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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身份问题是鲍曼后现代理论的核心议题。鲍曼认为知识分子的形成、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与启蒙运动时代。他将知识分子的身份划分为立法者与阐释者两种理想类型，通过对知识分子两种身份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义务以及所处境遇的分析，来阐释和认识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
【关键词】鲍曼 知识分子 立法者 阐释者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齐格蒙特·鲍曼依据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承担的社会角色和义务，将现代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命名为立法者，该角色负责对社会权威性话语的构建；将后现代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称为阐释者，他们负责进行解释性话语活动，防止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发生意义的曲解。鲍曼认为，将知识分子的实践划分为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模式，不仅是为了“表明对知识分子实践的相关本质和目的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更重要的是为了“表明在对世界的理解，特别是在对社会生活领域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①。
知识分子的现代起源
鲍曼回顾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起源，对知识分子能够进入社会话语领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从来就有的，知识分子能够占据社会话语的霸权，与统治阶层的权力结成联盟这一现象，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这一历史进程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宗教活动与启蒙运动时代的立法运动。
首先，知识/权力共生的现象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教士—思想者与普通信徒的对立中。鲍曼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保尔·雷丁的研究成果来佐证知识/权力的共生，雷丁将原始社会的居民分为两种基本的性格类型：一种是教士—思想者，另一种是普通信徒。对于普通信徒而言，他们关注的是宗教现象的效果，而教士—思想者则关注对宗教现象的分析，两者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是因为原住民对生存斗争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怀有深深的恐惧，宗教阐释者“通过逻辑深入偶然性的表面的深处，以使这种偶然可以被预知”②，于是，宗教阐释者对事物和事件探讨的“逻辑”很快被原始居民称为“知识”，这也成了他们消除恐惧、危险和不确定性的唯一力量。宗教教义对现实/未来世界的阐释强化了作为知识拥有权和解释权的教士群体，他们成为早期社会知识的垄断者和发言者，知识与权力开始结合起来。而人类在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会伴随新问题的产生，知识与问题陷入了“一个无限的、自我推进的、自我扩张的进程，这一进程使得‘知识/权力’的关系成为一种无限的自我生长的机制”③。鲍曼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更多的不确定性被创造出来，更多的恐怖被引入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而普通人如果不求助于并接受教士的帮助，就无法处理他们的日常生活事务，所以，教士与普通者之间存在永恒的隔阂，两者形成了一种依赖型的对立关系。越能增强普通民众对于不确定性的感受及其无能为力的感觉，就越能凸显教士、宗教者之类的知识专家的权力，最终就越能巩固和扩大民众对专家的依附性关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生机制就越能得到保证。可见，知识与权力的共生现象是在知识专家—普通民众的对立关系中产生的，最早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教士与普通者之间的对立关系。
其次，知识分子的形成、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均始于启蒙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概念早期是“指称一个由不同的职业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④。这些群体在启蒙运动时期是封建制度的批判者和理性主义的急先锋，他们因为知识的正确性和权威性，成为社会公民中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群体，同时，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职业和派别，使得知识分子的概念超越了不同的学科旨趣和宗派主义，知识分子终究成为社会的一种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知识分子与权力的结盟也随之展开，知识分子对公共道德责任和公民共同权利责任的承担有着一种先天性的自觉意识，他们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⑤，这种实践将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知识分子因为承担了公共道德维护和国民权利保护的职责，注定该群体必须超越对自身狭隘的专业、学科、职业的局部性关怀，将眼光和视野投放至真理（truth）、判断（judge）和时代之趣味（taste）的广泛社会性问题中，因此，知识分子“始终意味着一种广泛而开放的邀请，邀请人们加入到全球性的社会实践中来”⑥。
在分析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过程中，鲍曼认为在启蒙运动时代，“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才获得真正意义。在鲍曼看来，启蒙运动是一场国家扩张权力管理社会的造园运动：第一，国家限制并收回了由教会履行的上帝照看子民的牧羊人权力，扩张了在社会秩序方面的相关职能，政府对社会进行理性设计、统筹规划和社会治理；第二，利用“知识”的真理和“知识分子”的威权，设计了监管社会公民的规训机制，用于规范和调整臣民的社会生活。在这场运动中，统治者为了建立和维持秩序，为了寻找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依据，他们将一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让渡给了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自身的职能也要求获得这一权力。上述两者的彼此结合促使知识分子充当了规划社会秩序的设计者，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的身份由此得以確立。鲍曼指出，这些原本具有独立精神的启蒙思想家（知识分子）在参与政治权力后，为进一步提高自身话语权和扩大公共影响力，很快就在政治角逐中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同时，统治者在为权力寻找合法性的过程中，也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证明和说服。于是，“在启蒙时代，作为现代性之最显著特征的‘知识/权力’之共生现象被确立。”⑦
从立法者到阐释者
立法者与阐释者是知识分子在现代与后现代的两种实践类型。鲍曼依据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实践经历和扮演角色，建构出的这两种理想类型，并不是突出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中的替代关系，而是为了通过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角色义务变化来说明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
首先，现代型世界观向后现代型世界观的转变削弱了立法者存在的理论基础。鲍曼认为，现代型世界观是立法者存在的基石，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一有序的总体，表现为一种可能性的非均衡性分布的模式”⑧，并假设在该模式下部分社会事件完全可以被诠释和预见，特别是在获得确证性的知识前提下，对社会事务和社会进程可预警并防控，由此，在现代型世界观中，知识的正确性、有效性成为干预社会秩序的关键，而掌握知识的立法者则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人物。在现代有序思想的指导下，立法者相信，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集体所有者，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完善有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关系；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认知能力将决定其实践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于是，知识分子充当了构建理性秩序的先锋，他们提出了各式各样宏大的改革计划来塑造“更美好的社会”，并设计了监狱、劳改场所、贫民院等社会机构试图强加规训的权力，以便建立和维护合理有序的秩序。 在后现代社会中，后现代型世界观逐渐替代了现代型世界观成为社会的主要指导思想。后现代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由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构成，每种模式均产生于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⑨，秩序与实践无先后之分，秩序好坏不能作为实践结果的唯一衡量尺度，判断秩序模式的合理性，其出发点在于使秩序生效的实践活动。在后现代知识观中，实践与知识在相对主义的性质上是等同的，实践是具体的、特殊的、情境的，知识也是相对的、短暂的、变化的。如果说现代型世界观是反对并最终克服理论和实践中的知识相对主义，那么后现代型世界观则强调知识相对主义是世界永恒特征。这种观念告诉立法者，立法者在现代社会想要完成的理性秩序的工程将会遥遥无期，或者说，这项工程已经被证明是一项失败的工程。于是，在后现代型的世界观的冲击下，立法者心中的现代信念轰然倒塌，并对现代性中的普遍法则、宏大叙事、理性工程等进行反思，立法者这一特殊角色开始衰落。于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转变，从现代性的“立法者”角色转变为后现代性的“阐释者”角色，即阐释者的社会职责是向社会公众解释形成于不同社会话语体系的社会事物，或者说让形成于后现代社会的实践能够被传统或现代的知识系统所理解，其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体在不同社会系统间的自主性交往。因此，阐释者和立法者的角色有着本质区别，立法者是人工造园、设计秩序，寻找最优秩序，而阐释者是解释实践、惯习与沟通主客体。
其次，现代生产社会向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转型是立法者到阐释者的现实原因。鲍曼认为，现代社会是“生产者社会”，生产是社会的主要表征，社会成员的角色义务也是围绕生产来决定的，衡量社会成员的标准是能否成为生产者。而后现代社会则不同，这是一个以市场消费为主导的“消费者社会”，社会对成员提出的先决条件是成为一名消费者，且持续不断地消费。在现代生产社会中，立法知识分子们建构了一系列理论，并和统治阶级结盟，用理论来设计现代民族国家，掀起了一次次造园运动，论证政权的合法性，规划完美的社会蓝图，并且承担着启蒙和教育被统治阶级的使命。但是，在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背景下，立法知识分子们在社会中却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第一，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角色被市场取代。在消费社会中，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所拥有的社会中心地位，已经被一些市场营销经理、电话节目主持人、房地产开发商、时装设计师、假日大酒店老板、娱乐节目制作人、其它大众娱乐代理人等所取代。知识分子承担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教化的任务也被市场中的商品剥夺了，而且后现代社会已经不需要知识分子去监控和教育民众，市场完全有能力可以帮他们完成这一使命，并且比知识分子做得更好，市场成为新的“立法者”；第二，社会秩序的选择和维护不再需要知识分子。在消费时代，资本主义秩序的维持和再生产依靠的是市场，社会整合通过琳琅满目商品的诱惑、铺天盖地的电视广告以及炫耀性消费的渲染让消费者自觉地接受消费阶层和等级的划分；第三，知识分子在消费文化中被边缘化。消费文化拥有自我持续和自我维持的机制，创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斥着消费英雄和先驱，没有为其他类型的人留下空间，知识分子除非成为成功的消费者，否则无法进入这个世界，即使成为消费模范也无法控制消费文化，因为消费文化不存在任何的权力中心，也不存在一种可以产生权威性话语的场所。所以在消费文化背景下，追求确定性知识和中心话语的立法者角色将被放弃，阐释者角色将形成。
后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虽然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无法适应社会的转变，承担着阐释者角色的知识分子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但在鲍曼眼中，阐释者也正面临新问题：阐释者丧失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本身应承担的功能—构建道德责任和干预政治过程，在日常生活领域日益沦为解决个体矛盾的专家。
在鲍曼那里，知识分子与专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鲍曼视角下的知识分子是一群承担着特殊社会责任和使命的群体。他们自觉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监督和审查公共事务，当政治家们，也就是公共舞台上的职业管理者疏于管理时，知识分子会在关乎公共政策的事务方面，尤其是在具有伦理意义的事情上，站在全体公民的立场发表讲话并讨论该事务的合理性。所以，鲍曼认为，知识分子是超越党派利益、代表公众利益，为社会全体服务的一类人。而专家的概念要比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肤浅的多，专家是提供专业而又精密和复杂的服务的技术人员，其标志是他们作为一个知识阶层的成员在教育过程中已经获得了正式的凭证，或已经获得某个专门的职业团体的成员资格。鲍曼分析说，知识分子与专家相比较，他们不仅是各自专业的最前沿的实践者（这一点专家也具备），而且他们站在公众立场，获得了民众的信任和尊重（这一点超越了专家）。所以，专家只是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知识分子肯定是专家，但专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随着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知识分子面临一个残酷的事实，即知识分子的立法者与阐释者这两种角色面临失灵的危机。在消费社会中，国家已经很少需要知识分子的服务，社会民众也不需要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解释，相反，国家和民众对专业化专家的需求却不断增长，这让知识分子处于两难的境地，要么为了取悦国家和民众沦落为专家，要么被国家和民众抛弃。对此问题，鲍曼一方面坚持声称，知识分子的阐释者角色在后现代社会还会继续发挥功能。因为，在后现代社会中多元主义盛行，全球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已不复存在，现存的各种世界观均牢牢地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基础上（更准确的说，建立于各自的自主性权力制度的基础上）。而知识分子的后现代策略—阐释者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力量，阐释者可以成为各种“将每一个社会特殊的语言转化成其他的社会成员可以理解的形式；也可以向一个特殊的社会成员解释其价值观”⑩。但另一方面，鲍曼对知识分子与专家之间的竞争表示隐忧。因为专家知识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且具有自我扩张和自我繁殖性。一般来说，专家知识在某一特定领域变得越集中化、专门化和自治化，新的技能（新的技术能力）就越有机会被发明出来，结果技能要求应用，但借口是问题需要解决，于是，需要专家知识来解决的问题在其解决过程中衍生出更多的问题，专家知识实现了自我增长与自我繁殖，这是知识分子的立法与阐释角色无法做到的事。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专家知识为个体的不安和忧虑提供了解决方案，专家建议和由专家设计的物品满足了个体理性且确定性的需求，专家知识成为个体躲避不确定性和矛盾性的主要途径。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政治使命与道德责任感在消费社会中已经被市场取代，消费市场与商品诱惑成为社会整合和维持秩序的主要机制，成为社会中关于道德伦理的“仲裁者、观点的制造者和价值的确认人”。据此，鲍曼又认为，知识分子在与专家的竞争中肯定处于弱势地位，并且有继续弱化并被专家取代的危险。
结语
鲍曼正是在上述的矛盾性态度中表达了对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担忧，虽然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是我们从其言论中可以考察出：在后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将会沦为解决个体矛盾的专家，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将继續扮演阐释者角色。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社会学系；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USRP111A64）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英]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第12页，第13页，第1页，第1页，第2页，第2页，第4页，第5页。
⑩[英]丹尼斯·斯密斯：《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预言家》，萧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第125页。
责编 / 许国荣（实习）
【关键词】鲍曼 知识分子 立法者 阐释者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齐格蒙特·鲍曼依据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承担的社会角色和义务，将现代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命名为立法者，该角色负责对社会权威性话语的构建；将后现代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称为阐释者，他们负责进行解释性话语活动，防止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发生意义的曲解。鲍曼认为，将知识分子的实践划分为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模式，不仅是为了“表明对知识分子实践的相关本质和目的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更重要的是为了“表明在对世界的理解，特别是在对社会生活领域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①。
知识分子的现代起源
鲍曼回顾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起源，对知识分子能够进入社会话语领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从来就有的，知识分子能够占据社会话语的霸权，与统治阶层的权力结成联盟这一现象，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这一历史进程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宗教活动与启蒙运动时代的立法运动。
首先，知识/权力共生的现象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教士—思想者与普通信徒的对立中。鲍曼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保尔·雷丁的研究成果来佐证知识/权力的共生，雷丁将原始社会的居民分为两种基本的性格类型：一种是教士—思想者，另一种是普通信徒。对于普通信徒而言，他们关注的是宗教现象的效果，而教士—思想者则关注对宗教现象的分析，两者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是因为原住民对生存斗争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怀有深深的恐惧，宗教阐释者“通过逻辑深入偶然性的表面的深处，以使这种偶然可以被预知”②，于是，宗教阐释者对事物和事件探讨的“逻辑”很快被原始居民称为“知识”，这也成了他们消除恐惧、危险和不确定性的唯一力量。宗教教义对现实/未来世界的阐释强化了作为知识拥有权和解释权的教士群体，他们成为早期社会知识的垄断者和发言者，知识与权力开始结合起来。而人类在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会伴随新问题的产生，知识与问题陷入了“一个无限的、自我推进的、自我扩张的进程，这一进程使得‘知识/权力’的关系成为一种无限的自我生长的机制”③。鲍曼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更多的不确定性被创造出来，更多的恐怖被引入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而普通人如果不求助于并接受教士的帮助，就无法处理他们的日常生活事务，所以，教士与普通者之间存在永恒的隔阂，两者形成了一种依赖型的对立关系。越能增强普通民众对于不确定性的感受及其无能为力的感觉，就越能凸显教士、宗教者之类的知识专家的权力，最终就越能巩固和扩大民众对专家的依附性关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生机制就越能得到保证。可见，知识与权力的共生现象是在知识专家—普通民众的对立关系中产生的，最早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教士与普通者之间的对立关系。
其次，知识分子的形成、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均始于启蒙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概念早期是“指称一个由不同的职业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④。这些群体在启蒙运动时期是封建制度的批判者和理性主义的急先锋，他们因为知识的正确性和权威性，成为社会公民中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群体，同时，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职业和派别，使得知识分子的概念超越了不同的学科旨趣和宗派主义，知识分子终究成为社会的一种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知识分子与权力的结盟也随之展开，知识分子对公共道德责任和公民共同权利责任的承担有着一种先天性的自觉意识，他们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⑤，这种实践将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知识分子因为承担了公共道德维护和国民权利保护的职责，注定该群体必须超越对自身狭隘的专业、学科、职业的局部性关怀，将眼光和视野投放至真理（truth）、判断（judge）和时代之趣味（taste）的广泛社会性问题中，因此，知识分子“始终意味着一种广泛而开放的邀请，邀请人们加入到全球性的社会实践中来”⑥。
在分析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过程中，鲍曼认为在启蒙运动时代，“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才获得真正意义。在鲍曼看来，启蒙运动是一场国家扩张权力管理社会的造园运动：第一，国家限制并收回了由教会履行的上帝照看子民的牧羊人权力，扩张了在社会秩序方面的相关职能，政府对社会进行理性设计、统筹规划和社会治理；第二，利用“知识”的真理和“知识分子”的威权，设计了监管社会公民的规训机制，用于规范和调整臣民的社会生活。在这场运动中，统治者为了建立和维持秩序，为了寻找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依据，他们将一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让渡给了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自身的职能也要求获得这一权力。上述两者的彼此结合促使知识分子充当了规划社会秩序的设计者，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的身份由此得以確立。鲍曼指出，这些原本具有独立精神的启蒙思想家（知识分子）在参与政治权力后，为进一步提高自身话语权和扩大公共影响力，很快就在政治角逐中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同时，统治者在为权力寻找合法性的过程中，也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证明和说服。于是，“在启蒙时代，作为现代性之最显著特征的‘知识/权力’之共生现象被确立。”⑦
从立法者到阐释者
立法者与阐释者是知识分子在现代与后现代的两种实践类型。鲍曼依据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实践经历和扮演角色，建构出的这两种理想类型，并不是突出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中的替代关系，而是为了通过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角色义务变化来说明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
首先，现代型世界观向后现代型世界观的转变削弱了立法者存在的理论基础。鲍曼认为，现代型世界观是立法者存在的基石，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一有序的总体，表现为一种可能性的非均衡性分布的模式”⑧，并假设在该模式下部分社会事件完全可以被诠释和预见，特别是在获得确证性的知识前提下，对社会事务和社会进程可预警并防控，由此，在现代型世界观中，知识的正确性、有效性成为干预社会秩序的关键，而掌握知识的立法者则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人物。在现代有序思想的指导下，立法者相信，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集体所有者，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完善有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关系；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认知能力将决定其实践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于是，知识分子充当了构建理性秩序的先锋，他们提出了各式各样宏大的改革计划来塑造“更美好的社会”，并设计了监狱、劳改场所、贫民院等社会机构试图强加规训的权力，以便建立和维护合理有序的秩序。 在后现代社会中，后现代型世界观逐渐替代了现代型世界观成为社会的主要指导思想。后现代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由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构成，每种模式均产生于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⑨，秩序与实践无先后之分，秩序好坏不能作为实践结果的唯一衡量尺度，判断秩序模式的合理性，其出发点在于使秩序生效的实践活动。在后现代知识观中，实践与知识在相对主义的性质上是等同的，实践是具体的、特殊的、情境的，知识也是相对的、短暂的、变化的。如果说现代型世界观是反对并最终克服理论和实践中的知识相对主义，那么后现代型世界观则强调知识相对主义是世界永恒特征。这种观念告诉立法者，立法者在现代社会想要完成的理性秩序的工程将会遥遥无期，或者说，这项工程已经被证明是一项失败的工程。于是，在后现代型的世界观的冲击下，立法者心中的现代信念轰然倒塌，并对现代性中的普遍法则、宏大叙事、理性工程等进行反思，立法者这一特殊角色开始衰落。于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转变，从现代性的“立法者”角色转变为后现代性的“阐释者”角色，即阐释者的社会职责是向社会公众解释形成于不同社会话语体系的社会事物，或者说让形成于后现代社会的实践能够被传统或现代的知识系统所理解，其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体在不同社会系统间的自主性交往。因此，阐释者和立法者的角色有着本质区别，立法者是人工造园、设计秩序，寻找最优秩序，而阐释者是解释实践、惯习与沟通主客体。
其次，现代生产社会向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转型是立法者到阐释者的现实原因。鲍曼认为，现代社会是“生产者社会”，生产是社会的主要表征，社会成员的角色义务也是围绕生产来决定的，衡量社会成员的标准是能否成为生产者。而后现代社会则不同，这是一个以市场消费为主导的“消费者社会”，社会对成员提出的先决条件是成为一名消费者，且持续不断地消费。在现代生产社会中，立法知识分子们建构了一系列理论，并和统治阶级结盟，用理论来设计现代民族国家，掀起了一次次造园运动，论证政权的合法性，规划完美的社会蓝图，并且承担着启蒙和教育被统治阶级的使命。但是，在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背景下，立法知识分子们在社会中却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第一，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角色被市场取代。在消费社会中，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所拥有的社会中心地位，已经被一些市场营销经理、电话节目主持人、房地产开发商、时装设计师、假日大酒店老板、娱乐节目制作人、其它大众娱乐代理人等所取代。知识分子承担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教化的任务也被市场中的商品剥夺了，而且后现代社会已经不需要知识分子去监控和教育民众，市场完全有能力可以帮他们完成这一使命，并且比知识分子做得更好，市场成为新的“立法者”；第二，社会秩序的选择和维护不再需要知识分子。在消费时代，资本主义秩序的维持和再生产依靠的是市场，社会整合通过琳琅满目商品的诱惑、铺天盖地的电视广告以及炫耀性消费的渲染让消费者自觉地接受消费阶层和等级的划分；第三，知识分子在消费文化中被边缘化。消费文化拥有自我持续和自我维持的机制，创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斥着消费英雄和先驱，没有为其他类型的人留下空间，知识分子除非成为成功的消费者，否则无法进入这个世界，即使成为消费模范也无法控制消费文化，因为消费文化不存在任何的权力中心，也不存在一种可以产生权威性话语的场所。所以在消费文化背景下，追求确定性知识和中心话语的立法者角色将被放弃，阐释者角色将形成。
后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虽然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无法适应社会的转变，承担着阐释者角色的知识分子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但在鲍曼眼中，阐释者也正面临新问题：阐释者丧失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本身应承担的功能—构建道德责任和干预政治过程，在日常生活领域日益沦为解决个体矛盾的专家。
在鲍曼那里，知识分子与专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鲍曼视角下的知识分子是一群承担着特殊社会责任和使命的群体。他们自觉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监督和审查公共事务，当政治家们，也就是公共舞台上的职业管理者疏于管理时，知识分子会在关乎公共政策的事务方面，尤其是在具有伦理意义的事情上，站在全体公民的立场发表讲话并讨论该事务的合理性。所以，鲍曼认为，知识分子是超越党派利益、代表公众利益，为社会全体服务的一类人。而专家的概念要比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肤浅的多，专家是提供专业而又精密和复杂的服务的技术人员，其标志是他们作为一个知识阶层的成员在教育过程中已经获得了正式的凭证，或已经获得某个专门的职业团体的成员资格。鲍曼分析说，知识分子与专家相比较，他们不仅是各自专业的最前沿的实践者（这一点专家也具备），而且他们站在公众立场，获得了民众的信任和尊重（这一点超越了专家）。所以，专家只是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知识分子肯定是专家，但专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随着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知识分子面临一个残酷的事实，即知识分子的立法者与阐释者这两种角色面临失灵的危机。在消费社会中，国家已经很少需要知识分子的服务，社会民众也不需要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解释，相反，国家和民众对专业化专家的需求却不断增长，这让知识分子处于两难的境地，要么为了取悦国家和民众沦落为专家，要么被国家和民众抛弃。对此问题，鲍曼一方面坚持声称，知识分子的阐释者角色在后现代社会还会继续发挥功能。因为，在后现代社会中多元主义盛行，全球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已不复存在，现存的各种世界观均牢牢地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基础上（更准确的说，建立于各自的自主性权力制度的基础上）。而知识分子的后现代策略—阐释者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力量，阐释者可以成为各种“将每一个社会特殊的语言转化成其他的社会成员可以理解的形式；也可以向一个特殊的社会成员解释其价值观”⑩。但另一方面，鲍曼对知识分子与专家之间的竞争表示隐忧。因为专家知识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且具有自我扩张和自我繁殖性。一般来说，专家知识在某一特定领域变得越集中化、专门化和自治化，新的技能（新的技术能力）就越有机会被发明出来，结果技能要求应用，但借口是问题需要解决，于是，需要专家知识来解决的问题在其解决过程中衍生出更多的问题，专家知识实现了自我增长与自我繁殖，这是知识分子的立法与阐释角色无法做到的事。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专家知识为个体的不安和忧虑提供了解决方案，专家建议和由专家设计的物品满足了个体理性且确定性的需求，专家知识成为个体躲避不确定性和矛盾性的主要途径。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政治使命与道德责任感在消费社会中已经被市场取代，消费市场与商品诱惑成为社会整合和维持秩序的主要机制，成为社会中关于道德伦理的“仲裁者、观点的制造者和价值的确认人”。据此，鲍曼又认为，知识分子在与专家的竞争中肯定处于弱势地位，并且有继续弱化并被专家取代的危险。
结语
鲍曼正是在上述的矛盾性态度中表达了对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担忧，虽然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是我们从其言论中可以考察出：在后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将会沦为解决个体矛盾的专家，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将继續扮演阐释者角色。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社会学系；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USRP111A64）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英]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第12页，第13页，第1页，第1页，第2页，第2页，第4页，第5页。
⑩[英]丹尼斯·斯密斯：《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预言家》，萧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第125页。
责编 / 许国荣（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