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关于北京的图片和空气指标令人毛骨悚然。从太空，你能看见北京上空飘浮着棕色的云状烟雾，最近中国媒体一直在报道空气方面的新闻。
　　我周围的美国人非常惊讶，“他们（中国人）为何不采取一些（保护空气的）措施？他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
　　21世纪初期的美国人，尤其是居住在北加州或者没有空气污染的首都华盛顿的居民认为，居住在空气质量如此糟糕的地方会让人抓狂。但事情可没那么简单。
　　“地狱”匹兹堡
　　19世纪美国成为以工业为动力的经济大国，匹兹堡更是成为制造金属、铁矿和钢铁的基地。匹兹堡以煤为燃料，煤灰和烟雾覆盖在城市上空，再也看不到蓝色的天空。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聚拢到匹兹堡观看资本主义的奇观，他们讲的故事就非常类似于今天你听到的关于中国的故事。
　　一位美国南部人士的观察颇具讽刺意味，“如果你在桌上平铺一张白纸，半个小时后，你可以用指尖写字。因为在半个小时的间隙里，纸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炭灰。”
　　另一位旅行者回忆道，“听说过匹兹堡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一年四季烟雾从不间断，似乎这座城市是建立在‘深不可测的地狱’上的。”不过，这种肮脏能源也使一些人大发横财，据说“双手最黑的人群掌控的金钱最多，这应该是比较富裕的人。”
　　每个人都知道烟雾覆盖了他们的家园、衣服和树木，后果非常糟糕，但是这也使一些人赚取了大量的金钱，他们拒绝控制污染，而且不乏志同道合者。
　　美国科学艺术研究院（一家当时被授权、威严不高的机构）研究发布了烟雾的健康危害，并且想知道公司是否应该被允许生产被称为“魔鬼”的烟雾。而一名匹兹堡医生则主张煤灰和烟雾“只是深入喉咙内部”，还说火和烟雾“清洁了空气杂质。”
　　两大阵营的抗辩
　　于是，一场关于烟雾和煤灰是否应该存在的大辩论，在两大阵营中展开。
　　从烟雾检察员的立场来看，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阵营，一方是制造烟害的人士，另一方是被迫忍受烟害的人群。每个阵营都有激进的拥护者。
　　制造烟害的人士主张烟雾是不可抑制的必然产物，也是芝加哥商业和制造业的附属产物；烟雾不但对健康无害而且实际上是一种消毒剂，城市的低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烟雾的扩散；烟雾法令和执行要以煤炭经营者的利益为目标；减少烟雾的提倡是梦想人士的多愁善感之事。总体而言，他们都断然反对烟雾的管制。
　　被迫忍受烟害人群的激进程度丝毫没有退让。他们要求排除城市的烟煤；他们认为烟害是对公民健康的积极恐吓，其导致咽喉、肺部和眼部疾病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他们指着被摧毁的地毯、壁画、纤维制品、披着煤灰的建筑物表面以及被烟雾笼罩的天空，要求烟雾检查人员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
　　存在的不确定性事件越来越多，其围绕的具体问题就是在不危害巨大利益的情况下减少烟害。
　　变化是，辩论中最聪明、最活跃的成员，是从之前对烟害负大部分责任的阶层中脱颖而出的。现在他们以同样的理由反对他们之前捍卫的烟雾。因为他们发现减轻烟雾危害的花费比保持污染现状的花费低。由于这一合理发现，芝加哥的烟雾危害在二十世纪结束前，成为过去的遗迹。
　　变革要花费很长时间。就匹兹堡而言，直到1946年才制定了烟雾控制条例，这离旅游者将匹兹堡描述为地狱已经120年了。120年后匹兹堡才摘掉“地狱”的称谓。我意指这就是匹兹堡中午的景象：街灯全开着，因为很少有阳光穿透污染物照射进来。
　　通过空气管制
　　经过一个世纪的动荡，最终有一天激进分子使烟雾控制措施得以通过。天空开始变清晰。
　　任何污染控制的基本斗争就是努力使造成污染的公司、企业内部消化污染的成本。因为如果它们不承担，其他人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我们整个社会通过增长的健康护理费用、下降的房屋价值、毒性土地或者水或者空气资助其生意的发展。它们侥幸逃脱的唯一原因是这种因果关系追踪着它们。在复杂的系统中，它们隐藏了自己的角色。
　　所以，下次你看到北京污染的图片时，就说“天哪！中国人真应该做些什么了！”要知道美国的激进分子花费了一个世纪才赢得同样的抗争胜利，现在他们（中国人）在另一场大气变化的类似战争中却失败了。
　　（文章选自《大西洋月刊》译者：小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