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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是由明代大儒王阳明弟子对其语录和信件编撰整理而成，“传习”二字取自《论语》首章之“传不习乎”，朱熹训之曰“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与《论语》类似，《传习录》亦是一部语录体，即阳明与弟子的对话实录，集中反映了阳明成熟时期的重要思想如“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等。以《传习录》为核心的阳明心学自其诞生后，对明清特别是近现代之中国历史影响甚大，曾国藩、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蒋介石都甚为推崇阳明心学，将其视为冲决网罗、改天换地之精神资源。
毛泽东亦不例外，青年时便十分推崇阳明心学，曾言：“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并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对此大加赞赏，给了一百分。对心之力如此着迷，可见毛泽东受阳明心学影响之深。1942年致信刘少奇更直言不讳：“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
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鲜明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传习录》代表了中华文明心学思想之高峰，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华文明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政党自身的价值观亦深受其影响。笔者在阅读《传习录》过程中，联想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力图勾勒出阳明心学与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思想渊源与内生性逻辑。
《传习录》上卷，学生希渊问了王阳明一个儒学史上十分重要的问题：“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能力大小不同，为何都是圣人呢？圣人可学之方在哪？面对学生提问，王阳明当即指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看见学生仍有些困惑，阳明以精金所以为精金者，作了形象生动贴切之比喻：
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
看见学生稍有些开悟，阳明话锋一转，形象地指出：
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
一语道破玄机，让困惑的学生醍醐灌顶豁然贯通。进而阳明循循善诱，道出了圣人可学而至之方：
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
同时，阳明借机纠正了自古以来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认知误区：“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欲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由此，道理已十分明白，要想即凡而圣并不神秘，不在于追求能力之大小，而在于通过修身养性，去人欲使天理至纯而已。悟道后的学生高兴得手舞足蹈，称赞先生道：“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由此，来考察一下由毛泽东所作被喻为“老三篇”之一的《纪念白求恩》中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句：“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此句可谓与王阳明的“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的精神一以贯之。儒家的圣人，不在于才力大小，而在于天理之纯；共产党人的模范，不在于能力大小，而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由此，我们才能理解1959年10月26日劳模表彰大会上刘少奇真挚地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的那段话：“老时啊，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个是国家主席，一个是掏粪工人，能力当然有大小。但共产党人之为共产党人，关键在于为人民服务之精神纯度，只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纯度一样，无论能力大小，那他就是一位共产党人的先进模范。亦才会深刻理解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在参观雷锋纪念馆时所言：
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它是五千年优秀中华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结合，“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这与我们当前的“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一脉相承的。
雷锋就是一位普通戰士，但用他那短暂的一生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纯度。因此，一个共产党人不论其职务高低，能力大小，只要时刻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纯洁性，那他就一位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传习录》中卷，在答聂文蔚的回信中，王阳明自述其用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良知之学以救济唤醒天下陷溺斯民之心路历程。阳明曾谆谆告诫门人：
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
对此良知之学，阳明认为并非人力之造作，“此学数千百年，想是天机到此，也该发明出来了，此必非某之思虑所能及也”。因此，良知之学并非仅为一家体悟修身之私学，而是天命救济斯民之公学，只是在阳明看来，此天机之学经过百死千难已被他觉悟到了。“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良知之学虽可使天下治，但具体到某一人运用此学以治天下，则必然因德性不够能力有限而遭遇众人之误解，甚至讥讽。“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但阳明始终秉持“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之信念，认为斯民之痛即是已之痛，必须拯救斯民于水火： 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呼？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见者方相与揖让谈笑于其旁，以为是弃其礼貌衣冠而呼号颠顿若此，是病狂丧心者也。故夫揖让谈笑于溺人之旁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无亲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谓之无恻隐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爱者，则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尽气，匍匐而拯之。彼将陷溺之祸有不顾，而况于病狂丧心之讥乎？而又况于蕲人信与不信乎！
因此，在阳明看来，天下陷溺之民只要还有一人病狂丧心未被拯救，即是被天下人目为病狂丧心之人，亦要义无反顾而救之。“呜呼！今之人虽谓仆为病狂丧心之人，亦无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犹有丧心者矣，吾安得而非丧心乎？”最后，在阳明看来，这即儒家一体之仁之生命通感与救世情怀，“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即是阳明良知救世之学的信仰支撑。
王阳明的“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犹有丧心者矣，吾安得而非丧心乎？”这种只有救尽天下病狂丧心之最后一人，自己才得以被拯救之精神，其实与《共产党宣言》所言“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种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救世精神内涵相当一致。
青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亦曾以儒家君子小人德性之分论及万物一体之仁的救世情怀：“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但毛泽东认为，小人虽然累及君子，但亦属可怜悯之人，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
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救世精神，的确承继了儒家万物一体之仁的救世情怀。而这种救世情怀，在被喻为共产党人“老三篇”之一的经典著作《为人民服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为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受难人民的自由解放，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置生死于度外。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共产党人为人民利益奋斗到底的牺牲精神，就是生命的事业：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这种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就是一种信仰觉悟升华后的良知救世情懷。
《传习录》下卷，在回答友人何为异端之问时，王阳明更是单刀直入，一语道破其持守之群众立场。“或问异端。先生曰：‘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异端一词，语出《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朱熹集注引范氏言：“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由此可见，自先秦以来异端都是言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唐宋以来尤以佛道为甚。但当有人直接问异端时，阳明的回答耐人寻味，并不如以往儒者那样自然地视佛道为异端，而是给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正统与异端之标准，愚夫愚妇即群众之标准，亦即道德经所言“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阳明始终以民为本，“亲民之学不明，而天下无善治矣”；重视愚夫愚妇，“人君之举动，当以民心为心”，“惟民之所欲是从耳”，“惟吾民之所愿是顺耳”；要关怀民生疾苦，“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势之难为”。持的是群众立场，走的是群众路线。之所以能如此，就在于坚守儒家一以贯之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信念。其实，在中国传统圣贤君子及其经典著作中，始终重视愚夫愚妇即人民群众之地位，强调仁义德政落实之关键即在于重视群众，走上下相交的群众路线。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否卦》有言：“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相交万物才能生生不息，在上之治者与在下之大众相交才能志同道合，同心同德。《中庸》云：“《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亦是君子须与愚夫愚妇相交相察，方能成就君子之道。其实被誉为浙东史学殿军的章学诚所言之“学于众人，斯为圣人”，更是王阳明“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的直接注脚。
与王阳明所提出的正统与异端之标准在于与愚夫愚妇是否相同一样，毛泽东鲜明指出真正的革命者之标准：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他并特别强调：“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是否愿意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持群众立场，走群众路线，成为在中国独特历史境遇下衡量真正革命者的唯一标准。毛泽东一生持守人民史观，对于人民这一历史的创造者，必须先当学生，再当先生。“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得多，实际得多。你们出去，不要先当‘老师’，应该先当‘学生’。”他曾这样与全党同志共勉：“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他深信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始终把老百姓当成力量之源，甘拜百姓为师，甘作百姓的“小学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只有与人民同心同德，持群众立场，走群众路线，共产党人才不会是无源之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及王阳明并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他明确把党性教育与心学思想联系起来：“‘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这里引用的“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正是《传习录》上篇阳明回答门人之语录。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更是承继了毛泽东对心力之重视，明确把心之力视为力量源泉，并把之与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相结合：“‘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这里的“身之主宰便是心”亦正出自《传习录》核心句“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由此可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建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毛泽东亦不例外，青年时便十分推崇阳明心学，曾言：“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并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对此大加赞赏，给了一百分。对心之力如此着迷，可见毛泽东受阳明心学影响之深。1942年致信刘少奇更直言不讳：“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
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鲜明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传习录》代表了中华文明心学思想之高峰，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华文明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政党自身的价值观亦深受其影响。笔者在阅读《传习录》过程中，联想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力图勾勒出阳明心学与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思想渊源与内生性逻辑。
精神纯度一样的圣人与共产党人
《传习录》上卷，学生希渊问了王阳明一个儒学史上十分重要的问题：“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能力大小不同，为何都是圣人呢？圣人可学之方在哪？面对学生提问，王阳明当即指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看见学生仍有些困惑，阳明以精金所以为精金者，作了形象生动贴切之比喻：
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
看见学生稍有些开悟，阳明话锋一转，形象地指出：
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
一语道破玄机，让困惑的学生醍醐灌顶豁然贯通。进而阳明循循善诱，道出了圣人可学而至之方：
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
同时，阳明借机纠正了自古以来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认知误区：“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欲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由此，道理已十分明白，要想即凡而圣并不神秘，不在于追求能力之大小，而在于通过修身养性，去人欲使天理至纯而已。悟道后的学生高兴得手舞足蹈，称赞先生道：“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由此，来考察一下由毛泽东所作被喻为“老三篇”之一的《纪念白求恩》中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句：“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此句可谓与王阳明的“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的精神一以贯之。儒家的圣人，不在于才力大小，而在于天理之纯；共产党人的模范，不在于能力大小，而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由此，我们才能理解1959年10月26日劳模表彰大会上刘少奇真挚地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的那段话：“老时啊，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个是国家主席，一个是掏粪工人，能力当然有大小。但共产党人之为共产党人，关键在于为人民服务之精神纯度，只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纯度一样，无论能力大小，那他就是一位共产党人的先进模范。亦才会深刻理解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在参观雷锋纪念馆时所言：
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它是五千年优秀中华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结合，“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这与我们当前的“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一脉相承的。
雷锋就是一位普通戰士，但用他那短暂的一生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纯度。因此，一个共产党人不论其职务高低，能力大小，只要时刻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纯洁性，那他就一位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被讥讽为“病狂丧心”的都是坏人吗
《传习录》中卷，在答聂文蔚的回信中，王阳明自述其用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良知之学以救济唤醒天下陷溺斯民之心路历程。阳明曾谆谆告诫门人：
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
对此良知之学，阳明认为并非人力之造作，“此学数千百年，想是天机到此，也该发明出来了，此必非某之思虑所能及也”。因此，良知之学并非仅为一家体悟修身之私学，而是天命救济斯民之公学，只是在阳明看来，此天机之学经过百死千难已被他觉悟到了。“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良知之学虽可使天下治，但具体到某一人运用此学以治天下，则必然因德性不够能力有限而遭遇众人之误解，甚至讥讽。“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但阳明始终秉持“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之信念，认为斯民之痛即是已之痛，必须拯救斯民于水火： 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呼？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见者方相与揖让谈笑于其旁，以为是弃其礼貌衣冠而呼号颠顿若此，是病狂丧心者也。故夫揖让谈笑于溺人之旁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无亲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谓之无恻隐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爱者，则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尽气，匍匐而拯之。彼将陷溺之祸有不顾，而况于病狂丧心之讥乎？而又况于蕲人信与不信乎！
因此，在阳明看来，天下陷溺之民只要还有一人病狂丧心未被拯救，即是被天下人目为病狂丧心之人，亦要义无反顾而救之。“呜呼！今之人虽谓仆为病狂丧心之人，亦无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犹有丧心者矣，吾安得而非丧心乎？”最后，在阳明看来，这即儒家一体之仁之生命通感与救世情怀，“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即是阳明良知救世之学的信仰支撑。
王阳明的“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犹有丧心者矣，吾安得而非丧心乎？”这种只有救尽天下病狂丧心之最后一人，自己才得以被拯救之精神，其实与《共产党宣言》所言“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种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救世精神内涵相当一致。
青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亦曾以儒家君子小人德性之分论及万物一体之仁的救世情怀：“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但毛泽东认为，小人虽然累及君子，但亦属可怜悯之人，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
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救世精神，的确承继了儒家万物一体之仁的救世情怀。而这种救世情怀，在被喻为共产党人“老三篇”之一的经典著作《为人民服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为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受难人民的自由解放，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置生死于度外。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共产党人为人民利益奋斗到底的牺牲精神，就是生命的事业：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这种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就是一种信仰觉悟升华后的良知救世情懷。
同德异端是群众路线的分水岭吗
《传习录》下卷，在回答友人何为异端之问时，王阳明更是单刀直入，一语道破其持守之群众立场。“或问异端。先生曰：‘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异端一词，语出《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朱熹集注引范氏言：“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由此可见，自先秦以来异端都是言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唐宋以来尤以佛道为甚。但当有人直接问异端时，阳明的回答耐人寻味，并不如以往儒者那样自然地视佛道为异端，而是给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正统与异端之标准，愚夫愚妇即群众之标准，亦即道德经所言“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阳明始终以民为本，“亲民之学不明，而天下无善治矣”；重视愚夫愚妇，“人君之举动，当以民心为心”，“惟民之所欲是从耳”，“惟吾民之所愿是顺耳”；要关怀民生疾苦，“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势之难为”。持的是群众立场，走的是群众路线。之所以能如此，就在于坚守儒家一以贯之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信念。其实，在中国传统圣贤君子及其经典著作中，始终重视愚夫愚妇即人民群众之地位，强调仁义德政落实之关键即在于重视群众，走上下相交的群众路线。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否卦》有言：“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相交万物才能生生不息，在上之治者与在下之大众相交才能志同道合，同心同德。《中庸》云：“《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亦是君子须与愚夫愚妇相交相察，方能成就君子之道。其实被誉为浙东史学殿军的章学诚所言之“学于众人，斯为圣人”，更是王阳明“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的直接注脚。
与王阳明所提出的正统与异端之标准在于与愚夫愚妇是否相同一样，毛泽东鲜明指出真正的革命者之标准：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他并特别强调：“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是否愿意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持群众立场，走群众路线，成为在中国独特历史境遇下衡量真正革命者的唯一标准。毛泽东一生持守人民史观，对于人民这一历史的创造者，必须先当学生，再当先生。“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得多，实际得多。你们出去，不要先当‘老师’，应该先当‘学生’。”他曾这样与全党同志共勉：“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他深信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始终把老百姓当成力量之源，甘拜百姓为师，甘作百姓的“小学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只有与人民同心同德，持群众立场，走群众路线，共产党人才不会是无源之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及王阳明并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他明确把党性教育与心学思想联系起来：“‘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这里引用的“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正是《传习录》上篇阳明回答门人之语录。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更是承继了毛泽东对心力之重视，明确把心之力视为力量源泉，并把之与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相结合：“‘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这里的“身之主宰便是心”亦正出自《传习录》核心句“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由此可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建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