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起，香港左派摄影师蒙敏生开始将他的镜头对准了香港的劳工阶层和市井社会。彼时的香港摄影圈，还是沙龙摄影的天下，唯美、风花雪月的题材大行其道，常有沙龙摄影的影赛，填充版面的永远是摩天大楼、霓虹灯、夜总会、赌马场，朝气蓬勃、物欲横流的香港像一剂强心针刺激着人们向前、也向钱奋进。
　　蒙敏生记录的却是香港的另一面。那些藏在狮子山传奇背后沉默、平实甚至是苦涩的市井风貌。农民、渔民、码头工人，作坊、工厂、有轨电车、市井茶肆，民俗风情、工人运动、市政变迁，都是他拍摄的主题。
　　在香港，蒙敏生这样的摄影师一向被归为左派摄影师。他曾与香港“纪实摄影”领头人、《文汇报》前摄影部主任陈迹一起用手中的“禄莱”120相机记录过香港劳工阶层的生活。上世纪50年代，这个群体还包括麦烽、钟文略、陆幸如、陈复礼等人。这些摄影师提出的口号是“爱祖国，用国货”、“用摄影去反映下阶层”、“无情揭露港英政府”等。
　　在这里不得不提左派资深出版人李青先生，上世纪60年代初他奉廖承志指示要在香港创办一份摄影杂志，这就是影响了香港及东南亚30年的香港《摄影画报》几乎所有的左派摄影师和东南亚有名望的摄影家都在这里发表过作品！
　　6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腾飞，社会形态和思潮发生了巨大变化，左派摄影群体也随之分化。尽管陈迹等几位摄影师仍坚持在街头巷尾扫街，但此时香港摄影界已无所谓的“左派群体”。
　　“文革”期间，蒙敏生拍了不少“左”味很浓的照片。1967年，“文革”极左思潮泛滥到香港，香港左派工人发起“反英抗暴”斗争；70年代初，香港劳工子弟学校以及左派主导的香港名校“香岛中学”、“培侨中学”拿《毛主席语录》作教材，到大屿山搞开门办学，学工、学农。
　　香港左派摄影群体还经常进行“文革”题材的“静物摄影”和“造型摄影”活动。他们与“大华”、“裕华”两家大型国货公司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只要大陆有“文革”瓷器和雕塑运抵香港，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他们，供他们摄影创作。左派摄影师们以这些“文革”瓷器为主体，加上布景、环境，营造出革命氛围。
　　大陆人人要背“老三篇”时，有八路军张思德的瓷器抵港，蒙敏生就拍摄了《张思德烧炭》。布景是由舞台美工师出身的钟文略亲自画的，为了制造炭窑里的烟火效果，蒙敏生使用了拍电影时常用的烟火手段，在烟筒里加进“干冰”。
　　这些照片里还包括大量人物摆拍：民兵、炼钢工人、青纱帐里的游击队员、红军战士、革命小将、收租院中的长工、少数民族的儿童。
　　每年，蒙敏生都会借着回广州探亲的机会到大陆拍照。当时的广州街头，脖子上挂着相机的人不多，他的港客打扮很快惹来了麻烦——被人当成间谍，扭送到派出所。港客的照片还必须在广州冲洗，经过严格审查后才能带出境外。
　　然而，蒙敏生却将他的半生摄影事业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即使说他们是一种狂热，至少他们是出于浓烈的爱国之情和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理想主义的感召。”蒙嘉林这样理解父亲的行为。
　　1949年，新中国成立，蒙敏生回内地省亲，过罗湖桥看见飘扬的五星红旗时热泪盈眶，失声痛哭。他当时的愿望是，香港也能早日摆脱殖民统治。1997年香港回归当天凌晨，蒙敏生站在香港新界荃锦公路上，与新界民众一起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香港。他一边举起手中特意装上乐凯400度胶卷的照相机，一边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