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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史学发展至今已经形成系统的研究方法，“二重证据法”等研究方法受到了史学家的更多关注和应用，而且音乐史研究正向着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趋势发展。文中从民族音乐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等方面分析了多学科视野下的音乐史研究问题。
【关键词】音乐史研究；文献学；考古学；民族音乐学
我国音乐史学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曲折发展解决了诸多史学难题，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而且音乐史学正向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在现代社会进一步总结音乐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总结这些研究特征对于推动音乐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于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史研究
音乐史研究的是曾经出现的音乐范畴的文化现象，同时可以对民族音乐形态进行逆向研究，所以在现代也有一些音乐史的“活化石”，音乐史研究可以以文化积淀为切入点溯本求源，并注重对民族音乐形态、作品的分析和研究。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是无法分开的，二者具有交叉领域，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1]。
20世纪80年代前的音乐研究多是就事论事，局限在音乐本身，缺少横向比较和历史渊源挖掘，忽略了音乐的历史特征和演化。民族音乐学主要以民间音乐为研究对象，考察的是传统形式的音乐文化。在音乐教学方面通常进行单纯的音乐教学，割裂了音乐的发展渊源和与其他文化范畴的联系。如果只研究音乐的横断面无法弄清楚其全貌。随着音乐史学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过去研究的不足。这是音乐研究的理论完善，完善后的音乐史学应该注重纵横两方面构建学科体系。综合全面的研究音樂史问题，除了音乐也关注相关文化，并且要兼顾现存的民族音乐，从而全面系统的掌握我国传统音乐文化。
上世纪一些音乐史方面的专家学者就开始关注民族音乐学，比如研究远古音乐可以以上世纪处在原始社会的某些民族作为参考资料。上世纪80年代冯洁轩证明了“乐”为形声，证据就是少数民族以图腾木柱为中心跳舞的事实；参考潜江民族音乐罗来证实了《离骚》和越文化的内在联系；在研究音乐史大曲形态的时候可以将新疆木卡姆音乐作为参考，这些音乐活化石为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可见，民族音乐学对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和方法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却有相同的方法论。不同侧重的研究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展开研究，文献学研究者可以进行实地考察提取第一手资料；田野工作者无法掌握民间音乐脉络时可以参考文献法和考古法进行研究。前者重点是搜集资料，后者在考察后要回归历史本原，全面系统的把握音乐史学的渊源和面貌，两相结合才能推动音乐史学的研究。
二、文献学对音乐史研究的渗透
通过研究发现，早起的音乐史学作品局限于文献收集和罗列，忽略了对文献的分析和理解，很多音乐史论直接摘抄文献，甚至有些部分根本就不正确。上世纪后半期很多音乐史研究者开始关注文献学的应用。李纯一编写的《先秦音乐史》系统总结了先秦音乐体系，依赖于作者对目录学、音韵学、校勘学以及古文字的深厚知识，作者考证了引用的音乐史文献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2]。比如书中借鉴众多学说对古代音乐神话进行了深入分析，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和理解。
从训话学角度也能看出在音乐史研究中文献学的重要贡献。训话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代文献语言，史学研究需要训话学提供的重要材料。在现代史学研究离不开训话学的支持，但是目前音乐史研究领域还不太重视对训话学的应用。冯洁轩在1994年发表的论文“古代音乐文献训话问题”中，通过“三月不知肉味”、“师挚之始，关雎之乱”论证了训话学对于古代音乐的重要作用。古文献中很多地方提到“谱”，比如《酋阳杂姐》中有关于“谱”的记载：宁王“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很多人将宁王度的书解释为“龟兹的乐谱，冯洁轩通过训话学论证古代所有铺叙事物的书籍都叫做“谱”，比如“书谱”、“年谱”等[3]。上文中所说的“龟兹乐谱”很可能是论述龟兹音乐的书籍，不一定是演奏所用的乐谱，古时候很多叫做“谱”的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概论之类的书，这些是文献学在音乐史研究中的成功应用。
三、考古学和音乐史研究的融合
最早将考古学和音乐史研究结合的是学者刘复，他在研究天坛编钟测音的时候成功的应用的考古学。音乐学家王光祈编著的《中国音乐是》中也充分肯定了考古学对于音乐史研究的作用。书中说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实物，其次是典籍，最后才能用推论。但是因为受到政治影响作者又漂泊他乡，所以这些学术思想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音乐史学者才真正重视并应用考古学原理，建国后我国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开发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发掘出很多的音乐文物。通过对这些文物乐器的测音，人们逐渐对于先秦音乐形态有了感性和直观的认识，了解到正声音节早就存在，下微音阶和清商音阶也是并存的。对贾胡古笛的测音人们了解到那时候除了七声音阶外还有一些变化音阶。通过考古学人们还了解了罄和钟的制造原理，弥补了文献的不足。特别是通过对编钟的研究发现的一钟双音现象和曾侯乙钟身铭文描述的乐律，人们改变了长期以来根据文献形成的保守知识，开创了音乐是研究的新局面。这些认识和提高都是在考古学的支持下完成的，如果没有这些考古材料人们还是会继续囿于典籍和推论中。当时发掘出的音乐文物不只是乐器，还有一些乐谱、塑像和遗迹。上世纪初人们在敦煌发现的谱曲促成了古谱学研究的出现，敦煌唯美庞大的壁画和雕塑群也引发了音乐图像学的研究。
四、结束语
历史研究的方法取决于人们对史料的认识，研究者掌握着不同的材料便会产生不同的研究方法。现代音乐史研究已经告别了单纯依靠文献材料的时代，“二重证据法”等研究法受到专家学者青睐。人们只有秉持长远眼光，不断扩大视野才能不断创新史学研究方法，促进音乐史学研究的进步和升华。
参考文献
[1]张俊梅.试论建国以来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7.
[2]付宗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管窥[J].小说评论，2010，02（27）：
258-260.
[3]陈永.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D].上海音乐学院，2010.
作者简介：赖大忠（1976.09-），男，籍贯：四川成都，学历：本科，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现有职称：中级讲师，研究方向：音乐理论。
【关键词】音乐史研究；文献学；考古学；民族音乐学
我国音乐史学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曲折发展解决了诸多史学难题，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而且音乐史学正向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在现代社会进一步总结音乐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总结这些研究特征对于推动音乐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于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史研究
音乐史研究的是曾经出现的音乐范畴的文化现象，同时可以对民族音乐形态进行逆向研究，所以在现代也有一些音乐史的“活化石”，音乐史研究可以以文化积淀为切入点溯本求源，并注重对民族音乐形态、作品的分析和研究。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是无法分开的，二者具有交叉领域，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1]。
20世纪80年代前的音乐研究多是就事论事，局限在音乐本身，缺少横向比较和历史渊源挖掘，忽略了音乐的历史特征和演化。民族音乐学主要以民间音乐为研究对象，考察的是传统形式的音乐文化。在音乐教学方面通常进行单纯的音乐教学，割裂了音乐的发展渊源和与其他文化范畴的联系。如果只研究音乐的横断面无法弄清楚其全貌。随着音乐史学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过去研究的不足。这是音乐研究的理论完善，完善后的音乐史学应该注重纵横两方面构建学科体系。综合全面的研究音樂史问题，除了音乐也关注相关文化，并且要兼顾现存的民族音乐，从而全面系统的掌握我国传统音乐文化。
上世纪一些音乐史方面的专家学者就开始关注民族音乐学，比如研究远古音乐可以以上世纪处在原始社会的某些民族作为参考资料。上世纪80年代冯洁轩证明了“乐”为形声，证据就是少数民族以图腾木柱为中心跳舞的事实；参考潜江民族音乐罗来证实了《离骚》和越文化的内在联系；在研究音乐史大曲形态的时候可以将新疆木卡姆音乐作为参考，这些音乐活化石为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可见，民族音乐学对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和方法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却有相同的方法论。不同侧重的研究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展开研究，文献学研究者可以进行实地考察提取第一手资料；田野工作者无法掌握民间音乐脉络时可以参考文献法和考古法进行研究。前者重点是搜集资料，后者在考察后要回归历史本原，全面系统的把握音乐史学的渊源和面貌，两相结合才能推动音乐史学的研究。
二、文献学对音乐史研究的渗透
通过研究发现，早起的音乐史学作品局限于文献收集和罗列，忽略了对文献的分析和理解，很多音乐史论直接摘抄文献，甚至有些部分根本就不正确。上世纪后半期很多音乐史研究者开始关注文献学的应用。李纯一编写的《先秦音乐史》系统总结了先秦音乐体系，依赖于作者对目录学、音韵学、校勘学以及古文字的深厚知识，作者考证了引用的音乐史文献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2]。比如书中借鉴众多学说对古代音乐神话进行了深入分析，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和理解。
从训话学角度也能看出在音乐史研究中文献学的重要贡献。训话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代文献语言，史学研究需要训话学提供的重要材料。在现代史学研究离不开训话学的支持，但是目前音乐史研究领域还不太重视对训话学的应用。冯洁轩在1994年发表的论文“古代音乐文献训话问题”中，通过“三月不知肉味”、“师挚之始，关雎之乱”论证了训话学对于古代音乐的重要作用。古文献中很多地方提到“谱”，比如《酋阳杂姐》中有关于“谱”的记载：宁王“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很多人将宁王度的书解释为“龟兹的乐谱，冯洁轩通过训话学论证古代所有铺叙事物的书籍都叫做“谱”，比如“书谱”、“年谱”等[3]。上文中所说的“龟兹乐谱”很可能是论述龟兹音乐的书籍，不一定是演奏所用的乐谱，古时候很多叫做“谱”的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概论之类的书，这些是文献学在音乐史研究中的成功应用。
三、考古学和音乐史研究的融合
最早将考古学和音乐史研究结合的是学者刘复，他在研究天坛编钟测音的时候成功的应用的考古学。音乐学家王光祈编著的《中国音乐是》中也充分肯定了考古学对于音乐史研究的作用。书中说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实物，其次是典籍，最后才能用推论。但是因为受到政治影响作者又漂泊他乡，所以这些学术思想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音乐史学者才真正重视并应用考古学原理，建国后我国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开发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发掘出很多的音乐文物。通过对这些文物乐器的测音，人们逐渐对于先秦音乐形态有了感性和直观的认识，了解到正声音节早就存在，下微音阶和清商音阶也是并存的。对贾胡古笛的测音人们了解到那时候除了七声音阶外还有一些变化音阶。通过考古学人们还了解了罄和钟的制造原理，弥补了文献的不足。特别是通过对编钟的研究发现的一钟双音现象和曾侯乙钟身铭文描述的乐律，人们改变了长期以来根据文献形成的保守知识，开创了音乐是研究的新局面。这些认识和提高都是在考古学的支持下完成的，如果没有这些考古材料人们还是会继续囿于典籍和推论中。当时发掘出的音乐文物不只是乐器，还有一些乐谱、塑像和遗迹。上世纪初人们在敦煌发现的谱曲促成了古谱学研究的出现，敦煌唯美庞大的壁画和雕塑群也引发了音乐图像学的研究。
四、结束语
历史研究的方法取决于人们对史料的认识，研究者掌握着不同的材料便会产生不同的研究方法。现代音乐史研究已经告别了单纯依靠文献材料的时代，“二重证据法”等研究法受到专家学者青睐。人们只有秉持长远眼光，不断扩大视野才能不断创新史学研究方法，促进音乐史学研究的进步和升华。
参考文献
[1]张俊梅.试论建国以来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7.
[2]付宗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管窥[J].小说评论，2010，02（27）：
258-260.
[3]陈永.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D].上海音乐学院，2010.
作者简介：赖大忠（1976.09-），男，籍贯：四川成都，学历：本科，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现有职称：中级讲师，研究方向：音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