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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recycle economy）是在经济发展中遵循生态学规律，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行为准则，即3R原则。减量化原则（reduce）是用較少的原料和能源特别是有害于环境的资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或消费目的，从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再使用原则（reuse）即延长产品的使用期，推进产品及其包装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和反复使用；再循环原则（recycle）即产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致力于低资源能源投入、低污染排放和高经济产出，力求以“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物质闭环循环方式进行清洁生产。
我国企业顺应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减量化和清洁生产，是应对外部环境三大压力的必然选择。这三大压力表现为：一是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稀缺性资源和能源；尤其是对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期的初级阶段，以重化工业、高能耗工业、技术含量低为主要特征的企业，企业增值和经济增长面临着严峻的资源能源瓶颈；二是日趋高涨的国内外环境保护呼声，企业社会和环保责任等相关法律制度的相继出台，企业面临着低排放的环境压力；三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世界贸易市场上的“绿色壁垒”，企业面临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出口创汇带来的新压力。
二、循环经济模式下的企业困境
（一）市场供给动力不足。企业是市场供给的主体。目前，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企业要实现减排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推行循环经济，普遍缺乏动力，主要表现在：
1、公众对企业及企业家的传统期望。在资源性环境仅仅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外部环境而非生产要素的传统思想认识面前，公众对企业及企业家的期望多局限于企业及企业家应如何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如何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和担负起应尽的环保责任。因此，受这种传统观念和公众期望支配的企业及企业家们，在循环经济这一新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管制面前，往往以一种逃避或是一种被动性接受的态度迎接清洁生产、减污排放等问题。
2、企业利益补偿的高风险性。企业要进行清洁生产，实现减污排放直至零排放，必然依赖于替代性资源、新技术、新设备和科学的管理，这在短期内无疑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如若这种经营高成本无法及时通过市场手段或政府补贴得到补偿，企业边际收益将明显降低，影响企业产品的销售量和市场份额。然而。企业因清洁生产而带来的环境改善总体上是一种公共物品，收益存在外部性，环境改善的受益者应给予企业清洁生产多大程度的补偿等无法定量化衡量。更为严峻的是，目前企业在遵循循环经济模式上仍存在着步调不一致问题，单个或部分企业按循环经济模式进行生产存在着市场高风险性。
3、生态环境和资源要素的非市场化。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和资源能源尚未作为要素纳入市场，未能通过产权形式实现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的价格化和企业资源能源的有偿利用以及生态补偿。企业无偿或低价获得生产资源和能源，并不用过多地考虑生态环境，这也是造成企业沉溺于低层次的高耗低效生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现实需求不旺。循环经济模式下的企业实行的是清洁生产，绿色化经营、绿色产品是企业区别于传统经济模式经营的主要特点。从市场需求角度来看，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观念转型时期，消费者绿色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偏好总体上尚处于倡导起步阶段，企业绿色产品虽然前景美好但短期内存在销售市场开拓困境，企业绿色化经营所迎来的并不一定是消费者的普遍认可和积极行为响应，企业面临着清洁生产与我国目前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产品和绿色工艺技术等的需求存在明显不足的困境。
（三）技术创新乏力。企业清洁生产和绿色化经营依赖于先进适用技术，尤其是绿色适用技术。但目前，我国企业在进行绿色科技创新与应用方面依然面临如下困境：一是已开发或引进的绿色适用技术尚未得到普遍推广，绿色科技创新对企业贡献率低。在传统经济模式下的企业，技术创新与应用的重点在于那些能够给企业增加利润、降低成本的技术项目。而围绕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有益环境有益循环经济发展的工艺技术研究过少，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产品和绿色工艺技术等的需求也存在明显不足。二是国家和企业缺乏绿色技术创新资金和相应的技术创新人才。在传统经济模式和计划体制影响下，企业经济效益差，国家财政负担重，国家和企业在进行发展循环经济所需要的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研发资金上均投入不足。在技术人员方面，企业固然有大批量的技术人员，但他们价值侧重体现在如何促进企业成本的控制与新产品的开发研究上，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存在优势不足。而国家层面上则缺乏技术创新人才的培育机制和相应的技术人才激励机制。在这种背景下创新人才缺乏也是必然。
（四）政府管理滞后。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时间不长，至今尚未形成适合于循环经济发展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化经营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政府缺乏对企业绿色扭亏技术创新进行激励、扶持和优惠的措施。表现在：一是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滞后。二是制度管理缺失或滞后。三是机制障碍。
三、循环经济模式下企业行为激励
（一）企业自我激励。转变传统创新模式，确立绿色竞争优势战略。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谁先着手进行环境导向的企业综合创新，实行清洁生产并有所作为，谁将会创造出在新的环境约束条件下的企业新的竞争优势，即绿色竞争优势。因此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企业通过制定和实施绿色经营化和清洁生产战略，主动担负起企业环保责任，着手进行绿色材料和再生材料、新原材料或半成品、清洁生产技术与清洁生产组织以及企业环境管理等方向的创新，推动企业在竞争产品市场中由高价格低差别化发展到最终的低价格、高差别化，以差别化的高质量绿色产品，促使企业的绿色竞争优势。
强化企业绿色技术自主创新，尤其是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与创新。加快自行研制、开发和建立包括工程技术、废物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在内的“绿色技术”生产体系，在日益稀缺的资源能源面前，企业首当其冲地是要在制约企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问题上下功夫，重点研究能大幅度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先进的与环境友好的制造业关键技术，以废弃物为原料的新型工业技术，研究和开发符合循环经济基本原则的新工艺和新技术，为实现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企业新的竞争能力提供技术支持。
努力寻求其它相关联企业、政府与科研院所机构的合作。单个企业进行生态化的技术创新往往受到规模、风险、资金和人才等因素的限制，因此加强与相关联企业、政府及科研院所机构的全面合作，充分利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和资金扶持进行已研制开发的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对现有技术、工艺、设备、产品进行改造，实现节能降耗、降低成本，争取优先利用科研院所新技术、新设备等研制成果，寻求新经济模式下的先动优势。在企业协会、政府等机构或组织的帮助下，加强关联企业之间技术创新联盟，形成关联企业间生产体系中不同流程和不同企业之间的横向共生，通过企业或流程间的横向耦合及资源共享，如通过企业的废弃物转换为另一企业的原料和能源，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
（二）政府和消费者激励。法律与规划的约束激励。政府通过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立法，为企业清洁生产提供法律制度保障；这既得到了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经验验证，也更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经道路。因此，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出台的《国际清洁生产宣言》和我国2002年10月出台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基础上，尽快地制定出一系列引导和规范企业清洁生产的法律法规是政府立法的当务之急。
资源环境有偿使用约束激励。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日益稀缺的资源能源瓶颈和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资源环境有偿使用、资源排污权交易、企业生产环境标志和佣金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及时实施，让企业家们真正意识到资源环境使用的对等性价格甚至是高价格给企业经营成本带来的重大影响，促使企业在减少资源利用和资源再循环利用方面下功夫，也同时借此机会促成一些技术比较落后、规模小、设备陈旧、浪费严重、附加值低、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的关停并转，实现我国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资金依赖型的及时调整和优化升级，并以新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带动企业清洁生产和绿色产品销售。
政府政策扶持激励。政府通过制定详细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方面的鼓励措施，对实现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企业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扶持，是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应对国际“绿色壁垒”，走向国际市场的必要保证。在资金上，一方面要加大对企业在引进先进性制造业设备和技术创新成果的资金扶持力度，促成企业对现有先进技术、设备的转化利用；另一方面加大对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性技术研发、先进性设备的自主创新的资金扶持力度。在技术上，应充分发展政府职能的协调、组织优势，整合各相关部门、企业与科研院所，成立集咨询、技术服务、中介机构、风险投资等职能于一身的面向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服务和促进中心，进行以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为核心的企业微观循环生产技术体系和绿色技术等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究、国外先进适用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建立技术信息网络和信息传递机制，加大对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咨询服务、技术培训，使企业及时了解国内外循环经济技术创新和扩散的最新发展动态，提高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住处的传递效率和准确性，提高创新效率，加快企业技术创新和扩散步伐。
绿色消费者引致激励。作为市场需求方的消费者，其偏好对企业生产导向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消费群体的环保意识提升和对绿色产品的认可与喜好，无疑是对企业清洁生产和绿色经营的重大激励。然而，消费者偏好由传统以价格为导向转向以环保、绿色环境标志为导向，依赖于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逐步增加和消费者环保意识和社会生态责任的进一步增强。因此，政府在加强国民经济建设进而增加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同時，如能对消费者及时进行绿色消费的教育、引导与行为激励，无疑会对企业遵循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清洁生产和绿色化经营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如对居民分类、收集、再利用废弃物的教育和行为奖励，对企业上市产品的绿色信息报道，等等。
（作者单位：广东韶关学院）
循环经济（recycle economy）是在经济发展中遵循生态学规律，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行为准则，即3R原则。减量化原则（reduce）是用較少的原料和能源特别是有害于环境的资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或消费目的，从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再使用原则（reuse）即延长产品的使用期，推进产品及其包装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和反复使用；再循环原则（recycle）即产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致力于低资源能源投入、低污染排放和高经济产出，力求以“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物质闭环循环方式进行清洁生产。
我国企业顺应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减量化和清洁生产，是应对外部环境三大压力的必然选择。这三大压力表现为：一是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稀缺性资源和能源；尤其是对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期的初级阶段，以重化工业、高能耗工业、技术含量低为主要特征的企业，企业增值和经济增长面临着严峻的资源能源瓶颈；二是日趋高涨的国内外环境保护呼声，企业社会和环保责任等相关法律制度的相继出台，企业面临着低排放的环境压力；三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世界贸易市场上的“绿色壁垒”，企业面临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出口创汇带来的新压力。
二、循环经济模式下的企业困境
（一）市场供给动力不足。企业是市场供给的主体。目前，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企业要实现减排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推行循环经济，普遍缺乏动力，主要表现在：
1、公众对企业及企业家的传统期望。在资源性环境仅仅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外部环境而非生产要素的传统思想认识面前，公众对企业及企业家的期望多局限于企业及企业家应如何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如何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和担负起应尽的环保责任。因此，受这种传统观念和公众期望支配的企业及企业家们，在循环经济这一新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管制面前，往往以一种逃避或是一种被动性接受的态度迎接清洁生产、减污排放等问题。
2、企业利益补偿的高风险性。企业要进行清洁生产，实现减污排放直至零排放，必然依赖于替代性资源、新技术、新设备和科学的管理，这在短期内无疑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如若这种经营高成本无法及时通过市场手段或政府补贴得到补偿，企业边际收益将明显降低，影响企业产品的销售量和市场份额。然而。企业因清洁生产而带来的环境改善总体上是一种公共物品，收益存在外部性，环境改善的受益者应给予企业清洁生产多大程度的补偿等无法定量化衡量。更为严峻的是，目前企业在遵循循环经济模式上仍存在着步调不一致问题，单个或部分企业按循环经济模式进行生产存在着市场高风险性。
3、生态环境和资源要素的非市场化。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和资源能源尚未作为要素纳入市场，未能通过产权形式实现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的价格化和企业资源能源的有偿利用以及生态补偿。企业无偿或低价获得生产资源和能源，并不用过多地考虑生态环境，这也是造成企业沉溺于低层次的高耗低效生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现实需求不旺。循环经济模式下的企业实行的是清洁生产，绿色化经营、绿色产品是企业区别于传统经济模式经营的主要特点。从市场需求角度来看，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观念转型时期，消费者绿色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偏好总体上尚处于倡导起步阶段，企业绿色产品虽然前景美好但短期内存在销售市场开拓困境，企业绿色化经营所迎来的并不一定是消费者的普遍认可和积极行为响应，企业面临着清洁生产与我国目前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产品和绿色工艺技术等的需求存在明显不足的困境。
（三）技术创新乏力。企业清洁生产和绿色化经营依赖于先进适用技术，尤其是绿色适用技术。但目前，我国企业在进行绿色科技创新与应用方面依然面临如下困境：一是已开发或引进的绿色适用技术尚未得到普遍推广，绿色科技创新对企业贡献率低。在传统经济模式下的企业，技术创新与应用的重点在于那些能够给企业增加利润、降低成本的技术项目。而围绕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有益环境有益循环经济发展的工艺技术研究过少，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产品和绿色工艺技术等的需求也存在明显不足。二是国家和企业缺乏绿色技术创新资金和相应的技术创新人才。在传统经济模式和计划体制影响下，企业经济效益差，国家财政负担重，国家和企业在进行发展循环经济所需要的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研发资金上均投入不足。在技术人员方面，企业固然有大批量的技术人员，但他们价值侧重体现在如何促进企业成本的控制与新产品的开发研究上，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存在优势不足。而国家层面上则缺乏技术创新人才的培育机制和相应的技术人才激励机制。在这种背景下创新人才缺乏也是必然。
（四）政府管理滞后。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时间不长，至今尚未形成适合于循环经济发展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化经营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政府缺乏对企业绿色扭亏技术创新进行激励、扶持和优惠的措施。表现在：一是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滞后。二是制度管理缺失或滞后。三是机制障碍。
三、循环经济模式下企业行为激励
（一）企业自我激励。转变传统创新模式，确立绿色竞争优势战略。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谁先着手进行环境导向的企业综合创新，实行清洁生产并有所作为，谁将会创造出在新的环境约束条件下的企业新的竞争优势，即绿色竞争优势。因此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企业通过制定和实施绿色经营化和清洁生产战略，主动担负起企业环保责任，着手进行绿色材料和再生材料、新原材料或半成品、清洁生产技术与清洁生产组织以及企业环境管理等方向的创新，推动企业在竞争产品市场中由高价格低差别化发展到最终的低价格、高差别化，以差别化的高质量绿色产品，促使企业的绿色竞争优势。
强化企业绿色技术自主创新，尤其是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与创新。加快自行研制、开发和建立包括工程技术、废物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在内的“绿色技术”生产体系，在日益稀缺的资源能源面前，企业首当其冲地是要在制约企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问题上下功夫，重点研究能大幅度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先进的与环境友好的制造业关键技术，以废弃物为原料的新型工业技术，研究和开发符合循环经济基本原则的新工艺和新技术，为实现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企业新的竞争能力提供技术支持。
努力寻求其它相关联企业、政府与科研院所机构的合作。单个企业进行生态化的技术创新往往受到规模、风险、资金和人才等因素的限制，因此加强与相关联企业、政府及科研院所机构的全面合作，充分利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和资金扶持进行已研制开发的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对现有技术、工艺、设备、产品进行改造，实现节能降耗、降低成本，争取优先利用科研院所新技术、新设备等研制成果，寻求新经济模式下的先动优势。在企业协会、政府等机构或组织的帮助下，加强关联企业之间技术创新联盟，形成关联企业间生产体系中不同流程和不同企业之间的横向共生，通过企业或流程间的横向耦合及资源共享，如通过企业的废弃物转换为另一企业的原料和能源，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
（二）政府和消费者激励。法律与规划的约束激励。政府通过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立法，为企业清洁生产提供法律制度保障；这既得到了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经验验证，也更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经道路。因此，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出台的《国际清洁生产宣言》和我国2002年10月出台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基础上，尽快地制定出一系列引导和规范企业清洁生产的法律法规是政府立法的当务之急。
资源环境有偿使用约束激励。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日益稀缺的资源能源瓶颈和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资源环境有偿使用、资源排污权交易、企业生产环境标志和佣金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及时实施，让企业家们真正意识到资源环境使用的对等性价格甚至是高价格给企业经营成本带来的重大影响，促使企业在减少资源利用和资源再循环利用方面下功夫，也同时借此机会促成一些技术比较落后、规模小、设备陈旧、浪费严重、附加值低、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的关停并转，实现我国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资金依赖型的及时调整和优化升级，并以新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带动企业清洁生产和绿色产品销售。
政府政策扶持激励。政府通过制定详细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方面的鼓励措施，对实现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企业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扶持，是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应对国际“绿色壁垒”，走向国际市场的必要保证。在资金上，一方面要加大对企业在引进先进性制造业设备和技术创新成果的资金扶持力度，促成企业对现有先进技术、设备的转化利用；另一方面加大对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性技术研发、先进性设备的自主创新的资金扶持力度。在技术上，应充分发展政府职能的协调、组织优势，整合各相关部门、企业与科研院所，成立集咨询、技术服务、中介机构、风险投资等职能于一身的面向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服务和促进中心，进行以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为核心的企业微观循环生产技术体系和绿色技术等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究、国外先进适用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建立技术信息网络和信息传递机制，加大对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咨询服务、技术培训，使企业及时了解国内外循环经济技术创新和扩散的最新发展动态，提高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住处的传递效率和准确性，提高创新效率，加快企业技术创新和扩散步伐。
绿色消费者引致激励。作为市场需求方的消费者，其偏好对企业生产导向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消费群体的环保意识提升和对绿色产品的认可与喜好，无疑是对企业清洁生产和绿色经营的重大激励。然而，消费者偏好由传统以价格为导向转向以环保、绿色环境标志为导向，依赖于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逐步增加和消费者环保意识和社会生态责任的进一步增强。因此，政府在加强国民经济建设进而增加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同時，如能对消费者及时进行绿色消费的教育、引导与行为激励，无疑会对企业遵循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清洁生产和绿色化经营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如对居民分类、收集、再利用废弃物的教育和行为奖励，对企业上市产品的绿色信息报道，等等。
（作者单位：广东韶关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