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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来宾，各位专家，
女士们，先生们：
本次世界语言大会的主题——“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鲜明地揭示了语言事业当前所承担的历史性任务。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它为交流和思维而生，是人类思想、感情的直接现实。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语言的功用急速地跨越了民族边界，成了不同文明间沟通的重要手段。但是，在近两个世纪中，“我对你说”或“我说，你听”成为常态，那往往是强制、训诫和灌输。在度过了痛苦的殖民时代之后，特别是随着民族觉醒、经济全球化和关注文化多样性的呼声日益强烈，语言的交流功能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全面交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许多国家，为了自身的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也把消弭方言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信仰、观念和伦理的隔膜寄望于语言的沟通。总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要可持续发展，国家要稳定，世界要和平，就需要多层次、多国别的，多民族之间的对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话”（dialogue）逐渐成了在国际间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词语。“我说，你听”变成“你说，我说”，这是世界的一个极大变化，意味着平等、尊重和协商得到了国际交往“正宗”方式的地位，意味着历史所造成的鸿沟有可能逐渐填平，也意味着语言的交流功能超越了日常生活和相对固定的“话域”，面对的是无限的空间。
女士们，先生们：
人类的智慧，是靠对话而成熟和传播的。让我们回顾轴心时代的伟人们，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释迦摩尼，岂不都是在和学生、公众无数次的对话中迸发出智慧的火花、探寻到真理的吗？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因对话而实现和平的事例，也有数量或许更多的因拒绝或不充分、不善于对话而发生的惨剧。正是因为看到了对话是不同文化间消除误解与隔阂，取得共识的最主要的手段，所以在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上由6000位宗教领袖为了世界持久和平而通过了《走向世界伦理宣言》，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从世纪之交起，着力提倡并组织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成效显著。另一方面，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里，以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交往理论哲学家们，对于对话的逻辑和规则、公共领域中的语言沟通和演变，做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对话”已经成为世界哲学界近年来研究的热门课题，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把语言的沟通作为构建人类共同伦理或新人文主义必须解决的前提。
但是，要达到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目标，要实现世界人民，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人民和平幸福的愿望，要如哲学家们所倡导的那样，通过对话追求人类共同伦理和宇宙的真理，国际组织的号召和呼吁需要扎实地付诸实施，学术精英们的研究和呼吁需要让世界广为知晓。显然，对话必须要有亿万民众的参与。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双方乃至多方交往的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商品、古迹、景致和食品，意欲了解他者人文、信仰和伦理的不多。出现这种情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天是一个物质第一，精神被忽略的时代；物质的东西直接刺激人的感官，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就语言的运用而言，有关日常生活所涉及的物质和技术的语言，在不同语言间的对应较之人文的，尤其是比关于信仰、伦理的，要简单得多，虽然句子结构之间的对应也是极为麻烦的事。
这对语言事业是一个新的挑战。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出现并且应该强调的，是文化的多元性，而后者就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精神领域概念的表达。在这一领域，句子结构和修辞的差异反而退到了第二位。摩洛哥哲学家、2003年教科文组织沙迦奖获得者，2009年至今担任该国文化部长的本·萨利姆·希姆什教授（Bensalem·HIMMICH）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到：
为了使不同信仰或文化间的对话变得更为明确和严谨，应当抵制杂乱、顽固和不规范的术语模式，并尽量使事物名称符合其性质和功能。
他举例说：
数百年来，欧洲人一直把伊斯兰教（Mahametisme）、伊斯兰和伊斯兰主义作为同义词或同源专有名词的变异。
因此他呼吁：
重新审视文化间对话的全部词汇并对其进行概念批评，这是为名副其实的和平文化创造重要条件。这种和平文化的基础是合作者间真正的对话。（《Diogene》，2010）
他所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史中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例如16世纪的伟大传教士利玛窦和17世纪的伟大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等人都是以基督教的“神”“爱”“善”“礼”等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儒家文化，甚至认为儒家所信仰的也是人格神，因而可以证明基督教教义具有普世价值，这一误解直至今天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障碍。近几十年，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欧美和中国学者的高度注意；但是在没有出现希姆什所期望的那种情景时，人们只能用一种权宜之计，或者说是过渡的方法处理，在遇到中国文化的概念时，直接写出汉语拼音，例如道（Dao）、理（Li）、仁（Ren）、性（Xing）、气（Qi）、孝（Xiao），等等。但是，这个办法最终只能用于少数词语，局限性是显然的。如果要想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希姆什所提出难题必须解决。当然，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所涉及的必须解决的语言问题远不止希姆什所说，例如以下一些问题近年来不断被人们提起：
在未来的人际交往中一人多语（含本民族方言、本国其他民族语）的现象会越来越多，社会如何满足这种需求？
与此相伴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作为文化的符号，记载着不同民族或地区历史的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和人数较少的国家（例如马尔代夫）的语言，呈现出迅速衰落的迹象，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如何挽救和保存？
许多国家已经采取多种措施以保护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人使用的语言。但是，保护的目标能否达到？按照语言分区分校进行母语教学，利和弊孰大孰小？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过度资助是否是“逆向歧视”？师资和教材的匮乏，所需成本过高的问题如何解决？外语教学和母语教学如何不相抵消，做到相得益彰？
为不同文明对话服务的双语或多语辞典如何编撰？在涉及他种语言人文学科的语汇时，按西方词典学的路径，是否能做到被释词和解释用语“等值”？ 为了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语言人才，我们的语言教学和研究需要作哪些调整和改革？
日新月异的IT和网络技术如何直接为不同语种间的对话服务？
女士们，先生们：
这类问题的单子，我们可以拉得很长很长，这说明为了建起人类交流合作的语言之桥，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极其严峻的，需要长期奋斗。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为了填平国际和人际间的鸿沟，首先受到挑战的将是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和语言技术；首要的任务是说服各国政府采取足够的措施，说服具有经济和技术实力的企业积极参与搭建语言之桥的工程。
单就IT和网络技术协助语言教育和交流而言，就有巨大而急迫的需求，当然这也是语言技术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现在一些国家在机器翻译和人机对话的研究和使用方面已经投入了不少资金和人力，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除了少数公司着眼于提高人们的语言能力、挽救濒危语言，制作了词典、教学软件（包括视频）外，多数还是围绕着经济事务和技术利益进行开发。这是资金来源的局限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以我所领导的一个技术团队为例，我们所开发的应用技术中英对译软件（主要是专利文本），三年来耗资已经近1000万人民币。到目前为止，面对真实文本的译准率和召回率已经达到85%，预计到2014年底，这一数字还要提高。如果扩大翻译范围、继续提高译准率，所需资金将更多。我之所以专心研制应用技术的翻译软件而不敢旁顾，一方面是因为我知道，要达到人机交流，必须先解决不同语种的对译难题，另一方面也是目前的课题筹集资金相对要容易得多。
很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能够研制用于人文交流的软件，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机对话的技术。我知道其中的难度，并且正是因为难度大，所以没有更多的资金后盾是无法着手的。人类在这一漫长道路上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在这里停留得太久了。从我自己的经验中，我有这样的感触：这是一项需要引起世界注意的事业，更是需要无疆大爱的事业。因此我建议：希望IT业和网络商能够把人类的交流对话作为一个长远的事业，减少对眼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希望各国政府高度重视语言教育，调整语言政策，保障不同语言间的完全平等，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应该慷慨地帮助新兴国家；希望有关政府在资金和政策上支持IT业，鼓励网络商跨过纯商业的视域，关注人类长远的共同利益，加大语言交流技术的开发；当然我同时希望教科文组织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在不断强调不同文明对话重要性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对话在解决世界和国家和谐问题上并不是万能的。那些以优越种族和上帝的现代选民自居，一意把利润、权力作为行动准则，坚持奉行殖民式思维，视人民为奴役对象者，对话不过是遮人耳目的游戏。但是，我们对人类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中所说，“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这句话反映出人类在经过了历史上最为残暴酷烈的战争之后，已经自觉到出路在哪里。我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三届尼山论坛上说了下面一番话：“这里的‘战争’一词，指的是人类危机在层层积累之后最终爆发的极端形式；‘人之思想’之所指，美国过程哲学家，密歇根伟谷的斯蒂芬·劳尔的一段话，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较好的解读，他说：
现代性最糟糕的部分，是沉溺于物质主义的一己私利的“道德疾病”；对“消费主义”的过度迷恋；导致意识形态僵局的不成熟的将凡事都绝对化的倾向。
最大的问题是高分贝地讴歌物质生活而贬低精神生活，贬低我们的人性。（《2014年的一次对话》，见《光明日报》，2014年4月16日）
女士们，先生们：
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保卫和平的屏障”将由谁来筑起？人民！人民的团结是战胜邪恶的最有力的武器。要团结，就要了解他者之心，扩大自己和他者的视野，大家一起从对物质的迷恋中解脱出来；要了解他者的心，就要无障碍地交流；要无障碍地交流，就需要提高语言能力；要提高语言能力，就需要行动，而且不限于各国自己内部的行动。这是一个基于理性的因果逻辑链，而从事有关语言事业者，各国政府和专家，则处于这一链条的终端。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携起手来，努力！
（文章系作者2014年6月5日在世界语言大会上的主旨发言）
编辑 李广平
女士们，先生们：
本次世界语言大会的主题——“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鲜明地揭示了语言事业当前所承担的历史性任务。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它为交流和思维而生，是人类思想、感情的直接现实。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语言的功用急速地跨越了民族边界，成了不同文明间沟通的重要手段。但是，在近两个世纪中，“我对你说”或“我说，你听”成为常态，那往往是强制、训诫和灌输。在度过了痛苦的殖民时代之后，特别是随着民族觉醒、经济全球化和关注文化多样性的呼声日益强烈，语言的交流功能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全面交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许多国家，为了自身的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也把消弭方言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信仰、观念和伦理的隔膜寄望于语言的沟通。总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要可持续发展，国家要稳定，世界要和平，就需要多层次、多国别的，多民族之间的对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话”（dialogue）逐渐成了在国际间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词语。“我说，你听”变成“你说，我说”，这是世界的一个极大变化，意味着平等、尊重和协商得到了国际交往“正宗”方式的地位，意味着历史所造成的鸿沟有可能逐渐填平，也意味着语言的交流功能超越了日常生活和相对固定的“话域”，面对的是无限的空间。
女士们，先生们：
人类的智慧，是靠对话而成熟和传播的。让我们回顾轴心时代的伟人们，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释迦摩尼，岂不都是在和学生、公众无数次的对话中迸发出智慧的火花、探寻到真理的吗？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因对话而实现和平的事例，也有数量或许更多的因拒绝或不充分、不善于对话而发生的惨剧。正是因为看到了对话是不同文化间消除误解与隔阂，取得共识的最主要的手段，所以在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上由6000位宗教领袖为了世界持久和平而通过了《走向世界伦理宣言》，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从世纪之交起，着力提倡并组织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成效显著。另一方面，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里，以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交往理论哲学家们，对于对话的逻辑和规则、公共领域中的语言沟通和演变，做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对话”已经成为世界哲学界近年来研究的热门课题，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把语言的沟通作为构建人类共同伦理或新人文主义必须解决的前提。
但是，要达到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目标，要实现世界人民，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人民和平幸福的愿望，要如哲学家们所倡导的那样，通过对话追求人类共同伦理和宇宙的真理，国际组织的号召和呼吁需要扎实地付诸实施，学术精英们的研究和呼吁需要让世界广为知晓。显然，对话必须要有亿万民众的参与。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双方乃至多方交往的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商品、古迹、景致和食品，意欲了解他者人文、信仰和伦理的不多。出现这种情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天是一个物质第一，精神被忽略的时代；物质的东西直接刺激人的感官，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就语言的运用而言，有关日常生活所涉及的物质和技术的语言，在不同语言间的对应较之人文的，尤其是比关于信仰、伦理的，要简单得多，虽然句子结构之间的对应也是极为麻烦的事。
这对语言事业是一个新的挑战。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出现并且应该强调的，是文化的多元性，而后者就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精神领域概念的表达。在这一领域，句子结构和修辞的差异反而退到了第二位。摩洛哥哲学家、2003年教科文组织沙迦奖获得者，2009年至今担任该国文化部长的本·萨利姆·希姆什教授（Bensalem·HIMMICH）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到：
为了使不同信仰或文化间的对话变得更为明确和严谨，应当抵制杂乱、顽固和不规范的术语模式，并尽量使事物名称符合其性质和功能。
他举例说：
数百年来，欧洲人一直把伊斯兰教（Mahametisme）、伊斯兰和伊斯兰主义作为同义词或同源专有名词的变异。
因此他呼吁：
重新审视文化间对话的全部词汇并对其进行概念批评，这是为名副其实的和平文化创造重要条件。这种和平文化的基础是合作者间真正的对话。（《Diogene》，2010）
他所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史中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例如16世纪的伟大传教士利玛窦和17世纪的伟大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等人都是以基督教的“神”“爱”“善”“礼”等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儒家文化，甚至认为儒家所信仰的也是人格神，因而可以证明基督教教义具有普世价值，这一误解直至今天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障碍。近几十年，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欧美和中国学者的高度注意；但是在没有出现希姆什所期望的那种情景时，人们只能用一种权宜之计，或者说是过渡的方法处理，在遇到中国文化的概念时，直接写出汉语拼音，例如道（Dao）、理（Li）、仁（Ren）、性（Xing）、气（Qi）、孝（Xiao），等等。但是，这个办法最终只能用于少数词语，局限性是显然的。如果要想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希姆什所提出难题必须解决。当然，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所涉及的必须解决的语言问题远不止希姆什所说，例如以下一些问题近年来不断被人们提起：
在未来的人际交往中一人多语（含本民族方言、本国其他民族语）的现象会越来越多，社会如何满足这种需求？
与此相伴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作为文化的符号，记载着不同民族或地区历史的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和人数较少的国家（例如马尔代夫）的语言，呈现出迅速衰落的迹象，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如何挽救和保存？
许多国家已经采取多种措施以保护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人使用的语言。但是，保护的目标能否达到？按照语言分区分校进行母语教学，利和弊孰大孰小？对少数民族学生的过度资助是否是“逆向歧视”？师资和教材的匮乏，所需成本过高的问题如何解决？外语教学和母语教学如何不相抵消，做到相得益彰？
为不同文明对话服务的双语或多语辞典如何编撰？在涉及他种语言人文学科的语汇时，按西方词典学的路径，是否能做到被释词和解释用语“等值”？ 为了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语言人才，我们的语言教学和研究需要作哪些调整和改革？
日新月异的IT和网络技术如何直接为不同语种间的对话服务？
女士们，先生们：
这类问题的单子，我们可以拉得很长很长，这说明为了建起人类交流合作的语言之桥，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极其严峻的，需要长期奋斗。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为了填平国际和人际间的鸿沟，首先受到挑战的将是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和语言技术；首要的任务是说服各国政府采取足够的措施，说服具有经济和技术实力的企业积极参与搭建语言之桥的工程。
单就IT和网络技术协助语言教育和交流而言，就有巨大而急迫的需求，当然这也是语言技术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现在一些国家在机器翻译和人机对话的研究和使用方面已经投入了不少资金和人力，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除了少数公司着眼于提高人们的语言能力、挽救濒危语言，制作了词典、教学软件（包括视频）外，多数还是围绕着经济事务和技术利益进行开发。这是资金来源的局限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以我所领导的一个技术团队为例，我们所开发的应用技术中英对译软件（主要是专利文本），三年来耗资已经近1000万人民币。到目前为止，面对真实文本的译准率和召回率已经达到85%，预计到2014年底，这一数字还要提高。如果扩大翻译范围、继续提高译准率，所需资金将更多。我之所以专心研制应用技术的翻译软件而不敢旁顾，一方面是因为我知道，要达到人机交流，必须先解决不同语种的对译难题，另一方面也是目前的课题筹集资金相对要容易得多。
很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能够研制用于人文交流的软件，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机对话的技术。我知道其中的难度，并且正是因为难度大，所以没有更多的资金后盾是无法着手的。人类在这一漫长道路上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在这里停留得太久了。从我自己的经验中，我有这样的感触：这是一项需要引起世界注意的事业，更是需要无疆大爱的事业。因此我建议：希望IT业和网络商能够把人类的交流对话作为一个长远的事业，减少对眼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希望各国政府高度重视语言教育，调整语言政策，保障不同语言间的完全平等，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应该慷慨地帮助新兴国家；希望有关政府在资金和政策上支持IT业，鼓励网络商跨过纯商业的视域，关注人类长远的共同利益，加大语言交流技术的开发；当然我同时希望教科文组织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在不断强调不同文明对话重要性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对话在解决世界和国家和谐问题上并不是万能的。那些以优越种族和上帝的现代选民自居，一意把利润、权力作为行动准则，坚持奉行殖民式思维，视人民为奴役对象者，对话不过是遮人耳目的游戏。但是，我们对人类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中所说，“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这句话反映出人类在经过了历史上最为残暴酷烈的战争之后，已经自觉到出路在哪里。我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三届尼山论坛上说了下面一番话：“这里的‘战争’一词，指的是人类危机在层层积累之后最终爆发的极端形式；‘人之思想’之所指，美国过程哲学家，密歇根伟谷的斯蒂芬·劳尔的一段话，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较好的解读，他说：
现代性最糟糕的部分，是沉溺于物质主义的一己私利的“道德疾病”；对“消费主义”的过度迷恋；导致意识形态僵局的不成熟的将凡事都绝对化的倾向。
最大的问题是高分贝地讴歌物质生活而贬低精神生活，贬低我们的人性。（《2014年的一次对话》，见《光明日报》，2014年4月16日）
女士们，先生们：
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保卫和平的屏障”将由谁来筑起？人民！人民的团结是战胜邪恶的最有力的武器。要团结，就要了解他者之心，扩大自己和他者的视野，大家一起从对物质的迷恋中解脱出来；要了解他者的心，就要无障碍地交流；要无障碍地交流，就需要提高语言能力；要提高语言能力，就需要行动，而且不限于各国自己内部的行动。这是一个基于理性的因果逻辑链，而从事有关语言事业者，各国政府和专家，则处于这一链条的终端。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携起手来，努力！
（文章系作者2014年6月5日在世界语言大会上的主旨发言）
编辑 李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