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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日，经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批准，《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正式开始实施，此前，该规定已于2013年9月24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全文共28条，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规定了慈善协会不再具有公募的资格，北京市将另外成立慈善基金会履行该职能。“管办分离”，这一慈善工作者们期待多时的改革，终于踏出了它的第一步。
面临转型，习惯以体制思维进行思考的官办慈善机构下一步将如何发展？如何面对以服务为导向的新工作阶段？带着种种疑问，记者来到了北京市慈善协会。“这部规定酝酿了很久，主要着力点就在于划清政府参与慈善事业的界限，基金会与我们是两套班子，两块牌子，各自独立运行。当然，北京市慈善协会还可以继续开展救助活动，并负责慈善项目的运作，慈善基金会募集到的资金，也会用来支持北京市慈善协会。”北京市慈善协会常务副会长朱荣先这样对记者说道。
慈善之困
在朱荣先看来，虽然面临工作重心转移，但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还是让北京市慈善协会有了底气，“我们是1993年正式成立的，这在全国来看都是最早的。当时的会长是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通过几年的摸索，虽然有发展，但并不十分迅速。”此后何鲁丽上调全国人大，北京慈善协会会长就长期空缺下来。
“第二任慈善协会会长是张艳丽，她曾经是北京市人大副主任，所以来了以后协会的状态就有了很大变化。由于她有充裕的时间在慈善协会处理事务，我们的工作也开始起步。2008年我们改选第三届理事会，王长莲担任会长，北京市慈善协会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据朱荣先统计，从2008年到2012年底，北京市慈善协会共募集资金六亿多元，“虽然还不及同为经济大省的广东、上海慈善协会，但较之前已有很大进步。”然而，随着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该演好什么角色”的问题也慢慢开始显现……
即使距离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北美已过多年，但美国舆论对于政府救灾的批评却一直延续着。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新奥尔良市，遇难人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上千人，也几乎与此同时，布什宣布受灾的两个州进入紧急状态。650万份套餐被空投到灾区，数千架次搜寻的飞机几乎塞满了新奥尔良的天空，灾难初期，美国政府仅每天用于救灾的开支就接近20亿美元。
但没有官员敢于声称自己救灾有方，只有官员因救灾不力、在电视前作秀而辞职，有政府部门因反应不当而受到质询。虽然各级官员和政府部门因为责权不分而屡被奚落，却没有任何人指责普通公民捐款太少。对此，朱荣先解释道，“作为基督教国家，美国一直有慈善的传统，所以比较好发动，但从全球来看，慈善仍然是一项方兴未艾的事业，需要政府、社会、公民一起努力。”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政府同样支持着慈善，朱荣先对《中国新时代》记者表示，“王安顺市长很关注我们，一到北京他就专门找我们去汇报，问我们，‘北京慈善事业为什么不像外省市那么轰轰烈烈？’此外，吉林是我们的特邀顾问，市委常委李伟、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海平都是我们的顾问。但归根结底政府是规范、引导、推动的力量，并不应该直接募集。”
虽然带有官方色彩，不过官办机构的重叠还是为北京市慈善协会的工作带来很多曲折。“通过我们的调查，北京的慈善资源有很大潜力，但同时具有资质的机构也非常多，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它既有中央支持，又可以全国募集，很多国有大型企业都参与他们的互动。”朱荣先坦言，根据职责划分，北京市慈善协会主要的工作重点仍集中在北京市属单位。
寻找合力
任何改革之所以能成型，除了改革者的智慧与远见，现实问题的倒逼往往也必不可少。事实上，在我国，慈善资金的筹集一直是所有慈善事业参与者工作的重心。这其中，虽有汶川地震时的“同仇敌忾”，但更多的却是“郭美美”式的跌宕起伏。
2008年的汶川地震对于中国慈善来说无疑是里程碑式的，那场天灾打破了“中国人没有慈善意识”的谣言，但频频爆出的捐助丑闻也暴露了中国慈善发展的极度不成熟。“汶川的救灾其实很无序，报纸上宣传过的地方得到的捐款相对很多，有的学校能得到几亿，但他们根本不需要。而许多受了灾的地方却没有收到一分钱捐赠，但作为慈善组织，我们必须尊重捐款人的选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朱荣祥坦言，有的定向疾病捐款，病人其实已经去世，但捐款仍然源源不断，“这都需要政府来整体规范，个体去操作难免有失偏颇。”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时任总理温家宝在灾区回答记者关于如何确保善款和救灾物资不被贪污时说：“我们必须保证所有的款项全部用在救灾上，这件事情不能等到救灾以后再去查，必须做在前头。”中纪委随后进入灾区监督物资的使用情况，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严惩贪污挪用救灾物资等七种犯罪行为；5月28日，中央成立领导小组监督救灾物资的使用。这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因贪污而发生的挪用，但归根结底，与其说上述一系列事件折射出的是慈善机构的道德困境，毋宁说是以官私不分为特征的中国式慈善的体制困境。
依照我国《宪法》，公民在完成个人纳税义务后，国家无权再强行要求公民进行任何形式的捐献，而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慈善也从不只是公民和社会组织的事。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慈善捐助体系会慢慢与之配套。在采访过程中，许多慈善参与者也向记者强调，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捐助款物监督机制的粗放：对捐赠款物的来源、去向、监管使用等问题均尚未形成刚性约束。所以从长远看，出台《慈善法》，依法规范慈善参与各方应当是慈善发展的必由之路。
面对未来，政府、社会、公民怎样形成合力？在公民已有慈善意识，社会已有慈善组织的情况下，以北京市慈善协会改革为代表的政府参与方式转变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在采访中，最令朱荣先感到欣慰的还是北京市慈善协会不收取管理费的原则，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透明专业的操作就是应对挑战的最好方式。“按照国家规定，慈善机构可以收取百分之十的善款作为自己机构的管理费，但我们没有，我们可以保证百分之百的善款用在被捐赠者身上，这在机构权责改变以后也会一直保持下去。”除了承诺，硬性保障也很重要，据朱荣先介绍，在几年之前，北京市慈善协会就启动了第三方审计，除了民政局、市审计局外，协会还找到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最关键的还是制度建设，法律法规必须健全，慈善组织很多，资金如何流向必须进行有力监管，把慈善真正做成一个透明口袋。”
面临转型，习惯以体制思维进行思考的官办慈善机构下一步将如何发展？如何面对以服务为导向的新工作阶段？带着种种疑问，记者来到了北京市慈善协会。“这部规定酝酿了很久，主要着力点就在于划清政府参与慈善事业的界限，基金会与我们是两套班子，两块牌子，各自独立运行。当然，北京市慈善协会还可以继续开展救助活动，并负责慈善项目的运作，慈善基金会募集到的资金，也会用来支持北京市慈善协会。”北京市慈善协会常务副会长朱荣先这样对记者说道。
慈善之困
在朱荣先看来，虽然面临工作重心转移，但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还是让北京市慈善协会有了底气，“我们是1993年正式成立的，这在全国来看都是最早的。当时的会长是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通过几年的摸索，虽然有发展，但并不十分迅速。”此后何鲁丽上调全国人大，北京慈善协会会长就长期空缺下来。
“第二任慈善协会会长是张艳丽，她曾经是北京市人大副主任，所以来了以后协会的状态就有了很大变化。由于她有充裕的时间在慈善协会处理事务，我们的工作也开始起步。2008年我们改选第三届理事会，王长莲担任会长，北京市慈善协会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据朱荣先统计，从2008年到2012年底，北京市慈善协会共募集资金六亿多元，“虽然还不及同为经济大省的广东、上海慈善协会，但较之前已有很大进步。”然而，随着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该演好什么角色”的问题也慢慢开始显现……
即使距离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北美已过多年，但美国舆论对于政府救灾的批评却一直延续着。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新奥尔良市，遇难人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上千人，也几乎与此同时，布什宣布受灾的两个州进入紧急状态。650万份套餐被空投到灾区，数千架次搜寻的飞机几乎塞满了新奥尔良的天空，灾难初期，美国政府仅每天用于救灾的开支就接近20亿美元。
但没有官员敢于声称自己救灾有方，只有官员因救灾不力、在电视前作秀而辞职，有政府部门因反应不当而受到质询。虽然各级官员和政府部门因为责权不分而屡被奚落，却没有任何人指责普通公民捐款太少。对此，朱荣先解释道，“作为基督教国家，美国一直有慈善的传统，所以比较好发动，但从全球来看，慈善仍然是一项方兴未艾的事业，需要政府、社会、公民一起努力。”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政府同样支持着慈善，朱荣先对《中国新时代》记者表示，“王安顺市长很关注我们，一到北京他就专门找我们去汇报，问我们，‘北京慈善事业为什么不像外省市那么轰轰烈烈？’此外，吉林是我们的特邀顾问，市委常委李伟、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海平都是我们的顾问。但归根结底政府是规范、引导、推动的力量，并不应该直接募集。”
虽然带有官方色彩，不过官办机构的重叠还是为北京市慈善协会的工作带来很多曲折。“通过我们的调查，北京的慈善资源有很大潜力，但同时具有资质的机构也非常多，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它既有中央支持，又可以全国募集，很多国有大型企业都参与他们的互动。”朱荣先坦言，根据职责划分，北京市慈善协会主要的工作重点仍集中在北京市属单位。
寻找合力
任何改革之所以能成型，除了改革者的智慧与远见，现实问题的倒逼往往也必不可少。事实上，在我国，慈善资金的筹集一直是所有慈善事业参与者工作的重心。这其中，虽有汶川地震时的“同仇敌忾”，但更多的却是“郭美美”式的跌宕起伏。
2008年的汶川地震对于中国慈善来说无疑是里程碑式的，那场天灾打破了“中国人没有慈善意识”的谣言，但频频爆出的捐助丑闻也暴露了中国慈善发展的极度不成熟。“汶川的救灾其实很无序，报纸上宣传过的地方得到的捐款相对很多，有的学校能得到几亿，但他们根本不需要。而许多受了灾的地方却没有收到一分钱捐赠，但作为慈善组织，我们必须尊重捐款人的选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朱荣祥坦言，有的定向疾病捐款，病人其实已经去世，但捐款仍然源源不断，“这都需要政府来整体规范，个体去操作难免有失偏颇。”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时任总理温家宝在灾区回答记者关于如何确保善款和救灾物资不被贪污时说：“我们必须保证所有的款项全部用在救灾上，这件事情不能等到救灾以后再去查，必须做在前头。”中纪委随后进入灾区监督物资的使用情况，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严惩贪污挪用救灾物资等七种犯罪行为；5月28日，中央成立领导小组监督救灾物资的使用。这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因贪污而发生的挪用，但归根结底，与其说上述一系列事件折射出的是慈善机构的道德困境，毋宁说是以官私不分为特征的中国式慈善的体制困境。
依照我国《宪法》，公民在完成个人纳税义务后，国家无权再强行要求公民进行任何形式的捐献，而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慈善也从不只是公民和社会组织的事。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慈善捐助体系会慢慢与之配套。在采访过程中，许多慈善参与者也向记者强调，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捐助款物监督机制的粗放：对捐赠款物的来源、去向、监管使用等问题均尚未形成刚性约束。所以从长远看，出台《慈善法》，依法规范慈善参与各方应当是慈善发展的必由之路。
面对未来，政府、社会、公民怎样形成合力？在公民已有慈善意识，社会已有慈善组织的情况下，以北京市慈善协会改革为代表的政府参与方式转变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在采访中，最令朱荣先感到欣慰的还是北京市慈善协会不收取管理费的原则，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透明专业的操作就是应对挑战的最好方式。“按照国家规定，慈善机构可以收取百分之十的善款作为自己机构的管理费，但我们没有，我们可以保证百分之百的善款用在被捐赠者身上，这在机构权责改变以后也会一直保持下去。”除了承诺，硬性保障也很重要，据朱荣先介绍，在几年之前，北京市慈善协会就启动了第三方审计，除了民政局、市审计局外，协会还找到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最关键的还是制度建设，法律法规必须健全，慈善组织很多，资金如何流向必须进行有力监管，把慈善真正做成一个透明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