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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媒体报道，南京一改制中的国企，被一民营企业以伪造的人民银行公章，骗购了2亿元国资。本刊记者随即到当地调查，结果却与上述报道大相径庭
9月1日，南京市公安局白下分局正式刑拘了一位名叫李腊生的南京人。
随后，当地媒体报道称，李是“国企骗购大案”的主角之一，他所在的企业妄图“逃避支付两亿”国企债务。
而此前，在李的“撮合”下，曾为江苏第一大国有企业的中山集团同杭州天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杭州天安)达成改制协议，在2003年7月重组为中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成为当地国企改革的一面旗帜。
然而，这面旗帜现在很可能会毁在李的手里。被刑拘时，李腊生的身份是中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南京天安投资公司(简称南京天安)的总经理，而南京天安为杭州天安的全资控股公司。
假公章引出改制“推倒重来”
李腊生被刑拘是因为他涉嫌雇用他人伪造当地人民银行公章。据本刊调查，假公章刻有“南京地区金融债权管理行长联席会议”字样，比真的公章直径要小。
事实上，此类公章一般用于确认企业债权债务。按照相关规定，在国企改制挂牌前，旧有债权债务必须就偿还额度和时间进行重新约定，债权债务双方同意后，给出债权确认书，加盖人民银行公章。这之后新企业方可进行工商变更。
李腊生正是在去年6月办理中山集团同杭州天安、南京天安的重组债务确认承诺时，使用了上述的假公章。其中涉及到原中山集团高达2亿元的历史债务。正是因此，当地媒体才有“逃避两亿债务”之说。但本刊了解到，李所“办理”的仅仅是一项确认债务承诺，而非债权确认书。
由于李被刑拘，目前很难接近。本刊辗转得到一份李本人所写的“假章事件”经过。其中有三点耐人寻味：一是当时南京市政府要求改制后的中山集团必须在7月份挂牌，但债务繁琐，时间紧迫；二是当地工商机关建议，如果不能按时办完债权确认，可以变通出具一份尽快确认债务的承诺，但人行必须盖章；三是李在设法到人行盖章时，他的一位朋友——福建联宇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明强出面并承诺帮他办妥，李最终交给孙去办理。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目前尚无从得知，当地公安机关仍在继续查证中。
令人惊愕的是，发现假章时已经距中山集团去年7月正式挂牌近10个月。“今年5月8日，我们到南京市人民银行落实改制企业偿还银行债务时发现公章有问题。因为人行方面有关人员称，没有见过中山集团的债务报告。”中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总裁助理谷建华对本刊说。谷是在改制后被保留的原中山集团的管理层成员之一。
随后6月8日，谷建华和两位同事联名向南京市工商局举报李伪造公章、公文，骗取工商变更登记的事情，要求撤销其工商变更登记，这意味着先前的改制要推倒重来。
“这让我很费解，在公安机关没有证实伪造公章到底是谁的责任之前，为什么要求仓促撤回改制。”重组的另一方杭州天安董事长、总经理周国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家民营企业目前已经对中山集团重组投资达9050万元，他们很难接受因一枚“并非关键环节”的假公章而将整个改制否定的做法。
周国敏认为，公章只是一个托词，对方提出撤回改制的关键，是原国企管理层对企业控制权的失落。
同样，中山集团的一位留任的原国企管理层也坦言，公章不是问题的核心，他们感到被杭州的民营企业骗了，他们怪罪最初政府是在“拉郎配”。
那么，双方究竟是一场怎样的联姻呢？
政府影响下的改制
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能说明这场“联姻”究竟谁先萌生心思。双方都认为是对方采取主动。
事实上，最初的主动因素既非中山集团也非杭州天安。2002年4月，南京市启动了声势浩大的国企改革——“三联动”，即：资产、人员、债务要一揽子解决。该计划要用三年时间彻底完成南京市国企改制。
在此背景下，中山集团作为“三联动”改革的先行者，政府希望将之作为一个典范。当时，中山集团正挣扎在亏损和巨额负债的泥潭里，其下属企业电子城形成高达一亿元的亏损，负债1.3亿元；由于债务利息负担沉重，每年还将以1000万元左右的速度亏损下去。整个集团面临着被拖垮的危险。
但中山集团也非一无是处，它拥有一家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中山集团财务公司，很多民营企业梦想得到这样一块稀缺的金融牌照却苦于拿不到。根据规定，财务公司可以进行同业往来等银行间操作，可以为企业融资和财务管理提供极大的便利。
当时，中山集团并不想出让这家公司。“最初是想把电子城这个包袱甩掉，也跟很多企业谈过，其中包括杭州天安。”集团总裁助理谷建华对本刊说。但是，这些谈判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没有人愿意承接如此巨额亏损的企业。
这也是两家企业最初往来动因。“2002年8月，我提出，如果一定要天安收购电子城，我们愿意实施整体改造。因为我们看中了他们的财务公司。”周国敏说。这种整体改造同当时南京市政府提出的“三联动”不谋而合。
此后，南京市政府就以出资人身份全面介入了这场改制。2002年9月底，南京市国资委、经委等部门组成联合考察小组对杭州天安进行了调研。同年10月，周国敏向南京市国资委交纳了2000万的“保证金”。
“考察结果是我们对于天安的实力初步认可，并在2003年1月3日的市长办公会议上通过一号纪要，确定了杭州天安对中山集团的重组方案。”一位参加当时考察的市政府人士对本刊说。他透露，根据企业状况，当时市政府希望改制后公司资本金最好规模能达到一个亿。事实上，最终企业的合作协议就是按照一个亿的规模设计的。
2003年3月16日，中山集团、杭州天安、南京天安签署一份《合作协议》。其中初步明确了新公司的股权结构：杭州天安投入5500万元，南京天安出资4000万元，其他500万元由经营者出钱购买。
但有意味的是，同年3月17日，中山集团整体资产挂牌竞价转让的消息还在南京产权交易中心网站上公布。原中山集团的管理层对此颇有微词，因为“实际上政府已经决定跟杭州天安合作了，挂牌只是走一个形式。”
事实上，这确实是在走一个过场。深圳某公司看到消息后，向南京市政府提出收购意向，并交纳2000万元准备金，不出所料在3月26日该公司得到政府意见：“中山集团无法提供合作改制框架协议”。
4月8日，南京市振兴工业指导小组批复同意杭州天安和南京天安的改制计划。
5月27日，杭州天安、南京天安、南京市国资办以及原中山管理层四方签订了最终的合作议。与上一个协议相比，股东中新增南京市国资办447.69万元，占股4.48%。而南京天安的持股减少相应比例，其他两方无变化。
对此种持股比例，中山集团也颇感不平，原中山集团的一位管理层人士对本刊说，“这种股权结构造成了天安一股独大的局面，当时我们曾建议吸收5家独立的股东，但是这个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纳，因为周国敏作出了反复的承诺。”
最终中山集团的管理层都同意了改制，周国敏反复“承诺”的是什么？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妥协？
从互相妥协到对抗升级
“我对他们承诺，改制后原有国企的经营班子5年不变。”周国敏说。也就是说，在中山集团改制后，股权发生质变后，国企经营层的原班人马都仍居其位，这些被写进了《合作协议》。
这种让步看似惊人，但实际上有交换条件，周国敏对中山集团财务公司派驻了董事长王国伟，此人曾在人民银行任职，后在南京天安从事投资管理。王国伟将替换原来中山财务董事长张关林，张同时又是中山集团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周承诺保留他的这两个身份。
这样，看上去双方都做出较大妥协，杭州天安初步掌握了中山财务公司；而原国企管理层也保留其对集团企业的控制权。
另一方面，国企原经营层5人以500万在新企业共同持股5%，其中有210万是周国敏借给经营层的。据了解，这些钱是去年6、7月间借的，但直到年底借款人才将欠条交给周。
在改制后的第一次董事会上，留任总裁张晓霞说：“中山集团公司经营班子在整体改制的过程中，积极努力的推进与天安公司合作，我们始终认为以周国敏为代表的天安公司是可信的。尽管在国资委进行挂牌后，出现多次变故，有重要背景的公司希望进入，并给予更优越的条件，但我们还是坚持与天安合作。”
这些话成为了改制前期双方互相妥协的一个最好的总结。但随后双方很快陷入了一场对于公司控制权的较量中。
“我会通过董事会对公司经营层进行监管，新董事会9人中，按出资比例天安占了6人。另外，我们还要求派出一名财务处长，进行财务约束。”周国敏最初这样设想。
但成立后，周感到这两点几乎都落空了。“很多经营层都是以前的厅级干部，他们不把董事会的决议当回事，常常以没有时间为由不与我们沟通；而对于财务监督，他们干脆认为是对他们的不信任，严词拒绝。”周抱怨说。他举例：去年11月，周希望通过董事会决议向公司派驻一名财务处长，但是总裁张晓霞不提名，所以无法纳入董事会讨论内容。
而另一方面，留任的经营层也感觉到自己“对于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越来越没有把握”，一位留任的经营层人员对本刊说。“我们曾在投资协议中点明了一个投资项目，但是最终钱都没有到位。”比如：《投资协议》曾写明要投资一个“移中收(移动接受和传输信息)”项目，但由于没有通过董事会批准，他们感觉对公司的“控制权在不断减弱。”
这样的小摩擦一直在中山集团内部积累。而与此同时，中山集团财务公司却非常平静，因为王国伟由于要接受中国银监会的一系列考试和考察迟迟没有到任。但他在去年12月份到任后，矛盾很快表面化，双方终于撕破脸。
“内部人抵触”的症结
王国伟上任的时候完全没有春风得意的感觉。在中山财务公司中，除了王以外，其他董事、监事都是原厅级干部，其中很多是原董事长张关林的老部下。1962年出生的王被认为是“小鬼”。
不仅如此，王国伟上任之初就收到一纸江苏省高院的《民事判决书》(2003苏民二终第075号)，由于财务公司违规为安徽飞鸽空调担保债务，需要赔偿2400万元。由此，王国伟决定展开一场内部审计，着重清理公司历年来的风险资金。审计发现，财务公司资产不良率达到29.2%，而其中风险特别巨大的达到1.49亿元。
王决定向董事会披露风险资金全貌，但这遭到了中山集团董事长张关林和总裁张晓霞的拒绝。之后，双方又在增加贷款等问题上发生冲突。
今年3月6日，在未通知王国伟的情况下，财务公司在张晓霞等三名董事提议下召开特别董事会议，罢免了王国伟财务公司董事长的职务。王国伟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而中山集团经营层对本刊说，“我们就是不想通知他，因为担心他不服而扯皮。”
这一做法最终令双方矛盾公开化，毕竟，王国伟是天安公司派驻中山集团公司惟一一名管理人员，而且也是众多妥协的结果。
之后3月23日，周国敏主持中山集团控股临时董事会，通过了罢免张晓霞总裁职务、暂停张关林董事长职权、设立公司财务总监等13项决议。
但是，经营层以《合作协议》中经营层5年不变的条款拒绝执行董事会决议，周曾多次带新任命的经营层赴任，都被原管理层“轰出”。为此，天安公司还以“不执行董事会决议”起诉张晓霞。
“虽然合作协议规定5年不变，但是前提是我们充分信任、全面合作，今年初我们发现改制中他们隐瞒重大的经济纠纷，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周说。
这些纠纷包括一笔1200万的国资长期在账外炒股，在改制中这笔钱被记入中山集团的总资产，另外还有上文中违规担保引来的债务2100万，以及一处市值300余万的商业用房被隐匿等。
至此，双方的合作彻底陷入僵局，开始互相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证据。文章开头的一幕就是中山集团经营层在今年5月份发现的证据之一。而在此过程中，整个中山集团的业务陷入停顿，以效益最好的中山集团财务公司为例，由于大股东之争，目前已经出现了信用危机的端倪。
“这是典型的国企内部人抵触问题，最近很多国企在改制后，重建公司治理时暴露出此类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对本刊说。他认为，这种现象看起来纷纭复杂，但说到底是一种国企改制导致原经营层利益和控制权受损而出现的抵触现象。
这种现象所对应的是原来国企的“内部人控制”。由于原来国企经营层长期领导某一企业形成内部控制，在改制后，真正的老板出现，一旦这些经营者利益协调不畅或受损就会出现内部人抵触情况。“他们在那个位置上一个‘不配合’的行为就会给企业带来很大损害或损失。这些人当然希望得到个人‘好处’……”张文魁说。
但是，给予“好处”往往还解决不了问题。旧经营层往往还希望继续掌握企业控制权。这种现象在南京甚至全国国企改革中绝非孤案，相类的案例如南京今年5月份，原国企南京新百集团产权转让后，新入主的大股东任命新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后，原董事长以维护国资的名义拒绝承认。最终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重新组阁的管理层才顺利上任。
“由于国企改制中往往存在种种不规范，这也为内部人抵触提供了很好的理由，他们往往以国资流失为名要求否定改制。而此时惟有政府出面调节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江苏社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资问题研究者对本刊说。
9月1日，南京市公安局白下分局正式刑拘了一位名叫李腊生的南京人。
随后，当地媒体报道称，李是“国企骗购大案”的主角之一，他所在的企业妄图“逃避支付两亿”国企债务。
而此前，在李的“撮合”下，曾为江苏第一大国有企业的中山集团同杭州天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杭州天安)达成改制协议，在2003年7月重组为中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成为当地国企改革的一面旗帜。
然而，这面旗帜现在很可能会毁在李的手里。被刑拘时，李腊生的身份是中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南京天安投资公司(简称南京天安)的总经理，而南京天安为杭州天安的全资控股公司。
假公章引出改制“推倒重来”
李腊生被刑拘是因为他涉嫌雇用他人伪造当地人民银行公章。据本刊调查，假公章刻有“南京地区金融债权管理行长联席会议”字样，比真的公章直径要小。
事实上，此类公章一般用于确认企业债权债务。按照相关规定，在国企改制挂牌前，旧有债权债务必须就偿还额度和时间进行重新约定，债权债务双方同意后，给出债权确认书，加盖人民银行公章。这之后新企业方可进行工商变更。
李腊生正是在去年6月办理中山集团同杭州天安、南京天安的重组债务确认承诺时，使用了上述的假公章。其中涉及到原中山集团高达2亿元的历史债务。正是因此，当地媒体才有“逃避两亿债务”之说。但本刊了解到，李所“办理”的仅仅是一项确认债务承诺，而非债权确认书。
由于李被刑拘，目前很难接近。本刊辗转得到一份李本人所写的“假章事件”经过。其中有三点耐人寻味：一是当时南京市政府要求改制后的中山集团必须在7月份挂牌，但债务繁琐，时间紧迫；二是当地工商机关建议，如果不能按时办完债权确认，可以变通出具一份尽快确认债务的承诺，但人行必须盖章；三是李在设法到人行盖章时，他的一位朋友——福建联宇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明强出面并承诺帮他办妥，李最终交给孙去办理。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目前尚无从得知，当地公安机关仍在继续查证中。
令人惊愕的是，发现假章时已经距中山集团去年7月正式挂牌近10个月。“今年5月8日，我们到南京市人民银行落实改制企业偿还银行债务时发现公章有问题。因为人行方面有关人员称，没有见过中山集团的债务报告。”中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总裁助理谷建华对本刊说。谷是在改制后被保留的原中山集团的管理层成员之一。
随后6月8日，谷建华和两位同事联名向南京市工商局举报李伪造公章、公文，骗取工商变更登记的事情，要求撤销其工商变更登记，这意味着先前的改制要推倒重来。
“这让我很费解，在公安机关没有证实伪造公章到底是谁的责任之前，为什么要求仓促撤回改制。”重组的另一方杭州天安董事长、总经理周国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家民营企业目前已经对中山集团重组投资达9050万元，他们很难接受因一枚“并非关键环节”的假公章而将整个改制否定的做法。
周国敏认为，公章只是一个托词，对方提出撤回改制的关键，是原国企管理层对企业控制权的失落。
同样，中山集团的一位留任的原国企管理层也坦言，公章不是问题的核心，他们感到被杭州的民营企业骗了，他们怪罪最初政府是在“拉郎配”。
那么，双方究竟是一场怎样的联姻呢？
政府影响下的改制
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能说明这场“联姻”究竟谁先萌生心思。双方都认为是对方采取主动。
事实上，最初的主动因素既非中山集团也非杭州天安。2002年4月，南京市启动了声势浩大的国企改革——“三联动”，即：资产、人员、债务要一揽子解决。该计划要用三年时间彻底完成南京市国企改制。
在此背景下，中山集团作为“三联动”改革的先行者，政府希望将之作为一个典范。当时，中山集团正挣扎在亏损和巨额负债的泥潭里，其下属企业电子城形成高达一亿元的亏损，负债1.3亿元；由于债务利息负担沉重，每年还将以1000万元左右的速度亏损下去。整个集团面临着被拖垮的危险。
但中山集团也非一无是处，它拥有一家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中山集团财务公司，很多民营企业梦想得到这样一块稀缺的金融牌照却苦于拿不到。根据规定，财务公司可以进行同业往来等银行间操作，可以为企业融资和财务管理提供极大的便利。
当时，中山集团并不想出让这家公司。“最初是想把电子城这个包袱甩掉，也跟很多企业谈过，其中包括杭州天安。”集团总裁助理谷建华对本刊说。但是，这些谈判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没有人愿意承接如此巨额亏损的企业。
这也是两家企业最初往来动因。“2002年8月，我提出，如果一定要天安收购电子城，我们愿意实施整体改造。因为我们看中了他们的财务公司。”周国敏说。这种整体改造同当时南京市政府提出的“三联动”不谋而合。
此后，南京市政府就以出资人身份全面介入了这场改制。2002年9月底，南京市国资委、经委等部门组成联合考察小组对杭州天安进行了调研。同年10月，周国敏向南京市国资委交纳了2000万的“保证金”。
“考察结果是我们对于天安的实力初步认可，并在2003年1月3日的市长办公会议上通过一号纪要，确定了杭州天安对中山集团的重组方案。”一位参加当时考察的市政府人士对本刊说。他透露，根据企业状况，当时市政府希望改制后公司资本金最好规模能达到一个亿。事实上，最终企业的合作协议就是按照一个亿的规模设计的。
2003年3月16日，中山集团、杭州天安、南京天安签署一份《合作协议》。其中初步明确了新公司的股权结构：杭州天安投入5500万元，南京天安出资4000万元，其他500万元由经营者出钱购买。
但有意味的是，同年3月17日，中山集团整体资产挂牌竞价转让的消息还在南京产权交易中心网站上公布。原中山集团的管理层对此颇有微词，因为“实际上政府已经决定跟杭州天安合作了，挂牌只是走一个形式。”
事实上，这确实是在走一个过场。深圳某公司看到消息后，向南京市政府提出收购意向，并交纳2000万元准备金，不出所料在3月26日该公司得到政府意见：“中山集团无法提供合作改制框架协议”。
4月8日，南京市振兴工业指导小组批复同意杭州天安和南京天安的改制计划。
5月27日，杭州天安、南京天安、南京市国资办以及原中山管理层四方签订了最终的合作议。与上一个协议相比，股东中新增南京市国资办447.69万元，占股4.48%。而南京天安的持股减少相应比例，其他两方无变化。
对此种持股比例，中山集团也颇感不平，原中山集团的一位管理层人士对本刊说，“这种股权结构造成了天安一股独大的局面，当时我们曾建议吸收5家独立的股东，但是这个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纳，因为周国敏作出了反复的承诺。”
最终中山集团的管理层都同意了改制，周国敏反复“承诺”的是什么？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妥协？
从互相妥协到对抗升级
“我对他们承诺，改制后原有国企的经营班子5年不变。”周国敏说。也就是说，在中山集团改制后，股权发生质变后，国企经营层的原班人马都仍居其位，这些被写进了《合作协议》。
这种让步看似惊人，但实际上有交换条件，周国敏对中山集团财务公司派驻了董事长王国伟，此人曾在人民银行任职，后在南京天安从事投资管理。王国伟将替换原来中山财务董事长张关林，张同时又是中山集团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周承诺保留他的这两个身份。
这样，看上去双方都做出较大妥协，杭州天安初步掌握了中山财务公司；而原国企管理层也保留其对集团企业的控制权。
另一方面，国企原经营层5人以500万在新企业共同持股5%，其中有210万是周国敏借给经营层的。据了解，这些钱是去年6、7月间借的，但直到年底借款人才将欠条交给周。
在改制后的第一次董事会上，留任总裁张晓霞说：“中山集团公司经营班子在整体改制的过程中，积极努力的推进与天安公司合作，我们始终认为以周国敏为代表的天安公司是可信的。尽管在国资委进行挂牌后，出现多次变故，有重要背景的公司希望进入，并给予更优越的条件，但我们还是坚持与天安合作。”
这些话成为了改制前期双方互相妥协的一个最好的总结。但随后双方很快陷入了一场对于公司控制权的较量中。
“我会通过董事会对公司经营层进行监管，新董事会9人中，按出资比例天安占了6人。另外，我们还要求派出一名财务处长，进行财务约束。”周国敏最初这样设想。
但成立后，周感到这两点几乎都落空了。“很多经营层都是以前的厅级干部，他们不把董事会的决议当回事，常常以没有时间为由不与我们沟通；而对于财务监督，他们干脆认为是对他们的不信任，严词拒绝。”周抱怨说。他举例：去年11月，周希望通过董事会决议向公司派驻一名财务处长，但是总裁张晓霞不提名，所以无法纳入董事会讨论内容。
而另一方面，留任的经营层也感觉到自己“对于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越来越没有把握”，一位留任的经营层人员对本刊说。“我们曾在投资协议中点明了一个投资项目，但是最终钱都没有到位。”比如：《投资协议》曾写明要投资一个“移中收(移动接受和传输信息)”项目，但由于没有通过董事会批准，他们感觉对公司的“控制权在不断减弱。”
这样的小摩擦一直在中山集团内部积累。而与此同时，中山集团财务公司却非常平静，因为王国伟由于要接受中国银监会的一系列考试和考察迟迟没有到任。但他在去年12月份到任后，矛盾很快表面化，双方终于撕破脸。
“内部人抵触”的症结
王国伟上任的时候完全没有春风得意的感觉。在中山财务公司中，除了王以外，其他董事、监事都是原厅级干部，其中很多是原董事长张关林的老部下。1962年出生的王被认为是“小鬼”。
不仅如此，王国伟上任之初就收到一纸江苏省高院的《民事判决书》(2003苏民二终第075号)，由于财务公司违规为安徽飞鸽空调担保债务，需要赔偿2400万元。由此，王国伟决定展开一场内部审计，着重清理公司历年来的风险资金。审计发现，财务公司资产不良率达到29.2%，而其中风险特别巨大的达到1.49亿元。
王决定向董事会披露风险资金全貌，但这遭到了中山集团董事长张关林和总裁张晓霞的拒绝。之后，双方又在增加贷款等问题上发生冲突。
今年3月6日，在未通知王国伟的情况下，财务公司在张晓霞等三名董事提议下召开特别董事会议，罢免了王国伟财务公司董事长的职务。王国伟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而中山集团经营层对本刊说，“我们就是不想通知他，因为担心他不服而扯皮。”
这一做法最终令双方矛盾公开化，毕竟，王国伟是天安公司派驻中山集团公司惟一一名管理人员，而且也是众多妥协的结果。
之后3月23日，周国敏主持中山集团控股临时董事会，通过了罢免张晓霞总裁职务、暂停张关林董事长职权、设立公司财务总监等13项决议。
但是，经营层以《合作协议》中经营层5年不变的条款拒绝执行董事会决议，周曾多次带新任命的经营层赴任，都被原管理层“轰出”。为此，天安公司还以“不执行董事会决议”起诉张晓霞。
“虽然合作协议规定5年不变，但是前提是我们充分信任、全面合作，今年初我们发现改制中他们隐瞒重大的经济纠纷，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周说。
这些纠纷包括一笔1200万的国资长期在账外炒股，在改制中这笔钱被记入中山集团的总资产，另外还有上文中违规担保引来的债务2100万，以及一处市值300余万的商业用房被隐匿等。
至此，双方的合作彻底陷入僵局，开始互相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证据。文章开头的一幕就是中山集团经营层在今年5月份发现的证据之一。而在此过程中，整个中山集团的业务陷入停顿，以效益最好的中山集团财务公司为例，由于大股东之争，目前已经出现了信用危机的端倪。
“这是典型的国企内部人抵触问题，最近很多国企在改制后，重建公司治理时暴露出此类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对本刊说。他认为，这种现象看起来纷纭复杂，但说到底是一种国企改制导致原经营层利益和控制权受损而出现的抵触现象。
这种现象所对应的是原来国企的“内部人控制”。由于原来国企经营层长期领导某一企业形成内部控制，在改制后，真正的老板出现，一旦这些经营者利益协调不畅或受损就会出现内部人抵触情况。“他们在那个位置上一个‘不配合’的行为就会给企业带来很大损害或损失。这些人当然希望得到个人‘好处’……”张文魁说。
但是，给予“好处”往往还解决不了问题。旧经营层往往还希望继续掌握企业控制权。这种现象在南京甚至全国国企改革中绝非孤案，相类的案例如南京今年5月份，原国企南京新百集团产权转让后，新入主的大股东任命新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后，原董事长以维护国资的名义拒绝承认。最终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重新组阁的管理层才顺利上任。
“由于国企改制中往往存在种种不规范，这也为内部人抵触提供了很好的理由，他们往往以国资流失为名要求否定改制。而此时惟有政府出面调节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江苏社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资问题研究者对本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