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有为曾担任过深圳第六任市长、第五任市委书记。1990年12月，厉有为在湖北省副省长任上调往深圳，出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此后，他又先后升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市长、市委书记。
　　厉有为在深圳特区任职的8年，正是深圳深入改革、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厉有为不仅见证了邓小平南巡，而且还经历了两场轰动全国的大辩论：一场是学者胡鞍钢发起的“特区不能再特”之争论，另一场则是1997年厉有为在中央党校写的毕业论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引起的争论。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向纵深推进，而深圳特区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彼时，内地的改革已经开始“全面开花”，改革创新举措已经不再是深圳特区所独有，但深圳仍然走在前列。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之后，深圳开始了第二次创业。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厉有为参与安排了邓小平南巡的接待工作，并作为主要陪同者见证了这段历史。
　　“那是我人生中最受教育、最受振奋、最受鼓舞的5天。”厉有为说。
　　回首在深圳任职的8年，厉有为感慨良多。他既有参与这段历史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也有对改革中某些未竟事业的遗憾。
　　近日，在位于深圳的家中，厉有为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告我状的村主任们

实际上是帮了我大忙”

　　中国新闻周刊：在深圳工作期间，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厉有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深圳。那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历史时刻。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特区还要不要存在下去？特区向哪个方向改革？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怎么搞市场经济？这些是关乎中国的命运和发展方向的大问题，可当时这些都成了问题。我们这些在一线的干部十分渴望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有个明确、正确的指导。
　　正在此时，小平同志南巡深圳，深刻地、正确地、斩钉截铁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这使特区人民振奋，使全国人民鼓舞，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向前。这是我在深圳工作八年印象最深刻的事件。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深圳十分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一点很有先见之明。作为深圳市领导，当时你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厉有为：我当时认识到，深圳地域很小，而且没有资源。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条件所限，深圳吸纳了一些污染环境并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产业。为了深圳的未来，就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必须调整掉例如小印染厂、小电镀厂这样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与当地村民的利益紧密相连，因为村里可以拿工缴费，可以厂房出租。
　　当时，深圳的一些村委会主任联名写信，向省委、省政府告我的状，说我主张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企业的做法是公然侵犯村民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唱对台戏。他们要赶我走。当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找我谈话，传达了一些村主任的意见。我向谢非书记汇报了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招聘科技人才的做法和想法，并说明不淘汰落后和低端企业，不但深圳不可持续发展，而且环境也承受不了。
　　我当时对谢非书记说，仅蛇口一小块地方，就有五十多家小印染厂。这怎么了得？
　　我还给他汇报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已有了好的措施和好的势头，其中讲了华为公司等几个高新企业的例子。谢非书记听进去了，没有批评我，但也没说村主任告的不对。
　　谢非书记当时决定，派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钟阳胜带调研组来深圳调研。钟阳胜如实进行调研并写了报告。谢非书记为慎重起见，还亲自来深圳调研。我全程陪他参观了深圳有发展潜力的高科技企业和南山高科技园区。当时我们市政府出台了推动科技企业发展的几个规定，我们也将这个情况如实汇报。
　　谢非书记非常高兴，决定推广深圳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后来在深圳举行了技术创新的全省现场经验交流会。这个交流会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决心更大、劲头更足、步伐也加快了。
　　所以说，告我状的村主任们实际上是帮了我大忙。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深圳发展农村股份合作制也走在全国前列，其背景是什么？
　　厉有为：在全国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以后，深圳农村经济怎么发展才能适应深圳的快速发展和快速实现农村城市化？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当时怎么做我们也拿不准。我就去中央党校请教王钰教授，并请他当我们的顾问。王钰教授很高兴。于是我们决定在深圳的衡岗镇召开全国第一次农村股份合作制研讨会，总结、丰富、发展横岗镇的做法。
　　当时王钰教授说，咱们在国有工业企业推行股份制，阻力很大，认识很不一致。那么，咱们就先不推动工业企业股份制，咱们先推动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来个“农村包围城市”。
　　在我们制定了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方略之后，就利用全国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机会，全力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把村民转变成股民，普遍建立农村股份合作组织和制度。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的分红制度与精神文明指标挂钩，如与计划生育、火葬、制止吸毒等挂钩，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大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为农村城市化打下了基础。
　　当然，现在回头看，那种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和分配方式只适应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初级阶段，与真正的股份经济还有距离，还要发展提高。在深圳市人大有了立法权之后，又首先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立了法，促其健康发展。
　　深圳有个令人欣慰的现象，那就是越往基层越富。当地农村基层比市里机关干部富。这让我们很欣慰。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深圳整个城市没有农村，全部都城市化了，这在全国是唯一的吧？当时是怎么做的？
　　厉有为：可能是唯一的。我们的城市化大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特区内的罗湖、福田、南山三个区城市化;第二步是特区外的宝安县撤县建区，然后城市化。
　　第一步城市化很关键，难题不少。最主要的难题，是城市化后，农村土地转变为国有，怎样才能不损害村民利益，使城市化顺利进行;其次，原来村行政组织与经济组织是合一的，城市化后就要分开，而怎么分得好是个难题;再次，原来农村可生二胎，城市化后转为城市居民就不能生二胎了，这对适龄妇女工作较难做;还有就是三个区农转城有4万多人，国家没有这么多农转城户口指标。
　　为了解决问题，我找到时任国家计委郝建秀副主任，她说，有为同志，我全国一年指标都给你也不够，我没法答应你。我说，我一不要钱，二不要物，只要有人查我时您给我承担一下，别处分我就行了。郝主任听后哈哈大笑。就这样，我们突破了国家农转城户口指标，完成了第一次特区内城市化。当时，我们组织调研了三个多月，制定了特区内城市化的方针政策文件，按设计的路线图顺利实现了。
　　第二次城市化，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撤县建区，由一个宝安县，分建成宝安和龙岗两个区。这两个区，宝安是老城区，有基础;龙岗区完全是新建的，依市里的财力和运作机制看，完全可以在3至5年建好一个新城区。这个目标在三年内实现了。现在看龙岗新城区，规划很好，发展很快，完全是欣欣向荣的面貌，是后发优势充分显现的现代化城区。
　　第二步是农村土地国有，村民转为城市居民。全市就地城市化。这是在我卸任之后才完成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主政深圳的那几年，着重建立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和四大运行机制，主要内容是什么？
　　厉有为：我当政那几年，可以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建立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和四大运行机制，是我们努力改革的成果。
　　深圳研究人员专门写了一部书，专门讲市场市场经济十大体系是怎么建成的。这十大市场经济体系包括：市场形成的价格体系，与国际接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生产资料占有体系，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分配体系，政府调控体系和法律体系等。具体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调整和具体操作和运行，都是彼此联系，环环相扣的。
　　在此过程中，形成市场经济的四大运行机制，即发展的动力机制、市场竞争的压力机制、法律的强制力机制和道德的自制力机制。这四个力形成合力，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当时我概括成四句话，“政府培育市场，市场解放政府，政府解放企业，企业解放生产力”。
　　我们把一系列工作的落脚点放在解放生产力上，说到这里你就会了解深圳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为什么那么快了。

“有两件事当时没干成，我很遗憾”

　　中国新闻周刊：在深圳任职期间，有没有想干但没干成的事？
　　厉有为：有。就大事来说，有两件事当时没干成，我很遗憾。第一件事，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教导，要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
　　我认为所谓“造香港”，是利用自由贸易区的机制，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并带领国内其他地方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我认为，在内地“造香港”，深圳是最有条件的，于是我们组织力量研究设计自由贸易区方案。方案设计好了后，有人给上面传了话，到中央领导那里，就变成了“厉有为要和香港合并”，于是我挨了一顿批，方案也就搞不成了。
　　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深圳才有了前海那小块地方是实现了自由贸易区。
　　另一件事，是想在财产占有社会化方面做些试验，试图形成强大的、人数众多的、有产的劳动阶级（也可称为“中产阶层”），以实现社会和谐，防止两极分化。
　　于是我们实行了农村股份合作制，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则组织上市，成为公众股份公司。中小国有企业实行职工内部持股制，为此我们制定了条例和实施办法。对于高科技企业，实行科技发明者、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持股制，深圳华为公司制定的企业《基本法》的关键内容，就是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骨干职工持股制。中兴通讯则是另一种类型的职工持股制，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是能走通走好的。

　　但是很遗憾，在市、区的中小国有企业中，职工持股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形成大气候。我认为这件事要不断总结经验，应该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这件事可以说只实现了一半，没有全面实现，我也感到很遗憾。
　　中国新闻周刊：退休后，你还继续关心国家大事，网上热传你写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文，人称“万言书”。这个文章是怎么形成的？退休后，你的生活是什么状态？
　　厉有为：作为我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关心国家发展是必然的事情。我前年写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是出于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出于对改革的迫切心情，出于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初浅认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问题导向写出来的。最初是征求意见稿，我只给了几位出身自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党的领导人，请他们提出意见，但没有任何反馈。
　　随后，特区报社社长黄洋略同志拿去看，就决定发表在他掌管的《经济导报》上，于是引起了网上热议，其中有香港某杂志挑拨性的评论。文章观点无论是否恰当，它代表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国家的一颗赤诚的心。
　　在组织的关怀下，我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我收藏牛的雕塑和牛的书画作品和绣品，因为深圳是拓荒牛起家。这些藏品有1560件，已经分十批全部捐给了深圳市政府收藏。我还参加了长青诗社，经常与诗友们聚聚，玩玩诗词以陶冶情操。再有时间就是看看报纸和电视新闻，这是每天的必修功课。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深圳的未来有什么期许和建议？
　　厉有为：我们的新市委书记马兴瑞同志已经到位了，我认为他是个干事业的人，他一定能带领深圳人民把深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事业搞得更好，把深圳建成一个内地的香港，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也希望国家给深圳插上翅膀，让它飞得更高、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