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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书在引用别传文献时，通常存在一些共同的编辑特点，诸如对别传书名的随意标举情况，具体表现为不称全名、不录撰者、书名不一等现象。通过对这些特点的进一步分析，可发现别传作为一种史书样式的早期形态特点及后期发展过程，从最初的注释家笔下对某一传主人物的传记资料所作的笼统称名，到一种专门的著述体例，别传的概念及体例特点是逐步完善成熟的。在对别传作品进行辑佚考证或理论研究时，要结合具体作品的时间年代，联系别传发展的阶段特征，作分别论述，不能一概而论。
关键词：别传 编辑特点 不称全名 不录撰者 书名不一
别传是六朝时期极为兴盛的一种创作文体，《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注，以及《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一些类书中都保留了大量的别传著作。从文献著录情况看，这部分别传数量巨大，且广为当时及后世史书征引。可惜的是，这部分别传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已大部分佚失了。现如今可见的，只有保存在《三国志》《世说新语》《文选》等史籍中的注释，以及《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类书所引用的文字中。后世对于别传的认识，随着史学的日益发达，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但在别传的概念及体例特征方面，还有个别阙疑。本文通过对大量别传佚文的辑佚，发现后世史书在称引别传佚文时，有一些共同的编辑特征，诸如对别传书名的随意标举情况，具体表现为不称全名、不录撰者、书名不一等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可发现别传作为一种史书样式的最初形态特征及名称概念的流变过程。从最初的注释家笔下对某一传主人物的传记资料所做的笼统称名，到一种专门的著述体例，别传的概念及体例特点是逐步完善成熟的。
一、别传名称的由来
较早提出别传的定义的是刘知几，《史通·杂述》中曰：“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才。”[1]依其所述，内容更近于今之类传，其所举之例，《四库全书总目》传记类皆划入总录类，亦即“合众人之事为一书”的总传，与前文提及《三国志》裴注、《世说新语》注中引用的别传不同。可见，在唐代以前，至少刘知几作《史通》之前，“别传”作为一种固定的文体格式名称是不存在的。《史通》中之“别传”亦只是作为刘知几史书目录分类中的一种，与总传相对而言，并非作为一种专有的文体格式。这一点在史志目录中亦可以看出来，唐代编修的《隋书·经籍志》中没有著录别传，尽管后人所补，如章宗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补录了大量的别传，约有200多家，但均仅有书名，没有著者、卷数。[2]《隋志》古本中没有别传的称名，仅有《东方朔传》《管辂传》《毌丘俭记》等寥寥几篇，被后人归入别传，但其原名却不称为“别传”。[3]后至五代时官修《旧唐书·经籍志》中，有了一部《李固别传》七卷，此还有《曹瞒传》一卷、《梁冀传》二卷，但也不称为“别传”。[4]到了宋代，目录书中著录的别传才屡见二三，《崇文总目》中有《段公别传》《僧法琳别传》，《新唐书·艺文志》中有《李固别传》《段公别传》《法琳别传》，《郡斋读书志》中有《晁以道扬雄别传》一卷，《遂初堂书目》中有《颜常山别传》《段太尉别传》，《直斋书录解题》中有《曹武惠别传》一卷。可见，到了宋代，“别传”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已正式确立。
二、史书称引别传的编辑特点
宋之前，所谓的“别传”，更多存在于史书注释中，或类书引文中，并未形成一种独立的文体。注释引文中大量的“别传”，本名亦非“别传”，“别传”二字是后来的注释家在引用时，为方便区别于正史中同一人物的传记，而临时加上去的。从史书中称引别传书名的编辑特点来看，注释家引用时所称之“别传”，或单独成篇，如《曹瞒传》，《旧唐志》中录为一卷；或本非单独成篇，而是书中之一部分，如《王彬别传》《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周祖谟、余淑宜整理本，《识鉴第七》第15条刘孝标注，小字部分称引《王彬别传》，即以曲线书名号标示，单独成书。[5]而同样的文字内容，四库影印本《太平御览》卷四二八称引时，即题为《晋中兴书》。[6]可见《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称《王彬别传》者，其原文或为《晋中兴书》中一部分，注释家引用时称名习惯不同，史书编撰时，或不加考证，而各书的编辑特点又不同，由此造成了史书中称引别传书名时的复杂现象。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不称全名现象
史书引文中注释家抑或编撰者在引用别传资料时，所称引的别传篇名存在大量随意而为之的现象，表现在不称全名、不录撰者等方面。如《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引用的大量别传，在现今可见的《三国志》版本中，其书名即多有称引不全的现象。如通行的1959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在称引别传书名时即有下列情况：《荀彧别传》，《三国志》卷十小字部分裴松之注即称为《彧别传》，《郑玄别传》称为《玄别传》，卷十一小字部分裴松之注称《邴原别传》为《原别传》，卷十四称《孙资别传》为《资别传》等。[7]除《三国志》外，《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的诸种版本在称引别传时，也存在大量的类似情况。
诸书引用时的书名称引不全，一般是对传主人物的简称，省略姓氏，书名中直称名字。对人物名字的简称通常不会引起误读，但也有个别情况需注明者，如前例所举《玄别传》，《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十中当为《郑玄别传》，而《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周祖谟、余淑宜整理本《德行篇第一》第41、43刘孝标注所引即当指《桓玄别传》。郑玄、桓玄，皆简称玄，在不加注明的情况下，是容易引起误读的。
2. 不录撰者现象
史书注释在引用其他史料时，通常会在书名前冠以撰者名字，以区别史书中的同名异书情况。如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裴松之注的称引习惯即为，习凿齿《汉晋春秋》曰、张璠《汉纪》曰、袁暐《献帝春秋》曰等，其中人名以下画线标志，书名以曲线书名号标志。此外，小字部分同一条注释下，称引不同史料时，通常单独起行，以便于区分查阅。除非引用书籍的撰者不详时，即不录撰者名称。具体到别传的引用，此书在称引时，全部不录撰者姓名，仅在书名左侧以曲线书名号加以标志。若以编辑惯例推论，别传书名的引用不录撰者的情况，说明大量别传的作者今已不可考查。而全部别传的作者，无一可考的情况，除说明作者佚名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所引用的大量别传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撰者。 别传所记最初并非形成于书面文字，而仅仅是街谈巷尾的逸闻轶事，史家引用时无以名之，盖通谓之别传，其传者亦非固定一人，故史书所引即不录撰者。如《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周祖谟、余淑宜整理本，《文学第四》第61条刘孝标注引“钟无故自鸣”事，即同时见于《东方朔传》和《樊英别传》。此外，四库影印本《太平御览》所引《东方朔传》中记载东方朔讽汉武帝欲杀“杀上林鹿者”事，与《晏子春秋》中晏子讽齐景公欲杀养马人、晏子谏齐景公欲诛烛邹之事，也都是大同小异，显然是由同一件事演绎而来。这种同一事件或相似事件发生在不同人身上的情况，一方面说明了古书作伪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别传最初的形态来源，别传之名本非专指书面文字，而仅仅是街谈巷尾的逸闻轶事，史家引用时无以名之，盖通名之别传。
3. 书名不一现象
不同的史书注释在引用同一人物的别传时，存在着大量名称不一现象。如曹操的别传，《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裴松之注称引时，书名为《曹瞒传》，而《太平御览》四库影印本称引时，书名即有《曹瞒别传》《曹操别传》《魏武别传》三种。又如郭泰的别传，《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章怀注称引时，书名为《泰别传》《郭泰别传》，而四库影印本《太平御览》引用时即称《郭林宗别传》《郭子别传》《郭泰别传》。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考查诸书所引同一人物的多篇别传引文的内容，又多有重复互出者，可见这多篇别传其原本或为同一部书，只是注释家引用时存在随意标举的情况。诸如《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大型类书，均由多人共同编撰，成书过程亦历时长久，不同的撰者，著述习惯亦不同，在引用传记资料时出现同书异名的现象，原是情理之中的事。
所称别传之名，本非固定成书，而是同一人物的多种传记资料统称别传者，如《管辂传》与《管辂别传》，《太平御览》四库影印本所引皆称《管辂别传》，相同的内容又见于《三国志·魏志管辂传》裴松之注，中华书局点校本小字部分亦皆称引作《管辂别传》，朱东润认为此《管辂别传》即是《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管辰撰《管辂传》三卷，其理由是裴注中斥辰曰：“辰既短才，又年县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详。”从诸书所引文字内容来看，管辰所撰《管辂传》肯定是《管辂别传》的一部分，但两者未必是同一部书，别传中抑或还包含其他内容。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管辂传”条曰：裴松之于传末所引阎纂补缀遗脱数事，《世说新语》注引文中也称之为《管辂别传》。也就是说，《管辂别传》是由管辰撰《管辂传》和管辂的其他传记资料所组成的，是对管辂传记除史传《魏志·管辂传》外的一个统称。
上述史书称引别传时的三个编辑特点，并非一部史书中的个例，而是概括众多史书的编撰特征，归纳得出。诸如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三国志》、四库影印本《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83年周祖谟、余淑宜整理本《世说新语笺疏》等书中都存在以上编辑特点。由此说明，这些特点或问题并非编辑出版过程中的人为原因所造成，而是间接地体现了别传作为一种史书体例的形态特点。别传最初并非单独成书，其抑或为家传、郡书、类传、杂史等书中的一部分，引用者引用时单独摘出，临时冠之以别传之名；或诸书所引别传之书所记人物之事，本非形成于书面文字，而仅仅是街谈巷尾的逸闻轶事，史家引用时无以名之，盖通谓之别传矣。这就是别传形成之初的样子。随着魏晋六朝时文史的分野，文学自觉，文章的体例也日益细化，别传的概念亦由最初注释家笔下的临时称名俨然成为一种正式的传记体例。别传独立成篇的标志为史志目录所录别传篇目标明明确的撰者与卷数。《旧唐书·经籍志》所录《李固别传》就已注明“七卷”的卷数，至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所录《曹武惠别传》更是注明了卷数为一卷，及撰者为曹偃。明确的卷数及撰者是别传成为一部独立著作的前提。因此，至迟到宋代，别传已正式成为一种专门的著述体例，在史学及目录学领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总的来说，史书文献中所保存的大量别传，有时仅是注释引用者引用时所作的一个临时称名，并不独立成书，有时则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在对别传作品进行辑佚考证或理论研究时，要结合作品具体的时间年代，联系别传发展过程的具体阶段进行分别论述，不能一概论之。
参考文献：
[1] [唐]刘知几.《史通通释》[M].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清]姚振宗撰.隋书经籍志考证[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 [唐]魏征.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3.
[6] [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7] [晋]陈寿.三国志[M].[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作者单位：枣庄学院中文系）
关键词：别传 编辑特点 不称全名 不录撰者 书名不一
别传是六朝时期极为兴盛的一种创作文体，《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注，以及《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一些类书中都保留了大量的别传著作。从文献著录情况看，这部分别传数量巨大，且广为当时及后世史书征引。可惜的是，这部分别传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已大部分佚失了。现如今可见的，只有保存在《三国志》《世说新语》《文选》等史籍中的注释，以及《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类书所引用的文字中。后世对于别传的认识，随着史学的日益发达，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但在别传的概念及体例特征方面，还有个别阙疑。本文通过对大量别传佚文的辑佚，发现后世史书在称引别传佚文时，有一些共同的编辑特征，诸如对别传书名的随意标举情况，具体表现为不称全名、不录撰者、书名不一等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可发现别传作为一种史书样式的最初形态特征及名称概念的流变过程。从最初的注释家笔下对某一传主人物的传记资料所做的笼统称名，到一种专门的著述体例，别传的概念及体例特点是逐步完善成熟的。
一、别传名称的由来
较早提出别传的定义的是刘知几，《史通·杂述》中曰：“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才。”[1]依其所述，内容更近于今之类传，其所举之例，《四库全书总目》传记类皆划入总录类，亦即“合众人之事为一书”的总传，与前文提及《三国志》裴注、《世说新语》注中引用的别传不同。可见，在唐代以前，至少刘知几作《史通》之前，“别传”作为一种固定的文体格式名称是不存在的。《史通》中之“别传”亦只是作为刘知几史书目录分类中的一种，与总传相对而言，并非作为一种专有的文体格式。这一点在史志目录中亦可以看出来，唐代编修的《隋书·经籍志》中没有著录别传，尽管后人所补，如章宗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补录了大量的别传，约有200多家，但均仅有书名，没有著者、卷数。[2]《隋志》古本中没有别传的称名，仅有《东方朔传》《管辂传》《毌丘俭记》等寥寥几篇，被后人归入别传，但其原名却不称为“别传”。[3]后至五代时官修《旧唐书·经籍志》中，有了一部《李固别传》七卷，此还有《曹瞒传》一卷、《梁冀传》二卷，但也不称为“别传”。[4]到了宋代，目录书中著录的别传才屡见二三，《崇文总目》中有《段公别传》《僧法琳别传》，《新唐书·艺文志》中有《李固别传》《段公别传》《法琳别传》，《郡斋读书志》中有《晁以道扬雄别传》一卷，《遂初堂书目》中有《颜常山别传》《段太尉别传》，《直斋书录解题》中有《曹武惠别传》一卷。可见，到了宋代，“别传”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已正式确立。
二、史书称引别传的编辑特点
宋之前，所谓的“别传”，更多存在于史书注释中，或类书引文中，并未形成一种独立的文体。注释引文中大量的“别传”，本名亦非“别传”，“别传”二字是后来的注释家在引用时，为方便区别于正史中同一人物的传记，而临时加上去的。从史书中称引别传书名的编辑特点来看，注释家引用时所称之“别传”，或单独成篇，如《曹瞒传》，《旧唐志》中录为一卷；或本非单独成篇，而是书中之一部分，如《王彬别传》《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周祖谟、余淑宜整理本，《识鉴第七》第15条刘孝标注，小字部分称引《王彬别传》，即以曲线书名号标示，单独成书。[5]而同样的文字内容，四库影印本《太平御览》卷四二八称引时，即题为《晋中兴书》。[6]可见《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称《王彬别传》者，其原文或为《晋中兴书》中一部分，注释家引用时称名习惯不同，史书编撰时，或不加考证，而各书的编辑特点又不同，由此造成了史书中称引别传书名时的复杂现象。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不称全名现象
史书引文中注释家抑或编撰者在引用别传资料时，所称引的别传篇名存在大量随意而为之的现象，表现在不称全名、不录撰者等方面。如《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引用的大量别传，在现今可见的《三国志》版本中，其书名即多有称引不全的现象。如通行的1959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在称引别传书名时即有下列情况：《荀彧别传》，《三国志》卷十小字部分裴松之注即称为《彧别传》，《郑玄别传》称为《玄别传》，卷十一小字部分裴松之注称《邴原别传》为《原别传》，卷十四称《孙资别传》为《资别传》等。[7]除《三国志》外，《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的诸种版本在称引别传时，也存在大量的类似情况。
诸书引用时的书名称引不全，一般是对传主人物的简称，省略姓氏，书名中直称名字。对人物名字的简称通常不会引起误读，但也有个别情况需注明者，如前例所举《玄别传》，《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十中当为《郑玄别传》，而《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周祖谟、余淑宜整理本《德行篇第一》第41、43刘孝标注所引即当指《桓玄别传》。郑玄、桓玄，皆简称玄，在不加注明的情况下，是容易引起误读的。
2. 不录撰者现象
史书注释在引用其他史料时，通常会在书名前冠以撰者名字，以区别史书中的同名异书情况。如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裴松之注的称引习惯即为，习凿齿《汉晋春秋》曰、张璠《汉纪》曰、袁暐《献帝春秋》曰等，其中人名以下画线标志，书名以曲线书名号标志。此外，小字部分同一条注释下，称引不同史料时，通常单独起行，以便于区分查阅。除非引用书籍的撰者不详时，即不录撰者名称。具体到别传的引用，此书在称引时，全部不录撰者姓名，仅在书名左侧以曲线书名号加以标志。若以编辑惯例推论，别传书名的引用不录撰者的情况，说明大量别传的作者今已不可考查。而全部别传的作者，无一可考的情况，除说明作者佚名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所引用的大量别传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撰者。 别传所记最初并非形成于书面文字，而仅仅是街谈巷尾的逸闻轶事，史家引用时无以名之，盖通谓之别传，其传者亦非固定一人，故史书所引即不录撰者。如《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周祖谟、余淑宜整理本，《文学第四》第61条刘孝标注引“钟无故自鸣”事，即同时见于《东方朔传》和《樊英别传》。此外，四库影印本《太平御览》所引《东方朔传》中记载东方朔讽汉武帝欲杀“杀上林鹿者”事，与《晏子春秋》中晏子讽齐景公欲杀养马人、晏子谏齐景公欲诛烛邹之事，也都是大同小异，显然是由同一件事演绎而来。这种同一事件或相似事件发生在不同人身上的情况，一方面说明了古书作伪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别传最初的形态来源，别传之名本非专指书面文字，而仅仅是街谈巷尾的逸闻轶事，史家引用时无以名之，盖通名之别传。
3. 书名不一现象
不同的史书注释在引用同一人物的别传时，存在着大量名称不一现象。如曹操的别传，《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裴松之注称引时，书名为《曹瞒传》，而《太平御览》四库影印本称引时，书名即有《曹瞒别传》《曹操别传》《魏武别传》三种。又如郭泰的别传，《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章怀注称引时，书名为《泰别传》《郭泰别传》，而四库影印本《太平御览》引用时即称《郭林宗别传》《郭子别传》《郭泰别传》。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考查诸书所引同一人物的多篇别传引文的内容，又多有重复互出者，可见这多篇别传其原本或为同一部书，只是注释家引用时存在随意标举的情况。诸如《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大型类书，均由多人共同编撰，成书过程亦历时长久，不同的撰者，著述习惯亦不同，在引用传记资料时出现同书异名的现象，原是情理之中的事。
所称别传之名，本非固定成书，而是同一人物的多种传记资料统称别传者，如《管辂传》与《管辂别传》，《太平御览》四库影印本所引皆称《管辂别传》，相同的内容又见于《三国志·魏志管辂传》裴松之注，中华书局点校本小字部分亦皆称引作《管辂别传》，朱东润认为此《管辂别传》即是《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管辰撰《管辂传》三卷，其理由是裴注中斥辰曰：“辰既短才，又年县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详。”从诸书所引文字内容来看，管辰所撰《管辂传》肯定是《管辂别传》的一部分，但两者未必是同一部书，别传中抑或还包含其他内容。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管辂传”条曰：裴松之于传末所引阎纂补缀遗脱数事，《世说新语》注引文中也称之为《管辂别传》。也就是说，《管辂别传》是由管辰撰《管辂传》和管辂的其他传记资料所组成的，是对管辂传记除史传《魏志·管辂传》外的一个统称。
上述史书称引别传时的三个编辑特点，并非一部史书中的个例，而是概括众多史书的编撰特征，归纳得出。诸如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三国志》、四库影印本《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83年周祖谟、余淑宜整理本《世说新语笺疏》等书中都存在以上编辑特点。由此说明，这些特点或问题并非编辑出版过程中的人为原因所造成，而是间接地体现了别传作为一种史书体例的形态特点。别传最初并非单独成书，其抑或为家传、郡书、类传、杂史等书中的一部分，引用者引用时单独摘出，临时冠之以别传之名；或诸书所引别传之书所记人物之事，本非形成于书面文字，而仅仅是街谈巷尾的逸闻轶事，史家引用时无以名之，盖通谓之别传矣。这就是别传形成之初的样子。随着魏晋六朝时文史的分野，文学自觉，文章的体例也日益细化，别传的概念亦由最初注释家笔下的临时称名俨然成为一种正式的传记体例。别传独立成篇的标志为史志目录所录别传篇目标明明确的撰者与卷数。《旧唐书·经籍志》所录《李固别传》就已注明“七卷”的卷数，至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所录《曹武惠别传》更是注明了卷数为一卷，及撰者为曹偃。明确的卷数及撰者是别传成为一部独立著作的前提。因此，至迟到宋代，别传已正式成为一种专门的著述体例，在史学及目录学领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总的来说，史书文献中所保存的大量别传，有时仅是注释引用者引用时所作的一个临时称名，并不独立成书，有时则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在对别传作品进行辑佚考证或理论研究时，要结合作品具体的时间年代，联系别传发展过程的具体阶段进行分别论述，不能一概论之。
参考文献：
[1] [唐]刘知几.《史通通释》[M].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清]姚振宗撰.隋书经籍志考证[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 [唐]魏征.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3.
[6] [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7] [晋]陈寿.三国志[M].[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作者单位：枣庄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