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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无论是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还是单项改革的突破，都离不开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制
2月24日，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发了他的最新一条微博，关键词是改革。
这条微博内容为：“未来5-10年我国正处于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仍将为改革焦与虑、鼓与呼，呼吁以公平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坦言改革是自我责任和理想的迟福林，又承认“这是一个理想缺失的时代”。或许正因为此，他才一直坚持不失时机地谈论改革。
面对即将拉开帷幕的全国“两会”，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早已准备了两份提案、两份大会口头发言材料，除了具体的围绕消费导向等改革建议，他将重点提出“建立中央层面改革协调机构的建议”。
“我国30多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无论是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还是单项改革的突破，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制都至关重要。”迟福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未来5-10年，中国正处于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期，改革再次处在重要历史关口，建立中央层面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构十分必要。“想念体改委”
迟福林的建议令人遥想十年前被撤销的国家体改委。从上世纪80年代设立并运作20余年，为中国改革立下汗马功劳的体改委，于本世纪初销声匿迹，1990年担任该委主任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惋叹“消亡得有点早了”。
2003年，体改委被撤销的第二年，时任首都经贸大学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就在媒体上撰文《想念体改委》，坦言“不仅仅是为了抒发改革尚未成功，改革者先我而去的情愫，重要的是表达绝不能在中国改革已经成功的床上睡大觉，忘记我们正面I临产权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的攻坚战，保持清醒的头脑”。
同时他说，自己并不想表达恢复体改委的愿望，“知道那不现实”，但至少表达了在怀念体改委的同时，希望有一个部门能承担当初体改委职能的心情。
陈锦华2011年撰文说，前两年，曾有人给他提恢复体改委的建议，“我说现在谈不上了，已经到了这一步，怎么恢复啊?!”
但是，呼声渐次高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魏加宁就坚持认为，改革“一定要恢复体改委的体制”，不管叫什么名字，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超脱。“如今是否恢复体改委，已经是改革和反改革、真改革和假改革的‘试金石’!如果没有一个超脱的改革方案设计部门，一切改革
都是空话!”
中共中央党校一位曾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呼吁尽快成立—个可以驾驭全局的独立协调机构，将部门利益盘根错节的各种改革厘清关系并大力推进。不过，他也认为，成立这样的机构，最重要的是。可以像当年体改委有改革的气魄和胆量，能够拿出整体方案并加以落实。
“要尽快建立改革的协调机制。原来我们认为靠一个一个的政府部门就可以推动改革，但实践走到今天，证明不行。”曾经担任体改委副主任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给出了三个方案：恢复体改委；在国务院成立一个高层次的体制改革协调领导小组，由总理当组长，发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国资委的领导作为组成成员；在现在发改委职能的基础上加强改革的协调功能。
分析比较利弊之余，他表示“个人倾向于第一个”，但因为现在要恢复体改委，需要人大通过。所以，第二个方案则是可行的。绕不过的“顶层设计”
是否恢复体改委的讨论，绕不开因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引人关注的工程学术语：顶层设计。是次全会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随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做出全面表述。他明确指出，“要抓住和解决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关系民生的紧迫任务……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重点解决“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全面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创新”。
“十二五”规划草案的主要执笔者之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曾解释说，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需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
就中国未来改革所需要的顶层设计，迟福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将在“两会”发言时提出自己的建议：除去必须成立中央层面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构，还有三点亟须落实。首先，出台中央最高层面关于未来十到二十年的改革行动纲领；其次，推进重大改革部署，比如收入分配、垄断行业、财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的专项规划，还有，就是实现重大改革立法先行，将重要改革目标上升为法律意志，加强改革程序性立法。
鉴于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以及社会问题已胶合在一起、难分彼此，高尚全认为这就是“顶层设计”理念提出的大背景。他并给出该理念的定义：就整个国家的改革而言，顶层就是最高层。重视顶层设计，就是要求加强对改革的统筹力度，把改革真正提升到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的层面。简言之，就是要求全面设计，统筹规划。
具体而言，他认为改革顶层设计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重构改革协调机制，加强改革立法，把改革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建立改革进程的评估机制；建立完善的改革评估指标体系；营造有利于改革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在深化改革中解决问题
在谈论体改委的同时，迟福林坦言，目前缺乏改革共识与改革动力，“深层次的原因是既得利益群体已形成，他们要掣肘改革。因此，许多改革举措在现实中久推不决、议而不决，一些好的改革理念在实践中变味儿”。
同样参与过体改委工作的原深圳体改委主任徐景安也指出，当前社会存在对改革理解的分歧，赞成者与反对者主要就是否有必要坚持市场化改革，以及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是否市场化改革的恶果展开辩论。
还有一重讨论则是围绕未来的改革应该侧重经济还是政治，抑或两者兼顾。这样的讨论让人想起经济学家杨小凯十年前的观点：宪政秩序与经济发展就像高速公路网与汽车的关系，没有高速公路网，汽车越多反而可能越没有效率。
“所以当我们的经济总量具备一定规模时，就尤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迟福林说，他也承认种种分歧的存在，不过他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否定改革，重要的是继续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现实问题。如果改革停滞，问题将更严重。
这一观点与此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社论不谋而合。该社论指出，发展起来的问题、公平正义的焦虑、路径锁定的忧叹……在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标注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
该社论还说，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越大。“但是，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
社论最后以“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作为落脚点，不啻为警醒之语。
至于未来的改革重心应落在何处，迟福林写下了自己的观点：公平、可持续发展。前者旨在解决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后者呼吁保护资源与环境。
(实习记者赵佩雯对此文亦有贡献)
2月24日，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发了他的最新一条微博，关键词是改革。
这条微博内容为：“未来5-10年我国正处于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仍将为改革焦与虑、鼓与呼，呼吁以公平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坦言改革是自我责任和理想的迟福林，又承认“这是一个理想缺失的时代”。或许正因为此，他才一直坚持不失时机地谈论改革。
面对即将拉开帷幕的全国“两会”，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早已准备了两份提案、两份大会口头发言材料，除了具体的围绕消费导向等改革建议，他将重点提出“建立中央层面改革协调机构的建议”。
“我国30多年的改革实践表明，无论是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还是单项改革的突破，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制都至关重要。”迟福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未来5-10年，中国正处于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期，改革再次处在重要历史关口，建立中央层面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构十分必要。“想念体改委”
迟福林的建议令人遥想十年前被撤销的国家体改委。从上世纪80年代设立并运作20余年，为中国改革立下汗马功劳的体改委，于本世纪初销声匿迹，1990年担任该委主任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惋叹“消亡得有点早了”。
2003年，体改委被撤销的第二年，时任首都经贸大学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就在媒体上撰文《想念体改委》，坦言“不仅仅是为了抒发改革尚未成功，改革者先我而去的情愫，重要的是表达绝不能在中国改革已经成功的床上睡大觉，忘记我们正面I临产权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的攻坚战，保持清醒的头脑”。
同时他说，自己并不想表达恢复体改委的愿望，“知道那不现实”，但至少表达了在怀念体改委的同时，希望有一个部门能承担当初体改委职能的心情。
陈锦华2011年撰文说，前两年，曾有人给他提恢复体改委的建议，“我说现在谈不上了，已经到了这一步，怎么恢复啊?!”
但是，呼声渐次高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魏加宁就坚持认为，改革“一定要恢复体改委的体制”，不管叫什么名字，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超脱。“如今是否恢复体改委，已经是改革和反改革、真改革和假改革的‘试金石’!如果没有一个超脱的改革方案设计部门，一切改革
都是空话!”
中共中央党校一位曾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呼吁尽快成立—个可以驾驭全局的独立协调机构，将部门利益盘根错节的各种改革厘清关系并大力推进。不过，他也认为，成立这样的机构，最重要的是。可以像当年体改委有改革的气魄和胆量，能够拿出整体方案并加以落实。
“要尽快建立改革的协调机制。原来我们认为靠一个一个的政府部门就可以推动改革，但实践走到今天，证明不行。”曾经担任体改委副主任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给出了三个方案：恢复体改委；在国务院成立一个高层次的体制改革协调领导小组，由总理当组长，发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国资委的领导作为组成成员；在现在发改委职能的基础上加强改革的协调功能。
分析比较利弊之余，他表示“个人倾向于第一个”，但因为现在要恢复体改委，需要人大通过。所以，第二个方案则是可行的。绕不过的“顶层设计”
是否恢复体改委的讨论，绕不开因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引人关注的工程学术语：顶层设计。是次全会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随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做出全面表述。他明确指出，“要抓住和解决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关系民生的紧迫任务……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重点解决“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全面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创新”。
“十二五”规划草案的主要执笔者之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曾解释说，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需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
就中国未来改革所需要的顶层设计，迟福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将在“两会”发言时提出自己的建议：除去必须成立中央层面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构，还有三点亟须落实。首先，出台中央最高层面关于未来十到二十年的改革行动纲领；其次，推进重大改革部署，比如收入分配、垄断行业、财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的专项规划，还有，就是实现重大改革立法先行，将重要改革目标上升为法律意志，加强改革程序性立法。
鉴于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以及社会问题已胶合在一起、难分彼此，高尚全认为这就是“顶层设计”理念提出的大背景。他并给出该理念的定义：就整个国家的改革而言，顶层就是最高层。重视顶层设计，就是要求加强对改革的统筹力度，把改革真正提升到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的层面。简言之，就是要求全面设计，统筹规划。
具体而言，他认为改革顶层设计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重构改革协调机制，加强改革立法，把改革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建立改革进程的评估机制；建立完善的改革评估指标体系；营造有利于改革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在深化改革中解决问题
在谈论体改委的同时，迟福林坦言，目前缺乏改革共识与改革动力，“深层次的原因是既得利益群体已形成，他们要掣肘改革。因此，许多改革举措在现实中久推不决、议而不决，一些好的改革理念在实践中变味儿”。
同样参与过体改委工作的原深圳体改委主任徐景安也指出，当前社会存在对改革理解的分歧，赞成者与反对者主要就是否有必要坚持市场化改革，以及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是否市场化改革的恶果展开辩论。
还有一重讨论则是围绕未来的改革应该侧重经济还是政治，抑或两者兼顾。这样的讨论让人想起经济学家杨小凯十年前的观点：宪政秩序与经济发展就像高速公路网与汽车的关系，没有高速公路网，汽车越多反而可能越没有效率。
“所以当我们的经济总量具备一定规模时，就尤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迟福林说，他也承认种种分歧的存在，不过他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否定改革，重要的是继续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现实问题。如果改革停滞，问题将更严重。
这一观点与此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社论不谋而合。该社论指出，发展起来的问题、公平正义的焦虑、路径锁定的忧叹……在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标注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
该社论还说，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越大。“但是，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
社论最后以“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作为落脚点，不啻为警醒之语。
至于未来的改革重心应落在何处，迟福林写下了自己的观点：公平、可持续发展。前者旨在解决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后者呼吁保护资源与环境。
(实习记者赵佩雯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