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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秋冬，我父亲汪锋再次受到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和刘志丹等一大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一起，被武装看押在瓦窑堡。据父亲讲，当时天天有人在关押他们的窑洞前面磨刀，大家也就都因此而作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
“刀下留人”后的父亲从毛主席、周副主席那里直接领受秘密任务
没有想到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长征来到了陕北。沿途的所见所闻，已经使中央的领导者们深刻地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发出了“刀下留人”的命令，并紧急派出王首道、贾拓夫等代表中央来到瓦窑堡做甄别工作，挽救了许多革命者的生命。贾拓夫和我父亲汪锋都是陕西地下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彼此十分了解。此时，他是随中央红军一起，从瑞金长征过来的。可能是贾拓夫向中央介绍了我父亲的情况。因此，父亲第一个被释放出来，并由王首道通知，让他马上赶往中央去接受任务。于是，我父亲也没有被甄别，就于当天出发了。
当时，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沿途一片喜气洋洋和欢庆胜利的景象。因此，笼罩在父亲心头上的阴云顿时云消雾散，感觉到轻松了许多。想到马上要接受任务，又能为党工作，心情顿时好了起来。他拼命地打着马，飞快地奔驰，想尽快地见到毛主席，见到周副主席，见到其他的中央领导人。
经过两天的路程，父亲赶到了富县原东村，杨尚昆等同志早已等候他多时。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似乎并不陌生。杨尚昆告诉他，他的任务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委派，并将他星期的时间里，中央首长们多次约谈他，了解他参加革命的经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过程和刘志丹等一些同志的情况。特别是让他谈了他所知道的杨虎城将军和西北军的情况。期间，约见他最多的是周副主席。同时，他还看了不少文件，学习了不少知识，知道了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了解了未来革命的发展形势。父亲讲，有了这段时间的学习和与领袖们的直接接触，他茅塞顿开，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心中敞亮多啦，又有了激情，也有了奋斗的目标。之后，毛主席又单独地约见了他。
父亲回忆说，在毛主席的窑洞里，主席缓慢而清晰明确地给他布置了任务。告诉他，要他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去西安，去和杨虎城将军谈判，以便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主席从全国要求抗日的形势，杨虎城将军以往的经历，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以及红军的策略出发，全面地分析了形势，阐述了观点。他告诉父亲说，谈判成功的希望非常大，但也要他作好牺牲的准备，鼓励父亲完成好任务。我父亲当即向毛主席表示，自己决不怕牺牲，有信心完成好任务。主席又指出，和杨虎城将军谈判时，要多谈合作前景，少谈以往的不愉快，多谈抗日的共同目标，力促谈成。并说他会亲自给杨虎城将军写封信，让我父亲带着，以便向杨说明红军的主张，并让父亲等他写好信后再出发。
在随后的时间里，父亲和其他同志一道，详细地制定了谈判计划，仔细地研究了谈判细节，对谈判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准备了对策，制定了谈判的方案。并且，选择了相对安全的路线。过后，父亲拿到了毛主席和彭德怀分别写给杨虎城将军、邓宝珊将军和杜斌丞高级参议的信，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将这些信和党的《八一宣言》缝在一件长棉袍里，穿在身上。肩上搭上一个褡裢，装上一把算盘，提了一包行李，扮成讨账先生，和同志们一一告别后，离开了中央驻地。在途中又雇了个车夫，义无反顾地向西安方向走去。
沿途险情不断，又总能化险为夷
父亲讲，一路上还算顺利，到了国民党统治区长武县离县城不远时，他打发走了车夫，一人独自向前。突然，有两个人大喊大叫地从后面追了上来，强行阻挡住了他的去路，要搜查他。父亲当然不干，双方就撕打了起来。混乱中，有人一把扯破了穿在他身上的棉袍，只听哗啦一声，信和文件流淌了一地，双方不约而同地都停了下来，两个家伙低头一看，只见有个信皮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陕西行政公署杨虎城主任亲启”的字样，顿时傻了眼。父亲立刻判断出来人不是国民党的正规特务，灵机一动，马上沉下脸来，大发雷霆，瞪大眼睛冲上前去踹了对方每人两脚，大声斥责，声称自己是政府派出的高级特工，在做秘密公干。骂着说：狗日地，你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人，杨主任知道了，看你们还想活不想?两个家伙赶忙解释说他们不是土匪，是县长派出来巡视的，看到送我父亲的车轮上有红色泥土，知道是从北边过来的，就追上来盘问。父亲就势了解了情况，当他听到长武县县长是党伯弧时，不禁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党伯弧早年参加共产党，和我父亲多有来往，知道他是杨虎城体系内的人，估计不会坏事，便缓和了口气，假装算了，让特务去把党县长叫来，他有话要说。经此一闹，两个特务早已吓得战战兢兢，彻底服软。一个收拾好东西低头哈腰地跟在父亲后面，一个返身向县城跑去，去向县长通报。
父亲端起了架子，路边找了一个茶馆，由特务伺候着他养足了精神。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让特务提着行李跟在他身后，向县城走去。到了北门外，县长党伯弧已经在此等候多时啦。可是当他看清楚来人竟然是陕西共产党的大头子汪锋时，不由得吃了一惊。我父亲快步上前握住党伯弧的手，热情地大声寒暄，并小声说有话要说，让党县长支开了特务。在确信没人能听到他们谈话时，父亲就严肃地告诉党伯弧，他是代表红军去西安和杨虎城将军谈判的，如果想要升官发财的话，可将他交给国民党驻军(东北军)，可是为国家民族和西北军的前途着想，就应该帮助他去见杨虎城。党县长马上态度十分坚决地表示，他非势利小人，决不会把我父亲交给敌人。但长武县离西安有三百多里，途中特务和关卡很多，也不知道杨虎城的态度，万一有个闪失，他实在担待不起。父亲想了一下即说，可以将他当作“要犯”，押送到西安去交给杨，有什么事情的话，父亲也绝不会牵连他。党伯弧同意这个办法，招来特务把我父亲押进县城关了起来。第二天一早，派了几个兵拿着枪，将我父亲捆着，用汽车送往西安东关西北军军法处。
谈判初始并不顺利。父亲耐心细致的工作，更有许多党内外朋友的相助，终于达成协议
到了西安后不久，杨虎城将军看过了毛主席的信，在新城他的办公室里约见了我的父亲。见面后，杨虎城的态度十分冷淡，他说，他和他的部下都认为红军没有诚信，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杨部孙蔚如在汉中驻防，与红四方面军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并按协议向红军提供了帮助，但红军在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进攻汉中，使杨部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第二，国民政府曾多次来电，指责杨部 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中共党员，让杨查办，杨未予理睬，而红军却设伏将其杀害；要我父亲解释。父亲说，将军是军事家，汉中是个盆地，红军若想消灭孙部，可守住隘口，围而聚歼，绝对不会是一路平推。红军此次战役目的，是进攻汉中威胁天水，天水是胡宗南的老巢，调动其回防，以便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汇合。事实上，此次战役也取得了战役效果，胡宗南部确实回撤。同时，也正是由于红军信守了协议，才使孙部不受牵制，防止了胡宗南部进入汉中，孙部才有了发展的机会。父亲同时坦然承认张汉民确实是共产党员，由于误会被错杀，这首先是我党的重大损失，但将军也正好可以以此向蒋介石证明，贵部没有共产党。同时，向杨虎城将军陈述了红军的抗日主张，和联合的目的。杨虎城将军的态度渐渐地缓和了下来，并将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先生介绍给了父亲，说自己的公务繁忙，由王代表他商谈具体的合作方式。随后，结束了会谈。
父亲住在军法处，处长张依中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跟我父亲早就认识，时常向他打听刘志丹等人的情况，暗示想重新入党，对我父亲非常照顾，为他提供了不少方便。在军法处，我父亲除了和王菊人会谈外，也时常外出，去找杜斌丞等人，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并获得杜斌丞的赞许。这里特别要提示一下，王菊人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在渭华暴动中和我父亲相识，虽然脱党，但思想倾向革命。有天，张依中私下告诉我父亲说，他的活动已引起外界注意，杨已经下令，如果我父亲被国民党方面抓捕，一定要抢回来，抢不回来的话，也只能交死人，要我父亲一定注意安全。
大约过了一个月，在和王菊人秘书进行了多次商议后，确定了合作的四个协议：一、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紧密联系；三、十七路军在适当的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后来，杨虎城将军又约见了我父亲一次，气氛很好，是礼节性的，主要是告别。杨虎城说有个朋友要托我父亲带上一道走，还向他介绍了护送他们的副官庞子杰，但杨虎城并不知道庞是我父亲领导下的中共党员。
在归途中，我父亲知道了跟着的人叫王世英，也是中共党员，特别是庞子杰告诉他，要经过的最后据点的守卫部队是阎揆要团时，他非常兴奋，俩人分别大半年了，真想马上见到战友。可是当真正见到阎揆要时，阎却摸不着头脑，说话含含糊糊，啊啊哈哈地，十分尴尬，我父亲也不好点破。安顿住下后，父亲才找了个机会和阎揆要单独见了面，阎说真没想到“中央大员”竟然是你，怎么搞的?父亲向他叙述了分别后的情况，说到张汉民时，两人都为其牺牲感到悲痛而惋惜，说到红军的领袖和抗日主张时，俩人都充满了信心，感到今后有了希望。过后，阎揆要又派人把他们护送到了根据地边上。可是他们一进入根据地就被当作探子捆了起来，直到有人认出父亲是原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时，才被释放，时间是1935年12月。
1936年8月，父亲和叶剑英、彭雪枫、边章伍、潘汉年、吴自立、刘鼎、刘克东等八人化妆成南京大员，又回到西安。叶帅率领其他同志去做东北军的工作，我父亲率刘克东在阎揆要团团部设立了电台，直接和中央联络，先后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指挥，在西安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此是后话。
父亲回顾这段历史时，感受最深的是，由于党的路线正确，杨虎城将军的思想爱国、倾向革命，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等各方面因素，使他能够顺利地完成了毛主席亲自交给他的任务。特别感慨的是，从西安返回时，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里，护送、跟随和迎接他的人竟然都是共产党人，又遇到了许许多多同情和向往革命的人，这是党的影响和力量啊。他能谈得好，也是靠大家集体的智慧，准备得充分，个人没有什么。如果不是“刀下留人”，哪有他的今天?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四面树敌，革命的路真是越走越死。要多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志，他们才是英雄……
听完父亲所讲的故事，让我浮想联翩。诚然，父亲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从来很少把功劳只算在自己头上。可是我想，杨虎城将军当年43岁，已经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多年，权倾陕甘两省的国民党三星上将。而我父亲年仅25岁，又是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大敌当前的时侯，他显然处于劣势，处于不利地位。但父亲能够从容应对，镇定自如，当面消除了杨虎城将军对红军的误解，再次沟通了红军和党与杨虎城将军之间的联系，使长征的落脚点一一陕北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肯定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当然是功不可没的。
由于我党在1935年即和杨虎城部达成了协议，战场上实际已经停火。而东北军在连连遭受打击时，却看到西北军进退有序，不受损失。这使张学良将军猜到了杨虎城将军和红军已经有了秘密协议。加上他的内部和部下，在红军和地下党的感召下，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不愿再打内战，促使了他的思想变化，转而主动地去找党、找红军，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最后，和杨虎城将军一起，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汪锋简历
陕西省蓝田人。学生时代投身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参加渭华暴动。1931年在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干部队学习军事，并开展地下兵运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1932年8月至1933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及陕西地方保安团队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10月至12月任中共渭北特委委员、军委书记、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1933年起先后任红军第二十六军代政治委员兼第二团党委书记、代政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书记、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等职。1945年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全国解放后，曾先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等职。1987年4月被增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12月12日在北京逝世。
“刀下留人”后的父亲从毛主席、周副主席那里直接领受秘密任务
没有想到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长征来到了陕北。沿途的所见所闻，已经使中央的领导者们深刻地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发出了“刀下留人”的命令，并紧急派出王首道、贾拓夫等代表中央来到瓦窑堡做甄别工作，挽救了许多革命者的生命。贾拓夫和我父亲汪锋都是陕西地下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彼此十分了解。此时，他是随中央红军一起，从瑞金长征过来的。可能是贾拓夫向中央介绍了我父亲的情况。因此，父亲第一个被释放出来，并由王首道通知，让他马上赶往中央去接受任务。于是，我父亲也没有被甄别，就于当天出发了。
当时，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沿途一片喜气洋洋和欢庆胜利的景象。因此，笼罩在父亲心头上的阴云顿时云消雾散，感觉到轻松了许多。想到马上要接受任务，又能为党工作，心情顿时好了起来。他拼命地打着马，飞快地奔驰，想尽快地见到毛主席，见到周副主席，见到其他的中央领导人。
经过两天的路程，父亲赶到了富县原东村，杨尚昆等同志早已等候他多时。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似乎并不陌生。杨尚昆告诉他，他的任务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委派，并将他星期的时间里，中央首长们多次约谈他，了解他参加革命的经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过程和刘志丹等一些同志的情况。特别是让他谈了他所知道的杨虎城将军和西北军的情况。期间，约见他最多的是周副主席。同时，他还看了不少文件，学习了不少知识，知道了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了解了未来革命的发展形势。父亲讲，有了这段时间的学习和与领袖们的直接接触，他茅塞顿开，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心中敞亮多啦，又有了激情，也有了奋斗的目标。之后，毛主席又单独地约见了他。
父亲回忆说，在毛主席的窑洞里，主席缓慢而清晰明确地给他布置了任务。告诉他，要他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去西安，去和杨虎城将军谈判，以便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主席从全国要求抗日的形势，杨虎城将军以往的经历，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以及红军的策略出发，全面地分析了形势，阐述了观点。他告诉父亲说，谈判成功的希望非常大，但也要他作好牺牲的准备，鼓励父亲完成好任务。我父亲当即向毛主席表示，自己决不怕牺牲，有信心完成好任务。主席又指出，和杨虎城将军谈判时，要多谈合作前景，少谈以往的不愉快，多谈抗日的共同目标，力促谈成。并说他会亲自给杨虎城将军写封信，让我父亲带着，以便向杨说明红军的主张，并让父亲等他写好信后再出发。
在随后的时间里，父亲和其他同志一道，详细地制定了谈判计划，仔细地研究了谈判细节，对谈判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准备了对策，制定了谈判的方案。并且，选择了相对安全的路线。过后，父亲拿到了毛主席和彭德怀分别写给杨虎城将军、邓宝珊将军和杜斌丞高级参议的信，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将这些信和党的《八一宣言》缝在一件长棉袍里，穿在身上。肩上搭上一个褡裢，装上一把算盘，提了一包行李，扮成讨账先生，和同志们一一告别后，离开了中央驻地。在途中又雇了个车夫，义无反顾地向西安方向走去。
沿途险情不断，又总能化险为夷
父亲讲，一路上还算顺利，到了国民党统治区长武县离县城不远时，他打发走了车夫，一人独自向前。突然，有两个人大喊大叫地从后面追了上来，强行阻挡住了他的去路，要搜查他。父亲当然不干，双方就撕打了起来。混乱中，有人一把扯破了穿在他身上的棉袍，只听哗啦一声，信和文件流淌了一地，双方不约而同地都停了下来，两个家伙低头一看，只见有个信皮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陕西行政公署杨虎城主任亲启”的字样，顿时傻了眼。父亲立刻判断出来人不是国民党的正规特务，灵机一动，马上沉下脸来，大发雷霆，瞪大眼睛冲上前去踹了对方每人两脚，大声斥责，声称自己是政府派出的高级特工，在做秘密公干。骂着说：狗日地，你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人，杨主任知道了，看你们还想活不想?两个家伙赶忙解释说他们不是土匪，是县长派出来巡视的，看到送我父亲的车轮上有红色泥土，知道是从北边过来的，就追上来盘问。父亲就势了解了情况，当他听到长武县县长是党伯弧时，不禁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党伯弧早年参加共产党，和我父亲多有来往，知道他是杨虎城体系内的人，估计不会坏事，便缓和了口气，假装算了，让特务去把党县长叫来，他有话要说。经此一闹，两个特务早已吓得战战兢兢，彻底服软。一个收拾好东西低头哈腰地跟在父亲后面，一个返身向县城跑去，去向县长通报。
父亲端起了架子，路边找了一个茶馆，由特务伺候着他养足了精神。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让特务提着行李跟在他身后，向县城走去。到了北门外，县长党伯弧已经在此等候多时啦。可是当他看清楚来人竟然是陕西共产党的大头子汪锋时，不由得吃了一惊。我父亲快步上前握住党伯弧的手，热情地大声寒暄，并小声说有话要说，让党县长支开了特务。在确信没人能听到他们谈话时，父亲就严肃地告诉党伯弧，他是代表红军去西安和杨虎城将军谈判的，如果想要升官发财的话，可将他交给国民党驻军(东北军)，可是为国家民族和西北军的前途着想，就应该帮助他去见杨虎城。党县长马上态度十分坚决地表示，他非势利小人，决不会把我父亲交给敌人。但长武县离西安有三百多里，途中特务和关卡很多，也不知道杨虎城的态度，万一有个闪失，他实在担待不起。父亲想了一下即说，可以将他当作“要犯”，押送到西安去交给杨，有什么事情的话，父亲也绝不会牵连他。党伯弧同意这个办法，招来特务把我父亲押进县城关了起来。第二天一早，派了几个兵拿着枪，将我父亲捆着，用汽车送往西安东关西北军军法处。
谈判初始并不顺利。父亲耐心细致的工作，更有许多党内外朋友的相助，终于达成协议
到了西安后不久，杨虎城将军看过了毛主席的信，在新城他的办公室里约见了我的父亲。见面后，杨虎城的态度十分冷淡，他说，他和他的部下都认为红军没有诚信，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杨部孙蔚如在汉中驻防，与红四方面军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并按协议向红军提供了帮助，但红军在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进攻汉中，使杨部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第二，国民政府曾多次来电，指责杨部 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中共党员，让杨查办，杨未予理睬，而红军却设伏将其杀害；要我父亲解释。父亲说，将军是军事家，汉中是个盆地，红军若想消灭孙部，可守住隘口，围而聚歼，绝对不会是一路平推。红军此次战役目的，是进攻汉中威胁天水，天水是胡宗南的老巢，调动其回防，以便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汇合。事实上，此次战役也取得了战役效果，胡宗南部确实回撤。同时，也正是由于红军信守了协议，才使孙部不受牵制，防止了胡宗南部进入汉中，孙部才有了发展的机会。父亲同时坦然承认张汉民确实是共产党员，由于误会被错杀，这首先是我党的重大损失，但将军也正好可以以此向蒋介石证明，贵部没有共产党。同时，向杨虎城将军陈述了红军的抗日主张，和联合的目的。杨虎城将军的态度渐渐地缓和了下来，并将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先生介绍给了父亲，说自己的公务繁忙，由王代表他商谈具体的合作方式。随后，结束了会谈。
父亲住在军法处，处长张依中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跟我父亲早就认识，时常向他打听刘志丹等人的情况，暗示想重新入党，对我父亲非常照顾，为他提供了不少方便。在军法处，我父亲除了和王菊人会谈外，也时常外出，去找杜斌丞等人，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并获得杜斌丞的赞许。这里特别要提示一下，王菊人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在渭华暴动中和我父亲相识，虽然脱党，但思想倾向革命。有天，张依中私下告诉我父亲说，他的活动已引起外界注意，杨已经下令，如果我父亲被国民党方面抓捕，一定要抢回来，抢不回来的话，也只能交死人，要我父亲一定注意安全。
大约过了一个月，在和王菊人秘书进行了多次商议后，确定了合作的四个协议：一、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紧密联系；三、十七路军在适当的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后来，杨虎城将军又约见了我父亲一次，气氛很好，是礼节性的，主要是告别。杨虎城说有个朋友要托我父亲带上一道走，还向他介绍了护送他们的副官庞子杰，但杨虎城并不知道庞是我父亲领导下的中共党员。
在归途中，我父亲知道了跟着的人叫王世英，也是中共党员，特别是庞子杰告诉他，要经过的最后据点的守卫部队是阎揆要团时，他非常兴奋，俩人分别大半年了，真想马上见到战友。可是当真正见到阎揆要时，阎却摸不着头脑，说话含含糊糊，啊啊哈哈地，十分尴尬，我父亲也不好点破。安顿住下后，父亲才找了个机会和阎揆要单独见了面，阎说真没想到“中央大员”竟然是你，怎么搞的?父亲向他叙述了分别后的情况，说到张汉民时，两人都为其牺牲感到悲痛而惋惜，说到红军的领袖和抗日主张时，俩人都充满了信心，感到今后有了希望。过后，阎揆要又派人把他们护送到了根据地边上。可是他们一进入根据地就被当作探子捆了起来，直到有人认出父亲是原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时，才被释放，时间是1935年12月。
1936年8月，父亲和叶剑英、彭雪枫、边章伍、潘汉年、吴自立、刘鼎、刘克东等八人化妆成南京大员，又回到西安。叶帅率领其他同志去做东北军的工作，我父亲率刘克东在阎揆要团团部设立了电台，直接和中央联络，先后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指挥，在西安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此是后话。
父亲回顾这段历史时，感受最深的是，由于党的路线正确，杨虎城将军的思想爱国、倾向革命，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等各方面因素，使他能够顺利地完成了毛主席亲自交给他的任务。特别感慨的是，从西安返回时，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里，护送、跟随和迎接他的人竟然都是共产党人，又遇到了许许多多同情和向往革命的人，这是党的影响和力量啊。他能谈得好，也是靠大家集体的智慧，准备得充分，个人没有什么。如果不是“刀下留人”，哪有他的今天?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四面树敌，革命的路真是越走越死。要多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志，他们才是英雄……
听完父亲所讲的故事，让我浮想联翩。诚然，父亲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从来很少把功劳只算在自己头上。可是我想，杨虎城将军当年43岁，已经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多年，权倾陕甘两省的国民党三星上将。而我父亲年仅25岁，又是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大敌当前的时侯，他显然处于劣势，处于不利地位。但父亲能够从容应对，镇定自如，当面消除了杨虎城将军对红军的误解，再次沟通了红军和党与杨虎城将军之间的联系，使长征的落脚点一一陕北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肯定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当然是功不可没的。
由于我党在1935年即和杨虎城部达成了协议，战场上实际已经停火。而东北军在连连遭受打击时，却看到西北军进退有序，不受损失。这使张学良将军猜到了杨虎城将军和红军已经有了秘密协议。加上他的内部和部下，在红军和地下党的感召下，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不愿再打内战，促使了他的思想变化，转而主动地去找党、找红军，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最后，和杨虎城将军一起，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汪锋简历
陕西省蓝田人。学生时代投身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参加渭华暴动。1931年在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干部队学习军事，并开展地下兵运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1932年8月至1933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及陕西地方保安团队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10月至12月任中共渭北特委委员、军委书记、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1933年起先后任红军第二十六军代政治委员兼第二团党委书记、代政治委员、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书记、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等职。1945年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全国解放后，曾先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等职。1987年4月被增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12月12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