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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之后，许多中国人会觉得，我们与一百多年前的国人竟然如此相似！为什么经历了物质生活上如此巨大的改变之后，我们还是这个样子？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在生活里毫不感到困惑，没有一点怀疑主义的人，不是现代人，只是活在现代的古人。中国的古人是很多的。”明恩溥笔下的中国人，大多还是古人，还是生活在类似中世纪的暗黑长夜里的中国人。因此，在审视他的这一幅幅中国人性的素描时，应当注意到，某些特质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进入现代性之前的人的共同属性。书中列举的许多属性，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还保留着，然而却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消失。
比如“漠视精确”。现代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对数量的重视。土地和时间都得到了更为精确的测量，整个世界都被纳入有比例有系统的规划图中。无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大多还生活在漠视数量精确的时代。一个工业化社会的“文明人”，自然要被这些“野蛮人”的马虎毛糙折磨得发疯：他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帝国的一条重要干道从北到南全长183里，从南到北却变成了190里；一个只知自己的属相、自称“七八十岁”的中国老人究竟是七十岁还是八十岁还是介于七十岁至八十岁的区间；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两”和那个地方的“两”不一样重，从而给诚实的人带来无尽烦恼……“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人为何对万事万物都如此地力求精准，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癖好。”作者这样论断道。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晓得，如果不怀这种“病态的癖好”，我们的生活就会陷入一团糟。往大处说，如果列车的运行不遵照严格的时间表，全国铁路网就会瘫痪；工程师算错一个小数点，火箭就上不了天。往小处说，购房拿房时如果不丈量一下实际户型面积，就有可能被开发商骗去一笔数目可观的血汗钱；行车时不看限速标志，不但面临被曝光吃罚单的危险，更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再比如“缺乏公共精神”。“一条道路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是属于‘公众’的，这样的概念完全没有进入过中国人的大脑。‘江山’（也就是帝国）被认为是皇帝的财产，他在位一天就拥有一天，统治一天。”现代性打破了小农自封的樊篱，将一个个陌生人聚集在市民社会中，以公共精神取代神权统治，以法制体系取代宗亲、乡党关系。昔日的落后农业大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城市化。随着公民概念日渐深入人心，我们正逐步意识到公共精神的重要性。谁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否认，这个国家不是属于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哪一个或哪几个利益集团的，而是属于你我他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有相应的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我们辛勤工作，我们爱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按时缴纳物业费，如果物管做得不到位，我们有表达抗议的权利。看看今天的这个国家，一方面有层出不穷的案例见诸媒体，让我们对同胞的自私和冷漠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也有层出不穷的积极力量在推动公共精神的广为传播，有人教我们如何开会，有人给我们示范如何聪明地维权，有人致力于公民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度过了GDP的迷狂之后，我们开始关注更深层次的东西。这是改革走向深入的必然。明恩溥在书的末尾似是忧心忡忡地感叹道：“这样的文化中没有任何改革属性。”他未尝预料到，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一些新事物时，快得令西方人吃惊。
中国人的另一些特质，则恐怕是根深蒂固的，难以在现代性的扩张面前式微的。比如所谓“拐弯抹角的才能”。“用不着与中国人打太多的交道，一位外国人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即仅凭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是不可能了解他的真正意图的。”“对于任何一位想与中国人成功相处的人来说，除了熟练地掌握中文之外，一种强大的推论能力也是很关键的。”不喜欢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倾向于用委婉的话语、暗示的方式传递信息，这仿佛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习惯。在这种习惯的背后，有古老的哲学思想，有代代相传的教诲，有无数次与人相处的经验。
尽管有种种不利之处，这种习惯并不妨碍我们接受现代文明的成果，也并不至于让我们陷入与西方人无法沟通的境地。中国人的含蓄，中国式的繁文缛节，也并非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起码不比早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人来得更为夸张。
再比如中国人的缺乏神圣感。在这位美国传教士看来，中国人把不同的信仰杂糅在一起，往往陷入逻辑谬误的境地而不自觉。“对人的本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理的绝对漠视，是中国人心灵中一个最为可悲的特点，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一个没有精神的灵魂，一总没有生命的精神，一个没有起因的宇宙，一种没有上帝的世界。”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哲学里，没有绝对，没有永恒，世界是相对的，一切都处在或急或缓的变换中。我们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的方式不但不是阻碍我们生活得更幸福的桎梏，反而是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西方人在经历了不同信仰的冲突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之后，回过头来看中国人，始觉这个民族的睿智之处。他们觉得，中国人似乎从来都不是哪种信念的忠实信徒，也因之不会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某一套教条，每前进一步都能随着形势的变化灵活地制定下一步的策略。中国人的思想方式非但不会有害于逻辑思维的形成，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益于科学理性的思考。这是不止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所承认过的。
这个世界是相对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把明恩溥或褒或贬的每一种特质绝对化。在不同的场合，它们导致不同的结果，也因而获得不同的解释。而面对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宏大的命题，改造国民精神也不是孤立的、先于其他一切任务的。面对当代中国的种种问题，人们争论不休，有人说这是某些制度造成的问题，有人说这是人口素质的问题，究竟是制度改造人，还是好人促成良性制度的形成？这样的争论往往陷入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悖论之中。然而，改革不可能在这样的争论中停滞不前，一旦停止了变化的努力，这个庞大的群体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衰落境地。明恩溥已经在一百多年前发出这些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过时的疑虑了：“中国人无疑最为迫切地需要科学。……但是，对科学的了解就一定能对这个帝国施加有力的道德影响吗？……如果中国人的素质还是老样子，而且也不限制化学制品的供应，在这个帝国到处散发各种现代炸药的配方，人们难道还能感到十分安全吗？”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在生活里毫不感到困惑，没有一点怀疑主义的人，不是现代人，只是活在现代的古人。中国的古人是很多的。”明恩溥笔下的中国人，大多还是古人，还是生活在类似中世纪的暗黑长夜里的中国人。因此，在审视他的这一幅幅中国人性的素描时，应当注意到，某些特质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进入现代性之前的人的共同属性。书中列举的许多属性，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还保留着，然而却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消失。
比如“漠视精确”。现代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对数量的重视。土地和时间都得到了更为精确的测量，整个世界都被纳入有比例有系统的规划图中。无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大多还生活在漠视数量精确的时代。一个工业化社会的“文明人”，自然要被这些“野蛮人”的马虎毛糙折磨得发疯：他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帝国的一条重要干道从北到南全长183里，从南到北却变成了190里；一个只知自己的属相、自称“七八十岁”的中国老人究竟是七十岁还是八十岁还是介于七十岁至八十岁的区间；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两”和那个地方的“两”不一样重，从而给诚实的人带来无尽烦恼……“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人为何对万事万物都如此地力求精准，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癖好。”作者这样论断道。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晓得，如果不怀这种“病态的癖好”，我们的生活就会陷入一团糟。往大处说，如果列车的运行不遵照严格的时间表，全国铁路网就会瘫痪；工程师算错一个小数点，火箭就上不了天。往小处说，购房拿房时如果不丈量一下实际户型面积，就有可能被开发商骗去一笔数目可观的血汗钱；行车时不看限速标志，不但面临被曝光吃罚单的危险，更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再比如“缺乏公共精神”。“一条道路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是属于‘公众’的，这样的概念完全没有进入过中国人的大脑。‘江山’（也就是帝国）被认为是皇帝的财产，他在位一天就拥有一天，统治一天。”现代性打破了小农自封的樊篱，将一个个陌生人聚集在市民社会中，以公共精神取代神权统治，以法制体系取代宗亲、乡党关系。昔日的落后农业大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城市化。随着公民概念日渐深入人心，我们正逐步意识到公共精神的重要性。谁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否认，这个国家不是属于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哪一个或哪几个利益集团的，而是属于你我他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有相应的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我们辛勤工作，我们爱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按时缴纳物业费，如果物管做得不到位，我们有表达抗议的权利。看看今天的这个国家，一方面有层出不穷的案例见诸媒体，让我们对同胞的自私和冷漠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也有层出不穷的积极力量在推动公共精神的广为传播，有人教我们如何开会，有人给我们示范如何聪明地维权，有人致力于公民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度过了GDP的迷狂之后，我们开始关注更深层次的东西。这是改革走向深入的必然。明恩溥在书的末尾似是忧心忡忡地感叹道：“这样的文化中没有任何改革属性。”他未尝预料到，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一些新事物时，快得令西方人吃惊。
中国人的另一些特质，则恐怕是根深蒂固的，难以在现代性的扩张面前式微的。比如所谓“拐弯抹角的才能”。“用不着与中国人打太多的交道，一位外国人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即仅凭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是不可能了解他的真正意图的。”“对于任何一位想与中国人成功相处的人来说，除了熟练地掌握中文之外，一种强大的推论能力也是很关键的。”不喜欢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倾向于用委婉的话语、暗示的方式传递信息，这仿佛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习惯。在这种习惯的背后，有古老的哲学思想，有代代相传的教诲，有无数次与人相处的经验。
尽管有种种不利之处，这种习惯并不妨碍我们接受现代文明的成果，也并不至于让我们陷入与西方人无法沟通的境地。中国人的含蓄，中国式的繁文缛节，也并非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起码不比早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人来得更为夸张。
再比如中国人的缺乏神圣感。在这位美国传教士看来，中国人把不同的信仰杂糅在一起，往往陷入逻辑谬误的境地而不自觉。“对人的本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理的绝对漠视，是中国人心灵中一个最为可悲的特点，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一个没有精神的灵魂，一总没有生命的精神，一个没有起因的宇宙，一种没有上帝的世界。”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哲学里，没有绝对，没有永恒，世界是相对的，一切都处在或急或缓的变换中。我们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的方式不但不是阻碍我们生活得更幸福的桎梏，反而是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西方人在经历了不同信仰的冲突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之后，回过头来看中国人，始觉这个民族的睿智之处。他们觉得，中国人似乎从来都不是哪种信念的忠实信徒，也因之不会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某一套教条，每前进一步都能随着形势的变化灵活地制定下一步的策略。中国人的思想方式非但不会有害于逻辑思维的形成，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益于科学理性的思考。这是不止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所承认过的。
这个世界是相对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把明恩溥或褒或贬的每一种特质绝对化。在不同的场合，它们导致不同的结果，也因而获得不同的解释。而面对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宏大的命题，改造国民精神也不是孤立的、先于其他一切任务的。面对当代中国的种种问题，人们争论不休，有人说这是某些制度造成的问题，有人说这是人口素质的问题，究竟是制度改造人，还是好人促成良性制度的形成？这样的争论往往陷入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悖论之中。然而，改革不可能在这样的争论中停滞不前，一旦停止了变化的努力，这个庞大的群体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衰落境地。明恩溥已经在一百多年前发出这些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过时的疑虑了：“中国人无疑最为迫切地需要科学。……但是，对科学的了解就一定能对这个帝国施加有力的道德影响吗？……如果中国人的素质还是老样子，而且也不限制化学制品的供应，在这个帝国到处散发各种现代炸药的配方，人们难道还能感到十分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