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请回来。
　　一场声势浩大的招商引资活动在浙江大地展开。招商主办单位都是地级市政府，招商的对象是这些地级市在外的商界精英，请浙商回家投资，让这一招商活动更加富有温情色彩。
　　本刊记者了解到，为配合这场引资活动，浙江省各级政府已经制定回归企业的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并落实相关的责任人。据浙江省政府经合办主任姚少平介绍，“浙商回归”已成为2012年浙江省政府的“头号工程”。
　　浙江省希望通过此举能度过艰难的产业转型升级期，并为浙江经济的转型注入新的活力。
　　浙商回家
　　4月15日，由宁波市委、市政府举办首届世界“宁波帮”大会在宁波召开，1000多位的海内外“宁波帮”代表齐聚在甬城。与以往“宁波帮”纯粹共叙乡贤情谊不同，这次“宁波帮”大会有着鲜明的主题：创业闯世界，合力兴家乡。在大会上，宁波市委书记王辉忠发表讲话，并热烈地邀请各界宁波帮代表回家乡投资建设，为宁波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无独有偶，4月20日，为期四天的第三届越商大会在绍兴拉开帷幕，400余名越商代表齐聚一堂，在这次越商大会上，主办方提出“反哺家乡、振兴绍兴”大计。
　　绍兴市有关部门曾有过统计，目前在外越商大约是40多万人，每年创造财富达2500亿，相当于另外一个绍兴市的GDP产值。
　　与宁波一样，为了更好地招商引资，绍兴出台了“加强越商工作，促进回归经济”、“越商总部基地”、“越商产业园”等回归经济政策意见，给招商提供政策支持。据一位参会的越商代表介绍，为了解决回归企业的落地问题，绍兴还专门规划2000多亩的越商产业园，同时还在市区镜湖新区规划越商总部基地，希望越商将总部搬回到绍兴，促进当地GDP的快速发展。“政策真的很优惠，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该人士表示。
　　事实上，在省一级政府层面，希望浙商回归的呼声，早就已经传开。
　　今年春节前，一批在全国各地的浙江商会会长被邀请列席浙江省两会，在此期间，召开了省外浙商会长座谈会。在当天的大会上，浙江省副省长王建满带着浙江省发改委、财政厅、环保厅、地税厅和工商局等省直单位的官员一同出席。王建满宣布，浙江省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组长由浙江省副书记李强担任，下辖浙江省内20多个省直部门。王建满为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参会的省直机关官员都将作为成员进入领导小组，直接对接浙商回归工程。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座谈会开始之前，浙江省省长夏宝龙也专程赶来，与各位浙商会长见面合影，代表省政府表达欢迎省外“浙商”回家投资的愿望。
　　
　　在外浙商并不容易
　　今年47岁的杜峰是温州瑞安人，目前担任成都横峰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在浙江省政府的大力号召下，浙商资本回归的可能性比较大。杜峰认为，除了这次给的政策确实比较优惠外，浙商近几年在外投资也并不是十分顺利，“逆境受挫想家，这也是人之常情。”杜峰说。
　　全国各地到浙江的招商机构林林总总，一些中西部地级市在浙江资本雄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纷纷设立招商办公室，每年的招商活动都是这些地级市负责经济的副市长莅临会议，欢迎浙商去当地投资，并承诺包括税收土地等在内的各种优惠政策。
　　一些浙商在招商引资会留下电话后，当地政府甚至专门派人来接洽，请浙商去当地考察投资环境。瑞安一个身家数千万的小老板，应邀到中部某县级市投资考察。到该县后，这位商人受到县委领导的接见，电视台记者当场录像，并在当天晚上的县新闻里滚动播出。三天后，当他回浙江时，招商办的工作人员将光碟送给他作为纪念品。
　　这位商人感动不已，决定投资当地以报“知遇之恩”。等他投资后，发现当初承诺的政策都打折扣。更要命的是，当时接见他的县委领导全部换届，新来的领导“翻脸不认账”。
　　2008年5月，在金融危机猛烈的时候，现金流充裕的金晓洪在北海市招商局的招商会上，受到当地欢迎。在有关人士的撮合下，金晓洪名下的锦江房产与北海艺术设计职业学院签订了联合开发北海市上海路71亩地的合同，并于2008年9月在北海艺校获得该项目的土地证后开始启动。
　　经过一年的磨合后，锦江房产和艺术学院在2009年8月完成了该项目工程招投标的所有报批手续，并联合向北海市政府申报把土地过户到锦江房产名下。2009年11月28日，获得了北海市政府同意过户的批文。然而，12月7日，政府又把该土地批给了大山房地产公司。据此，金晓洪将北海市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并求救浙商资本促进会希望发起维权。
　　在2012年4月，北海市给浙商资本促进会的回函中，指出北海市政府批给大山房地产公司的土地证是合法的，并认为锦江房产与艺术学院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希望与艺术学院协商解决。
　　“在外投资，如果没有相对可靠的人脉，投资的政策风险会很大。”金晓洪告诉本刊记者。
　　重回实业的愿景
　　“浙商回归”的呼声，在2011年夏天已经有先兆。
　　2011年夏天，浙商夏季论坛在杭州召开，省内外的浙商与专家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进行深入的研讨。
　　“这几年，浙江的企业家都感到茫然。”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杜峰说，2009年的“山西煤改”可以视为浙商在外投资的转折点，如果以前浙江只知道商业风险的话，那么“山西煤改”让很多浙商感觉到政策的变化无常。“在外生活十多年，从未经历过如此的动荡。”杜峰曾在山西投资煤矿，血本无归后，在成都房地产市场经历大逆转后，转危为安。
　　据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的分析和报告，在2009年的“山西煤改”运动中，大概有500亿的浙江民间资本在山西折戟，牵扯面之广和损失之惨重，成为浙江资本对外投资的一次滑铁卢。
　　2011年起，中国经济进入最复杂的一年。曾经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排头兵的浙江，出现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从2011年到2012年，在“钱荒”、“用工荒”、“电荒”和“成本高”、“税负高”这“三荒两高”的压力下，浙江经济进入痛苦的转型期。
　　据统计，在过去的10年中，浙江GDP增速已经连续下滑，近年来已经连续低于邻省江苏，从3月15日商务部的统计资料看，2011年江苏经济规模已经占到47%左右，浙江优势被淡化。
　　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国内人工原材料的涨价，浙江以出口为导向的民企，利润逐年下滑，一些出口导向型的小企业，正在陷入微利的时代。随着利润的下滑，一些企业纷纷外迁，将制造加工业迁到外省进行发展，大量资金外流，造成浙江的产业空心化。
　　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曾从2009年起就关注浙江“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并警告，如果不回归实业，浙江将为虚拟经济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4万亿投资热潮之后，浙江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中心重新转移到实业上来，借助浙商的民间资本优势，完成这次转型，也表现浙江省政府的决心和魄力。”周德文告诉本刊记者。
　　回归有门槛
　　“浙商回归”项目规格都比较高，浙江省政府倡导的浙商回归是高质量的回归，目的是重振实业。
　　在浙江省出台的一系列针对性优惠性政策中，有着明显的导向，“省政府确定的战略型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浙江省重大浙商回归项目，由当地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待项目工地手续完成后，浙江省给予一定的指标奖励”。
　　赛伯乐（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朱敏作为宁波帮海外代表参加宁波帮大会，这位传奇的IT精英从2001年回国后，就一直致力于创投行业的研究和投资。
　　朱敏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浙江经济转型和城市化发展，给创投行业带来很多机会。如果浙江要真正的城市化，必须做到服务产业和教育产业的现代化，“把农民解放出来，变成有知识的产业工人。”朱敏说。
　　他认为，宁波目前迫切需要做的是加工服务业的创新，在制造业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创新服务。“任何时代都有特点，历史是不可重复的，现在美国想把制造业带回去也很困难，因为已经过这个时期了，成熟的产业技工都老了，没人来做，也没有针对制造业的风险投资了，但是，这一切在中国才开始，给我们很多机会。”朱敏告诉本刊记者。
　　“地方政府对服务业存在很多的误解，从带动GDP的角度来说，服务业确实不如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来得快，很多科技园区开发到最后变成了房地产项目，说明政府和企业家太急功近利。加工型服务业是让制造业有科技的含量，在城市化过程中加入科技化，这是一个很大的产业，通过加工服务业的发展，也能弥补浙江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比例低的短板，并改善城市的治理，城市化过程就蕴含着一个巨大的服务业发展机会。”朱敏说。
　　朱敏提倡智慧城市概念，他认为，现在中国发展智慧城市比欧洲有更好的机会。“现在欧洲城市化已经完成，再做智慧城市就比较困难。比如停车难和开车难问题，欧美停车场都已经固定下来，再去线路改造和产权买卖，就是代价比较大的，做新能源汽车也一样，欧美是完全要独立再做一次，但是中国可以一步到位，在建造地下停车场解决电池充电问题，并植入车流网情况，这就是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