月底可运新津(四川新津，十八军军部驻地)，9、10两月由汽车、马车运800万斤粮食、物资到甘孜，则昌都战役可以在10月间实施。”贺龙司令员责成张国华到前方实地了解情况，西南军区于8月5日、14日两次向中央军委作了1950年实施昌都战役的报告。
毛主席在看了报告后，提出了具体问题：“(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合空投；(三)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
西南军区复电毛主席称：至昌都的公路尚待勘查，明年才能修筑；飞机在昌都空投是可能的，能否修筑机场尚无确切情报；藏军的战斗力“我们曾以两个连同敌人一个代本(代本是一个藏军团)打了一仗，以一个排冲跨敌人一个代本”，加之藏军在昌都地区只有五六千人，且驻地分散，不易相互支援。因此“使用(十八军)四个团又两个营，加上玉树方面、察隅方面少数部队的配合，是够用的。”
1950年8月23日，毛主席批准了这一报告，同时指出：“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唯希望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在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减少恐惧的方针。”毛主席的批示表明，以打促和是昌都战役的一个重要意图。
1950年8月26日，西南军区正式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部，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要求十八军以主力一部并有青海骑兵支队加强，从右翼迂回昌都以西，切断藏军退路；其余各部分别从北、东、南三面向昌部攻击前进。以云南第十四军之有力一部，歼灭赫井之藏军，策应十八军行动。
9月11日，十八军向西南军区报告了昌都战役的具体布置，十八军采用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的结合战法，集中主要兵力于北线。围歼类乌齐、恩达及澜沧江以东之藏军。北线部队为52师(欠一个营)，并青海骑兵支队、军属炮兵营、侦察营、工兵营、第54师炮兵连及辎重团，成左、中、右三路进攻态势。
南线由53师副政委苗丕一指挥，53师157团自巴塘渡金沙江，攻歼宁静藏军，直出邦达、八宿，切断藏军西南退路。云南十四军42师向盐井攻击前进，防止藏军向察隅后撤。
9月13日，十八军党委发出昌都战役政治命令，要求部队恪守政策纪律，团结藏族人民，保证战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全胜。
9月15日，十八军前方指挥机关在甘孜召开作战会议，确定迂回包围歼灭藏军的作战思想，会上提出“不怕突不破，就怕包不住，包住就是胜利”的口号。
9月20日，十八军根据贺龙司令员关于昌都战役的指导要点，强调“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役主要目标，占领昌部为歼敌的目的”，发出作战指挥要点的指令。
9月中下旬，各参战部队按既定部署陆续向战役出发地域行进。154团、155团、军直侦察营、工兵营等各部队都如期到达预定地点。十八军政委王其梅带领一批人昌都展开工作的干部随军直部队于10月5日抵达德格。
青海骑兵支队于1950年7月下旬进驻青海玉树后，进行了战前训练和粮草准备工作。9月20日，青海骑兵支队长孙巩、副政委田惠普由玉树抵邓柯接受任务。154团团长郄晋武受师领导委托，与他们初步研究藏军部署 情况、道路情况和作战实施方案。29日，确定阴法唐、李明组成师前指，统一指挥右翼战役迂回部队。157团后续部队两个营分别于8月27日、29日抵达巴塘做渡江准备。
云南第十四军42师师长廖运周、政委张子明组成指挥所，前进至德钦，实施指挥。已进抵贡山和德饮的第126团一营、二营和第125团三营，10月已开始向前进军。至此，各参战部队已完成战役的开进与展开。
10月3日，张国华、刘振国和天宝到达玉隆，就部队昌都战役过江后，物资运输问题与夏克刀登洽谈后，张国华向西南军区报告了昌都战役的发起时间。
1950年10月7日，西南军区发布命令开始全线渡江执行昌都战役，十八军各参战部队准时执行命令，于邓柯、德格、已塘横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52师154团于10月6日凌晨提前一天开始渡江，并迅速向青海、玉树以南的巴塘草原进发，8日到达。骑兵支队于7日从玉树出发，当日抵达巴塘草原。
昌都战役由北线和南线两路大军构成，北线以十八军主力从右翼迂回昌都以西，将藏军包围歼灭在昌都及以西的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开进军西藏的门户。由52师统一指挥，兵分左中右三条路线钳击合围昌都及其周边地区。
右路，由阴法唐、李明(军宣传部长夏川随行)等率154团、青海骑兵支队、52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组成，从邓柯渡过金沙江，进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经玉树、囊谦，直插恩达，切断藏军由昌都后撤拉萨之退路，实施千里大迂回。
中路，由吴忠师长、陈子植副师长及52师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率155团、156团、师直、军炮兵营组成，担任战役主攻、穿插切割任务，于7、8、9日渡过金沙江，依次作斜梯形展开，歼灭牙夏松多、国德、生达之藏军，后直插昌都。
左路，由军侦察营长苏桐卿、军直属政治部主任王达选率侦察营，工兵营组成，担任正面钳制任务。
南线由53师副政委苗丕一指挥，由53师七大队、师工兵连、炮兵连组成，从巴塘以西竹巴笼渡金沙江，首先歼灭宁静地区之藏军，而后经邦达、八宿，堵住昌都南逃之藏军。5日，云南十四军126团及125团一个营在盐井方向发起战斗，攻占碧土、盐井，又向左贡方向前进。7日，157团三路渡江，进击宁静配合南线主力作战。
在解放军前进途中，藏军代本牟霞、普隆巴扎巴次仁等部凭借险要地形和工事进行顽抗，解放军同他们战斗20余次，击溃了藏军的抵抗。12日，第9代本德格色格桑旺堆在宁静宣告率部起义。18日解放军逼近昌都时，昌都城中一片混乱，原来就反对同解放军打仗、主张和谈的阿沛·阿旺晋美率总管府40余名僧俗官员以及卫队100多人，撤离昌都城，噶伦拉鲁招募来的地方民兵则在城中乘机抢劫。阿沛在发现退路已被解放军截断后，移住昌都西南之竹各寺，并派出人员与解放军联系。19日，解放军和平进人昌都城，该城宣告解放。20日，已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的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第三、第八、第十代本2700多人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昌都地区获得解放。
昌都战役自10月6目发起，至24日结束，历时19天，解放军先后解放了昌都、类乌齐、恩达、宁静、盐井、碧土等城镇。共计毙、伤、俘藏军4个团的全部、3个团各一部，加上硕达洛松(即硕般多、边坝、洛隆)地区之民兵，共5700余人；其中代本以上高级军官有第三代本牟霞和噶炯娃、第八代本恰日巴、第十代本夏江苏巴以及昌都总管府颇本霍尔泰、噶仲崔科、金中和宁静宗本玛雅、渡密曲宗宗本基甲、江达宗本南噶江村、军械总管理员玉噶等20余名高中级官员；俘获为昌都总管府服务的英国人福特、在九代本处的英国人布尔及印籍藏人2人。缴获俄式山炮3门、英式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其他长短枪3200余支、子弹5.8万发、电台2部、战马2000匹等物资。
昌都战役胜利后，西南军区发来贺电称：“庆祝你们解放昌都、类乌齐、恩达、宁静、盐井、碧土等要地，歼敌和争取藏军第九代本起义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团结藏族同胞，争取更大的胜利!”
王其梅率十八军前方指挥所于24日抵昌都，在举行祝捷胜利大会时，他带头列队迎接阿沛阿旺晋美等人返回昌都，并让他们仍住在原昌都总管府，优礼相待。共产党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亦逐渐得到了阿沛等人的更深理解和热情拥护。11月，由阿沛等40余名僧俗官员签名的写给达赖喇嘛和达扎等人的信，由专人日夜兼程送往拉萨。信中以他们的见闻和亲身感受，恳切陈词，再次力劝拉萨当局速派代表与中央和谈。11月10日，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所颁《布告》的形式，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全文播发，《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在解放军开始横渡金沙江时，党中央还作出了再从西北组建一支队伍沿北线大体为今青藏公路一线配合十八军向拉萨、日喀则挺进，并协同班禅堪布会议厅返藏的部署。12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吸收范明列席，就此作了专门研究。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备，即于1951年4月和8月先后成立了由范明领导的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和第十八军独立支队。
签订十七条协议
昌都战役之后，驻扎在康藏附近的藏军一夜之间全部丧失，拉萨上层社会惶恐不安，市井中谣言四起。美国和英国已明确拒绝噶厦政府要求军事援助以对付解放军的请求，印度政府也不再向噶厦提供军事上的支持和外交上的援助。就连当时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台湾国民党政权也同北京的中央政府一样宣布对西藏拥有主权。噶厦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时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哥哥当采活佛来到了拉萨，在青海塔尔寺做堪布的当采活佛极力向噶厦政府及达赖喇嘛宣传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噶厦政府决定由噶厦、仲译钦莫帕拉和仲孜杰秘密赶制出一项达赖转移的计划，要把十四世达赖喇嘛转移到亚东去。
12月19日，西藏地方嘎厦政府再次召开官员大会，宣布将原西藏地方政府一分为二。由达赖喇嘛任命大堪布本珠仓·格桑扎西和孜本鲁康娃·泽旺绕登二人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堪穷土登绕央和台吉香卡娃·居美多吉为代理噶伦。让他们留在拉萨主持政务，组成拉萨噶厦”。达赖喇嘛本人则率噶伦然巴、索康和四大仲译钦波、三个孜本(包括已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等30余名官员“外出”。20日凌晨，达赖喇嘛等人即改着普通人的行装，在一些武装人员的护卫下，离开拉萨，向亚东方向出走。
昌都解放以后，中国政府通过广播和印刷品向西藏人民进行宣传，人民解放军攻打昌都的目的并不是要占领卫藏地区，而是为了发动一场和平解放西藏的新战役，促使噶厦政府回到谈判桌前。12月27日，兼任中共昌都工委书记的王其梅和副书记惠毅然、平措旺阶等，在昌都召集该地区上层人士百余人开会，讨论成立解放委员会。经过5天的酝酿、协商，昌都解放委员会成立，一致选举王其梅为主任，在进军和解放昌都时作出贡献 及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昌都寺大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察雅寺大活佛罗登协饶、德格土司降央伯姆(女)、德格色格桑旺堆、平措旺阶、帮达多吉、惠毅然等人被选为副主任。该委员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联合当地上层人士建立的、带有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直接接受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政务院的领导。昌都解放委员会成立后，除负责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外，其主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解放全西藏，继续支援解放军向西藏的腹地和边境进军。
12月27日，在达赖喇嘛等人即将抵达亚东时，拉萨噶厦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给王其梅和十八军第52师师长吴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及其下属的报告，此处(指拉萨)已派出和谈办事人员。”接着拉萨噶厦派堪穷土登列门和第二代本(团长)桑颇·登增顿珠去昌都，协同阿沛与解放军谈判。他们虽然派出了和谈代表，但和达扎等1949年11月决定派夏格巴、旺秋德丹等赴北京表示“独立”时的出发点一样，其亲帝分裂主义的实质，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
实际上，噶厦政府当时的目的是回避和拖延同中央政府的谈判，另外打的算盘是争取得到美国和英国的支持。
达赖一行于1951年1月2日抵达亚东，在那里组成“亚东嘎厦”。1951年1月7日，“亚东嘎厦”组织会议讨论达赖流亡国外的得失利弊及是否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会议中要求有在国外生活经历的官员汇报他们与美、英、印官员打交道的情况，当时多位藏族官员对英国，印度不向他们提供帮助进行了声讨，大多数与会者赞成同中央政府进行谈判。“亚东嘎厦”当即派人前往德里，同中国驻印度大使商讨谈判地点，并争取中央政府同意从亚东再增派几名谈判代表。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与他们见面后，坚持谈判地点在北京而不能在昌都和拉萨。袁仲贤大使还承诺在谈判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籽停止军事行动，并会优待藏军俘虏，同时同意噶厦政府从亚东派两名以上官员经海路前往北京。
1951年3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在西藏工委委员、第十八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平措旺阶和西藏工委办公厅主任乐于泓的陪同下，从昌都出发赴京。阿沛一行经重庆、西安于4月22日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总理前往北京火车站迎接。另一路由亚东出发经印度到北京的两名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的陪同下，经由香港于4月27日到达北京，受到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的欢迎。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副总理陈云、黄炎培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对他们来京和谈表示欢迎，并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为代表，将由他们4人与西藏代表谈判。此外，班禅大师是西藏公认的重要领袖人物，也有了解和协助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和谈工作的权利和责任，十世班禅大师一行，也在范明等人陪同下于4月底从青海到达了北京。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北京市军管会的交际厅举行，双方就谈判程序、步骤等问题进行协商，听取阿沛·阿旺晋美等代表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谈判可以不拘形式，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 4月30日，第二轮谈判，双方讨论解放西藏十条公约。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邀请西藏和谈代表团以及班禅参加观礼，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额尔德尼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5月2日，进行第三轮谈判，主要是讨论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整个谈判的核心所在。5月7日，第四轮谈判开始，中央代表团就进军人数、驻地、供应以及藏军改编等问题作了说明。5月20日，又进行了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谈判，很快达成协议。李维汉草拟了十七条协议的全文，并由毛主席亲自审阅，5月21日，最后一轮谈判举行，李维汉高兴地说，在座的各位为西藏人民、全国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这些文件的效果愈向前走，愈可以看得出来。西藏民族从此以后就要发生不同的变化，你们对西藏的历史写了一个划时代的东西。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正式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和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聂荣臻、彭真等领导人参加签字仪式。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班禅代表拉敏·益西楚臣、詹东计晋美等。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都在协议上签字盖章。李维汉和阿沛在签字仪式上致词，朱德总司令讲了话。
5月24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和平谈判的西藏代表团，晚上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
5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和谈经过，并用藏、汉两种文字刊登了协议的全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由前言和17项条文组成。因有17项条文，后来常被简称为“十七条协议”。协议的全文如下：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于1951年6月初分成两路离开北京。一路是凯墨、土丹旦达、桑颇等经印度返藏，先行向达赖喇嘛和“亚东噶厦”作口头汇报。另一路是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等离京前往武汉，转而从武汉乘飞机到重庆，后由重庆到达甘孜，在甘孜等候张国华。张国华于6月17日由北京经重庆返回甘孜。阿沛随张国华、谭冠三一行于7月18日到达昌都。
《十七条协议》正式公布以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欢迎，内地很多大城市举行了游行集会。驻守在甘孜的广大十八军官兵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集会庆《十七条协议》的签订。1951年6月1日，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真诚拥护协议。
为了贯彻和执行协议，中央决定派张经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去完成督促协议贯彻执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与西藏上层人士进行联系和沟通。
1951年6月13日，张经武与乐于泓等随行人员和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达旦和桑颇登增顿珠一道，从北京飞往广州绕道香港、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锡金甘托克，翻越喜马拉雅山的乃堆拉山口，于7月14日，到达亚东。7月16日，与达赖喇嘛及噶厦政府官员见面。张经武向达赖喇嘛递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阐述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7月20日，西藏地方政府发电报给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毛主席报称张代表与达赖的会面含有亲密的友谊，甚谢。并说现已决定于藏历5月18日(1951年7月21日)离开亚东返藏。抵拉萨后，等候噶伦阿沛阿旺晋美来接受协议正本，然后即召开全体大会，研究后即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1年8月17日自亚 东返回拉萨。
7月22日，张经武离开亚东，8月8日抵达拉萨，投入到西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广泛拜访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及三大寺堪布，宣传协议精神，解释中央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8月10日，张经武向中央报告了抵达拉萨的情况及工作计划。中央对张经武的工作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9月28日，张经武带着毛泽东主席送给达赖的礼品20余件来到罗市林卡，面见达赖。达赖接受毛主席的礼物，并向毛主席像致敬。10月24日，达赖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他个人的名义向毛主席致电拥护《十七条协议》。
进军西藏
1951年5月25日，由毛主席批准，军委发布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已于本月23日在北京签字，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该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
先遣支队进驻拉萨
1951年7月25日，十八军先遣支队由王其梅率领从昌都出发，途经边坝向拉萨进军。8月13日抵达边坝以西的恩朱格，154团8连进入先遣支队序列，先逭支队于8月20日抵达嘉黎，25日抵达太昭，此前，阿沛·阿旺晋美已派人将阿沛庄园储存的1万余斤粮食磨成糌粑粉运抵太昭等候先遣支队。队伍到达后，粮食得到了补充，王其梅非常感动。随先遣支队的文工团员在这一地区表演了节目，电影组放了电影，山上山下数十里外的各族群众都来观看。
十八军先遣支队向拉萨进军中，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夏贡拉山、鲁贡拉山，穿越了“究凡站”，所经之地，人烟稀少，空气稀薄，道路崎岖，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十八军先遣支队克服重重困难，用了45天的时间，跋涉2000多华里的山路，于1951年9月7日渡过拉萨河，进入拉萨东郊。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派乐于泓前来迎接，9月8日，张经武亲自到东郊看望先遣支队全体官兵。
十八军前方部队进驻拉萨和西藏边防地区
1951年8月21日，十八军正式发出向拉萨等地进军的命令，规定了十八军军直、154团、52师师直、155团进军梯队的编成，出发时间，进驻地区及各部任务。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李觉、刘振国率军指和西藏工委机关、入藏地方干部及军直各分队共2500余人，由昌都出发，取道“小北路”，经丁青、沙丁、桑达本贡、墨竹工卡向拉萨进军。154团与军直同为第一梯队，由洛隆、边坝地区出发，取道“中路”，经嘉黎、太昭、墨竹工卡向拉萨挺进。52师师部率155团为第二梯队，拟10月初自昌都经边坝、沙丁向桑达本贡，太昭一线前进。
9月7日，十八军军部工委机关第一梯队进驻丁青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讲《十七条协议》，召开了39族第一办事处成立大会。9月15日，军直由丁青向西南行进，25日到达怒江北岸。部队使用牛皮船3天时间渡过怒江，到达沙丁宗。10月8日，十八军军直、工委机关翻越念青唐古拉山脉的海拔6000多米的冷拉山口。玲拉山口海拔6000多米，张国华早有高血压、心脏病，翻越这座大山时，高血压发作，但他与谭冠三将军一同与大家坚持步行，并号召全体官兵共渡难关。翻越这座大山时，部队先后有4名官兵失去了生命。1951年9月7日，十八军进藏第一梯队由154团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率领，由边坝出发向拉萨进军，团主力于10月6日进驻墨竹工卡，与第三营汇合，10月7日，该团主力抵德庆。10月16日，第三营渡过拉萨河，进入市区。
第二梯队52师师直及155团、军炮兵营，由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领，于10月2日、5日分别由昌都出发，经洛隆、边坝、沙丁、嘉黎，于11月7日前后到达预定地区：师直进驻太昭，155团进驻沙丁、嘉黎间的嘉雪奔噶(现比如县白噶区)、桑达本贡一线，军炮兵营进驻太昭以西的金达，就地开展地方工作。
10月19日，十八军军部、西藏工委机关到达墨竹工卡进入拉萨河谷地带。10月21日，到达德庆，与先期到达的154团汇合。10月24日，十八军和工委机关等部队乘牛皮船渡过拉萨河，进驻拉萨市东郊。
十八军前方部队向拉萨进军，翻越4000米以上的雪山12座，6000米以上的雪山4座，横渡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小河流数十条，在高山缺氧，半饥饿的行军状态下，历时110多天，跋涉3000多华里的山路，终于到达拉萨。之后，十八军遵照中共中央、西南军区的指示，各部队实行战略展开，155团一营于1951年秋进军则拉宗，1952年1月1进驻山南隆子宗；154团除三营留拉萨负责警卫任务外，其余两营分别于11月15日进驻江孜、日喀则。1952年4月，52师师直和155团主力进驻墨竹工卡、太昭一线。1952年7月，154团进驻亚东。至此，十八军胜利完成和平进军西藏的历史使命。
十八军独立支队进军拉萨
1951年8月14日，范明率西北西藏工委机关由西宁出发，翻越日月山，于17日晚到达香臼德，到达香日德后，部队进行了整编，分为马大队、骡子大队、骆驼大队和牦牛大队。22日，召开十八军独立支队成立暨进军西藏誓师大会，范明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会后，第一梯队出发。马大队作为先导，骡子大队，骆鸵大队和牦牛大队运送物资跟在马大队后面，部队行军时尘土飞扬，蜿蜒数十里，景象蔚为壮观。8月28日，十八军独立支队后梯队由香日德出发向西藏进军。第一梯队于9月2日抵达诺术岗山脚下。9月20日，独立支队进入长江源头通天河畔。10月4日，部队找到一处水流较为平稳的河面，经过15个昼夜，大部队终于涉水渡过通天河。10月19日，部队行进到海拔48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全体官兵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克服高山缺氧，用3天时间全力攀越唐古拉山。10月27日，进抵西藏北部聂荣宗。
11月4日，独立支队进抵藏北重镇黑河(那曲)，西藏地方政府黑河总管和藏军第四代本率藏军300多人及藏族群众400多人，前来欢迎十八军独立支队。独立支队在黑河休整了10日，召开上层人士会议，宣传《十七条协议》，补充粮草。11月15日，独立支队继续南行，11月18日，部队遇到强烈地震，由于居住的是帐篷，无人员伤亡。11月26日，十八军独立支队到达拉萨近郊，张经武，张国华派参谋长李觉出城20里前去迎接。11月27日，十八军独立支队进抵距拉萨市区7公里处。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前来欢迎和慰问。12月1日，十八军独立支队举行入城式。
十八军独立支队自8月22日由香日德出发，12月1日进驻拉萨，历时102天，行程2800余华里，历经无数艰难困苦，胜利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
云南十四军126团进军察隅
昌都战役后，十四军42师126团就留守在察瓦龙地区的扎那、门工一带。1951年6月初，126团一营副教导员张达德率一连的一个排和医务人员及藏语翻译共60多人组成先遣队向竹瓦根方向前进，并驻守竹瓦根。在此，为后方向察隅进军的部队购买粮食，并做先期准备 工作。8月22日，团长高建兴率第一营、团机炮连、团机关部分人员和一个工作队共600多人从扎那出发向察隅进军。于9月20日抵达竹瓦根，同先遣队汇合。
之后，高建兴率团机关部分人员、工作队和三连进军察隅，沿途搭建人梯、拴绳索、登峭壁、攀悬崖、走独木桥、过溜索，历尽艰辛，于10月1日胜利进驻察隅。1951年底，按上级指示，派一个排进驻印方非法绘制的麦克马洪线”北侧的沙马，一个排进驻竹瓦根以南的中缅边境中国一侧，建立起国防前哨阵地。
新疆军区骑兵支队进驻阿里
由新疆进军西藏阿里的部队在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带领下，于1951年5月6日自南疆的于田出发，踏着先遣连的足迹，艰难跋涉千余公里，于28日到达阿里改则的扎麻芒保，同先遣连胜利会师。扎麻芒保环境异常恶劣。先遣连干部战士想方设法在1.5米的冻土层下挖地窖过冬。没有粮食吃就打猎物为食，生活极为艰难困苦。在海拔4500米的雪原上拼搏了270多天，奇迹般地坚持到后续部队到达。由于高原严重缺氧，常年见不到新鲜蔬菜，营养极度缺乏，加之缺医少药，先遣连有63名干部战士因病殉职，长眠在阿里高原上。
6月5日，安志明率部从扎麻芒保出发，于6月19臼越过海拔6000多米的岗底斯山东君拉大坂雪山，10日抵进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麓，8月3日到达阿里首府噶大克(现噶尔县)。在副团长安志明率部进藏的同时，该团营长贺景福率一个连追击从新疆、青海等地逃窜到阿里地区的乌斯满土匪。7月，经扎麻芒保进驻日土宗。1952年2月组成阿里骑兵支队，安志明任支队长兼政委，贺景福为参谋长，西藏军区派高峰任该骑兵支队政治处主任。10月组成以安志明为书记的阿里分工委，担负起驻守阿里边境和经营阿里地区的任务。
至此，人民解放军驻藏各部队遵照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进驻昌都、太昭、江孜、日喀则、亚东、黑河、倾多，隆子、察隅、噶大克等重要城镇和边防要地，历时两年，历经千辛万苦，战胜重重困难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实现了中国大陆领土的完全统一。
修建生命之路
中共中央、毛主席在决定向西藏进军的时候就认识到修建公路的重要性，修建公路是保障军队供给的重要条件。毛主席指示“一面进军，一面建设。”毛主席在进军《训令》中原计划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康藏公路的建设，但后来得知修建道路困难很大，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修筑公路是进藏部队在西藏站稳脚跟、经营与建设西藏的关键所在，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加紧建设。
康藏(川藏)公路的修建
1951年4月，组成康藏公路工程委员会，对外称修建指挥部，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担任司令，西南交通部副部长穰明德担任政治委员，由西南交通部负责勘察设让施工建设指导、材料工具统筹供应及管理等工作，十八军后方筑路部队全力参加施工。
通车昌都，打通雀儿山是关键的一环。1951年初冬，修建指挥部抽掉部分部队和康藏公路工程处两个施工大队，总计1.2万人投人雀儿山东西两侧进行施工，确保1952年年底前通车昌都。雀儿山地区峰峦叠嶂，它是康藏公路由成都到拉萨的第一道险关。公路设计从雀儿山垭口通过，雀儿山垭口海拔5000多米，上山到下山线路总长60余公里，山上有很多地带是冻土层，施工难度极大。施工人员在对冻土层施工时用火攻法，将树枝和木柴放在地上烧烤，烤化一层，挖掘一层，终于攻克了20多公里的冻土地带。当时开凿岩石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靠人工用钢钎打眼，工兵8团5连班长杨海银被誉为“千锤英雄”，159团3连班长张福林成了“爆破英雄”。1951年12月10日，张福林在工地检查炮眼装药，工地上方坠落一块巨石，砸在他身上，张福林壮烈牺牲，长眠在雀儿山上，他的墓碑上写着“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党员张福林”。
1951年12月28日，经过全体筑路部队和员工的艰苦努力，公路修通到雀儿山段，为1952年通车昌都奠定了基础。为了早日通车昌都，早在1951年夏天，52师从昌都向东修筑康藏公路达马拉段。
昌都以东的甲皮拉山和达马拉山地段，是两座海拔4800米以上的雪山，由于受暖湿气流影响，气候变化异常，有时风沙弥漫，有时大雪纷飞，即使是8月的夏日，山顶也会突降大雪。修筑这一地带时，夺去了不少年轻战士和工人的生命。筑路人员在达马拉山上奋战了100多天，终于攻破了通往昌都的最后一道难关。
1951年11月20日，康藏公路通车到昌都，毛主席为通车昌都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向通车昌都发了贺电。
1952年3月15日，西藏军区党委在年度报告中说：“西藏的公路建设，是有关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整个西藏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重大的首要问题。”报告把修筑康藏公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这一年开始，康藏公路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建设，共投入了2.5万多人，其中军队1.5万人，西南交通部所属技工支队7000人，民工3000人。
昌都通车之后，昌都至拉萨线路的选择，经过反复论证比较，最终决定走南线，即从昌都经邦达，波密、林芝最终到达拉萨。9月中旬，陈明义、穰明德带领施工负责人及工程技术人到重庆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汇报川藏线走向问题，贺龙了解情况后，也赞成走南线，并要求1954年底通车拉萨。这个方案上报中央后，毛主席于1953年1月1日批示，同意此项意见。
川藏公路南线走向确定以后，摆在建设者面前的问题出现了，南线虽然森林资源丰富，气候较好，一年四季皆可施工，但它穿越地震断裂带及泥石流多发区，地质地形复杂多变，施工难度很大，而且此条线路还要经过怒江天险和然乌沟石峡、波密泥石流等复杂地段。1953年康藏线的重点工程是突破怒江天险，凿通然乌沟石峡。怒江天险是指冷曲河汇入怒江前后的峡谷地带，这一地带石壁垂直林立，10多公里长的悬崖断壁直立、扛边，康藏公路必须穿越这一险要地带，怒江是西藏重要的江河之一，江宽100余米，水深10至20米，江的西岸由冷曲河流入怒江的有一段氏达10公里的原始绝壁，根本无路可行。筑路官兵和筑路工程师一同来到这里，实地勘察，确定了架设便桥的位置，筑路工程师和官兵一同冒着生命危险强行渡河，并拉着钢丝绳索为架设绳索桥及便桥奠定了基础，同时确定了怒江桥址的地理位置，为随后的施工确定了方向。桥址确定以后，126团和工兵第5团分别在怒江两岸进行施工，穰明德政委等领导到江边督战。架设钢架桥的任务由交通部第二施工局桥工队和i26团二营承担，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施工，1953年11月1日，一座长87米，距江面高度33米的钢架铁桥横跨怒江。
凿通然乌峡石沟这一险段的任务由53师来完成。1953年10月25日，53师开始进入施工地段，在这一路 段施工要从峭壁半山腰凿出一条悬崖石道，石方作业量及爆破作业量极大。作业开始时已进人冬季，这一地带原始森林茂密，降水量大，进入冬季后，大雪落在峭壁悬崖树上，雪崩、雪患严重。53师官兵精心组织指挥，集中全师施工技术最好的战士，分4班轮流作业，昼夜施工，战士们在绳索和竹梯编织的半空中作业，腰系一根绳索，悬空打炮眼，用两年筑路的经验和先进的开石爆破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工兵8团5连排长杨茂武在工作时发现了树丛中有一个自然的岩洞，正好伸入到要爆破的峭壁当中，与技术人员商量后，进行整体作业，将洞里安放了1000多公斤的炸药，一次炸掉了1.2万多立方米的岩石，节约了2万多个工日。官兵和技术人员鏖战两个多月，最后凿通了然乌峡石沟。当官兵加餐庆祝的时候，1954年元旦已经到来。
1954年，是十八军承诺康藏公路通车的最后一年。为了集中领导，确保康藏公路于年底前通车拉萨，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于5月12日决定加强公路修建司令部的领导，增补王其梅为第二政委、张忠任副司令员、何雨衣任参谋长、白健任政治部主任。后方筑路部队经过冬季三个月的休整，全体指战员的体力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这一年公路将经过波密地区，陈明义在波密的松宗召开了会议，第二施工局技工支队在2月就提前动工开始修建，将公路修至列亚。公路向波密中心地带的札木推进，十八军在冬季休整完毕后于4月下旬进入波密地区施工。波密地区原始森林密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处在地震断裂带和泥石流多发带，夏季多暴雨山洪，迫龙藏布江两岸到了雨季泥石流多发。1954年5月8日，山洪与泥石流一同顺江而下，将157团9名官兵吞噬，并将筑路完成的路基冲毁，造成霞大损失。在这一路段施工的20天中，就有54人牺牲。泥石流造成路毁人亡后，后方部队司令部立即向西南军区报告，西南军区接到报告后，即派李达副司令员赶到波密看望部队，鼓舞士气并传达贺龙司令员的指示：“在稳的基础之上才能快，修好一段，巩固一段。”军师领导强调加强管理，坚定年底通车拉萨的信念。部队领导还调剂伙食，在工地搭建避雨棚、烤火屋，关心战士的健康及安全，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工程技术人员总结了经验，重新修改了施工线路和施工方案。53师提出不惧困难，不怕牺牲，把洪水中损失的路基在短时间内夺回来，同时提出“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口号，这个口号鼓动激励了筑路部队。筑路官兵先后创造出单人冲钢钎法、钢丝滑板运输法、活钩翻板倒料法、空心装药放炮法等新的作业方式，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后方筑路部队官兵的努力下，公路顺利地向西部延伸，筑路部队在填实了鲁朗的沼泽地带，打通了色齐拉山蜿蜒的路段，穿越了波密原始森林后，终于把康藏公路东段的终点修到了巴河桥。
为了更快地修通康藏公路，在康藏公路东线向拉萨推进的同时，由拉萨向东进行的康藏公路西线工程也开始筹建。1953年1月18日，康藏公路西线筑路委员会寅告成立，军区政委谭冠三任主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军区参谋长李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为副主任。其下设西线筑路指挥部，指挥长田宝瑚(原第54师参谋长)，政委李传恩(第155团政委)，副指挥长吞巴堪穷(地方政府四品僧官)。指挥部下辖3个施工段，分别由军队干部张铭、王磊、吴晨和地方政府官员鲁球朗杰、夏江苏巴、玛雅等担任正副工段长。
康藏公路西线由拉萨至工布地区的巴河桥，全长323公里，全线共分3段。由军区炮兵营带领民工施工从拉萨河南岸至墨竹工卡的第一段，于1953年4月20日开工。由155团负责带领民工施工由墨竹工卡至敏拉山口的第二段，于6月13日开工。1954年11月前完成第三段，由敏拉山口至巴河桥。西线使用民工8000多人，155团、军区炮兵营直接参与施工。工程后期从四川调来200多名技术工人加强技术指导。
康藏公路西线工程中，军民齐心协力战胜高山缺氧等艰难困苦，共挖掘土石方226万立方米，劈山开石方38万立方米，建桥涵271座，2039名员工立功受奖。1954年11月27日，东线筑路部队在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政治部主任白健率157团、工兵8团与西线筑路指挥部政委杨军率领的155团部队、藏族筑路民工及领导、技术人员在巴河桥胜利会师。至此，康藏公路只剩拉萨河大桥尚未架设，筑路委员会决定立即架设拉萨河大桥，经过17个昼夜的紧张施工。一座长137米。宽6米的钢架大桥横跨在古老的拉萨河上。
康藏公路东起当时西康省的雅安，西至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1955年10月，西康省撤销，康藏公路改为川藏公路，起点由四川成都开始至西藏拉萨，全长2416公里，全线翻越14座5000米以上的高峰，横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湍急江河，康藏公路建设牺牲官兵、工程技术人员、各族民工3700多人。
青藏公路的修建
青藏公路建设对于建设繁荣西藏经济及解放军站稳脚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早在1950年昌都战役后，西南军区就在向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修建青藏公路比修筑康藏公路更加容易”。毛主席在1951年1月4日批示间恩来总理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是否令西北负责修玉树、黑河，拉萨公路?”1951年5月25日，毛主席发布的进军训令中，责成西北军区负责修筑西宁——黄河沿——玉树——囊谦——类乌齐——丁青公路和派人对敦煌——柴达木——黑河——拉萨线路进行实地勘测。1953年夏，西北运输总队成立，慕生忠任总队政委。1953年9月，慕生忠到北京开会向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汇报了运输总队的情况，同时提出派人赶着马车进行实地探路的设想，得到了彭老总的支持。慕生忠从北京回到香日德后，派运输总队副政委任启明担任此次探路任务的负责人。探路队由30多人组成，配备木轮马车两辆，骆驼50匹，骡马20余匹，携带粮食1000余斤，于11月中旬离开香日德，经格尔木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跨楚玛尔河、沱沱河，穿过茫茫雪原。白天遇狂风，夜晚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下生存，饿了挖坑，用牛粪烧红坑壁，把面团焖熟当饼子吃，渴了就喝冰冷的雪水。1954年1月23日到达藏北重镇黑河，此次探路共用了70余天，行程1200公里。第二批由王廷杰带领的胶轮马车探路队亦到达聂荣宗。青藏公路的路线终于探查通了。探路人员用电台向慕生忠报告了探路情况，此段路线“虽群山连绵但起伏不大，高差小，多戈壁、草地。远看是山，近走是川，山高坡度缓，河多水不深，修建公路的工程量不大。”慕生忠拿着电报到北京，找到了正在北京开会的张国华、范明一同向彭老总汇报，经研究确定第一步先修通格尔木至可可西里的300公里路段。1953年8月，西北局成立了以慕生忠为指挥长，任启明为副指挥长的青藏公路指挥部。
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带着干部和几百名驼工，扛上铁锹、铁镐走向开工点，做了动员后，即掘开了青藏公路的第一锹土，标志着青藏公路在格尔木以南30 公里处破土动工。6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派遣邓郁清工程师来到青藏公路工地，负责修筑青藏公路工程的技术工作。他首先同工兵班的几名石工修建昆仑桥，此桥位于艾吉勒沟口，为格尔木河最窄的一道，河道宽约8米，深30余米，邓郁清与石工们用科学的方法，3天就把桥架了起来，命名为天涯桥。邓郁清工程师带领筑路干部和测绘人员边走边测量设计线路，施工队随后进行施工。道路进展很快，几天就前进了50多公里。之后，筑路人员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冻土带施工。进入长江源头地区，有通天河的4条支流出现，这一地带地势平坦，河汉多，水不深，施工人员就用石头修建简易的过水路面。遇到较深的河面，筑路人员就从较远的地方取来大石块填到河心中使这一路段形成了很多过水河面，保证了公路能够粗通卡车。7月下旬公路通车到五道粱，这300公里线路的修遁，完成了第一期的任务，慕生忠再次到北京向彭老总汇报，并提出继续修建的经费问题。彭老总对筑路人员两个月修通300公里的公路非常高兴，答应所需要的经费，并由中央军委派工兵1000人，汽车100台参加青藏公路下一阶段的施工工作，并令西北军区调工兵第二团参加施工。
1954年9月下旬，工程经过唐古拉山，这是青藏公路的最高点，海拔高度为5200多米，气温常年在零度以下，冬季时可达零下30度。民工们迎着风雪冰雹奋力筑路，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于10月20日，就将公路越过唐古拉山，10月29日，工兵二团及一百辆汽车经过唐古拉山以南草原地带，工程进度显著加快。31日，筑路各工程队便到达西藏境内的安多地区，筑路部队绕过4800多米的安多拉山，于1954年11月16日修到黑河，12月2日公路修到距拉萨90公里的羊八井峡谷。羊八井峡谷地处冈底斯山脉的堆龙河谷，谷长15公里，为大型石头峡谷地带，属于青藏公路最“难啃的骨头”地段。这时康藏公路东线的修路部队和西线的修路民工已在巴河桥会师，康藏公路全线贯通。为使青藏公路尽快通车拉萨，西藏军区决定以工兵第8团一个营从南往北，西北军区工兵第2团从北往南，合力打通这段石峡。12月15日下午2时，全长1200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段青藏公路全线粗通，青藏公路施工总共用了7个月零4天时间，便全线贯通。
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典礼在拉萨举行
1954年12月25日，拉萨各界三万多人在布达拉官前新建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了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的盛大庆典。毛主席专门为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上午10时40分，张国华将军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噶伦噶章洛桑仁增等走向康藏公路通车剪彩大门，张国华将军为康藏公路通车剪彩。剪彩完毕，悬挂着毛主席巨像的彩车车队从剪彩大门缓缓驶过，剪彩大门公路两旁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军乐队和拉萨三大寺的佛乐队鼓号齐鸣，雪白的哈达挂到了彩车上，道路两旁的人们将花束抛到汽车上，藏族同胞把慰问品和糖果投到驾驶室里。在拉萨等了多天的藏族牧民均巴多吉从人群中挤出来，急急忙忙爬上车头把多条哈达挂向毛主席像。康藏线的车队向布达拉宫开去。上午11时，青藏公路车队也进行了剪彩仪式，剪完彩后车队也向布达拉宫开来。道路两旁，人们在鞭炮声中欢呼起来，藏、汉族青年迎着车队翩翩起舞，在宏伟的布达拉宫前面，两支车队和欢乐的人流汇合，气氛达到了高潮。
参加庆典的拉萨各界包括西藏军区驻拉萨部队的官兵、筑路部队、工人和各族民工、拉萨市各机关的干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爱国妇女联谊会、各寺院的喇嘛及从西藏各地赶来的农牧民。
庆典设立了观礼台，台上就座的有交通部青藏公路慰问工作组、西南军区慰问进藏部队慰问团和青海省青藏公路慰问工作组的全体成员、筑路部队的干部，筑路功臣模范、西藏军区各部队的负责干部、西藏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从日喀则、江孜、阿里、昌都、波密、丁青，黑河等地赶来的观礼代表，还有印度驻拉萨总领事梅农，尼泊尔、不丹在拉萨市的侨民代表。
此次庆典动用了350多辆汽车，车上载有筑路功臣、筑路战士、筑路工人、各族筑路民工。350辆车从两个方向开往布达拉宫广场，当车队在布达拉宫广场汇集时，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陈明义、政委穰明德和青藏公路总政委慕生忠相互握手、拥抱。并向大家招手致意，这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12月25日下午1时，庆祝大会在军乐和礼炮声中正式开始，主持人宣布全体起立向修筑康藏，青藏公路光荣牺牲的烈士表示哀悼。之后，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将军致开幕词，他祝贺康藏、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向参与康藏、青藏公路建设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向支援西藏建设的祖国人民特别是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表示感谢。他接着说：“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周围，继续努力，为建设人民的西藏而努力奋斗
”
庆典大会收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受会的赠旗，收到了全国各地发来的贺电。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代表、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代表、西藏各地的观礼代表和拉萨市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分别向筑路部队负责人和筑路功臣献旗、献花、献哈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均向庆典大会献了锦旗，达赖喇嘛的锦旗上写着：“康藏、青藏公路是西藏人民走向繁荣、幸福的道路。”班禅的锦旗上写着：“庆祝通车拉萨，为彻底实现和平协议而奋斗。”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王一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慰问进藏部队慰问团团长胥光义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分别讲话。
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代表、昌都地区观礼代表和拉萨市群众代表在会议上讲话。
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政委穰明德、青藏公路筑路总队政治委员慕生忠向大会介绍了筑路情况，同时他们代表全体筑路人员感谢全国人民，特别是公路沿线和西藏地区各族人民对筑路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最后，大会宣读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报和致全体筑路人员的慰问信。
康藏、青藏公路通车，《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题目为《在“世界屋脊”上创造幸福生活——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通车》。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为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撰文《帮助藏族人民长期建设西藏》。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为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撰文《在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撰文《衷心的感谢》。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撰文《我们把康藏公路修到了拉萨》。后方部队政委穰明德撰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筑路人员完成了修筑康藏公路的任务》。青藏公路指挥部指挥长慕生忠撰文《时时都有胜利，处处感到温暖》。
从西南进军的摄影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年的广播中，向全国 人民宣布人民解放军1950年将把西藏、海南和台湾从帝国主义控制下解放出来，解放军开始积极准备进军西藏。1950年2月，十八军摄影股在林安波，袁克忠等一些老同志的组织下开始从军事上，政治上及摄影技术上培训进军西藏的摄影人。1950年3月这些摄影人中的一部分随先遣支队开始向康区进发，其中有部分摄影人参加了昌都战役。1951年初十八军军部迁至甘孜，这些摄影人随各自的部队陆续到达康区。1951年7月，在《十七条协议》签订两个月后，这些摄影人随大军进军西藏，他们是袁克忠、林安波，袁伯平、周信源，阎钦政、倪涛。范石林、罗伟，胡轮翔，许安宁、戈维淼，李万春、于秦坤、武清泉、昊植忠，黄若愚、王成云，熊跃庭、蓝志贵，以及后来从事摄影工作的陈瑁。《新华日报》有随军记者李荣卿等，西南军区有艾炎，还有十八军摄影发烧友冀文正和彭遐熙，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也是一位超级摄影发烧友。这些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拍摄西藏的汉族摄影人。
蓝志贵，1945年来到重庆皇宫照相馆，从学徒磨练到技艺高超的摄影师。1949年11月，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到皇宫照相馆拍照，当时罗伟、胡轮翔、蓝志贵都是照相馆的骨干，他们积极要求参军。早在之前十八军摄影股负责人林安波就向组织上反映了需要增加宣传人员及摄影人员。张国华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当即批准他们3位参加十八军，让林安波具体接收。正是张国华的高瞻远瞩，为进军西藏储备了专业摄影人才，这3位专业摄影师后来都为西藏的摄影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50年初，蓝志贵等一批新兵经过20多天的车程，从重庆到达十八军军部所在地四川乐山，这时西南军区已准备解放西藏，部队已逐步增加训练强度。这一时期，蓝志贵开始拍摄部队训练及会议图片。1950年3月7日，十八军在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军长张国华在会上宣读进军西藏誓词，并作了进军动员报告。会上首长带领全体与会战士宣誓，蓝志贵拍下了《第十八军在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这张作品很好地表现出进军战士的士气。这幅作品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关于进军西藏最早的影像之一。1951年，蓝志贵作为摄影员随张国华、谭冠三大军进军西藏，在进军途中他拍摄了非常优美的《翻越泥巴山——十八军向太昭进军》，蓝志贵跑到对面的小山丘上用摄影股老同志的120禄莱福莱克斯相机进行拍摄，采用“之”字形构图，籽部队战士艰难行军的身影与高大的泥巴山形成对比。影像上方，部队行军的尽头与白云叠加，喻示着路途的遥远；天空与泥巴山色阶的变化突出了环境的艰苦。这是一幅非常优美的反映进军西藏的经典作品。1953年春夏，他拍摄了西藏骑兵团阿坝草原阻击战。之后随西藏军区参观团赴朝鲜参观，途经重庆时，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接见了参观团的全体成员。当时蓝志贵带着一台蔡司相机为首长们拍照，他用3个闪光泡拍了三次，只亮了一次。贺龙看了就用带湖南口音的四川话开玩笑地对蓝志贵说：“蓝小鬼，你那个照相机过时了，打不燃了，叫你们宣传部长夏川买个新的嘛，能跟上时代，你那个过时了口”蓝志贵便向十八军宣传部部长夏川提出了申请，回到西藏以后，就领到了一台135莱卡M3相机和一台120禄莱福莱克斯专业相机。有了这两台当时世界顶级的器材，在摄影方而他就如虎添翼了。后来，他用这两台相机记录了西藏现代史上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同时，他拍摄的这些作品在艺术美感上都达到了那个时代中国摄影的高峰。
1952年至1954年，蓝志贵的拍摄主要反映的是康藏公路的东线建设，如《解放军车队翻越达玛拉山的盛况》、《康藏公路通车到昌都》、《悬空打炮眼》、摄影报道《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等。1954年12月，他在拉萨拍摄了《西南军区慰问团慰问大会》，使用的是罗伟的120相机6×9底片，他架上三脚架，采用小光幽，使近景的官兵与远景的市达拉官在画面中都非常清晰，中景主席台上的人物及标浯都清晰可见。这幅图片记录下了很多历史信息，同时构图优美，是一幅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1954年12月23日，蓝志贵拍摄了《车队第一次开到拉萨》。在那之前，西藏只有两辆小汽车，一辆是小轿车，另一辆是奥斯汀(Austin)A 7吉普，供达赖喇嘛和噶厦高官使用。1954年12月25阿，蓝志贵还拍摄了康藏、青藏公路在拉萨的庆典。其中《汽车开到了拉萨》发表在《解放军画报》1955年第3期封面。
蓝志贵在西藏创作及工作生活了20年，是1950至1970年西藏摄影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摄影史上的重要人物。他除了拍摄了1950至1970年西藏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还拍摄了西藏民俗、宗教、服饰、文化，以及少数民族中的珞巴人、倚人及门巴人等大量早期影像。
袁克忠，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19岁的袁克忠在冀中军区参加了由石少华主持的摄影训练队。摄影训练队共办了4期，培养了130多名摄影学员。袁克忠是第2期学员，据袁克忠回忆，当时由于物资匮乏，胶卷、相机都非常少，他在学习期间只冲过一个胶卷，印过几张照片。后来，这100多名学员很多人都成为了新中国摄影事业的栋梁之材，活跃在各大媒体及专业摄影领域。袁克忠1946年冬拍摄的《夜攻单县》，这幅作品已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名作。
1950年3月，袁克忠告别了妻子随十八军先遣支队向康区挺进，5月，在康区拍摄了《德格土司降央自姆与记者的合影》等一系列反映解放军在康区开展工作的图片。7月，从康区回到重庆西南军区发稿。1950年9月，袁克忠是全军第一个以摄影记者身份代表西南军区，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等从北京经武汉、重庆，回到甘孜。1951年7月1日，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参谋长李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率军领导机关与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等一行离开甘孜向昌都进发，于7月18日到达昌都。张国华、阿沛一行受到时任昌都解放委员会主任王其梅的热烈欢迎。袁克忠拍下了这—重要的历史瞬间。1951年7月底，袁克忠又拍摄了《十八军从西康省向西藏和平进军动员大会》，随后他随进藏大军拍摄了进军西藏的系列图片。途中袁克忠为了拍摄部队进军的大全景照片，爬上对面的山上向下俯拍，部队行军的山峰已经超过4000米，对面的山峰则更高。1951年10月26日，袁克忠拍摄了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进驻拉萨举行入城式的珍贵照片。
1950年，中央各部委、各新闻机构、全国人民都很想了解西藏的情况，袁克忠深知这些图片的重要性，到西藏后，经常深入部队大量拍摄反映部队建设、军民关系的图片。1951年通过拉萨回内地的同志带出2000多幅，1952年也带出1000多幅照片，使全国人民能够了解进藏官兵及边疆西藏的情况。
进藏初期，袁克忠对增强藏汉民族关系也做出了 许多贡献，如给西藏地方政府45位官员拍摄并赠送放大照片。西藏地处边陲，当时还没有通汽车，物资运输非常困难，放大器材及相机、药水等都极其缺乏，特别是没有洗印照片的大水盆，袁克忠便用土办法将莱卡相机镜头取下改装成放大机，用装相纸的铁桶当显影盆、定影盆，夜以继日地放大出350多张大照片。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拿到照片后也非常满意。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袁克忠还举办了西藏军区第一个摄影培训班，培训的20几名学员分赴西藏各地，为后来的西藏摄影做了很多工作。
1982年，离休后的袁克忠依然眷念着西藏。1992年，在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的支持和帮助下，袁克忠第8次进藏进行摄影创作。陈明义批准成都军区派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为袁克忠的创作提供了方便。袁克忠从成都出发经川藏线到达拉萨。71岁高龄的袁克忠还到了珠峰脚下进行拍摄。袁克忠从29岁开始记录拍摄西藏到71岁，累计在藏工作拍摄近20年，时间跨度42年，拍摄了数以千计的历史资料和优秀的摄影作品。2007年，他将自己一生拍摄的绝大部分底片整理好无偿交给新华社摄影部资料室，底片交接数月后，袁克忠辞世。这位值得尊敬的摄影老兵，将人生最重要的时光献给了西藏。
罗伟，13岁从宜宾来到重庆，师从当时中国知名的摄影人赵公良先生。1946年到皇宫照相馆做放大技师，同时负责皇宫照相馆的外拍摄影。1949年11月，与师兄胡轮翔、师侄蓝志贵一同参加十八军。据蓝志贵回忆，当时他们三人参军时，皇宫照相馆老板宋惠伯请他们吃饭，并给他们每人一笔钱以感谢他们为皇宫照相馆所做的贡献。蓝志贵得了5块大洋加一支派克钢笔，罗伟得到75块大洋、一支派克金笔，胡轮翔得到40块大洋、一支派克金笔。可见当时罗伟在这家重庆著名照相馆的地位。
1950年3月，罗伟随十八军军前指进军到康定。军前指决定由52师师长吴忠、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154团配属军工兵营进到甘孜，形成北路先遣部队，范石林、袁伯平及罗伟是北路先遣部队的随军摄影记者。
1950年初，罗伟对刚参军的摄影新人进行培训，教授拍摄，放大照片等摄影知识。195i年初，作为十八军随军摄影记者在甘孜拍摄了《帮助藏民担水背柴的解放军》等反映军民关系的图片。1951年8月，十八军正式开始向西藏大规模进军，罗伟随十八军一同进军西藏。由于他身材高大，部队上配备了两头骡子，由他和一名小战士负责运送十八军政治部、宣传部从重庆购买的相纸、感光底片、胶卷、显影定影药品等摄影耗材。他们走过康区草原，翻越太昭雪岭，渡过激流冰河，终于在1951年9月底到达拉萨，并拍摄了《十八军进入拉萨城区》。1952年，罗伟拍摄了西藏军区成立的系列照片，其中《西藏军区成立阅兵式》给人印象深刻。2月11日西藏军区成立，那一天的拉萨阳光明媚，上午10时，解放军驻拉萨机关部队约4000人进入布达拉宫前的广场，藏军2000余人及近万名藏族僧俗群众来到会场参加此次大会，会场上彩旗招展，检阅台中央悬挂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中午12时，大会在军乐和礼炮声中开始，张经武、张国华等领导在主席台检阅西藏军区各部队，罗伟拍下了阅兵瞬间。
1952年，罗伟参与拍摄康藏公路西线建设，拍摄了《修建康藏公路西线的藏族同胞》等一系列图片。1954年8月，他在札木拍摄了西藏筑路部队53师、54师官兵热烈欢迎张经武护送达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图片，这组图片保存下来的有20余张底片，比较全面地记录了张经武和达赖一行参加第一届全国人代会路经康藏公路这一段的情况，其中张经武给部队授旗，及达赖乘座的小轿车和达赖的随从骑马的图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955年3月至9月。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刘艺斯在西藏各地考察佛教艺术，罗伟作为首席摄影师和范石林一起为其拍摄图片，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对西藏佛教艺术进行全面的考察。1956年以后，罗伟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照相馆业的发展上来，为西藏照相馆业及现代图片制作业培养了大批的专业人才。
1970年，罗伟筹建西藏革命展览馆，之后一直从事摄影管理工作和西藏的图片宣传制作工作。1980年，罗伟在拉萨去世，被安葬在西郊烈士陵园，最终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留在了西藏。罗伟在减工作了30年，是西藏现代照相馆业及现代图片制作业的奠基人。
许安宁，入伍前是“黄山林中”的学生。1949年5月，黄山市解放，位于黄山市的黄山林中有很多国民党的高干子弟。这些子弟很快就各奔前程。大街上到处彩旗飘扬，十八军正在那里招收新兵，许安宁与同学、朋友一合计，“参加解放军去”。当时，许安宁和不少黄山林中的国军子弟就这样加入到十八军的行列当中。
1950年初，解放军准备进军西藏，十八军组织摄影班，培训新摄影员，许安宁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川南地区还有不少土匪，解放军边行军边剿匪，许安宁也拍摄了一些激战的场面。1950年4月，许安宁背着老式德国折叠式蔡司相机，跟随53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的157团南路先遣支队向巴塘挺进，一路上，他们爬雪山、越草地，吃粗粮、嚼草根，行军中一时烈日当空，万里无云，一时大雨滂沱，冰雹袭人。越向西走，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这些在低海拔地区长大的战士，时常感到口干舌燥、头痛胸闷。行军中，大家都是匀速前进，不敢停歇，因为停歇掉队是更危险的事。当157团向雀儿山攀登时，时常有人鼻血流出不止，突然栽倒在路边，战友们只能用一张白纸盖住倒下战友的脸，再用些石块将尸体压住，部队便继续向前。157团行军到雅安飞仙关路段和土匪进行了交火，将100多名土匪全部消灭。5月25日，由苗丕一率领一支分队，含157团一营及由该团抽组的兵站人员向前进发，于6月13日到达康定。7月4日，南路先遣支队由康定出发，沿途跋山涉水修路架桥，并做土司和寺庙的统战工作，那一时期许安宁记录下了很多珍贵的镜头。经过20多日的艰难行军，南路先遣支队于8月2日到达巴塘。许安宁拍摄了著名的作品《巴塘藏族民众欢迎南路先遣部队》。
1950年10月的一个夜晚，昌都战役打响，16岁的许安宁与其他战士一道乘着一只牛皮筏渡过金抄江向藏军据守的山头发起进攻。由于天色太黑，许安宁只能盯着前面战士背在身上的长圆形米袋子，只有米袋子反射出暗暗的白光。子弹在他们身边嗖嗖掠过，不时有战士中弹跌下山去。当时许安宁心情非常紧张，但正是昌都战役使他T就成熟起来。许安宁拍摄了许多昌都战役珍贵镜头，还拍摄过那一时期《解昌都全景》。昌都战役后，许安宁随苗丕一带领的部队向藏东南的札木至察隅一带的倾多宗挺进，进行开荒生产，在那里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1952年，西藏军区成立后，西藏军区政治部调许安宁到拉萨从事摄影工作。那一时期，许安宁与袁克忠一道用赤血盐和印蓝纸为西藏官兵出版《西藏军区画报》。那是一种非常简陋的画报，将制好的版子放在印蓝纸上，利用高原的太阳晒印蓝纸，使其感光，做成的画报，发到西藏各驻军部队鼓舞士气，非常受官兵的欢迎。1953年3月，他与另外几名同志到阿里地区了解新疆骑兵支队的情况，阿里地区非常艰苦，时常大雪封路，最厚的积雪达80公分，有时十天半个月都不能出门，食品及生活用品极度匮乏。1954年11月，他们回到拉萨时衣服破旧不堪，身上的虱子已滚成蛋，几个月没有洗脸、刷兄路经日喀则时，被藏族民众误以为是哪里跑出来的土匪。
自1950年，许安宁随十八军先遣支队进入康区和西藏，在西藏工作生活了8年。8年中，他拍摄了南路先遣支队向康区挺进、昌都战役、昌都战役后藏军第九代本投诚、十八军进军西藏，十叭军南路先遣支队在藏区开荒生产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庆典等重要历史瞬间。
后记
黄建鹏先生是一位西藏现代摄影史的研究者。在10多年对西藏历史图片和西藏摄影艺术作品收藏、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黄建鹏先生又集中专注于西藏和平解放主题图片的搜集和整理。
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这个盛大的历史时刻即将来临之际，本刊特邀请黄建鹏先生及其团队，以珍贵的历史镜头来述说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本次专题以黄建鹏先生自己收藏的一些原版银盐纸基图片为主，并从亲历者和见证者手中挑选一些重要经典瞬间的原作以及部分首次发表的私人影像图片。目的就是力求将这段重大历史事件完整地还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