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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研究社区干部行动策略与行为选择。社区干部在管理社区时不仅仅遵从“工具理性”，情感思维也是其处理公共事务时的策略选择。基于H社区的个案分析，研究发现对于情感的成功调动是H社区党支部书记最终能化解居民重重误解与抵触并实现旧房顺利整治的关键性因素。社区干部嵌入居民人情关系网络，通过其中的亲友关系对居民进行说服从而唤起其感动、尊敬等情感，进而获取居民信任，以情感动员的策略成功推动了旧房整治工作。
关键词：社区干部 情感动员 社区治理 行动逻辑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1）04-142-03
一、情感何以能治理？——问题的提出
重庆市H社区旧房整治遇上了城市化进程中历史遗留问题沉积下来的居民满腹怨气，居民对社区干部的不信任情绪弥漫在H社区中，社区干部在这样的情境中通过换位思考，以心换心，消解居民怨气，唤起居民的情感支持从而凝聚了民心，整治了房屋。社区干部是通过什么策略激发起这些情感的呢？情感作为一个生理层面的因素而非具有强制性力量的政策和法律，凭什么能够起到治理的作用？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情感能够影响制定规则、执行规则的能力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笔者试图以“情感动员”作为分析视角，以活生生的人的情感思维、自我认知来考察社区干部开展社区工作时的方式和选择。
从文献梳理来看，已有研究从“抗议”这一社会运动中对情感的作用展开分析，提出抗议者并非完全是理性行动的，情绪的作用在其行动选择与行为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James M. Jasper， 1998）。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情感一直被作为一项能够不断扩大群众基础的组织技术（裴宜理，2001）。中国政府通过对弱势群体情感的照顾来缓和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以及维护现有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同时构建仁慈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形象（Jie Yang，2013）。慰问经济困难群众，化解弱势群体的失落感这样的“送温暖”是政府对普通民众情感的重视（何雪松，2016）。中国老百姓和政府间不仅仅是西方基于契约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更是有感性的成分，老百姓眼中的国家是有道德色彩的，而不仅仅是由法律和制度这样的理性成分建构的（项飚，2010）。
情感是国家治理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任文启;顾东辉， 2019）。情感的有效运作和积极参与成为社区摆平邻里矛盾、凝聚民心与认同、化解社会矛盾的常用路径。从情感的积极参与和有效运作的视角来看，情感化是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构建的国家形象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侯瑞，2013）。通過情感实现治理的逻辑策略表现为推动多方主体从人事情理的角度出发相互体谅、相互理解，进而赢得信任与支持。同情、感同身受等一类情感技术的运用成为化解上访冲突的重要手段（侯瑞，2014）。情、理、法不仅作为中国人行事的逻辑出发点，也是官民互动中行为表现背后的三个维度。其中“情”被惯常性地排列在第一位次，是最先被触发、最先被感知和最先被需要的层面，老百姓对政府诉说的话语中最先表达的是相较于理和法而言最容易用自己的话语体系表述的情，情与理是中国人推不开的处事原则（翟学伟，2004）。
对情感的重视是社区治理中不可忽略的维度，个人或者群体的感性的情绪层面弥散在社区中，并且能够通过人们的互动实现迅速扩散与传播（文军;高艺多，2017）。通过对情感的动员能够影响个体或者群体的认知与选择，与制度、规则和法律同样影响着人们的行动逻辑（王雨磊，2018）。人情话语扮演着农村宣传动员中有效的说服机制（易前良，2018）。情感动员的实现策略表现为嵌入以被动员对象为中心由内而外逐层推演开的人情关系网络，利用网络中的亲友纽带、邻里关系获取被动员对象基于亲缘、业缘和地缘的信任，进而影响甚至塑造被动员对象的主观认知与行为选择。
二、分析框架：情感动员的行动取向
（一）动员亲友纽带：嵌入人情关系行动网络
情感是与物资、财产等物质资源一样嵌入在人的行动网络中的，个人或群体的情感一经触发能够在网络中迅速传递。情感与物质资源一样是能够被操控和掌握的，嵌入行动网络对物质资源进行动员的逻辑同样适用于情感资源。社区中的人不仅生活在家庭中，还处于社区这一国与家直接碰撞的场域中。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干部之间以及社区干部之间的多元主体共同构成了人情关系行动网络，然而仅仅有行动网络本身还不足以动员情感，还需借助于一定的策略选择激活人情关系行动网络从而嵌入其中。
社区干部既是国家形象的具体肉身，同时也是社区中活生生的有自身情感认知的居民。社区干部往往生在社区、长在社区，与社区中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亲疏联系，从而以亲缘关系为基础对社区居民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社区干部在开展社区工作时不仅仅能够运用规则、制度和政策等正式的影响力，还可以运用基于亲缘、学缘关系的非正式影响力;不同于法律、制度层面具有强制色彩的刚性正式影响力，基于人情关系的非正式影响力具有柔性与韧性色彩，能够照顾到居民的心理感受，体察到居民信任、感动或是悲愤的情绪，从而进入刚性政策力量难以进入的心理空间。
面对社区居民对国家政策了解不足以及居民感知自身利益未被维护或者诉求未被重视而造成的社区工作受阻，社区干部可以动员其亲友达成嵌入人情关系网络进行劝说、沟通，从而实现在正式影响力遭遇信任受阻时采用基于亲缘或友情的非正式影响力传递信任，达到解决或摆平问题的目的。
（二）情感唤起：人情关系网络到情感动员
社区治理经常被放在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加以考察，社区治理在这样的视角下被划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建设社区自组织，增强社区组织性与内生力;另一方面是加强和完善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建构承载国家权力运行的行政协调系统。情感的存在与作用在这样的二元架构中被忽视了，随之而来的是在社区工作中对工具理性的无限追崇，把法规、政策这样的强制手段作为社区干部行动的首要策略与万能法宝。这样的逻辑理所当然地认为强制力量是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区问题的最优选择，然而作为社区治理互动对象的社区居民有自己的欲求、好恶，这样的情感认知与利益因素一样可以左右社区居民的行动逻辑。殊不知即使当时的矛盾能够被强制措施遮掩下去，背后的不满与愤懑却只会愈积愈深。面对强制力量的失灵，通过主动的关心、沟通来唤起社区居民情感成为理性选择。 在社区这个场域中，宣传国家政策的社区干部被社区居民视为国家利益或者干部自身利益的代言人，而非代表着自身利益，当社区居委会干部试图进入社区居民之间并改变原来长期不变的利益格局时，社会中的怨、气、难的剧情便上演了。社区居民的不理解与不信任往往是社区干部开展社区工作首当其冲面对的问题。熟人、朋友和老辈亲戚等作为人情关系网络中可动员的资源对于获取社区居民的信任至关重要。针对某一居民的不信任、不合作，可以在以该居民为核心的亲友關系网络中寻求帮助，把居民对熟人、朋辈的信任作为社区干部与该居民之间的桥梁，形成从社区居民到亲友朋辈再到社区干部的信任关系传递路径，通过人情式说服而最终获取信任。
通过嵌入人情关系行动网络，利用居民对亲友的信任构建身份认同并把这样的认同传递到每一位社区居民，唤起社区居民的情感参与，即社区干部通过居民的亲友进行信任背书，把自己由居民眼中的“外人”转变为与其同呼吸共命运的“自己人”，以人情式说服实现情感动员，最终影响了社区居民的行动逻辑与策略选择。
三、实证分析：情感动员在H社区旧房整治中的运用
重庆市H社区旧房整治的过程展示了情感动员的生动逻辑。笔者深度观察H社区旧房整治过程中社区干部与居民的互动过程，根据H社区党支部书记的讲述资料以及重庆日报有关H社区党支部书记的采访资料“复盘”其与社区居民的互动过程并揭示其背后的行动逻辑。
H社区于1992年开发建设，是重庆首批“农转非”安置小区，由于房屋建造比较早，技术水平比较落后，20多年来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墙面霉变，房屋漏水严重威胁着社区居民的生活。面对如此恶劣的居住条件，大多数居民不愿整治的背后一方面是希望拆迁的强烈期盼，另一方面是对改造工作数不清的诉求。早年开发补偿低并且年久日深之后房屋破败的现实激起社区居民心中的“苦”以及拆迁希望破灭后的“怨”共同加剧了社区居民对H社区党支部书记的怀疑与不信任，社区服务与治理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
为了改善民居环境，H社区党支部书记与社区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给社区居民宣讲政策。可是H书记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社区干部挨家挨户地走访，家家户户做工作，开大会一遍一遍地宣传，让488户1422位居民都支持政策，部分居民理解了，部分居民却强烈反对，提出各种要求，让我感觉很无助，觉得实实在在是给老百姓做好事，怎么反而感觉到我在害他们、整他们。”面对H社区旧房整治中的居民的希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无论社区干部耗费多少精力都难以获得社区居民信任，反而怀疑社区干部从旧房整治项目中渔利。H社区党支部书记对居民T记忆深刻，“书记，你不要来找我了，那个工程不晓得你们要搞多少钱，这么个大热天，你不去办公室坐起吹空调，你这样跑上跑下跑到我屋头来给我做工作，你不得好多钱才怪，你不可能那么积极。”在居民对社区干部信任不足的情况下，动员居民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亲友资源作为信任背书对其进行劝说成为了理性选择。
面对居民的猜疑与不满，H社区党支部书记选择嵌入居民人情关系行动网络，通过居民人际网络中的熟人朋友做工作，不断获得居民的信任与理解，支持旧房改造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大。“我们没得法，就想尽一切办法找朋友，找熟人，从他祖辈关系网开始找，比如哪些人跟他关系好，他最听谁的话，把能够找的朋友都找起给他做工作。”寻找社区居民信任的亲友进而嵌入人情关系行动网络，建构从居民自己到其亲友再到社区干部从内到外的信任传递链条，从而实现人情式说服为H社区党支部书记化解冲突、消解疑虑、赢得信任打下了基础。居民代表X说“我是非常支持H社区书记的，但其他人以为他们是想从这个整治中搞钱，社区干部的身份不好开展工作，以我们居民的身份就好一点，因为大家都是有些沾亲带故的邻居，说话相互之间就有一种信任感。”基于亲友纽带的人情式说服，成功动员了社区居民的信任。在居民要求危房拆迁和社区居委会开展旧房整治之间存在希望破灭与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要给居民讲通政策，做好工作，还得依赖社区干部动员居民信任的亲友进行说服，从而缓解工作的压力，同时更便于人情话语的实践。
四、结论与启示
H社区旧房整治面临居民重重阻挠，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背后的关键因素是情感动员。社区干部嵌入居民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亲友朋辈激活居民的情感并赢得居民的信任，最终影响居民的行为选择与行动策略。由亲缘、业缘和学缘等人际纽带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弥散在社区这个多方主体密切联系和互动的场域中，能够发挥软性约束力，影响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时的回应态度与行动逻辑。
H社区旧房整治成功的案例使我们看到在讨论社区干部、基层行为时，不应该仅仅关注晋升程序透明、良好的竞争激励机制等制度规范，还应该回归到社区干部所处的实际生活场域，考察社区干部的情感思维、自我认知来认识他们处理公共事务时的行为和选择。人的情感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人既可能是合乎理性的“经济人”，也可能是有情有义的、会基于感动和悲愤等情绪要素而行动的人。情感动员的有效性，说明人们行为的动机不仅来自于理性的物质利益衡量，也来自于同情、义愤、尊严感等情感因素的驱动。社区治理所面对的居民，不是单纯的经济理性人，而是有着不稳定的情感与复杂内心世界的人，情感是驱动其行为选择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
依托社区居民亲友关系嵌入其人情关系网络，通过亲友纽带开展人情式说服可以作为社区干部开展工作过程中解决居民不理解、不信任的策略选择。凝聚社区情感能够有效增强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干部之间的认同与信任，进而实现把居民的社区认同、信任转变为开展社区治理中可动员的无形资源。
参考文献：
[1] James M. Jasper. The Emotions of Protest： Affective and Reactive Emotions in and around Social Movements . Sociological Forum，1998，13（3）：397-424.
[2]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J].中国学术，2001（04）.
[3] Jie Yang. Song wennuan，“sending warmth”：Unemployment， new urban poverty， and the affective state. China Ethnography，2013，14（1）：104-125.
[4] 何雪松.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J].探索与争鸣，2016（11）：40-42.
[5] 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J].开放时代，2010（10）：117-132.
[6] 任文启，顾东辉.通过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化转向[J].青海社会科学，2019（06）：24-31.
[7] 侯瑞.革命、国家与情感——一项有关国家权力情感维度的理论综述[J].学理论，2013（25）：120-122+125.
[8] 侯瑞.从情感支配到治理情感——日常信访中的情感国家[D].北京：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9]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J].社会学研究，2004（05）：48-57.
[10] 文军，高艺多.社区情感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6）：28-36+169-170.
[11] 王雨磊.缘情治理：扶贫送温暖中的情感秩序[J].中国行政管理，2018（05）：96-101.
[12] 易前良.人情、说服与认同：转型期农村宣传动员的话语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8（08）：121-127.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作者简介：付昭伟（1996—），男，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非营利组织管理。]
（责编：纪毅）
关键词：社区干部 情感动员 社区治理 行动逻辑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1）04-142-03
一、情感何以能治理？——问题的提出
重庆市H社区旧房整治遇上了城市化进程中历史遗留问题沉积下来的居民满腹怨气，居民对社区干部的不信任情绪弥漫在H社区中，社区干部在这样的情境中通过换位思考，以心换心，消解居民怨气，唤起居民的情感支持从而凝聚了民心，整治了房屋。社区干部是通过什么策略激发起这些情感的呢？情感作为一个生理层面的因素而非具有强制性力量的政策和法律，凭什么能够起到治理的作用？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情感能够影响制定规则、执行规则的能力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笔者试图以“情感动员”作为分析视角，以活生生的人的情感思维、自我认知来考察社区干部开展社区工作时的方式和选择。
从文献梳理来看，已有研究从“抗议”这一社会运动中对情感的作用展开分析，提出抗议者并非完全是理性行动的，情绪的作用在其行动选择与行为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James M. Jasper， 1998）。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情感一直被作为一项能够不断扩大群众基础的组织技术（裴宜理，2001）。中国政府通过对弱势群体情感的照顾来缓和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以及维护现有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同时构建仁慈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形象（Jie Yang，2013）。慰问经济困难群众，化解弱势群体的失落感这样的“送温暖”是政府对普通民众情感的重视（何雪松，2016）。中国老百姓和政府间不仅仅是西方基于契约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更是有感性的成分，老百姓眼中的国家是有道德色彩的，而不仅仅是由法律和制度这样的理性成分建构的（项飚，2010）。
情感是国家治理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任文启;顾东辉， 2019）。情感的有效运作和积极参与成为社区摆平邻里矛盾、凝聚民心与认同、化解社会矛盾的常用路径。从情感的积极参与和有效运作的视角来看，情感化是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构建的国家形象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侯瑞，2013）。通過情感实现治理的逻辑策略表现为推动多方主体从人事情理的角度出发相互体谅、相互理解，进而赢得信任与支持。同情、感同身受等一类情感技术的运用成为化解上访冲突的重要手段（侯瑞，2014）。情、理、法不仅作为中国人行事的逻辑出发点，也是官民互动中行为表现背后的三个维度。其中“情”被惯常性地排列在第一位次，是最先被触发、最先被感知和最先被需要的层面，老百姓对政府诉说的话语中最先表达的是相较于理和法而言最容易用自己的话语体系表述的情，情与理是中国人推不开的处事原则（翟学伟，2004）。
对情感的重视是社区治理中不可忽略的维度，个人或者群体的感性的情绪层面弥散在社区中，并且能够通过人们的互动实现迅速扩散与传播（文军;高艺多，2017）。通过对情感的动员能够影响个体或者群体的认知与选择，与制度、规则和法律同样影响着人们的行动逻辑（王雨磊，2018）。人情话语扮演着农村宣传动员中有效的说服机制（易前良，2018）。情感动员的实现策略表现为嵌入以被动员对象为中心由内而外逐层推演开的人情关系网络，利用网络中的亲友纽带、邻里关系获取被动员对象基于亲缘、业缘和地缘的信任，进而影响甚至塑造被动员对象的主观认知与行为选择。
二、分析框架：情感动员的行动取向
（一）动员亲友纽带：嵌入人情关系行动网络
情感是与物资、财产等物质资源一样嵌入在人的行动网络中的，个人或群体的情感一经触发能够在网络中迅速传递。情感与物质资源一样是能够被操控和掌握的，嵌入行动网络对物质资源进行动员的逻辑同样适用于情感资源。社区中的人不仅生活在家庭中，还处于社区这一国与家直接碰撞的场域中。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干部之间以及社区干部之间的多元主体共同构成了人情关系行动网络，然而仅仅有行动网络本身还不足以动员情感，还需借助于一定的策略选择激活人情关系行动网络从而嵌入其中。
社区干部既是国家形象的具体肉身，同时也是社区中活生生的有自身情感认知的居民。社区干部往往生在社区、长在社区，与社区中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亲疏联系，从而以亲缘关系为基础对社区居民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社区干部在开展社区工作时不仅仅能够运用规则、制度和政策等正式的影响力，还可以运用基于亲缘、学缘关系的非正式影响力;不同于法律、制度层面具有强制色彩的刚性正式影响力，基于人情关系的非正式影响力具有柔性与韧性色彩，能够照顾到居民的心理感受，体察到居民信任、感动或是悲愤的情绪，从而进入刚性政策力量难以进入的心理空间。
面对社区居民对国家政策了解不足以及居民感知自身利益未被维护或者诉求未被重视而造成的社区工作受阻，社区干部可以动员其亲友达成嵌入人情关系网络进行劝说、沟通，从而实现在正式影响力遭遇信任受阻时采用基于亲缘或友情的非正式影响力传递信任，达到解决或摆平问题的目的。
（二）情感唤起：人情关系网络到情感动员
社区治理经常被放在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加以考察，社区治理在这样的视角下被划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建设社区自组织，增强社区组织性与内生力;另一方面是加强和完善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建构承载国家权力运行的行政协调系统。情感的存在与作用在这样的二元架构中被忽视了，随之而来的是在社区工作中对工具理性的无限追崇，把法规、政策这样的强制手段作为社区干部行动的首要策略与万能法宝。这样的逻辑理所当然地认为强制力量是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区问题的最优选择，然而作为社区治理互动对象的社区居民有自己的欲求、好恶，这样的情感认知与利益因素一样可以左右社区居民的行动逻辑。殊不知即使当时的矛盾能够被强制措施遮掩下去，背后的不满与愤懑却只会愈积愈深。面对强制力量的失灵，通过主动的关心、沟通来唤起社区居民情感成为理性选择。 在社区这个场域中，宣传国家政策的社区干部被社区居民视为国家利益或者干部自身利益的代言人，而非代表着自身利益，当社区居委会干部试图进入社区居民之间并改变原来长期不变的利益格局时，社会中的怨、气、难的剧情便上演了。社区居民的不理解与不信任往往是社区干部开展社区工作首当其冲面对的问题。熟人、朋友和老辈亲戚等作为人情关系网络中可动员的资源对于获取社区居民的信任至关重要。针对某一居民的不信任、不合作，可以在以该居民为核心的亲友關系网络中寻求帮助，把居民对熟人、朋辈的信任作为社区干部与该居民之间的桥梁，形成从社区居民到亲友朋辈再到社区干部的信任关系传递路径，通过人情式说服而最终获取信任。
通过嵌入人情关系行动网络，利用居民对亲友的信任构建身份认同并把这样的认同传递到每一位社区居民，唤起社区居民的情感参与，即社区干部通过居民的亲友进行信任背书，把自己由居民眼中的“外人”转变为与其同呼吸共命运的“自己人”，以人情式说服实现情感动员，最终影响了社区居民的行动逻辑与策略选择。
三、实证分析：情感动员在H社区旧房整治中的运用
重庆市H社区旧房整治的过程展示了情感动员的生动逻辑。笔者深度观察H社区旧房整治过程中社区干部与居民的互动过程，根据H社区党支部书记的讲述资料以及重庆日报有关H社区党支部书记的采访资料“复盘”其与社区居民的互动过程并揭示其背后的行动逻辑。
H社区于1992年开发建设，是重庆首批“农转非”安置小区，由于房屋建造比较早，技术水平比较落后，20多年来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墙面霉变，房屋漏水严重威胁着社区居民的生活。面对如此恶劣的居住条件，大多数居民不愿整治的背后一方面是希望拆迁的强烈期盼，另一方面是对改造工作数不清的诉求。早年开发补偿低并且年久日深之后房屋破败的现实激起社区居民心中的“苦”以及拆迁希望破灭后的“怨”共同加剧了社区居民对H社区党支部书记的怀疑与不信任，社区服务与治理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
为了改善民居环境，H社区党支部书记与社区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给社区居民宣讲政策。可是H书记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社区干部挨家挨户地走访，家家户户做工作，开大会一遍一遍地宣传，让488户1422位居民都支持政策，部分居民理解了，部分居民却强烈反对，提出各种要求，让我感觉很无助，觉得实实在在是给老百姓做好事，怎么反而感觉到我在害他们、整他们。”面对H社区旧房整治中的居民的希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无论社区干部耗费多少精力都难以获得社区居民信任，反而怀疑社区干部从旧房整治项目中渔利。H社区党支部书记对居民T记忆深刻，“书记，你不要来找我了，那个工程不晓得你们要搞多少钱，这么个大热天，你不去办公室坐起吹空调，你这样跑上跑下跑到我屋头来给我做工作，你不得好多钱才怪，你不可能那么积极。”在居民对社区干部信任不足的情况下，动员居民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亲友资源作为信任背书对其进行劝说成为了理性选择。
面对居民的猜疑与不满，H社区党支部书记选择嵌入居民人情关系行动网络，通过居民人际网络中的熟人朋友做工作，不断获得居民的信任与理解，支持旧房改造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大。“我们没得法，就想尽一切办法找朋友，找熟人，从他祖辈关系网开始找，比如哪些人跟他关系好，他最听谁的话，把能够找的朋友都找起给他做工作。”寻找社区居民信任的亲友进而嵌入人情关系行动网络，建构从居民自己到其亲友再到社区干部从内到外的信任传递链条，从而实现人情式说服为H社区党支部书记化解冲突、消解疑虑、赢得信任打下了基础。居民代表X说“我是非常支持H社区书记的，但其他人以为他们是想从这个整治中搞钱，社区干部的身份不好开展工作，以我们居民的身份就好一点，因为大家都是有些沾亲带故的邻居，说话相互之间就有一种信任感。”基于亲友纽带的人情式说服，成功动员了社区居民的信任。在居民要求危房拆迁和社区居委会开展旧房整治之间存在希望破灭与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要给居民讲通政策，做好工作，还得依赖社区干部动员居民信任的亲友进行说服，从而缓解工作的压力，同时更便于人情话语的实践。
四、结论与启示
H社区旧房整治面临居民重重阻挠，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背后的关键因素是情感动员。社区干部嵌入居民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亲友朋辈激活居民的情感并赢得居民的信任，最终影响居民的行为选择与行动策略。由亲缘、业缘和学缘等人际纽带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弥散在社区这个多方主体密切联系和互动的场域中，能够发挥软性约束力，影响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时的回应态度与行动逻辑。
H社区旧房整治成功的案例使我们看到在讨论社区干部、基层行为时，不应该仅仅关注晋升程序透明、良好的竞争激励机制等制度规范，还应该回归到社区干部所处的实际生活场域，考察社区干部的情感思维、自我认知来认识他们处理公共事务时的行为和选择。人的情感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人既可能是合乎理性的“经济人”，也可能是有情有义的、会基于感动和悲愤等情绪要素而行动的人。情感动员的有效性，说明人们行为的动机不仅来自于理性的物质利益衡量，也来自于同情、义愤、尊严感等情感因素的驱动。社区治理所面对的居民，不是单纯的经济理性人，而是有着不稳定的情感与复杂内心世界的人，情感是驱动其行为选择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
依托社区居民亲友关系嵌入其人情关系网络，通过亲友纽带开展人情式说服可以作为社区干部开展工作过程中解决居民不理解、不信任的策略选择。凝聚社区情感能够有效增强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干部之间的认同与信任，进而实现把居民的社区认同、信任转变为开展社区治理中可动员的无形资源。
参考文献：
[1] James M. Jasper. The Emotions of Protest： Affective and Reactive Emotions in and around Social Movements . Sociological Forum，1998，13（3）：397-424.
[2]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J].中国学术，2001（04）.
[3] Jie Yang. Song wennuan，“sending warmth”：Unemployment， new urban poverty， and the affective state. China Ethnography，2013，14（1）：104-125.
[4] 何雪松.情感治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J].探索与争鸣，2016（11）：40-42.
[5] 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J].开放时代，2010（10）：117-132.
[6] 任文启，顾东辉.通过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化转向[J].青海社会科学，2019（06）：24-31.
[7] 侯瑞.革命、国家与情感——一项有关国家权力情感维度的理论综述[J].学理论，2013（25）：120-122+125.
[8] 侯瑞.从情感支配到治理情感——日常信访中的情感国家[D].北京：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9]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J].社会学研究，2004（05）：48-57.
[10] 文军，高艺多.社区情感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6）：28-36+169-170.
[11] 王雨磊.缘情治理：扶贫送温暖中的情感秩序[J].中国行政管理，2018（05）：96-101.
[12] 易前良.人情、说服与认同：转型期农村宣传动员的话语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8（08）：121-127.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作者简介：付昭伟（1996—），男，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非营利组织管理。]
（责编：纪毅）