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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囊族”行走在康庄大道上，既不是无望的自我放逐，也不是愤怒的精神叛逃，更不是未知的心灵历险。相反，它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结合了旅游、健身、休闲等诸多时尚元素的流行运动。道路成为一种时尚消费品，被“背囊族”的捷足所消费。
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发表了小说《在路上》，这部小说后来被视作所谓“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书，这在美国乃至西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机会了解这一事件。在这一年，中国人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况且，“在路上”有什么值得可说的呢？当时的中国正将以“大跃进”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路上飞奔。《我们走在大路上》，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宣言。尽管都在道路上行走，但一条是阳关道，一条是独木桥，彼此泾渭分明。
几年之后，1962年，《在路上》就有了中文节译本。不过，这个译本是作为内部发行的“黄皮书”中的一种，只有极少数有着政治和文化特权的人，方能读到。这一阅读禁忌，让广大中国民众失去了一个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大好机会，并很可能因此而缺乏抵御西方没落的“文化病毒”之感染的免疫力。此后的情况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经过“文革”高潮时期的混乱，一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流落到民间，其中就包括《在路上》。因为禁忌，因而更加渴望。一批经历过“文革”造反运动的年轻人，以炽烈的热情秘密传阅着这些“黄皮书”。据当事人回忆，他们甚至手抄了这部几十万字的作品。尽管流传的范围并不大，仅限于北京、上海知青群体中的少部分人，但引发的精神裂变的力量却是难以估量的。一些人被书中那些被禁锢的思想和情感所蛊惑。时为知青的芒克、彭刚等人在看了《在路上》后，甚至模仿着离开知青点，去四处流浪。当然，他们很快穷途末路，不得不求助于当地警方，才得以返回。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日后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角色，如北岛、多多、芒克、赵振先等“今天派”群体。
对于1970年代初的这些知青来说，“在路上”，显然并不是当时主流观念中的那种被组织起来的集体行走，也不是在某种理想激情驱使下的“文革”大串联，而是一种对惯常道路的偏离和叛逃，是行走在漫无目的的迷途中的怅惘和游移，还混杂着一丝朦胧的希望，一种缥缈的诱惑和冲动。诗人北岛在一首名叫《路》的诗中写道：“路啊路/飘满红罂粟”，此间隐约散发出一种凯鲁亚克式的精神气息。
崔健的摇滚乐是北岛所吟唱的“在路上”的主题在1980年代的回响。“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一无所有》），仿佛不是他们自身主动踏上道路，而是有某种宿命的力量，把他们抛掷到路上。行走在路上，浪迹天涯，乃是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本质。“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假行僧》），“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种散漫的和毫无希望的行走，无助而又无望的宿命感，成为一代人的精神状态的缩影。他们是1980年代中国的“垮掉的一代”。
然而，作为小说的《在路上》，对于当代中国小说的影响，反而相对滞后。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受《在路上》影响比较明显的，是王朔的小说。王朔本属于“今天派”诗歌群体的遥远的观望者，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这个人似乎并不真正热爱“在路上”的状态，而是更乐意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守望者”。所以，王朔与其说是凯鲁亚克的模仿者，不如说是塞林格的传人更恰切。在先锋小说家中，马原和余华分别在其小说《零公里处》和《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对《在路上》作出了一种半真半假的模仿，略略做了一个“在路上”的假动作之后，旋即回到了“上下都很平坦”的“活着”的状态。
与此同时，“在路上”的经验本身，也发生了裂变。由歌手齐豫演唱的作家三毛的诗歌《橄榄树》，开始在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流行。它几乎成为那个年代的中国大学生的毕业歌。这首流浪主题的歌谣，赋予“在路上”以另一种含义，它将流浪的冲动和意义，归结为来自“远方”的某种召唤，而神秘的异域情调的橄榄树，抹去了“在路上”的黯淡色调，给这一主题染上了一层温情、感伤和罗曼蒂克的油彩。于是，它变得很容易被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并从“垮掉的一代”中分化出来的“小资一族”，成为日后“小资文化”重要的精神源头。
“在路上”精神经过了1990年代的“小资”式的柔性化之后，开始变得亲善起来。这一代人的精神时尚，既不是垮掉和堕落，也不是浪漫和希望，而是混合了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两种文化精神的所谓“背囊族”的文化消费。他们也将《在路上》奉为精神教科书。“背囊族”行走在康庄大道上，既不是无望的自我放逐，也不是愤怒的精神叛逃，更不是未知的心灵历险。相反，它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结合了旅游、健身、休闲等诸多时尚元素的流行运动。道路成为一种时尚消费品，被“背囊族”的捷足所消费。
今天，我们纪念《在路上》发表半个世纪。作为这个纪念的前奏，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去年10月推出了由著名翻译家王永年先生翻译的《在路上》的中文新译本。据称，该出版社还有出版“杰克·凯鲁亚克作品系列”的计划。这些出版计划，当然会在读者中引起某种反响，引发人们回望对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的蜿蜒曲折的精神小径。然而，半个世纪的《在路上》的精神之旅，似乎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些纪念也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葬礼上的时尚狂欢。
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发表了小说《在路上》，这部小说后来被视作所谓“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书，这在美国乃至西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机会了解这一事件。在这一年，中国人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况且，“在路上”有什么值得可说的呢？当时的中国正将以“大跃进”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路上飞奔。《我们走在大路上》，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宣言。尽管都在道路上行走，但一条是阳关道，一条是独木桥，彼此泾渭分明。
几年之后，1962年，《在路上》就有了中文节译本。不过，这个译本是作为内部发行的“黄皮书”中的一种，只有极少数有着政治和文化特权的人，方能读到。这一阅读禁忌，让广大中国民众失去了一个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大好机会，并很可能因此而缺乏抵御西方没落的“文化病毒”之感染的免疫力。此后的情况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经过“文革”高潮时期的混乱，一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流落到民间，其中就包括《在路上》。因为禁忌，因而更加渴望。一批经历过“文革”造反运动的年轻人，以炽烈的热情秘密传阅着这些“黄皮书”。据当事人回忆，他们甚至手抄了这部几十万字的作品。尽管流传的范围并不大，仅限于北京、上海知青群体中的少部分人，但引发的精神裂变的力量却是难以估量的。一些人被书中那些被禁锢的思想和情感所蛊惑。时为知青的芒克、彭刚等人在看了《在路上》后，甚至模仿着离开知青点，去四处流浪。当然，他们很快穷途末路，不得不求助于当地警方，才得以返回。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日后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角色，如北岛、多多、芒克、赵振先等“今天派”群体。
对于1970年代初的这些知青来说，“在路上”，显然并不是当时主流观念中的那种被组织起来的集体行走，也不是在某种理想激情驱使下的“文革”大串联，而是一种对惯常道路的偏离和叛逃，是行走在漫无目的的迷途中的怅惘和游移，还混杂着一丝朦胧的希望，一种缥缈的诱惑和冲动。诗人北岛在一首名叫《路》的诗中写道：“路啊路/飘满红罂粟”，此间隐约散发出一种凯鲁亚克式的精神气息。
崔健的摇滚乐是北岛所吟唱的“在路上”的主题在1980年代的回响。“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一无所有》），仿佛不是他们自身主动踏上道路，而是有某种宿命的力量，把他们抛掷到路上。行走在路上，浪迹天涯，乃是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本质。“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假行僧》），“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种散漫的和毫无希望的行走，无助而又无望的宿命感，成为一代人的精神状态的缩影。他们是1980年代中国的“垮掉的一代”。
然而，作为小说的《在路上》，对于当代中国小说的影响，反而相对滞后。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受《在路上》影响比较明显的，是王朔的小说。王朔本属于“今天派”诗歌群体的遥远的观望者，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这个人似乎并不真正热爱“在路上”的状态，而是更乐意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守望者”。所以，王朔与其说是凯鲁亚克的模仿者，不如说是塞林格的传人更恰切。在先锋小说家中，马原和余华分别在其小说《零公里处》和《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对《在路上》作出了一种半真半假的模仿，略略做了一个“在路上”的假动作之后，旋即回到了“上下都很平坦”的“活着”的状态。
与此同时，“在路上”的经验本身，也发生了裂变。由歌手齐豫演唱的作家三毛的诗歌《橄榄树》，开始在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流行。它几乎成为那个年代的中国大学生的毕业歌。这首流浪主题的歌谣，赋予“在路上”以另一种含义，它将流浪的冲动和意义，归结为来自“远方”的某种召唤，而神秘的异域情调的橄榄树，抹去了“在路上”的黯淡色调，给这一主题染上了一层温情、感伤和罗曼蒂克的油彩。于是，它变得很容易被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并从“垮掉的一代”中分化出来的“小资一族”，成为日后“小资文化”重要的精神源头。
“在路上”精神经过了1990年代的“小资”式的柔性化之后，开始变得亲善起来。这一代人的精神时尚，既不是垮掉和堕落，也不是浪漫和希望，而是混合了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两种文化精神的所谓“背囊族”的文化消费。他们也将《在路上》奉为精神教科书。“背囊族”行走在康庄大道上，既不是无望的自我放逐，也不是愤怒的精神叛逃，更不是未知的心灵历险。相反，它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结合了旅游、健身、休闲等诸多时尚元素的流行运动。道路成为一种时尚消费品，被“背囊族”的捷足所消费。
今天，我们纪念《在路上》发表半个世纪。作为这个纪念的前奏，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去年10月推出了由著名翻译家王永年先生翻译的《在路上》的中文新译本。据称，该出版社还有出版“杰克·凯鲁亚克作品系列”的计划。这些出版计划，当然会在读者中引起某种反响，引发人们回望对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的蜿蜒曲折的精神小径。然而，半个世纪的《在路上》的精神之旅，似乎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些纪念也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葬礼上的时尚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