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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是给予，公益是参与，长期参与公益事业并非常人所能坚守。
公益事业不仅需要金钱，还需要时间，甚至心灵的磨砺。不论是救助抗战老兵，关爱山区儿童，普及金融知识，亦或者是投身自然生态保护……当一个社会个体承担起如此沉重的责任，他们身上的压力不言而喻，各种委屈，冷暖自知。
他们是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但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出发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路途艰辛。但自得其乐，心安足矣。讲述自己的公益故事，唤起更多人的行动。
伤痕累累但自得其乐
口述|中华全国工商联并购协会会长 王巍
有一次出差美国，看到一个金融博物馆，我觉得很受启发。我是搞金融的，又对历史感兴趣，就想把这种博物馆带到中国来。后来我们跟天津政府保持了很好的合作，一起把博物馆做起来了。
后来，我和任志强推广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我和老任非常熟悉，认识很多年了。2011年4、5月，他正好到天津参加一个活动，我就邀请他到天津金融博物馆讲一讲，他有很多粉丝，一个小时就来了200人。他讲的很好，影响很大，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下，干脆做一个读书会吧，起名叫“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显得比较中立一些。
有了读书会，刚开始做的规模比较小，做一段就完了，但没想到一做就是三年，一百多期了，市场反应很好。任志强是一个标杆性人物，他对推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和其他公益事业一样，困难很多，公益活动永远缺钱，缺管理人员，缺好的嘉宾，但这都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看的很淡，最主要是我们创造了一个新事物，而且社会接受了。这其中，各种的委屈，过去之后都不算什么。每一个挫折就是一个机会，这期间可以说是伤痕累累，但我们自得其乐。
会不会做一辈子我不知道。市场需要，大众喜欢我就做下去。我希望大家忘了我们，以后会有千百个书院在各个城市，各个层次积极发展，以后技术进步，很有可能大家在网上，也可能就不需要我们了，我没有特定目标说一定要坚持多长时间。
我很感动的是，邀请来的嘉宾在这个场地都很接地气，比如吴晓灵在我们的会上谈她怎么做女人，怎么做婆婆，怎么做儿媳妇，跟她以前在公众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非常放得开；比如宁高宁以个人身份谈转基因，非常敏感的话题，整个氛围却又非常温馨。
听众素质非常高，提问水准也非常高。我们很担心听众会提一些政治敏感的问题，比如朱学勤在十八大期间谈革命，观众会不会用词非常激烈，这就会影响我们的生存，但后来观众让我放心了。
不养老送终就剁我中指
口述|新周刊杂志社社长 孙冕
偶然的一个机会，一位媒体朋友告诉我有这样一群老兵过着很不堪的生活。
那时我要到了一位成都老兵的电话，并且与其女儿取得了联系，从她口中得知，老人住在一个离家很远的养老院，并且无法从护工那里得到悉心的照料，而她本身的生活条件也很差，根本无法照顾好老父亲。随后，我决定让她在附近租一间房子，并且为其老父亲请一个保姆，这笔钱由我来出，每个月从我的工资中拿出3000元。
2011年，这位老人不幸离世。老人的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她父亲觉得这段日子过得很有尊严。正是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决定要将这件事彻底做下去。
随后我先后走访了湖南、湖北、浙江、天台、云南、南京等地，探望当地的老兵，这趟走访让我完全崩溃了，这些老兵的生活状态惨不忍睹，更让人痛心的是他们的儿女很多都不孝至极。
在发现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发过一个毒誓，假如不把老兵养老送终，我就剁我的中指。有一天，我刚刚募了两万块钱给平顶山的一个老兵，这个老兵没用完这个钱他就走了。那天志愿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老兵走了，这个现实本已经让我难以接受，然而志愿者告诉我另外一个事情，让我心情难以平复。他说老兵的家属向志愿者要2.5万元，否则不把老兵拉走，老兵已经在病房里边10天了，尸体都快臭了，后来谈判的结果是，给他1.3万元才把这个老兵拉走。
我去过惠州看过一个96岁的老兵，房子破落的不堪入目，像猪圈一样。我跟村长说，由我们募钱给这个老兵盖房，这个村长告诉我说他其实有房子，这个老兵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老兵，他同学的女儿来看他的时候，给他一笔钱盖了两层楼。但是儿女自己住进去了，却把老兵放在外边。我拉着这个爷爷的手，说爷爷不要在这里住了，我送你到广州老人院，有吃的、有喝的，有人给你做饭、有人给你洗衣服。
可是这个老人拉着我的手说，我不能离开这里，因为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村里边的人会说我的儿子不孝。老人说自己对得起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但是对不起自己的家人。我被深深震撼，老兵已经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居然还这么说。
现在存活的老兵有1370个人，我和我的朋友们承担了500多个老兵的生活费，每年6000块钱每人。有些时候我真觉得扛不住了，这些年我的收入基本上都奉献给了老兵，可以说我挣得不少，每个月也给我的母亲5000元作为生活费，但是我也曾因为要资助老兵，而减少了给母亲的这笔钱。甚至我的老母亲得病都没有告诉我，因为她理解、支持我的这项举动，不想让我有负担，但是作为儿子，知道了母亲的行为，我深感愧疚。
可一想到这些老兵，他们真的没有几天活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下来了。
2008年有1个老兵走了，2009年有9个，2010年有45个，2011年有91个，2012年有271个，2013年有370个，今年到现在有93个老兵都走了，老兵熬不过冬天，每一天都走了很多。
还好，现在我的朋友也都慷慨解囊，已经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了老兵这样一群人，但是时间等不起，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高达94岁，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家可以承认这些老兵，社会上能有更多的人愿意资助这些老兵，给老兵一个活路，给老兵一个尊严。 （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繁荣背后的人
口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卢迈
之所以做儿童发展这一块，是因为一种理念。
我们的调查统计发现，农村孩子的身高和城里孩子的身高差出三个年龄段，13岁只相当于城里10岁孩子的身高，营养不良的比例达到40%，这样的情况让我们非常吃惊。我们的高速发展可能掩盖了很多东西，在沿海繁荣的背后，没有看到贫困地区那些关照不到的人。
所以要重视这些孩子的营养。只用一个鸡蛋解决不了孩子的感受，热腾腾的饭菜和一个鸡蛋是不一样的。2007年起，我们开始了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最开始在两个县，有2000个孩子享受到营养午餐。
我们曾做过一个报告，总理做了重要批示，最后全社会高度关注，包括媒体界的推动，变成了一项大的国家政策。现在这个政策已经有2300万孩子受益，每天享受到国家营养补助，分布在680个县中。
后来我们注意到国外的研究发现，儿童早期是营养干预和学前教育最好的时机，所以我们从2009年又开始做儿童早期发展的事情。
去年，我们提出的《关于设立“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的建议》，习主席做了很长的批示。现在6到24个月孩子的营养包发放已经变成国家政策了，在300个县要实施了，有望在全部的贫困地区铺开，这是今年的行动，去年是100个县。
当然所有这些政策措施执行起来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在我们国家最贫困、最落后、治理能力最薄弱的地方，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相当不易。
公益是好事，公益要和政府结合，要推动政府做相应创新。做公益是走在前面，然后推动政府做政策制定，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也希望更多人关注公益，大家一起努力，因为这不是帮助几千个人，而是几千万人。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第三年没坚持下去
口述|辉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晓滨
前几年，我在惠氏（2009年辉瑞690亿美元收购惠氏，时任惠氏中国区总经理吴晓滨改任辉瑞中国区总经理）的时候，带头发起了一个结对帮扶贫困儿童的项目。
我们来到贵州一个贫困县，通过当地民政局和学校了解情况，最终公司的中高层几十个人每个人定向帮助2—5个孩子，定期去看看他们，承担学费杂费，买些图书、给他们写信等。我记得大家收到孩子们回信、画的画都很开心，互相给同事“炫耀”，也有人在办公室里大声念出来。
但这个项目到第三年的时候还是没有持续下去。这批孩子升学了，当地民政部门负责人和学校领导也调任了，机制也有点混乱，单靠我们这边投入的精力也有限，就渐渐断了。毕竟我们不能光汇钱过去，却不知道这些钱怎么花，给谁花，还是缺乏系统性的机制。
公益活动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好的机制，大家刚开始可能做得很好，但长期就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公益不能靠行政力量，更多是自觉和热情。
由于一些原因，当下中国的一些基金会、尤其是半官方背景的公益机构渐渐远离了大家信任，由于监督机制、管理体系尤其是透明程度不完善，人们觉得把钱直接捐给这些机构不放心，所以现在企业和个人都开始倾向于自己做。
我们这两年也在其他方面做了不少尝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员工自发参与甚至组织身边的公益项目，不求大，就盯着做点真正的事。
其中一个项目，是帮助来北京务工人员子弟上学和生活问题，包括解决生活困难、课业和兴趣辅导、共同比赛健身等。现在也一年多了，势头还很好。去年公司年会上放了一个视频，大家都非常震惊和感动，比公司建希望小学、捐款给基金会更直接、更震撼。记得当时总部来了一帮美国人，看完这个视频马上就揪着人问：去哪里可以捐钱？
我觉得真正的公益活动一定能对人的身心有益。一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帮助了别人，很多人就会有满足感。这可能是人的本性吧。事实上身边的很多人都有个想法，财力和精力也不是大问题，但因为缺乏好的途径很难形成大的风气，这主要是机制的原因。
（采访|本刊记者 冯海超）
只靠企业家力量太小
口述|白领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苗鸿冰
把环保当成事业我不敢讲，但是环保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十多年前，刘晓光发起了阿拉善SEE，现在已经很知名了。刚刚成立时，我们一群企业家去阿拉善沙漠，在那里开成立大会。当时主要致力于治理内蒙的沙漠，做一些项目，比如种树之类的，每人每年交10万块钱。
当时，沙漠的景象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
我们从北京飞到银川，再由银川开四五个小时的车才走到阿拉善沙漠边缘，然后换212吉普，那种沙漠里的车，在沙漠里开起来特别吓人，直到开到了月亮湖。在那里我们一群企业家连夜开会，讨论章程、选理事。我是当时创始的那一批（企业家），第一届理事长是刘晓光、第二届理事长是王石。
在沙漠里种草、种树和内地感觉很不一样，起初的原因是因为那阵子北京的沙尘暴太严重了，于是一群企业家就组织做了这件事情。一做就做了十多年，现在北京的沙尘暴状况已经得到了改变。
十多年下来对于环境保护有更深的体会，如果只靠企业家来做这件事情，力量还是太小，环境保护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来参与，要有各种进步力量，不能光靠企业家来做，每年10万元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情。
我的公益理想是希望中国的城市更漂亮、更加绿色，少一些污染，城市中的污染现在可能已经是雾霾，盖过了当年沙尘暴，所以我希望城市的环境更好，这个已经成为我们很重要“渴望”了。
（采访|本刊记者 孟德阳）
公益事业不仅需要金钱，还需要时间，甚至心灵的磨砺。不论是救助抗战老兵，关爱山区儿童，普及金融知识，亦或者是投身自然生态保护……当一个社会个体承担起如此沉重的责任，他们身上的压力不言而喻，各种委屈，冷暖自知。
他们是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但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出发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路途艰辛。但自得其乐，心安足矣。讲述自己的公益故事，唤起更多人的行动。
伤痕累累但自得其乐
口述|中华全国工商联并购协会会长 王巍
有一次出差美国，看到一个金融博物馆，我觉得很受启发。我是搞金融的，又对历史感兴趣，就想把这种博物馆带到中国来。后来我们跟天津政府保持了很好的合作，一起把博物馆做起来了。
后来，我和任志强推广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我和老任非常熟悉，认识很多年了。2011年4、5月，他正好到天津参加一个活动，我就邀请他到天津金融博物馆讲一讲，他有很多粉丝，一个小时就来了200人。他讲的很好，影响很大，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下，干脆做一个读书会吧，起名叫“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显得比较中立一些。
有了读书会，刚开始做的规模比较小，做一段就完了，但没想到一做就是三年，一百多期了，市场反应很好。任志强是一个标杆性人物，他对推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和其他公益事业一样，困难很多，公益活动永远缺钱，缺管理人员，缺好的嘉宾，但这都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看的很淡，最主要是我们创造了一个新事物，而且社会接受了。这其中，各种的委屈，过去之后都不算什么。每一个挫折就是一个机会，这期间可以说是伤痕累累，但我们自得其乐。
会不会做一辈子我不知道。市场需要，大众喜欢我就做下去。我希望大家忘了我们，以后会有千百个书院在各个城市，各个层次积极发展，以后技术进步，很有可能大家在网上，也可能就不需要我们了，我没有特定目标说一定要坚持多长时间。
我很感动的是，邀请来的嘉宾在这个场地都很接地气，比如吴晓灵在我们的会上谈她怎么做女人，怎么做婆婆，怎么做儿媳妇，跟她以前在公众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非常放得开；比如宁高宁以个人身份谈转基因，非常敏感的话题，整个氛围却又非常温馨。
听众素质非常高，提问水准也非常高。我们很担心听众会提一些政治敏感的问题，比如朱学勤在十八大期间谈革命，观众会不会用词非常激烈，这就会影响我们的生存，但后来观众让我放心了。
不养老送终就剁我中指
口述|新周刊杂志社社长 孙冕
偶然的一个机会，一位媒体朋友告诉我有这样一群老兵过着很不堪的生活。
那时我要到了一位成都老兵的电话，并且与其女儿取得了联系，从她口中得知，老人住在一个离家很远的养老院，并且无法从护工那里得到悉心的照料，而她本身的生活条件也很差，根本无法照顾好老父亲。随后，我决定让她在附近租一间房子，并且为其老父亲请一个保姆，这笔钱由我来出，每个月从我的工资中拿出3000元。
2011年，这位老人不幸离世。老人的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她父亲觉得这段日子过得很有尊严。正是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决定要将这件事彻底做下去。
随后我先后走访了湖南、湖北、浙江、天台、云南、南京等地，探望当地的老兵，这趟走访让我完全崩溃了，这些老兵的生活状态惨不忍睹，更让人痛心的是他们的儿女很多都不孝至极。
在发现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发过一个毒誓，假如不把老兵养老送终，我就剁我的中指。有一天，我刚刚募了两万块钱给平顶山的一个老兵，这个老兵没用完这个钱他就走了。那天志愿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老兵走了，这个现实本已经让我难以接受，然而志愿者告诉我另外一个事情，让我心情难以平复。他说老兵的家属向志愿者要2.5万元，否则不把老兵拉走，老兵已经在病房里边10天了，尸体都快臭了，后来谈判的结果是，给他1.3万元才把这个老兵拉走。
我去过惠州看过一个96岁的老兵，房子破落的不堪入目，像猪圈一样。我跟村长说，由我们募钱给这个老兵盖房，这个村长告诉我说他其实有房子，这个老兵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老兵，他同学的女儿来看他的时候，给他一笔钱盖了两层楼。但是儿女自己住进去了，却把老兵放在外边。我拉着这个爷爷的手，说爷爷不要在这里住了，我送你到广州老人院，有吃的、有喝的，有人给你做饭、有人给你洗衣服。
可是这个老人拉着我的手说，我不能离开这里，因为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村里边的人会说我的儿子不孝。老人说自己对得起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但是对不起自己的家人。我被深深震撼，老兵已经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居然还这么说。
现在存活的老兵有1370个人，我和我的朋友们承担了500多个老兵的生活费，每年6000块钱每人。有些时候我真觉得扛不住了，这些年我的收入基本上都奉献给了老兵，可以说我挣得不少，每个月也给我的母亲5000元作为生活费，但是我也曾因为要资助老兵，而减少了给母亲的这笔钱。甚至我的老母亲得病都没有告诉我，因为她理解、支持我的这项举动，不想让我有负担，但是作为儿子，知道了母亲的行为，我深感愧疚。
可一想到这些老兵，他们真的没有几天活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下来了。
2008年有1个老兵走了，2009年有9个，2010年有45个，2011年有91个，2012年有271个，2013年有370个，今年到现在有93个老兵都走了，老兵熬不过冬天，每一天都走了很多。
还好，现在我的朋友也都慷慨解囊，已经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了老兵这样一群人，但是时间等不起，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高达94岁，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家可以承认这些老兵，社会上能有更多的人愿意资助这些老兵，给老兵一个活路，给老兵一个尊严。 （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繁荣背后的人
口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卢迈
之所以做儿童发展这一块，是因为一种理念。
我们的调查统计发现，农村孩子的身高和城里孩子的身高差出三个年龄段，13岁只相当于城里10岁孩子的身高，营养不良的比例达到40%，这样的情况让我们非常吃惊。我们的高速发展可能掩盖了很多东西，在沿海繁荣的背后，没有看到贫困地区那些关照不到的人。
所以要重视这些孩子的营养。只用一个鸡蛋解决不了孩子的感受，热腾腾的饭菜和一个鸡蛋是不一样的。2007年起，我们开始了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最开始在两个县，有2000个孩子享受到营养午餐。
我们曾做过一个报告，总理做了重要批示，最后全社会高度关注，包括媒体界的推动，变成了一项大的国家政策。现在这个政策已经有2300万孩子受益，每天享受到国家营养补助，分布在680个县中。
后来我们注意到国外的研究发现，儿童早期是营养干预和学前教育最好的时机，所以我们从2009年又开始做儿童早期发展的事情。
去年，我们提出的《关于设立“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的建议》，习主席做了很长的批示。现在6到24个月孩子的营养包发放已经变成国家政策了，在300个县要实施了，有望在全部的贫困地区铺开，这是今年的行动，去年是100个县。
当然所有这些政策措施执行起来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在我们国家最贫困、最落后、治理能力最薄弱的地方，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相当不易。
公益是好事，公益要和政府结合，要推动政府做相应创新。做公益是走在前面，然后推动政府做政策制定，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也希望更多人关注公益，大家一起努力，因为这不是帮助几千个人，而是几千万人。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第三年没坚持下去
口述|辉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晓滨
前几年，我在惠氏（2009年辉瑞690亿美元收购惠氏，时任惠氏中国区总经理吴晓滨改任辉瑞中国区总经理）的时候，带头发起了一个结对帮扶贫困儿童的项目。
我们来到贵州一个贫困县，通过当地民政局和学校了解情况，最终公司的中高层几十个人每个人定向帮助2—5个孩子，定期去看看他们，承担学费杂费，买些图书、给他们写信等。我记得大家收到孩子们回信、画的画都很开心，互相给同事“炫耀”，也有人在办公室里大声念出来。
但这个项目到第三年的时候还是没有持续下去。这批孩子升学了，当地民政部门负责人和学校领导也调任了，机制也有点混乱，单靠我们这边投入的精力也有限，就渐渐断了。毕竟我们不能光汇钱过去，却不知道这些钱怎么花，给谁花，还是缺乏系统性的机制。
公益活动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好的机制，大家刚开始可能做得很好，但长期就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公益不能靠行政力量，更多是自觉和热情。
由于一些原因，当下中国的一些基金会、尤其是半官方背景的公益机构渐渐远离了大家信任，由于监督机制、管理体系尤其是透明程度不完善，人们觉得把钱直接捐给这些机构不放心，所以现在企业和个人都开始倾向于自己做。
我们这两年也在其他方面做了不少尝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员工自发参与甚至组织身边的公益项目，不求大，就盯着做点真正的事。
其中一个项目，是帮助来北京务工人员子弟上学和生活问题，包括解决生活困难、课业和兴趣辅导、共同比赛健身等。现在也一年多了，势头还很好。去年公司年会上放了一个视频，大家都非常震惊和感动，比公司建希望小学、捐款给基金会更直接、更震撼。记得当时总部来了一帮美国人，看完这个视频马上就揪着人问：去哪里可以捐钱？
我觉得真正的公益活动一定能对人的身心有益。一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帮助了别人，很多人就会有满足感。这可能是人的本性吧。事实上身边的很多人都有个想法，财力和精力也不是大问题，但因为缺乏好的途径很难形成大的风气，这主要是机制的原因。
（采访|本刊记者 冯海超）
只靠企业家力量太小
口述|白领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苗鸿冰
把环保当成事业我不敢讲，但是环保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十多年前，刘晓光发起了阿拉善SEE，现在已经很知名了。刚刚成立时，我们一群企业家去阿拉善沙漠，在那里开成立大会。当时主要致力于治理内蒙的沙漠，做一些项目，比如种树之类的，每人每年交10万块钱。
当时，沙漠的景象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
我们从北京飞到银川，再由银川开四五个小时的车才走到阿拉善沙漠边缘，然后换212吉普，那种沙漠里的车，在沙漠里开起来特别吓人，直到开到了月亮湖。在那里我们一群企业家连夜开会，讨论章程、选理事。我是当时创始的那一批（企业家），第一届理事长是刘晓光、第二届理事长是王石。
在沙漠里种草、种树和内地感觉很不一样，起初的原因是因为那阵子北京的沙尘暴太严重了，于是一群企业家就组织做了这件事情。一做就做了十多年，现在北京的沙尘暴状况已经得到了改变。
十多年下来对于环境保护有更深的体会，如果只靠企业家来做这件事情，力量还是太小，环境保护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来参与，要有各种进步力量，不能光靠企业家来做，每年10万元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情。
我的公益理想是希望中国的城市更漂亮、更加绿色，少一些污染，城市中的污染现在可能已经是雾霾，盖过了当年沙尘暴，所以我希望城市的环境更好，这个已经成为我们很重要“渴望”了。
（采访|本刊记者 孟德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