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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的巡演宣告了杨丽萍舞台生涯的谢幕，这个有着巫女一般气质的舞蹈家早已成为人们心中一个不可超越的传奇。她是用生命跳舞的孔雀公主。
灯光仿佛是从树叶的缝隙中倾泻下来的阳光，朝暮变幻，她一袭长裙纯真美丽，轻舞飞扬间满是生命纯然的喜悦。眼前轻灵的舞者让人很难相信她已有54岁，除非她的名字叫杨丽萍。
舞剧《孔雀》的巡演宣告了杨丽萍几十年舞台生涯的谢幕，这个有着巫女一般气质的舞蹈家早已成为人们心中一个不可超越的传奇。她的舞，她的美，她对自然独特的看法，她传奇的人生经历，组成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舞者的故事。而她对原生态歌舞的执着和舞剧实践，尤其是《云南映象》等的推出，也成为原生态艺术与商业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
地里长出来的舞者
与杨丽萍合作多年的摄影师肖全曾说：“大家看到的都是舞台上的杨丽萍，觉得很美了，实际上她在大自然中跳舞的时候更美。”1992年，杨丽萍和肖全去西盟拍《太阳鸟》，在山上看到茫茫云海，她便即兴下车，在悬崖旁的一株枯树边跳起舞来。杨丽萍出生在云南白族的一个小村庄里，在那里，村子里的人都喜欢跳舞，婚丧嫁娶、种收庄稼、祭祀神灵等无不跳舞，在他们看来，舞蹈是与神灵的对话，也是自己表达感情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
1971年，杨丽萍从村寨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从小酷爱跳舞的她从来没有进过任何舞蹈学校，她的舞全是凭借对自然的灵敏感悟和惊人的舞蹈天赋。1982年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后，杨丽萍很快便给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喜欢去练功。”《云南映象》的记录者赵军说，那时的杨丽萍拒绝了团里安排的所有舞蹈练习。团里还曾经让她练一套类似芭蕾舞的动作，“不久，我发现身体完全僵住了。”杨丽萍说。
她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训练。白天睡觉、看各种录影带，等晚上教室空出来之后再去练跳舞，一跳就是一个通宵。对自我的坚持让杨丽萍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子。她强烈的个人风格渐渐形成，舞蹈之于她，依然是充满灵性和神行的生命表达，而不是一板一眼的科班训练。在她看来，万事万物中都有舞蹈的轨迹，“看到白云在变化，就感觉空气在自己的身体里舞动；看到河水流动，也是一样的道理，总能在身体上有所反映，自然而然的将这些融入到舞蹈之中。”
看杨丽萍跳舞，常常让人有一种极其强烈的仪式感和宗教感，她的举手投足间散发着野性的自然气息，直达人的心灵。她仿佛是一个灵魂的舞者、虔诚的女巫，与自然进行着无言的对话。而在台下生活中的杨丽萍，也常常让人觉得满身“仙气”，她的淡定从容令人羡慕不已。“有人来世界享乐，有人来索取，而我就是想看一棵树怎么生长，河水怎么流，甘露怎么凝结。”杨丽萍在接受采访时曾说。
杨丽萍对美的追求几近苛刻，对于合作过的摄影师、演员尤其是舞者来说，杨丽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然而，她对舞者的要求从来不是在动作的准确性方面，而是有没有跳出感觉，有没有学到大自然一山一水一花一木的神行。《云南映象》等舞剧里的演员几乎都是她走村串巷从村寨的田间地头发掘来的，她要求他们像在村子里那样肆无忌惮的跳、全身心投入的跳。
对于她的“接班人”——外甥女小彩旗，杨丽萍也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她从不在普通的学业上给彩旗施加压力，却每每悉心教导她去观察和体会大自然。看一片叶子在阳光下如何闪烁，看小燕子掠过水面时留下的痕迹。让人觉得她并不是在培养一个“青年舞蹈家”，而是在培养下一任女巫。
因为有着这样纯然的自然神性，杨丽萍坦言自己并不害怕衰老，也不害怕离开舞台之后的生活。“没有人能阻止我跳舞”，她说，“舞台是短暂的，生命也无常，不要奢望能永葆青春，这不符合自然规律。所以怕也没有用，还是要无畏一点。”她一直记得村里的一个老太太，老到腰都弯了，还是握着树叶一直在跳舞。“我也想像她一样在水边、在树旁、在云下，永远舞蹈。”
“跳舞就像种庄稼”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杨丽萍都是一个传奇。作为一个舞者，她的舞蹈拥有震撼心灵的魅力，让人每每感动落泪。而作为一个原生态歌舞的传播者，《云南映象》《云南的响声》《藏迷》等的成功，也开创了艺术与商业相结合的崭新道路。
人们对杨丽萍的认识往往开始于她的独舞《雀之灵》，而她真正的广阔天地却是在离开歌舞团之后的原生态歌舞实践。杨丽萍常说自己是做艺术的，不是商人。然而当不再领国家工资后，她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否靠作品养活自己。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真正喜欢做、想做的事情，也并非不需要付出代价。原生态的歌舞演出极少成功先例，没有人愿意拿大把资金投注，杨丽萍只能拿出自己的存款苦苦支撑。在编排《云南映象》时，最艰苦的时候她的住处除了一张席梦思没有任何家具，大冬天屋里没有一丝暖气，只能披着被子打哆嗦。
然而她和那些被她带出来的演员们依然在坚持。2003年，人们开始在屏幕上看到杨丽萍十分罕见的出现在一些商业广告里。而为了筹集资金，杨丽萍也开始给云南省委的领导写信求助。
支撑她继续做下去的除了对舞蹈的热爱之外，也来自走村串寨时收获的种种感动。“看到那神鼓只有一两位老人会敲，几十套充满人类演变的鼓舞将随之而去，我痛心疾首……我拿出自己仅有的钱来排练，将这些珍贵的民间歌舞记载下来，而它叫做《云南映象》。”这是杨丽萍当时的手记。
2003年8月8日，《云南映象》正式演出，大获成功。从2003年到2006年，《云南映象》已经在国内外几十个大中城市演出近500场，所到之处无不掀起“云南映象”的旋风，以至一票难求。它以与同类文化产品相比相对较高的票价和极高的上座率、购票率，创造了中国舞台阵容最大、巡演时间最长、所到城市最广、演出场次最多、上座率最高、票房收入最好等多个方面的第一。第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决赛中，该作品以高达百分之九十七点五的观众满意率，一举荣获剧目金奖、最佳编导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服装设计奖和优秀表演奖，并被专家评价为“民族舞蹈的再启蒙”。
专业领域与商业领域的双重成功，给了杨丽萍自信。《云南的响声》《藏迷》的相继推出，每次都能掀起一阵阵原生态歌舞的热潮。而杨丽萍依旧是那个会在悬崖边舞蹈的灵魂舞者，只是对社会、对生活有一种少有的坦白。“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一定要吃饱了才能做艺术。”谈起艺术与生存，杨丽萍如是说。“创作前期，我自己出钱，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现在，你被认可了，钱也就会来了，这也未必是坏事。”面对文化商业化和产业化，杨丽萍显得很淡然，“一个商业的行为就能影响到艺术吗？那你有那么脆弱吗？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迷失方向。”
“其实，艺术和商业本不是对立的。现在有些人认为，艺术的东西是没有票房的。我不这么看，好的艺术一定是有票房的。”杨丽萍说，“我不拒绝商业。不管是跳舞也好，还是其他艺术门类也好，就像种庄稼一样：种的过程就是挖地、播种、收割，然后需要卖出去，而只要用心耕种就能吃饱，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灯光仿佛是从树叶的缝隙中倾泻下来的阳光，朝暮变幻，她一袭长裙纯真美丽，轻舞飞扬间满是生命纯然的喜悦。眼前轻灵的舞者让人很难相信她已有54岁，除非她的名字叫杨丽萍。
舞剧《孔雀》的巡演宣告了杨丽萍几十年舞台生涯的谢幕，这个有着巫女一般气质的舞蹈家早已成为人们心中一个不可超越的传奇。她的舞，她的美，她对自然独特的看法，她传奇的人生经历，组成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舞者的故事。而她对原生态歌舞的执着和舞剧实践，尤其是《云南映象》等的推出，也成为原生态艺术与商业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
地里长出来的舞者
与杨丽萍合作多年的摄影师肖全曾说：“大家看到的都是舞台上的杨丽萍，觉得很美了，实际上她在大自然中跳舞的时候更美。”1992年，杨丽萍和肖全去西盟拍《太阳鸟》，在山上看到茫茫云海，她便即兴下车，在悬崖旁的一株枯树边跳起舞来。杨丽萍出生在云南白族的一个小村庄里，在那里，村子里的人都喜欢跳舞，婚丧嫁娶、种收庄稼、祭祀神灵等无不跳舞，在他们看来，舞蹈是与神灵的对话，也是自己表达感情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
1971年，杨丽萍从村寨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从小酷爱跳舞的她从来没有进过任何舞蹈学校，她的舞全是凭借对自然的灵敏感悟和惊人的舞蹈天赋。1982年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后，杨丽萍很快便给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喜欢去练功。”《云南映象》的记录者赵军说，那时的杨丽萍拒绝了团里安排的所有舞蹈练习。团里还曾经让她练一套类似芭蕾舞的动作，“不久，我发现身体完全僵住了。”杨丽萍说。
她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训练。白天睡觉、看各种录影带，等晚上教室空出来之后再去练跳舞，一跳就是一个通宵。对自我的坚持让杨丽萍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子。她强烈的个人风格渐渐形成，舞蹈之于她，依然是充满灵性和神行的生命表达，而不是一板一眼的科班训练。在她看来，万事万物中都有舞蹈的轨迹，“看到白云在变化，就感觉空气在自己的身体里舞动；看到河水流动，也是一样的道理，总能在身体上有所反映，自然而然的将这些融入到舞蹈之中。”
看杨丽萍跳舞，常常让人有一种极其强烈的仪式感和宗教感，她的举手投足间散发着野性的自然气息，直达人的心灵。她仿佛是一个灵魂的舞者、虔诚的女巫，与自然进行着无言的对话。而在台下生活中的杨丽萍，也常常让人觉得满身“仙气”，她的淡定从容令人羡慕不已。“有人来世界享乐，有人来索取，而我就是想看一棵树怎么生长，河水怎么流，甘露怎么凝结。”杨丽萍在接受采访时曾说。
杨丽萍对美的追求几近苛刻，对于合作过的摄影师、演员尤其是舞者来说，杨丽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然而，她对舞者的要求从来不是在动作的准确性方面，而是有没有跳出感觉，有没有学到大自然一山一水一花一木的神行。《云南映象》等舞剧里的演员几乎都是她走村串巷从村寨的田间地头发掘来的，她要求他们像在村子里那样肆无忌惮的跳、全身心投入的跳。
对于她的“接班人”——外甥女小彩旗，杨丽萍也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她从不在普通的学业上给彩旗施加压力，却每每悉心教导她去观察和体会大自然。看一片叶子在阳光下如何闪烁，看小燕子掠过水面时留下的痕迹。让人觉得她并不是在培养一个“青年舞蹈家”，而是在培养下一任女巫。
因为有着这样纯然的自然神性，杨丽萍坦言自己并不害怕衰老，也不害怕离开舞台之后的生活。“没有人能阻止我跳舞”，她说，“舞台是短暂的，生命也无常，不要奢望能永葆青春，这不符合自然规律。所以怕也没有用，还是要无畏一点。”她一直记得村里的一个老太太，老到腰都弯了，还是握着树叶一直在跳舞。“我也想像她一样在水边、在树旁、在云下，永远舞蹈。”
“跳舞就像种庄稼”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杨丽萍都是一个传奇。作为一个舞者，她的舞蹈拥有震撼心灵的魅力，让人每每感动落泪。而作为一个原生态歌舞的传播者，《云南映象》《云南的响声》《藏迷》等的成功，也开创了艺术与商业相结合的崭新道路。
人们对杨丽萍的认识往往开始于她的独舞《雀之灵》，而她真正的广阔天地却是在离开歌舞团之后的原生态歌舞实践。杨丽萍常说自己是做艺术的，不是商人。然而当不再领国家工资后，她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否靠作品养活自己。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真正喜欢做、想做的事情，也并非不需要付出代价。原生态的歌舞演出极少成功先例，没有人愿意拿大把资金投注，杨丽萍只能拿出自己的存款苦苦支撑。在编排《云南映象》时，最艰苦的时候她的住处除了一张席梦思没有任何家具，大冬天屋里没有一丝暖气，只能披着被子打哆嗦。
然而她和那些被她带出来的演员们依然在坚持。2003年，人们开始在屏幕上看到杨丽萍十分罕见的出现在一些商业广告里。而为了筹集资金，杨丽萍也开始给云南省委的领导写信求助。
支撑她继续做下去的除了对舞蹈的热爱之外，也来自走村串寨时收获的种种感动。“看到那神鼓只有一两位老人会敲，几十套充满人类演变的鼓舞将随之而去，我痛心疾首……我拿出自己仅有的钱来排练，将这些珍贵的民间歌舞记载下来，而它叫做《云南映象》。”这是杨丽萍当时的手记。
2003年8月8日，《云南映象》正式演出，大获成功。从2003年到2006年，《云南映象》已经在国内外几十个大中城市演出近500场，所到之处无不掀起“云南映象”的旋风，以至一票难求。它以与同类文化产品相比相对较高的票价和极高的上座率、购票率，创造了中国舞台阵容最大、巡演时间最长、所到城市最广、演出场次最多、上座率最高、票房收入最好等多个方面的第一。第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决赛中，该作品以高达百分之九十七点五的观众满意率，一举荣获剧目金奖、最佳编导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服装设计奖和优秀表演奖，并被专家评价为“民族舞蹈的再启蒙”。
专业领域与商业领域的双重成功，给了杨丽萍自信。《云南的响声》《藏迷》的相继推出，每次都能掀起一阵阵原生态歌舞的热潮。而杨丽萍依旧是那个会在悬崖边舞蹈的灵魂舞者，只是对社会、对生活有一种少有的坦白。“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一定要吃饱了才能做艺术。”谈起艺术与生存，杨丽萍如是说。“创作前期，我自己出钱，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现在，你被认可了，钱也就会来了，这也未必是坏事。”面对文化商业化和产业化，杨丽萍显得很淡然，“一个商业的行为就能影响到艺术吗？那你有那么脆弱吗？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迷失方向。”
“其实，艺术和商业本不是对立的。现在有些人认为，艺术的东西是没有票房的。我不这么看，好的艺术一定是有票房的。”杨丽萍说，“我不拒绝商业。不管是跳舞也好，还是其他艺术门类也好，就像种庄稼一样：种的过程就是挖地、播种、收割，然后需要卖出去，而只要用心耕种就能吃饱，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