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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性事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本文就西安事变发动者张学良的转变及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奏进行讲解和分析。
关键词 西安事变 张学良 不抵抗政策 延安会议 统一战线
一、前言
1936年12月12日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为的是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为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两党团结，决定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派周恩来等到西安进行和平谈判，最终已蒋介石被迫作出了停止剿共、练共抗日等六项承诺而结束。西安事变使当时看上去胜券在握的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安内攘外的政策，让几乎被逼上绝境的共产党获得的喘息的机会，历史的天平经由此渐渐倒向有利于共产党的一边。而对于国共两党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一个转折性事件，课本上短短几段话的描述显然有许多问题和细节没有解释清楚，下面就我认为要正确认识西安事变有必要讲清楚的几个问题。
二、张学良——从不抵抗将军到联共抗日
1.不放一枪撤出东北
不能不提事件的发动者张学良，说到张学良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不抵抗将军”的恶名。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了震惊世界九·一八事变，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对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率领东北军的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致使日军轻易便沈阳全城，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张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关于“不抵抗”究竟是蒋介石电报中的指示，还是张学良自己的命令，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按课本所述，乃是蒋介石的命令。虽然张学良晚年多次在公共场合承认所谓的不抵抗，是自己下达的命令。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介石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 。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到张学良去世他也没有拿处早年他自己所说的蒋介石的秘密电报，但是问题不在于是谁下的命令——指挥当然是他自己指挥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在这个事件之前，都讲过类似的话：“不能够抵抗，不能与日本发生冲突冲。因为一旦发生冲突，日本就能占领东北”。两人都希望可以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共识。
2.联共抗日想法的萌生
丢掉了自己的老家，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张学良引咎辞职，去欧洲“考察”，但从欧洲考察回来后的张学良，不仅没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任命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负责“剿共”。他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现在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的两个师被歼灭。此时，共产党方面开始逐渐意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改变了之前使自己孤立无援的指导方针，意识到联合其他力量“反蒋抗日”的必要性。意识到抗日救国的宣传对东北军会有巨大的影响，中共便积极开展了统战的宣传工作，毛泽东甚至开始尝试对其高级将领进行统战工作。机缘巧合之下，张学良也有了了解中共统战思想的机会。已归顺红军的东北军将领高福源对甘泉进行劝降的事被七十六军军长王以哲知道后，急邀他前往七十六军军部一谈，结果不仅王以哲对中共的想法深表赞同，连亲自乘飞机来与他谈话的张学良也表示愿意和中共方面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如果说王以哲为了避免部队继续损失而有次表示，那么被认为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的“不抵抗将军”张学良也有这样的想法，确实大大出乎中共的意料。这也更加坚定了中共继续统战工作的决心。
几经周折之后，1936年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在延安于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李克农、刘鼎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会谈。据当事人刘鼎的回忆，会议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救国道路、联蒋抗日、联苏、停止通商、培养干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刘鼎的回忆，张学良在会议上最为关心的即是“联蒋抗日”的问题，他劝中共放弃“反蒋抗日”的主张。他提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力量若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蒋介石有民族情绪，据他观察，蒋可能抗日；蒋错就错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扭转过来就可能实现“停止内战，一直抗日”。根据周恩来对会议的记录，张学良对联苏问题也十分关心，一再询问“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张学良心里清楚，凭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加上东北军的战斗力，想要再打回东北只能是奢望，要蒋介石出兵得等到剿灭红军，但是何时能够剿灭是个未知数。他明白抗日的唯一希望就是联苏。但他内心实在担心苏联是否会帮助他。苏联对张学良不信任，因为1927年在北京抄苏联大使馆，杀李大钊，是张学良的父亲干的。1929年在东北抄苏联领事馆，收中东铁路，是张学良干的。所以他认为联共是联苏的唯一途径，他认为苏联会爱屋及乌。虽然这时候他联共的主要目的很可能是作为一个军阀想要保存自己的军队，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想抗日的，而且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他的影响，无疑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必要前提。
三、西安事变的“前奏”
1937年11月，红军宁夏战役失利，主力被中央军围攻于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危殆，而且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的计划也失败了，这不仅使红军陷入重大的危机之中，也使张学良进退两难。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在甘肃北部，但国民党中央军也围追堵截过来，把红军逼到很小的一块地方，已难以继续生存，中共中央不得已决定重新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后设法进山西、河南、陕西，经过一年左右再回来。张学良跟中共中央已经秘密合作了很长时间，想要通过中共联合苏联，一旦中共撤离，张学良的这个计划也就难以实现了。要阻止这样的事发生，他能做的就是要劝蒋抗日，但蒋介石一再坚持“匪不剿完，决不抗日”的政策。蒋介石10月末在西安时，便有刘鼎与叶剑英的电报称张劝蒋抗日。电报称：“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不难看出，当时张学良已有扣蒋逼其抗日的想法，不过，严格地说，张学良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有准备好与蒋对抗的条件，真正促使他决心主动行动的应该是11月底蒋介石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等七人，宣布查封各种反对剿共和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报刊，拒绝了张学良将东北军调往绥远战场的要求。此举更进一步反映出蒋介石对国内各界抗日要求的敌视态度，张学良对此焦心如焚，竟单机一人飞往洛阳面见蒋介石，要求他释放爱国人士，但被蒋介石严词拒绝。 在刘鼎在11月30日给中共的来电中，说张学良又再次提到了西北联军。“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在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双方秘密商定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西北大联合计划”， 西北联军，为其一部分，其意在于在西北抗日国防政府的旗帜下，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在军事上统一起来。实际上，“西北大联合计划”本身就是一个事变计划。而最初提议进行这种事变的则是张学良自己，这个计划由于后来中共方面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改行“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一度放弃了，此时张学良重提“西北联军”，表明他已有意公开与红军结盟。但在次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对张学良电报的解释中却省略了最为重要的“西北之联军”几字，而且对“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的”的理解也是因为绥远战役即将爆发，西北形势必有所变化，可见此时中共对张学良要主动采取行动以促成西北之联军的想法并没有觉察。因此，认为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就通过叶剑英了解到张学良有发动兵变的想法的说法，可信度确是不太高。
1937年12月3日，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蒋介石早已听说过张学良暗中和中共妥协的消息，但他认为这只是东北军中部分军官的问题，对张学良还是信任的，称：“东北军通共已成不可掩事实，在张汉卿指挥下尚不至为国家害。”认为张学良只是“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并无其他。”但蒋介石仍做好了在不得以的时候替换东北军和第十七军的准备。他亲笔写新密嘱邵力子将要将东北军和第十七军调离的消息交给《大公报》记者发布。这一消息无疑更是让张学良陷如了困境：被调离，则东北军得以保存，但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红军一旦被消灭，联苏抗日的计划自然也就泡汤了，若红军突破封锁线向内地进发，则内战不知何日可以终结，且与红军隔离，联苏抗日也难以实现；更糟糕的情况是蒋介石亲自指挥参与剿共，使东北军不得不与已友好相处的红军交战，若战斗不力，则联共被察觉，遭蒋之毒手。
12月7日，张学良给叶剑英的一封电报中说：“蒋来仍督剿匪，有要事待商，盼君即日来此。”电报中所说“要事”，今人一看便知所指何事，但当时中共没有明白其深意，因而叶剑英出发的时间因一些不是十分要紧的事耽搁了几日，10日才动身出发。张因此没有机会与之商量“要事”。之后一次谈话在某种程度上说更加坚定了他“捉蒋”的想法。1936年12月9日恰逢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许多学生聚集在街头纪念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示威，向当地政府和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但游行队伍遭到警察的开枪阻拦，有一学生中弹受伤。所幸张学良及时感到，当场发表了演讲，劝回了学生，没有发生更大的流血事件。但蒋介石竟然责怪张没有用武力镇压，说对再向前就要用机关枪扫射，这次谈话使张学良的情绪异常激动，也让他明白要劝蒋介石放弃剿共转而抗日是不可能的。故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
四、后记
西安事变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共产党，它使本已处于被消灭的边缘的红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并且深深赢得了民心，最后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但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是否红军一定就会被消灭？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走过一些弯路，但现在中国正逐渐走向了民主、繁荣，所以评价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必定是功大于过的。
参考文献：
[1]刘若南，杨奎松细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单纯逼蒋抗日[M]，时代周报，2009.11，（54）.
[2]张学良文集[M].第二册.
[3]张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01.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关键词 西安事变 张学良 不抵抗政策 延安会议 统一战线
一、前言
1936年12月12日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为的是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为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两党团结，决定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派周恩来等到西安进行和平谈判，最终已蒋介石被迫作出了停止剿共、练共抗日等六项承诺而结束。西安事变使当时看上去胜券在握的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安内攘外的政策，让几乎被逼上绝境的共产党获得的喘息的机会，历史的天平经由此渐渐倒向有利于共产党的一边。而对于国共两党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一个转折性事件，课本上短短几段话的描述显然有许多问题和细节没有解释清楚，下面就我认为要正确认识西安事变有必要讲清楚的几个问题。
二、张学良——从不抵抗将军到联共抗日
1.不放一枪撤出东北
不能不提事件的发动者张学良，说到张学良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不抵抗将军”的恶名。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了震惊世界九·一八事变，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对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率领东北军的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致使日军轻易便沈阳全城，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张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关于“不抵抗”究竟是蒋介石电报中的指示，还是张学良自己的命令，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按课本所述，乃是蒋介石的命令。虽然张学良晚年多次在公共场合承认所谓的不抵抗，是自己下达的命令。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介石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 。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到张学良去世他也没有拿处早年他自己所说的蒋介石的秘密电报，但是问题不在于是谁下的命令——指挥当然是他自己指挥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在这个事件之前，都讲过类似的话：“不能够抵抗，不能与日本发生冲突冲。因为一旦发生冲突，日本就能占领东北”。两人都希望可以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共识。
2.联共抗日想法的萌生
丢掉了自己的老家，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张学良引咎辞职，去欧洲“考察”，但从欧洲考察回来后的张学良，不仅没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任命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负责“剿共”。他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现在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的两个师被歼灭。此时，共产党方面开始逐渐意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改变了之前使自己孤立无援的指导方针，意识到联合其他力量“反蒋抗日”的必要性。意识到抗日救国的宣传对东北军会有巨大的影响，中共便积极开展了统战的宣传工作，毛泽东甚至开始尝试对其高级将领进行统战工作。机缘巧合之下，张学良也有了了解中共统战思想的机会。已归顺红军的东北军将领高福源对甘泉进行劝降的事被七十六军军长王以哲知道后，急邀他前往七十六军军部一谈，结果不仅王以哲对中共的想法深表赞同，连亲自乘飞机来与他谈话的张学良也表示愿意和中共方面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如果说王以哲为了避免部队继续损失而有次表示，那么被认为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的“不抵抗将军”张学良也有这样的想法，确实大大出乎中共的意料。这也更加坚定了中共继续统战工作的决心。
几经周折之后，1936年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在延安于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李克农、刘鼎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会谈。据当事人刘鼎的回忆，会议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救国道路、联蒋抗日、联苏、停止通商、培养干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刘鼎的回忆，张学良在会议上最为关心的即是“联蒋抗日”的问题，他劝中共放弃“反蒋抗日”的主张。他提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力量若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蒋介石有民族情绪，据他观察，蒋可能抗日；蒋错就错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扭转过来就可能实现“停止内战，一直抗日”。根据周恩来对会议的记录，张学良对联苏问题也十分关心，一再询问“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张学良心里清楚，凭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加上东北军的战斗力，想要再打回东北只能是奢望，要蒋介石出兵得等到剿灭红军，但是何时能够剿灭是个未知数。他明白抗日的唯一希望就是联苏。但他内心实在担心苏联是否会帮助他。苏联对张学良不信任，因为1927年在北京抄苏联大使馆，杀李大钊，是张学良的父亲干的。1929年在东北抄苏联领事馆，收中东铁路，是张学良干的。所以他认为联共是联苏的唯一途径，他认为苏联会爱屋及乌。虽然这时候他联共的主要目的很可能是作为一个军阀想要保存自己的军队，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想抗日的，而且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他的影响，无疑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必要前提。
三、西安事变的“前奏”
1937年11月，红军宁夏战役失利，主力被中央军围攻于甘北一隅之地，形势危殆，而且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的计划也失败了，这不仅使红军陷入重大的危机之中，也使张学良进退两难。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在甘肃北部，但国民党中央军也围追堵截过来，把红军逼到很小的一块地方，已难以继续生存，中共中央不得已决定重新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后设法进山西、河南、陕西，经过一年左右再回来。张学良跟中共中央已经秘密合作了很长时间，想要通过中共联合苏联，一旦中共撤离，张学良的这个计划也就难以实现了。要阻止这样的事发生，他能做的就是要劝蒋抗日，但蒋介石一再坚持“匪不剿完，决不抗日”的政策。蒋介石10月末在西安时，便有刘鼎与叶剑英的电报称张劝蒋抗日。电报称：“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不难看出，当时张学良已有扣蒋逼其抗日的想法，不过，严格地说，张学良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有准备好与蒋对抗的条件，真正促使他决心主动行动的应该是11月底蒋介石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等七人，宣布查封各种反对剿共和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报刊，拒绝了张学良将东北军调往绥远战场的要求。此举更进一步反映出蒋介石对国内各界抗日要求的敌视态度，张学良对此焦心如焚，竟单机一人飞往洛阳面见蒋介石，要求他释放爱国人士，但被蒋介石严词拒绝。 在刘鼎在11月30日给中共的来电中，说张学良又再次提到了西北联军。“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在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双方秘密商定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西北大联合计划”， 西北联军，为其一部分，其意在于在西北抗日国防政府的旗帜下，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在军事上统一起来。实际上，“西北大联合计划”本身就是一个事变计划。而最初提议进行这种事变的则是张学良自己，这个计划由于后来中共方面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改行“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一度放弃了，此时张学良重提“西北联军”，表明他已有意公开与红军结盟。但在次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对张学良电报的解释中却省略了最为重要的“西北之联军”几字，而且对“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的”的理解也是因为绥远战役即将爆发，西北形势必有所变化，可见此时中共对张学良要主动采取行动以促成西北之联军的想法并没有觉察。因此，认为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就通过叶剑英了解到张学良有发动兵变的想法的说法，可信度确是不太高。
1937年12月3日，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蒋介石早已听说过张学良暗中和中共妥协的消息，但他认为这只是东北军中部分军官的问题，对张学良还是信任的，称：“东北军通共已成不可掩事实，在张汉卿指挥下尚不至为国家害。”认为张学良只是“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并无其他。”但蒋介石仍做好了在不得以的时候替换东北军和第十七军的准备。他亲笔写新密嘱邵力子将要将东北军和第十七军调离的消息交给《大公报》记者发布。这一消息无疑更是让张学良陷如了困境：被调离，则东北军得以保存，但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红军一旦被消灭，联苏抗日的计划自然也就泡汤了，若红军突破封锁线向内地进发，则内战不知何日可以终结，且与红军隔离，联苏抗日也难以实现；更糟糕的情况是蒋介石亲自指挥参与剿共，使东北军不得不与已友好相处的红军交战，若战斗不力，则联共被察觉，遭蒋之毒手。
12月7日，张学良给叶剑英的一封电报中说：“蒋来仍督剿匪，有要事待商，盼君即日来此。”电报中所说“要事”，今人一看便知所指何事，但当时中共没有明白其深意，因而叶剑英出发的时间因一些不是十分要紧的事耽搁了几日，10日才动身出发。张因此没有机会与之商量“要事”。之后一次谈话在某种程度上说更加坚定了他“捉蒋”的想法。1936年12月9日恰逢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许多学生聚集在街头纪念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示威，向当地政府和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但游行队伍遭到警察的开枪阻拦，有一学生中弹受伤。所幸张学良及时感到，当场发表了演讲，劝回了学生，没有发生更大的流血事件。但蒋介石竟然责怪张没有用武力镇压，说对再向前就要用机关枪扫射，这次谈话使张学良的情绪异常激动，也让他明白要劝蒋介石放弃剿共转而抗日是不可能的。故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
四、后记
西安事变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共产党，它使本已处于被消灭的边缘的红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并且深深赢得了民心，最后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但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是否红军一定就会被消灭？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走过一些弯路，但现在中国正逐渐走向了民主、繁荣，所以评价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必定是功大于过的。
参考文献：
[1]刘若南，杨奎松细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单纯逼蒋抗日[M]，时代周报，2009.11，（54）.
[2]张学良文集[M].第二册.
[3]张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01.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